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商务印书馆——放眼全球，无论出版规模还是经济效应，商务算不上领头羊；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深度介入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术，在其艰难转型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同样也是千载难逢的。

其实，这正是商务人的自我期许。从1902年张元济创办编译所起，商务印书馆就不满足于“来料加工”，而是以主动介入的强势姿态，跟世界潮流对话，与中国变革同行。1921年进馆、日后对商务发展影响极大的王云五，1926年撰《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称“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我只不过将时间拉长、视野扩大、标准提高，站在史学家而非当事人的立场，给120周年的商务印书馆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

做出版，若不赚钱，必定是短命的。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首先是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均让人叹为观止。但赚钱之外，商务人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大出版家犹如大教育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这样，才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焦虑乃至放弃。将近一百年前，以主编《新青年》名扬四海的陈独秀，曾这么表述自家办刊理念：“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随感录七十五·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2号，1920年1月）。后者指向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杂志的精神。商务印书馆也一样，除了得天时地利人和，更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及理念在支撑。

作为行业老大，商务并非每个历史时刻都能抢得先机，但总能迅速地自我调整，很快重返潮头。这与其坚守自家立场，但身段柔软，随时准备吸纳特异人才与新鲜思路有关。此乃大社与小社的区别，小社可以“一招鲜”，大社却必须兼容并包，方能有足够的人才储备。翻阅《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尤其是前半截，每年进馆人员名单，不时可以发现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这既是经营策略，也是思想方式。

1899年，受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启发，梁启超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卷二第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其实，演说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是组织机构，与学校、报章明显有别。晚清人谈论的“报章”，兼及新闻与出版。出版与新闻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各自功能与立场大有差异，若想细说，最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么说来，若论晚清以降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最有力的机构，或借用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说法，当推学校、新闻与出版。其中新闻贴近时事，关注眼下，容易在政治史上留下印记；出版则培植根基，着眼未来，更倾向于与教育结盟。

1926年，张元济曾撰《〈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一文，深情追忆入馆之初，如何与商务老板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东方图书馆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这里所说的“教育”，当系一种立场与情怀，而不仅仅是成功编辑小学教科书、筹办《教育杂志》或出版“大学丛书”等具体举措。着眼教育者，必定是低调的理想主义，或稳重的改革派。商务强调趋新，努力与时俱进，但从不走极端。虽有若干成功的期刊，如《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世界》、《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在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上留下很深印记，但均不持激进主义立场。商务印书馆及其主办的诸多杂志，其基本理念是植根中外文化，促成民族复兴，因而显得持重、厚实、阔大，而不以雄奇著称。这在救国心切的人看来，或许偏于保守。但这正是新闻与出版的最大差别，前者追求登高一呼应者影从的效果，后者则踩得深，看得远，故不敢乱唱高调。

讲求实干，持之以恒，平和勤勉，商务的这些特点，与办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或许正因此，北大的老前辈们乐于与商务携手前行。尤其是最初阶段，蔡元培、严复、林纾、蒋梦麟、胡适等，都在与商务的精诚合作中获益良多。回首120年间，一代代北大师生，既是商务的热心读者，也是商务的坚定作者，更是商务的好朋友——正是基于这一点，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非常乐意参与主办“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7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