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以毕达哥拉斯（Puthagoras，盛年约在公元前532年）为创始人，集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团体。他们擅长数学，勾股定理至今被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可能正是因为对数学的研究，使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理由是万物中普遍存在着数学结构，例如比例关系规定着事物的存在，也是天体运行的规律。显然，“数”尽管还不是思想概念，仍然具有感性的特征，但是与水、火、土、气相比，毕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通常我们将其看做是从早期自然哲学到巴门尼德存在论的中间环节。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是同时代的人，两者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拉克利特强调运动和变化，巴门尼德强调静止不动；赫拉克利特主张万物是多，巴门尼德则主张存在是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个人，一个代表着始终处在生灭变化之中，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一个代表着不动不变始终如一的“本质”（存在），两者就好像哲学的一对孪生兄弟，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他们的思想后来都汇集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之中。
巴门尼德（Parmenide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公元前501），生活在南意大利的爱利亚城邦，他是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哲理长诗一开篇，巴门尼德就借女神之口为众人指点迷津，希望把人们从黑暗带到光明之中。我们的认识面对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真理之路”，一条是“意见之路”。“真理之路”以“存在”为对象，“意见之路”则以“非存在”为对象。“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自然事物。在巴门尼德看来，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和述说的，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因此，知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存在之路。在希腊人那里，知识与意见有着严格的区别：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意见则是因人而异的。巴门尼德把以往的自然哲学都看做是“意见之路”，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哲学走上“真理之路”。哲学家们要追问的总是最根本的东西，亦即第一性的东西。如果说以泰勒斯为首的一些哲学家追问的是时间上在先的最古老的开端和主宰，那么我们可以说巴门尼德扭转了哲学的方向，他要追问的真正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时间上在先的本原，而是逻辑上在先的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巴门尼德关于两条道路的划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本质与现象，只不过还没有那么明确。他所做的努力，无非是使人们从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感觉经验超越出来，转向常住不变、永恒惟一的本质。
那么，巴门尼德为什么要与自然哲学反其道而行之呢？
希腊哲学要寻求的是运动变化的自然万物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然而自然哲学家们所说的本原都具有感性具体性的特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的自然元素，而这样的本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更不用说我们对之难以形成知识了。不仅如此，虽然本原被看做是最原始的东西，然而哲学家们在追问本原的时候却因众说纷纭而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一来知识就难以确定一个立足点。显然，知识必须从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出发，不能陷入无穷后退之中。后来，亚里士多德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无穷后退不可能”的原则，所谓“无穷后退不可能”原则指的是，如果知识是存在的——在希腊人看来确实如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立足点而不能无休止地追溯其根据，即无穷后退，否则知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无穷后退就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古典哲学乃至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直到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如此。现代哲学不再坚持这样绝对的立场了，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往的哲学和科学那样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看做是绝对的普遍必然的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巴门尼德凭什么说只有存在是认识的对象？巴门尼德延续着前面的推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既然如此，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一定是存在的。于是他得出结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通常我们把这个命题简略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且归之于黑格尔。实际上，巴门尼德早就提出这个命题了，只不过它的含义与黑格尔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这个命题看做是思辨思维的公式：认识无非是要达到与对象的同一性，而这个同一性在感觉经验中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的，只能在思想或者理性认识之中有其根据。因为思想是普遍性，存在也是普遍性，惟有在思想中达到知识与对象的同一性。由此，巴门尼德便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认识万物的本质。
巴门尼德哲学是希腊哲学的转折点，虽然这一转折的深远意义直到苏格拉底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伟大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关于两条道路或两个世界（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划分，确定了后来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基本方向。其次，他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再次，他不再像自然哲学家那样武断地宣称，而开始使用逻辑论证的方法，使哲学向理论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最后，他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的命题确定了理论思维或思辨思维的基本形式。
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西方哲学从宇宙生成论转向了本体论，而且蔚为大观，统治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多年。
所谓“本体论”（ontology）应该译作“存在论”，因为其词义就是关于“存在”（to on）的理论（logos）。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因而本原通常是时间上在先的质料性的东西，而后者则追问的是宇宙自然在本质上真正第一性的东西，存在乃是在逻辑上在先的东西。
那么，巴门尼德为什么用“存在”来规定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呢？
先让我们看一看“to on”（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在希腊语中，to on有两种含义，一是所有存在着的东西，一是存在者的存在，汉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因为to on（Being），可以有“在”、“是”、“有”等等的含义，汉语却没有一个可以将这些含义包容一身的概念。译作“存在”实在有点儿勉为其难，因为汉语中的“存在”意指“存有”和“在场”，两者都有某种具体性，而“to on”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现在还没有定论，或许也不可能有定论，因为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所以，我们仍然沿用“存在”这个概念，取约定俗成之意，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存在”概念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语言学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印欧语系所特有的系词结构的产物。
在印欧语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语句结构，即系词结构：一个语句通常是由系词连接主词和宾词而形成的。不同的语言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因而不同的哲学形态，如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其差异总有语言学上的根源。希腊人最初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寻找生灭变化的自然万物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自然哲学家们以某种自然元素如水、气等作为本原，因为本原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这就是它必须能够在保持自身的同时还要能够转化为其他的自然元素，如此才能说明自然万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但是，如果本原也是一种自然元素，也处在变化之中，那么它就不是真正不变的东西，而且由于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存在着争论，从而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于是，巴门尼德认为本原不可能是不变的东西，因为它们处在运动之中，只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非存在”。那么，什么才是真正不变的东西呢？我们用语言来述说事物。在希腊人看来，语言所表述的东西与被表述的东西是一回事，语言就是存在。在语言中，主词和宾词都是可变的，惟有连接两者的系词“是”是不变的：天“是”蓝的，花“是”红的，这“是”一棵树等等。一切东西首先是，然后才是什么，换言之，这个“是”是使什么成为什么的根据和前提。现在我们要寻找变化中不变的东西，而不变的只有这个“是”，加之由“是”的不定式亦衍生出了它的分词形式和名词形式，这就使我们可以像追问其他概念的含义一样，追问“是”是什么。在巴门尼德看来，正是这个“是”使是什么的东西成为了什么，正是这个“存在”使存在着的东西存在出来了。这就是说，“是”先于所是的东西，“存在”先于存在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先于”指的是逻辑上在先。或者说，一切是什么的东西先要“是”然后才是“什么”，一切存在者先要存在然后才能存在出来。于是，存在不仅是所有事物中惟一不变的东西，而且它也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和根据。
巴门尼德是本体论的奠基人，其思想的倾向就是以思想的普遍性为基础，摒弃了自然哲学追问时间上在先的开端的思路，探索自然在逻辑上本质上在先的根据。所谓逻辑上在先，说的是一事物之所以为这一事物固然有构成它的材料问题，但是构成事物的材料并不是决定事物之为事物的根本，决定事物是事物的乃是它的定义、概念或本质。当然，巴门尼德的思想毕竟是比较朴素的，他虽然否定了意见之路，但却并未将之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仍然为之保留了一定的位置，随之而来的问题不仅包括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包括如何处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巴门尼德的两条道路——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也就是后来“本质”与“现象”之区别的雏形，这亦构成了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它的难题之一。当然，巴门尼德所能做的只是确立了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至于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现象、感觉与理性等等的关系问题，他留给了后人。
说到巴门尼德与前人的分歧，我们以桌子为例。
就对桌子的认识而言，早期希腊哲学的两派，一派从泰勒斯开始试图通过从构成桌子的材料追问桌子的来源，以这种方式认识桌子。他们会这样追问下去：桌子是由木头构成的，那么木头是从哪里来的？木头来自树木，那么树木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派以巴门尼德为代表则主张，我们不可能从材料上追问出桌子的来源，通过构成桌子的材料也不可能认识桌子。认识桌子的关键在于认识使桌子成为桌子的东西，这就是桌子的“概念”或定义。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使自然万物成为自然万物的东西是什么，对巴门尼德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自然万物中最普遍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存在”。
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挑战，实际上也是对常识的挑战。例如他认为存在是一，多是不存在的；存在是静止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很自然地受到了人们的嘲笑。他的学生芝诺（Zenon，盛年约在公元前464—公元前461）为了维护老师的学说提出了许多“悖论”，例如“阿基里斯追龟”、“二分法”、“飞矢不动”、“运动场”等，意在将主张万物是多和运动的人的观点推向自相矛盾。
我们以芝诺反对运动的论证二分法、阿基里斯追龟和飞矢不动为例。
先说“二分法”。物体的运动总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比如从A点到B点，在AB两点之间有100米的距离，如果物体要从A点运动到B点，就必须先完成全程的一半，即50米，我们把这一点称为C。但是要从A点到C点，先要完成全程的一半的一半，即25米，我们把这一点称为D。然而要从A点到D点，还须完成全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即12.5米……如此类推，乃至无穷。这样算下来，从A点到B点之间有着无限的距离，因而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
再说“阿基里斯追龟”。在《荷马史诗》中，阿基里斯是希腊跑得最快的英雄，而且谁都知道，乌龟爬得最慢。但是芝诺却证明说，在赛跑中最快的永远赶不上最慢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因为追赶者与被追赶者同时开始运动，而追赶者必须首先到达被追赶者起步的那一点，例如阿基里斯距离乌龟100米，当阿基里斯跑到100米处时，乌龟向前爬行了1米。当阿基里斯跑到1米处时，乌龟向前爬了1厘米。当阿基里斯跑到1厘米处时，乌龟又向前爬了百分之一厘米……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无限可分的距离，所以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最后一个例子：“飞矢不动”。芝诺声称任何物体都占有自己的空间，不占有空间的东西就不存在，超出自己的空间也意味着这个物体的毁灭。倘若如此，当我们把箭射出去之后，这箭究竟在运动还是不在运动？由于这支箭占有自己的空间，而且不能离开自己的空间，因此运动着的箭实际上并没有运动。
芝诺想证明什么？他要证明，巴门尼德坚持存在是一，是静止不动的，虽然看起来很荒谬，其实是合理的。而那些坚持认为存在是多，存在是运动变化的人好像合乎情理，其实是荒谬的。我们说过，希腊人研究自然的目的是“拯救现象”，为现象提供合理的根据和说明。现在芝诺通过将运动推到矛盾的地步，来说明运动是不可能的，或者准确地说，运动是不合理的。黑格尔之后，尤其是恩格斯之后，人们用运动本身就是因为矛盾才是可能的，来回答芝诺的挑战。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芝诺悖论至今仍然是人们研究的课题。与芝诺同时代的人们都感到芝诺的悖论与经验不合，因为我们明明能够从A点走到B点，阿基里斯肯定追得上乌龟，射出去的箭当然处在运动之中，但是却又难以从理论上驳斥芝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叫第奥根尼的人向他的学生证明芝诺悖论是错误的，他一言不发，在屋子里走了一个来回。学生一看，原来如此。但是紧接着第奥根尼就要求他的学生也来证明芝诺的悖论是错误的，于是他的学生学老师的样子也在屋里走来走去，据说第奥根尼毫不客气地打了他一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芝诺本人肯定会走路，也不可能比乌龟走得慢，但是经验观察虽然如此，运动理论上却存在着矛盾。如果我们用行动来证明芝诺是错误的，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理论需要理论上的批评。
显然，芝诺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们都知道芝诺悖论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却又难以从理论上提出有力的反驳，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为了回应巴门尼德和芝诺的挑战，有些哲学家便从一元论转向了多元论：既然用一来说明多有问题，我们就用多来说明多。主要代表人物是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盛年约在公元前444年）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盛年约在公元前440年）。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根说”，以水、火、土、气为万物的本原，以“友爱”和“争吵”为聚散万物的力量。阿那克萨戈拉则提出了“种子说”，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种子”构成的，在一事物中占优势的“种子”决定着这一事物的本性。他还以一种精神性的实体“努斯”（nous）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另外，哲学之花后来在雅典迎风怒放，有阿那克萨戈拉的一份功劳，他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哲学从外邦带回了雅典，苏格拉底就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对自然哲学进行了总结，他以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万物的本原。在希腊语中，“原子”的本义是“不可分”的意思（atom），因而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所谓“虚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原子运动的场所，所以像原子一样是实在的。原子在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形状、位置和秩序有差别，所以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事物，宇宙的生成则起源于原子在虚空中的碰撞。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atom）与虚空构成了万物：原子——不可分的最小单位——是存在，而虚空是非存在，不过非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的另一种状态，它是原子运动的场所。与阿那克萨戈拉多种多样的种子不同，原子是同质的，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由一种东西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乃在于原子之间存在的形状、位置和秩序之间的区别。换言之，由于原子之间在形状、位置和秩序上有所不同，它们所组成的事物亦有所不同。这样，德谟克利特就比较好地解释了自然万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万物为一，都是由同一种东西组成的，万物亦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原子之间有形状、位置和秩序的不同。由于存在着虚空，原子就有了运动的场所——原子在虚空中的碰撞造成了它们的组合与分解，从而形成了万事万物。
与以往的自然哲学相比，原子论在理论上似乎更合理一些。它一方面坚持用质料来规定本原，另一方面则以原子和虚空来解释宇宙自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然而我们发现，原子论具有十分浓厚的机械论的色彩：原来活生生的有生命的自然现在变成了一大堆像散沙一样的各自独立的原子的集合，而运动和变化则体现为单纯量的组合与分解。因此，看上去原子论解决了自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与其说自然是统一的，不如说它是分散的；与其说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不如说多样性只是某种假象，实际上万物不存在质的区别。德谟克利特曾经说，万物之间并没有区别，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因为真正存在的只是同质的原子：“……甜和苦是从俗约定的，热和冷是从俗约定的，颜色也不例外，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于是我们发现，“本原”这个概念在多元论哲学中其含义除了“开端”和“主宰”之外，尤其突出了“元素”的规定。与此同时，他们的自然观亦越来越具有机械论的色彩。
现在，我们对早期希腊哲学的形成和演变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早期希腊哲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教传统的限制，试图以自然来说明自然，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然而，由于这个时期的自然哲学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它的问题是哲学的而其内容却是科学的，因而需要但却缺少科学实验的理论和手段，所以主要是朴素直观和猜想性的，难以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于是，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揭示了自然哲学的缺陷，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论道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了“存在”，这就为后来长期主宰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奠定了基础。此后的自然哲学家们为了解决巴门尼德提出的难题而采取了多元论的方式，最终形成了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然而，原子论哲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结束。
首先，当希腊哲学深入到事物内部，试图说明构成自然的元素和结构的时候，这些问题实际上应该由自然科学来解决，至少需要科学工具和手段的支持，而这恰恰是希腊自然哲学所无法满足的条件。其次，从米利都学派到原子论，朴素辩证的自然观逐渐具有了比较浓厚的机械论色彩，原本蕴含于本原之中的运动变化的原因被排除在了事物之外，因而难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自我生成。最后，希腊哲学追求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自然哲学演变的结果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而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尽管自然哲学后来仍然是希腊哲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宇宙论终于衰落了。随着人们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哲学中心向雅典的转移，随着雅典民主制带来的经济繁荣、社会开明、文化发达和知识进步，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日益活跃，对社会和人自身的问题愈加关注。
早期希腊哲学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它要解决自然万物的生成变化和来源归宿的问题，自然万物多种多样，本原只能有一个，这就形成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既然讲生成，就一定会遭遇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希腊人要把握关于自然的知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以后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虽然是由自然哲学提出来的，但却不仅仅是自然哲学的问题，也是后来的哲学家们一再探讨的哲学问题，不过由于探讨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形态上则有所不同。
原载《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