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馆庆，我作为商务的老作者，被约请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静下心来，屈指细数，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与商务印书馆结缘已经有40年了。
前辈学人曾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如果把这里说的“宗主”理解为学者的师承关系，那么，黑龙江大学的词典编纂活动，其宗师应该是其前身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副院长赵洵同志。上世纪50年代，她就主持过俄汉成语词典的编纂。50年代末，她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的导师是著名的兹维金采夫（ЗегинцевВА）教授。她选定的攻读方向便是词典学。60年代初归国后，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宣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突破重重阻力，最终组建起一个俄汉词典的编写班子，这虽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语言研究所实现的，但编写班子的主要成员却都是从黑龙江大学借调过去的。师承赵洵从事词典编写的有她的一大批学生，其中包括李锡胤、陈楚祥、潘国民等，可视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进入21世纪，他们三人先后荣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记忆把我拉回到1975年。那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纂出版规划座谈会。黑龙江大学的李锡胤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其实，在那以前，黑大已经接受了商务委托的“挖版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的任务。会议之后，原来的“挖版修订”升格为全面修订，原属两个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也具有了某种“国家规划”性质。借着这个名义，以黑大俄语教师为主体，从哈尔滨市多个单位借调来的五十多人的修订班子开始搭建。当时我还是一个处于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按照常规，像我这样刚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安排做这种看似老气横秋的词典工作的。偏巧正赶上我带的首届72级工农兵学员班要毕业，我已被安排去农场劳动锻炼。负责搭班子的系领导在急于用人之际打起了我的主意，并经学校党委书记同意，让我暂缓走“五七道路”，转而参加具有“反修”意义的词典修订。不曾想，这个偶然的安排，竟成为我一生业务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词典编下来，一直干到我现年满75岁。这样，借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大半辈子我都被栓在了有“工具书王国”美誉的商务印书馆这辆战车上。其实，说我“被拴在战车上”并不恰当，因为我不是被动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我本人也求之不得，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动过主动从这车上爬下来的念头。我参与或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有：《大俄汉词典》（1985），《大俄汉词典》（修订版）（2001），《便携俄汉大词典》（修订版）（2007），《乌克兰语汉语词典》（1990），《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2014），《新时代俄汉大词典》（即出）。从1975到2015年，整整40个年头啊！人生能有几个40年？我不禁发出人生苦短的慨叹。不过，回忆起历历往事，充满我内心的感受，似乎只有庆幸、满足与温馨。
我最早接触的“商务人”是潘安荣与吕军。当年，他们是代表出版单位来哈尔滨与词典修订者见面的。他们面对的是几十人组成的修订班子，我作为普通成员，没有机会靠前，与他们作近距离的接触，只能坐在一个大教室的角落里，远远地听他们讲话。今天想来，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敬业、严谨，但不苟言笑，甚至略显古板。在后来的许多年间，接触的“商务人”多了，我逐渐发现，敬业、严谨、讲究诚信、一诺千金，似乎是商务人的共性，但不苟言笑，略显古板，这是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心有余悸的自然流露？还是某些商务人的个性特点？到现在我也说不准。
我第一次走进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大楼，大约是在80年代初，即词典交稿之后。那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挤在同一座楼里。楼里好像还有人住宿。办公的条件自然不敢恭维。到处都堆满可能是资料或书稿之类的纸捆儿，看去破破烂烂，上面落满灰尘，让人不由联想起“文革”大批判中常说的“故纸堆”这个词儿。与读者的主要联系方式当然是书信。偶有急事，也可能会拍电报或打电话。但凭我个人的经验，商务的长途电话似乎很难打通。即使偶尔能幸运地拨通号码，也要等好长时间才能传唤到要找的人，让等的人为白白花掉的电话费心疼。词典的责任编辑南致善先生可能是我接触的最年长的商务人。据说，南老曾在哈尔滨中长铁路供过职，是令人尊敬的前辈。我见到他时，他戴着一副银丝眼镜，头发一丝不苟，白皙的皮肤，洁白的衬衫，挎背带的裤子，加上和蔼的态度，轻柔、徐缓的语调，一派儒雅、温厚的长者形象。我们的词典是卡片交稿。全部稿子捆成一摞摞约一尺多长的卡片捆儿。南先生整个人就埋在这一捆捆卡片堆里，聚精会神地审稿，一笔一划地改稿。他的衣着形象，与周围看似仓库管理员的工作环境，显得很不协调。
后来接触最多的是潘安荣先生。他算是刘泽荣的入门弟子，专攻俄汉词典编纂，但是，据我观察，他个人真正的学术兴趣却是在文学翻译方面。他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作家普利什文作品的翻译。我记得百花出版社出过他的译文集。审读词典稿时他最关注、提出意见最多的往往也是针对翻译。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后来，当我主持第一次《大俄汉词典》修订时，在我给他写的修订情况汇报里，除去介绍增加新词等一般情况之外，我有意举出一些译文加工提高的实例。他看了以后，充分肯定地说，这是词典“内在质量”的实质提高。他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颇为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山楂树》实际上应该译为“花揪树”。这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兴趣与词典业务结合而得来的收获。广州会议之后，他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西走重庆，与黑大、广外与川外，分别就不同的双语词典选题达成了合作协议。今天看来，他的作为，堪称是在为词典事业的发展从宏观上布下大局。他曾用他那略带沙哑的男低音不无得意地亲口对我说过，有一家在京的出版社请他去介绍词典组稿的经验。他说，我就是一句话，只要找对了合作单位与领头人，其他就什么都有了。我听得出，对商务与黑大的合作，他显然是满意的。说到他词典外的个人学术兴趣，这非但不妨碍他的本职工作，甚至还启发他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便携俄汉大词典》的编辑与出版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实例。这部词典可以说完全出自他的创意。而他的创意灵感恰恰来自他的文学兴趣。据他的实际体会，《大俄汉词典》部头太大，躺着看小说，查起来不方便。读者需要一本收词多、部头小、可以躺着查的词典。于是，去掉大型词典的例证、只提供简明释义的便携本词典的创意便产生了。这部词典后来的市场发行量远在《大俄汉词典》之上。这可以证明，他提出的这个词典定位是很有读者针对性的。看来，正襟危坐查阅词典的人可能远不如躺着、歪着、站着查词典的人多。
另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深为赞赏的是出版《词典学论文选译》（1981）。这极有可能是李锡胤与潘安荣的共同创意。这大概是国内最早介绍国外词典学理论的译文集。译者几乎都是我们修订班子的成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而原作者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前苏联。后来国内辞书学界耳熟能详的谢尔巴那篇名作《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就收在这部文集的开篇。显然，文集的组稿者已经意识到结合词典编纂开展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这个想法不仅在当时属难能可贵，对后来词典学的发展更具有深远意义。在后来的词典学论文调查报告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来自黑大的论文曾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辞书界有人甚至不无赞赏地把黑大说成是词典编纂与辞书学研究的“北方重镇”。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如此意义的这部文集的署名是“石肆壬”，即译者共“14人”的谐音，这几乎等于没有署名。这种做法是出于两位创意者的“心有余悸”，还是他们“夹着尾巴做人”的谦虚品格，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不得而知。但它能明显透出那个时代的痕迹。
刘泽荣的《俄汉大辞典》以30年代苏联出版的乌沙阔夫词典为主要蓝本。70年代的修订者自然会吸收更新的词典学理论并参考更新版本的俄语词典。于是，修订后的词典面目与原词典在诸多方面都渐行渐远。潘安荣与刘泽荣的女儿刘华兰来到哈尔滨，读了部分修订稿，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觉得，仍以《俄汉大辞典》修订版的名义出版未必合适。这时，修订班子的业务负责人陈楚祥、李锡胤等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负责精神与敢于自立于词典编者之林的担当精神。他们同意了潘安荣的建议，词典修订稿以《大俄汉词典》的名义作为一部新的词典单独出版，与刘泽荣的《俄汉大辞典》并列发行。今天想来，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这件事的当事各方，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互相尊重、友好协商、勇于担当的精神，不仅在词典工作中，而且在任何成功的大型协作项目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新的《大俄汉词典》仍没有具体个人署名当主编。
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创始人姜椿芳，通过黑龙江省委给黑大下达了将《苏联百科辞典》译文初稿加工定稿并编辑成书的任务。通过完成这项任务，词典组成员得到了新的锻炼，对工具书的认识也有了许多新的体会。这对他们后来的业务取向很有影响。在这项任务最终结束之前，即1984年，我得到了一个赴加拿大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的合作者是一位乌克兰裔的政治学教授，预定的研究课题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后来，他发现我有多年的词典编纂经历，随之建议我编纂一部《乌克兰语汉语词典》，还说这比原来的课题意义要大得多。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词典编纂经历，有时候还可能很被人看重。乌克兰语与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但毕竟是不同的独立语言。我能胜任这个课题吗？带着一些疑虑，我试听了乌克兰语课，搜集了多部乌俄、乌英与乌语详解词典，并进行了试编，之后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于是就与赞助方重新谈定了合作条件。我坚持在加拿大期间要做一些在国内无法做的事，而词典可以在我回国以后再去完成，对方对此表示接受。我们利用对方提供的词典编纂经费，根据我们的需要，增加并扩大了与对方的合作内容与交流范围。回国之后，我与词典组的同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这部词典的编纂任务。接下来，涉及到出版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商务提出申请，并表示加方还可以为出版提供一定费用。没想到，商务方面很痛快地就答应出版，而且不需要我们再支付任何费用，还同意由我署名做主编。词典出版以后，正赶上苏联刚刚解体，在短时间内，我收到上百封世界各地乌克兰人的来信，或表示感谢，或索购词典。这时，对当初政治学教授提出的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乌克兰语汉语词典选题的意义，我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在这件事上，我深切感受到了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家级出版社高瞻远瞩的大局观，以及对我个人的支持与提携。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90年代末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有关合作的意向，决定编纂一部规模更大的乌克兰语汉语词典。这项任务后来由社会科学院乌克兰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挑头，他恰恰是我们黑大的前辈校友。他辗转得知了我的情况，并把我当成了“先行者”，专程来到黑大“取经”，并争取到黑大的若干人加盟，成果最终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
从加拿大访学归来的我，得到了学校的提拔使用。很快我就被任命为俄语系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主任并兼任辞书研究所的副所长。与此同时，随着学校的教学任务日渐繁重，辞书所的存留便成了一个问题。完成了《苏联百科词典》任务之后，时任辞书所所长的李锡胤与副所长潘国民等，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领导的赵洵，策划编纂一部“熔语词与百科词典于一炉”，以大量采用书证为特点的四卷本的俄汉词典。为此，他们曾给黑龙江省委写信，阐明这个课题的意义，当然，也想借此证明辞书所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这是越过学校领导的行动，出于对我这个“年轻干部”的爱护，他们有意没有让我在信上签名。但我在得知有关情况后，坚决要求签上名字。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在关键时候能够与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良好反响。不知是赵洵与省委有关人的谈话，还是我们的集体签名信起了作用，最终省里给黑大特批了8个科研人员指标，辞书所总算有了一个继续存在的合法依据。为了最终搞定编纂四卷本《详解词典》的项目，李锡胤提出了所谓“三通”的方针，即“通天（求得上层支持）、通钱（解决经费）、通外（纳入中苏合作项目）”。解决前“两通”，几乎只能靠赵洵向她的多位老领导和老同事求助。据我知道，赵洵曾找过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剧作家李伯钊“化缘”。而“通外”却是黑大联手商务印书馆通过文化部外联局共同实施的。我自己亲身参与过与商务协商接待苏方对口的出版社专家。那是我第一次与商务具体负责外事的杨德炎先生打交道。在馆一级领导里，从部队转业不久的王新善恰好是黑大前身哈外专的老校友，他也算是赵洵的学生，对老校长的事自然全力以赴。
当初，《大俄汉词典》的编写耗时5年，而编辑排版也耗费了5年时间。照这样的进度，篇幅远超《大俄汉》的《详解》，编者是否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出版，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已经升任所长的潘国民对这事比别人想得更多。那时，关于用计算机编词典的报道已经不少，但在国内实际采用的还不是很多。北大方正的技术可能已经步入市场，但还远非完善，特别是牵涉到俄文，有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潘国民经反复考虑，最终提出了采用电脑自行排版的大胆想法。但遇到的困难是外人很难想象的。首先是经费，其次是技术，当然还有周围人认识上的分歧。他请求商务方面给以前期资助，商务的反应很谨慎。后来曾专门派人来哈尔滨考察，最后的回答是，如果黑大方面能拿出合格的排版成果，商务可以付费，至于说前期投入，他们那里没有先例可循。这样，潘国民原来指望的经费支持就完全落空了。我也曾专程来京向一家专业的研究所寻求技术援助，还签了意向合同，预付了3000元钱。但后来对方单位竟被撤销，事情不了了之。这使潘国民的积极构想几乎完全破灭。恰在此时，当地出版社的一位资深老编辑，也是黑大的校友，得知了这一情况，看准了《详解》词典的分量，并说服了自己的领导，同意拿出10万元经费支持辞书所开发电脑排版，条件是词典须交由该出版社出版。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下，为了继续生存，潘国民准备答应对方的条件，并忍痛向商务提前做了准备脱钩的通报。黑大辞书所与商务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通过潘安荣转达的。潘安荣在收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回信，要我们务必再多宽限一点时间，他要去领导那里做最后的争取。几天之后，潘安荣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领导的态度没有变化。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结果，失落的情绪溢于言表。这样，黑大辞书所与商务印书馆就《详解》词典进行的合作便终止了。再后来，果然如那家当地出版社所期望的那样，《详解》获得了首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后来，在一次开会的休息时间，我亲耳听见商务时任领导杨德炎问前任领导林尔蔚，当初怎么会让《详解》脱离了商务。林回答说，他们要求提供前期排版资助，因为没有先例，我们迟疑了一下，他们就拿走了。如今想来也是，这么大型的词典，编辑单位又拿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排版业绩，却冒险地要想自己排版，涉及的费用又不是一笔小钱，当领导的自然会慎重对待。不过，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位前任领导，对那家“撬走”了这个项目的地方出版社竟毫无怪罪之意，他一如既往地允许那家出版社采用租借《现汉》版型的方法，以缓解社里的资金困难。这个细节让我对作为“行业老大”的商务的胸襟之广大，有了具体的体会。不过，事情还不算完。潘安荣对《详解》并没有就此死心。即使在脱钩之后，他还多次通过李锡胤和我向潘国民转达，希望在10年合同期满之后，《详解》仍能回归商务。这也许就是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吧？这样一部词典，由一般出版社出与由商务出，社会效益会大相径庭，这一点潘国民当然也一清二楚。到了2005年，商务通过来京开会的李锡胤，再次提出“回归问题”。只是那时李锡胤本人已经决定不再从事词典工作。没过多久，由潘国民、郑述谱等10名原编者与商务重新签订了《详解词典》的修订出版合同。又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许多情况下是潘国民一人独立支撑，这部词典终于以《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只可惜杨德炎、潘安荣等人已经作古，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天。还必须补充一点。早在这以前，黑大在商务出的其他多部词典，都已经是自行排版。这大大加快了出书流程，保证了校对质量。总之，能自行排版，如今已经成为黑大辞书所的一个业务优势。这一点也得到了商务的认可。当初分道扬镳的事，不过是今天两家人轻松的谈资而已。
如今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门前，横卧着一块花岗岩巨石，正面镌刻着郭沫若体的“商务印书馆”，背面有“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题词。门前的多块牌匾，与这题词交相辉映。其中的一块是“中国辞书学会”。每次看见这块牌子，我会不由地联想起我与这个学会的缘分。事情要从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的《辞书研究》杂志说起。这个专业刊物的创刊时间与我们开始修订词典的时间几乎相同。它很快就成了我钟爱的业务园地与学术论坛。编辑部也注意到了我是一个很积极热心的作者。1988年，该刊邀请国内十多位作者在上海召开业务研讨会。我是被邀请者之一。我记得，当时上海正流行因吃毛蚶引发的肝炎，我也刚刚做过结肠癌手术一年多。经过一番犹豫，我还是决定赴会。这就是全国首届辞书学研讨会。参会的大多是后来在辞书界颇具影响的专家，如杨祖希、徐庆凯、钱剑夫、陈炳迢、王德春、梁式中、金常政、赵振铎、陈楚祥、汪耀楠等。李锡胤与黄建华因故未能赴会。我与另外三人要算是参会的“小字辈”。会上已经提出了筹建中国辞书学会的话题。接下来的第二次辞书学研讨会是两年之后在武汉湖北大学召开的。会上，为成立辞书学会多方奔走的汪耀楠还专门就进展情况向会议作了汇报。1993年，辞书学会最终宣告成立，并作为一级学会，挂靠教育部语信司，而秘书处则几经辗转最后常设在商务印书馆。鉴于当时辞书市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新闻出版署委托辞书学会开展优秀辞书评奖加以正面引导。我有幸作为评委至少参加了3次从初评到终评到颁奖的全过程。这使我成了商务的常客，使我有机会与出版界、辞书界的多位领导人及著名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的崇高境界、优秀品格、深厚学养都给我留下高山仰止、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有机会领略到得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学科专家们异样的睿智与才情，也使我得以跨学科、跨行业地汲取有益的学术滋养。后来，商务印书馆建立了辞书研究中心，我荣幸地被聘请为客座研究员，不时收到反映语言学研究前沿动态的宝贵资料。每次有事来京，商务几乎成了我必去之处，我觉得自己几乎成了半个“商务人”。
直到今天，在课堂上，不管是面对稚气未脱的本科生，还是已有专业积累的博士生，我都会说，词典，这是学习语言最可信的老师，编词典，研究词典，是研究语言的最好切入点。虽然这话我明知难免有片面性，但它却是我个人真实的业务体会。我的回忆，既是我个人与商务结下的辞书情缘的真实记录，也是黑龙江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围绕词典编纂走过的合作历史的部分写照。我从一个大型词典一般参与者逐步成长为整个项目的主持人，成为“辞书事业终生成就奖”的获得者之一。这其中有不少是商务给了我机会，为我搭建了平台，而我只是抓住了这机会，利用了这平台。我从商务印书馆那里得到的很多很多，而我回报给它的却很少很少。值此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由衷地祝愿它的事业永远辉煌。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