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霸权主义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实力，在整个世界或地区打压和控制其他国家、谋求统治地位和主导国际事务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反对霸权主义则是对这种霸权主义抵制、反击和否定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从纵向上经历了七十多年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在横向上体现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主要维度及相应的实现路径。它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继续，本质上是反对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战略和基本价值，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也昭示了国霸必衰、反霸必赢的历史定律。

关 键 词：当代中国  反对霸权主义  历史经验  历史政治学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展开的，对外战略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新型现代国家，反对霸权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战略，体现着中国对外的基本价值，彰显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也攸关整个国家建设发展的成败。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欠缺这方面专门系统的探讨，拙文拟以历史政治学为研究进路，即将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梳理和分析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演进、主要维度及实现路径，总结和阐释其历史经验，以期推进和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霸权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的理论阐释

霸权主义(hegemonism)和反霸权主义(anti-hegemonism)无疑是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但限于主题和篇幅，在此拟通过梳理相关学术史并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其略加阐释和说明，以此作为主题讨论展开的基本理论前提。

依据形式逻辑，界定霸权主义，首先就得界定霸权。霸权(hegemony)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指导”或“领导”。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霸权”一词广泛运用于学界，而且也是现实政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对其内涵却缺乏相应的共识。不过他同时也认为，“霸权永远暗示着比纯粹强力更多的某物”①。笔者通过检视相关文献发现，尽管定义存在分歧，但认知理路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即从主体或行为体来界定其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诸现象，抑或从霸主来界定霸权。英国学者马丁·怀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将国家分为支配大国、大国、世界大国、次要国家等层次，他虽然认为“霸权从未在理论上得到认可”，但“支配大国即能够充满自信地考虑对任何潜在的他国联盟开战的国家”，而世界大国则是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国②，实际上两者在现实政治中都可以被视为居于霸权国地位的国家行为体。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极”的概念来阐释行为体数量与实力分配情况③，奉行霸权主义(hegemonism)的国家往往也是国际关系格局中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较强的“极”。包括米尔斯海默在内的国际关系学者将霸权视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独尊的霸权国并不多见，霸主的概念通常可以在特定地区范围内狭义的使用，分为支配世界的“全球霸主”与统治某特定区域的“地区霸主”。④

而主义(-ism)一般是指一种思想、理念和主张；一种行为方式和作风；一种制度、体制和机制等。将“主义”作为后缀附着于霸权这个名词之后，强化规范了霸权的意义，构成复合概念——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突出现象，当某个具有显著经济军事优势的强国意图主宰国际秩序时，该国往往被认为具有霸权主义特质。有学者认为，“具备足够军事力量保护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免遭敌对国家的破坏，是成功的霸主应有的前提条件。”⑤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霸权与帝国两个概念并无实质性差异，在“二战”后的“超级大国”时代，霸权是两大阵营的代名词与“帝国”的“委婉表达”⑥。在西方学界的百科全书和专业工具书中，很少收入“霸权主义”，如在学界颇具影响由英国学者贝里奇等著的《外交辞典》也没有收入该条目。⑦在我国学界，对此较早作出规范性解释的是郑建邦主编的《国际关系辞典》，将霸权主义解释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富国欺负、压迫、支配、干涉和颠覆小国、弱国，不尊重他国的独立和主权，进行强行的控制和统治”⑧。之后，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将其定义为“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或统治的政策及行为”⑨等等。

相对的，反对霸权主义(anti-hegemonism)虽未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被明确定义，但围绕制衡霸权的相关理论却是其中的经典命题，即均势理论。均势理论古已有之，古典均势理论的目的与功能主要在于防止建立世界性霸权、维护体系的组成部分及体系本身、保证国际体系内的稳定和相互安全、通过威慑防止战争爆发来巩固和延长和平⑩。其中，防范世界性霸权是“均势”主张的首要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势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反对霸权主义的理论。

这里的“反对”，主要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不赞成和不同意，而是指对霸权主义的抵制、反击和否定。抵制是对霸权主义的抗拒和排斥，是“反对”最直接和最基本的意义，也是其第一步和基础；反击则是针锋相对的反制和还击，是在“抵制”基础上的第二步和延续，是因事因时因势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较之抵制则更显现了反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否定是否认霸权主义存在任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反对”的根本性和价值性意义，显示了其终极目标性。

基于上述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历史实际，本文对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内涵作如下界定：所谓霸权主义，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实力，在整个世界或地区打压和控制其他国家、谋求统治地位和主导国际事务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所谓反对霸权主义，则是对这种霸权主义进行抵制、反击和否定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中国，是当代世界中反对霸权主义最主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相应地，所谓当代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以美国、苏联等尤其美国在全球或地区推行的霸权主义进行抵制、反击和否定的理念、主张、政策和行为。

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对正反对应的概念，具体内容有着基本的对应性和一致性，都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二者都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实践过程。理念是主张的内核，主张是理念的具体宣示和外化；政策是理念的转化和具体化，也是理念和行为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而行为则是政策的再次转化即实践化，由此构成一个由内而外、由理念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逻辑链条。

二、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演进

从纵向考察，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演进，总体上经历了从“反美霸”到“反两霸”的实践探索、正式提出和确立、接续和归依现实、坚持和重塑、强化和新发展五个阶段。上述阶段本身也意味着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形成了符合自身需要并灵活应对国际环境的基本战略。

(一)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反霸”(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从“反美霸”到“反两霸”的实践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对美国的围堵扼杀，已坚定地表达了反对美国霸权的主张。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11)1950年6月，毛泽东表达了对美国霸权的否定：“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12)由此可以说，抗美援朝就是当时军事上直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

在这一阶段，“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虽未出现，但是用“称霸”“霸占”“霸权”“霸住”“大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概念来指代美苏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美国谋求霸权早有警觉，194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指出“美国反动派”试图建立“世界霸权”(13)。这被视为“共产党话语中首次出现这一术语”(14)。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直言：“美国在亚洲组织侵略集团的活动是与美国准备世界战争、建立世界霸权的目的分不开的。”(15)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批判了美国以反共作为借口谋求霸权的行径，指出：美国垄断资本“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力图树立世界霸权”，“美帝国主义把它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16)1958年9月，毛泽东分析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17)直到60年代中期前后，“反美霸”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已开始表达对中苏两党关系不平等的不满。60年代后，两党的分歧和矛盾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中国从之前的“反美霸”走向“反美苏两霸”。1963年9月，周恩来提出“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18)1968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苏联领导层“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认定其试图勾结美国瓜分世界(19)。1969年2月，周恩来将两霸与“强权政治”联系起来，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指出：“当前美苏企图主宰世界，首先利用联合国，我们反对联合国作为大国强权政治的工具。”(20)邓小平后来总结说：中国“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21)。

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末，因美苏现实威胁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国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大旗，虽然经历了从反美霸到反美苏两霸的实践探索，但总体上仍是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实现的，即反对美苏霸权主义仍被视为“反帝反殖”斗争的组成部分。在具体表述上，对苏联霸权往往用大国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而对美国霸权，则仍用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这种矛盾状况说明，“反对霸权主义”比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不仅意识形态色彩淡化，而且内涵更为直接、单一和明确地专指国家对外政策的概念。

(二)正式提出和确立阶段(20世纪70年代)：张力与突破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正式提出和确立阶段，也是公开打出反对霸权主义旗帜最高频的时期。此时的反对霸权主义既有争取国际道义制高点、标举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面，同时也有在国家利益考量下服从现实政治的一面，两种倾向间存在张力。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已呈现出以美制苏、联合一霸反对另一霸的思路，但在公开表述中仍未放弃将美苏霸权主义相提并论。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外交实践中的现实主义主导性优势渐成，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成为必然。

因60年代末以来苏联对华威胁上升，中国转而以灵活态度对待美苏霸权主义，现实主义在与意识形态碰撞中显现优势，为70年代中国正式打出“反对霸权主义”旗帜提供了可能，建立针对苏联的反霸统一战线成为重要目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任何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2)1973年8月，党的十大报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23)这是中国正式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标志。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最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24)。这是中国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反对霸权主义”。自1973年党的十大起至今，“反对霸权主义”在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国际部分中都会出现。1975年宪法写入“霸权主义的危害”，“反对霸权主义”一直在宪法中被保留至今(25)，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一条。作为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一环，而与日本和众多欧洲国家建交，也是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方式。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中反对霸权这一点。(26)这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迫使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做出了不谋求霸权的外交承诺。

以中央级媒体刊发的公开稿件为观察对象，不难发现涉及“霸权主义”信息的分布特征。以“霸权主义”为关键词，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对中央媒体已电子化的刊发稿件进行检索，自1960年至2021年10月共有相关报道21 333篇，以每十年为标准衡量，70年代共计5 622篇，超过其他时代居于首位；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自1960年至2021年10月共1 291篇，其中70年代共895篇，数量也远超过其他时代(27)。可见，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外交宣示。

在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张力日渐扩大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理念难以兼容现实主义，突破只是时间问题。基于国际关系变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的现实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正式将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且内涵明确的“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团结潜在联合对象、抵抗霸权国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之末，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已不再仅仅聚焦于两个超级大国，地区霸权主义也纳入了反对的视线。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在相关文件中明确将越南定义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28)，并决定予以军事上的“自卫反击”。

从霸权、反霸权到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当代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后，在“霸权”和“反对霸权”加上“主义”一词，不仅使“其语义进一步升级了”(29)，而且表明对这一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实现了规律性的把握，也显现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基本点的正式确立。

(三)接续和回归现实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国家安全与利益为依归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接续和回归现实阶段。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反对霸权主义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接续和坚持了既有的反霸基本理念；另一方面，褪去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归依现实主义。

从接续方面看，1985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30)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政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1)表明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之际，依旧延续了对外基本政策。为此，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2)

就回归现实来说，本阶段之初，中国仍将反对霸权主义矛头直指苏联。1979年中国废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邓小平强调要从两个层次定义苏联“霸权主义”，即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和主要的世界战争策源地。随后将反霸解释为“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仍然以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战略目标。(33)但随着中美关系波动与中苏谈判开启，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对反对霸权主义仅作一般性表述，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34)不难看出，8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突出体现为从国际关系格局出发的灵活性与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性。回归现实意味着灵活性扩大，“指名道姓”地反对美国或苏联霸权主义的做法逐渐淡化，中国领导人公开提及反对霸权主义也趋于减少。有学者统计发现，“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这样的话，1987年后邓小平一次也没有再说过。(35)

(四)坚持和重塑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改革和建设者角色的凸显

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10年代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外部则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与美苏(俄)的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平稳。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坚持与重塑。坚持意味着继续秉持这一对外基本战略方针，重塑则意味着对其在新历史条件下加以结构性创新发展，凸显了国际秩序改革和建设者的角色。

所谓坚持，即这一阶段中国仍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1990年，邓小平就此强调：“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36)1993年12月，江泽民重申了这一基本对外方针，指出：“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37)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处理好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不能因为反霸就放弃反恐，也不能因为反恐就忘记反霸”(38)。

所谓重塑，主要体现在突破之前的反对霸权主义范畴，从强调政治军事博弈扩展到经济乃至非传统领域，开启了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历史进程。1988年，邓小平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39)，以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这一阶段反对霸权主义重塑的主要标志。1990年，邓小平强调的对外政策两条中的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40)。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突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表述，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41)。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理念和目标概括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42)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43)则是为和谐世界这个大目标服务的。

应当说，新中国虽然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准则，但长期以来，主要扮演的却是国际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革命者的角色，而从这一阶段开始，则又彰显出国际秩序改革和建设者的角色，提出和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所谓重塑的主要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虽然褪去了之前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争取把握国际道义制高点。

(五)强化和新发展阶段(2012年以来)：新时代的“全面深化”

如果说坚持和重塑阶段确定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方向，那么近十年来，沿着这一方向，反对霸权主义呈现出进一步强化和新发展的特征，不仅立场及表达强化，而且涉及领域涵盖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走向“全面深化”。

一方面，随着美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对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中国被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霸权主义又以新面貌出现，对中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判断是“有所上升”。(4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45)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愈加升级，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愈加强化。2020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46)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47)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48)据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及表达也有强化趋势。

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主张则体现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发展。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49)这一思想适应了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现实需要，以“合作共赢”取代单边垄断的霸权主义行径，以“义利兼顾”争取国际道义高点话语优势。而这一阶段反对霸权主义新发展的突出标志则是习近平2015年全面阐释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提出，“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50)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被一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0年9月，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1)

总体观之，当代中国70多年反对霸权主义历程可谓是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又因时因势，多有变化，呈现出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方面，因为70多年来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所以，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点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提出和倡导与霸权主义相对立的公正合理的全人类价值观和国际秩序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更新发展。这里所谓的变，就是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具体维度抑或方式路径和强度上，随着霸权主义本身及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从正面提出和倡导与霸权主义相对立的国际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呈现与时俱进和发展变化的特点。

三、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维度及实现路径

从横向考察，当代中国在哪些领域反对霸权主义及如何反对霸权主义，从根本上是根据霸权国霸什么、如何霸以及国内与国际形势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在于反对霸权主义重心的变化与扩展，政治和军事维度构成了前两个阶段的重点，而后三个阶段在政治军事斗争基础上又扩展和突出了经济(包括金融)、文化和科技方面，使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展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包括金融)、文化、科技等多维度全方位的总体格局。同时，“霸权主义既是行为目的，也是行为手段。”(52)反对霸权主义尽管不是目的，但也是行为手段或实现路径。

(一)政治维度：否定霸权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秩序，构建和平公正的价值观和国际新秩序

政治维度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从政治上说，中国之所以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长期以来一项基本的对外战略，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由极少国家奉行的不平等的国际价值观，政治上必须予以根本的否定、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回击。不平等性是霸权主义的基本政治属性，70多年来，中国一直反对这种不平等的价值观，从反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再到反对以富欺贫，说到底这是国际关系中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秩序观的根本对立。霸权主义是国际社会中不平等、动乱乃至战争的根源，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中国在国际社会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及每一次迭代更新，本质都是中国这一对外关系理念变迁的反映。

反对霸权主义是破和立的统一。所谓破，根本就在于否定霸权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秩序。“中间地带”理论即是中国基于道义制高点来否定并反击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53)。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不仅依托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霸权，也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否定苏联霸权。

所谓立，则在于在否定霸权主义价值和秩序的基础上创造统一战线、构建和平公正的国际价值观和国际新秩序。无论是通过“一条线、一大片”或“三个世界”理念寻找统战伙伴，抑或是通过“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新国际秩序，均是政治维度反对霸权主义建设性一面的体现。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与基辛格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54)，首次提出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一大片”国家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构想。“三个世界”的构想则是建立在中国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独立解放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尽管“第三世界”仍作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整体的代名词，但“三个世界”理论在80年代就被逐渐放弃，回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5)，并基于对国际秩序不合理状态提出新主张。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56)自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内涵。

随着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外交理念不断得以更新完善，继和谐世界之后，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新理念，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不平等不公正的霸权主义价值观、建构公正合理的全人类价值观和新的世界秩序出发的。

(二)军事维度：从“世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军事斗争准备”

军事斗争作为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一个重要维度及实现路径，经历了从着力甚多到逐渐淡化再到应对战争威胁的过程，即从“世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军事斗争准备”的变化。

首先，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总体上是在“世界革命”浪潮下展开的，抗美援朝即是在此背景下以军事手段反对霸权主义的体现。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中国对内倾向于备战思维，而对外则通过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修”，推进世界革命并遏制霸权主义。1973年党的十大报告中重申“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并特别提到毛泽东在1970年5月声明中的提法，仍认定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强调“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57)。1974年，邓小平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根源是美国和苏联两家，战争危险更多地来自苏联。说两霸是战争的策源地，主要因为美苏两家都是搞全球战略的，搞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58)。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指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59)。

在实践层面，“世界革命”理念下的抗美援越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军事维度反对霸权主义的突出表现。抗美援越是中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军事实践，其战略逻辑和根本性指导原则，是“要革命但国家必须是安全的”或简称“安全的革命”(60)。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边境冲突后，中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其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中国占75%(61)。此外，中国还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直接履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承诺。

其次，军事斗争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实践环节的地位并非不变，当领导人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后，对战争紧迫性的判断也会改变，军事斗争手段势必让位于其他手段。在“和平与发展”理念主导下，军事手段仍是反对霸权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但中国不再坚持以应对世界大战爆发为主的备战思维。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尽管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但已没有了世界大战爆发可能性的表述。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62)至此，反对霸权主义概念被置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框架下，不再依附于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意识形态判断。军事手段尽管仍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坚实后盾，但已不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优先手段。

再次，“军事斗争准备”是推进各领域反对霸权主义实践的最终保障。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两极格局终结的三十年来，美国以军事手段推行霸权主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强调的不结盟原则，即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在一定的国际场合、针对一定的问题自然形成的一种联合行动”(63)。同时，在国际社会提倡新安全观，反对军事联盟与一味加强军备，以平等对话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64)。由于近年来美国将亚太地区作为海外军事力量投放重点，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着力做军事斗争准备，是在新形势下未雨绸缪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65)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此总结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66)

(三)经济维度：地位上升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相较于政治和军事维度，经济维度反对霸权主义的地位经历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这种变化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特点有关。正如佩里·安德森指出：“美国霸权主义体系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性或威权性手段获得保障的，而是通过将其不公正的社会力量模式嵌入别国国内的经济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规范之中。”(67)伴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腾飞，美国在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加紧推行经济霸权，甚至开启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国相应地也在经济上强化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早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急剧增长”，经济手段已开始在中国反霸实践中扮演一定角色。1971年至1977年，对外经济联络部五次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68)，1971年至1975年，“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支出占同期经援总支出的43.4%”(69)。但是，经济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并日益吃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主要体现在将捍卫国家主权与对外强化经济发展统一于反对霸权主义之中。其一，在反对霸权主义表述中强调经济互利合作。1995年，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讲话中指出，一方面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国家都没有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特权，另一方面强调“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70)，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继续倡导“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71)。

其二，反对霸权主义也是为国内经济发展赢得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经济维度地位上升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出。“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72)在这一背景下，反对霸权主义指向不再显性。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表示“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同美国发展关系”(73)，实践上依然与美国保持密切经贸互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74)“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75)。2015年年底亚投行正式成立，成为打破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一步。习近平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极大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76)，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则是反对美国的经济霸权的题中之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经济领域在反制美国霸权主义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文化维度：回击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霸权”是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社会或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当这一概念被用于表达一种国际文化关系行为时，“它是指一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国的霸权文化行为”。具体表现上，则是“西方政治和文化价值的推广，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77)。文化霸权是一种弥散性形态且具有隐蔽性，常冠以普世价值等称谓，从直接渗透颠覆到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潜移默化影响，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文化霸权的手段。破除对西方乃至苏联的迷信，实际上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就反复强调这一点。

中国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回击立足于国内发展格局，其重点在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成分，活化利用，实现创造性转化。具体路径有三：第一，树立文化自信是文化领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习近平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8)。依托自身文化内涵的文化自信是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国反对文化领域霸权主义渗透侵蚀的最直接手段。第二，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压力下主动出击的主要途径。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79)。第三，对于当下青年群体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社交平台的较高用户粘性，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以互联网为主阵地进行渗透的状况，抢占新阵地并确保网络安全，是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具体做法。对外，中国主张“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80)；对内，则认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81)，强化网络安全是防范文化霸权渗透并巩固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五)科技维度：打破美国垄断地位的反霸新领域

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和应用，科技领域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一个新维度。随着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间科技领域竞争逐渐升级。一方面，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管制，如奥巴马政府2011年公布的《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82)；另一方面，美国在科技领域试图维护垄断优势的霸权主义行径从被动贸易管制逐渐变为主动全面打压，“中兴事件”与“孟晚舟事件”成为美国在科技领域霸权主义行径的集中体现。

尽管中美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关键已不再是平衡贸易赤字问题，而是美国想通过新的双边贸易协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速度(83)。在此背景下，科技领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主要分为三方面：首先，倡导“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84)。出于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客观现实，上述倡议有利于在国际上争取共识，谋求在该领域的主动权。其次，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培养人才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习近平对此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85)再次，在国内产业发展布局中着力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突破产业瓶颈(86)。在超级计算机、数控机床、芯片制造等诸多领域，扶持产业加强研发是打破西方技术垄断的重要步骤。2016年，中国突破美国对华芯片禁售，研发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2021年，中国宇航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成为打破美国对华航天科技封锁的又一例证。

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呈现多维度和全方位化，并不局限于前述的五个方面。其中，政治维度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他维度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维度。各个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的。当然，反对霸权主义的维度变化直接受制于霸权主义的维度变化，但并不是完全被动性反对和完全对应。换言之，霸权和反霸权虽然针锋相对，但不是维度和路径的简单对应，有时面对政治或军事维度的霸权行径，以经济等维度应对可能更为有效，体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和策略性。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美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对华的政治制裁和外交孤立，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取得突破，双边政治交往冷却，但依存度升级的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经过自80年代末开始的谈判，使美国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为最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基础，促进了当时中美政治关系逐渐回暖。

四、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历史经验

通过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演进、主要维度及实现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其如下主要特征和历史经验。

(一)正义性和一贯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

当代中国七十多年来反对霸权主义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就其内在性而言，正义性和一贯性，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继续。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恃强凌弱的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仍受到美苏两霸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欺压。就此而言，霸权主义就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变种和延续，而反对霸权主义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的继续，本质上还是反对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因此，推动国际关系平等化、民主化和国际秩序合理化，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和当然的正义性。

事实上，贯穿于当代中国七十多年来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基点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性。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支援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抑或是70年代反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地区扩张态势、声援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及冷战结束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行径的抵制和反击，都蕴含着把握国际道义制高点的客观要求，也从理念内在理路顺应了国际形势需要。在不同时期，对国际道义的正义把握有时依托于意识形态表达，如在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下中国对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援；有时则力图兼顾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因素，如“三个世界”理论；有时则从国家利益出发谋求国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如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但无论在任何时期，出发点都系于扶弱抑霸的国际道义观念。这不仅塑造了中国公正的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也借此在各个时期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为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可能。2021年3月，杨洁篪在安克雷奇与美方会晤时表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87)直白地表明了反对美国霸权的立场。当下，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践依然契合国际道义，抵制和回击美国多领域全方位的打压，既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内涵中正义性要求所在。

正义性是一贯性的前提，只有作为一项人类的正义事业，反对霸权主义才能长期坚持。不论国内形势怎样改变，也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中国这一对外政策就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原则只能坚守，绝不能改变。变的是经过实践检验，对落后于国际形势和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而进行的更新。上述五个阶段正是反对霸权主义经验扬弃升华的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了新的不同的内涵，既体现了时代性和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

(二)灵活性和现实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活力所在

如果说正义性和一贯性体现了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性和不变性，那么，灵活性与现实性则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活力所在，构成了其又一基本历史经验。能否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维护并发展中国国家利益，是判断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历史经验成败的出发点。

如前文所述，反对霸权的思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后期，在两极格局的大背景下以意识形态特征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思维既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思维的延续，也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自我定位的要求，被视为践行国际道义的体现。但以支援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反对霸权主义在实践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且基于现实力量对比层面，给国家带来了一定负担。从反美反苏到权衡利害后集中力量反苏，反对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出，并随着时代更迭复归现实主义。

在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分界的反对霸权主义历史经验中，反霸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其后的阶段则将服务国内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作为一个主要目的。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88)因此，前一阶段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对霸权主义逐渐淡出，让位于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主张的后一阶段反对霸权主义理念与实践。该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自我认知的更新与定位的转换，即从在美苏两极格局中试图引领中间力量、充当现有秩序的挑战者，变为跨越意识形态藩篱合纵连横、充当融入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换言之，反对霸权主义实践从以理想主义为指导，到以现实主义为指导，中国必须避免同时与美苏处在敌对状态，应采取独立自主外交以便灵活地改善与美苏关系(89)。

反对霸权主义的灵活性变化不仅受到前述理念调整的影响，也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现实理解深化、重新审视和历史经验总结积累的结果。七十多年来，正是理念和实践、目的和手段的不断互动，才使反对霸权主义的目的和目标的具体内涵更加明确、更加清晰，手段和方式也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实际。

(三)多样性和全面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趋向

从时间性和结构性结合上看，多样性和全面性是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趋向。从其整体走向而言，呈现出全面性的发展趋向；而就各阶段的时间层面与各领域的结构维度而言，又呈现内涵多样性的发展趋向。由于霸权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随着霸权主义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面貌，反对霸权主义也在发生变化，涉及领域也由军事政治扩展到经济文化乃至科技生态，全面展开并向更广范围延伸。只要霸权主义不断变化，反对霸权主义内涵、手段和形式的多样性与全面性就会不断显现。

从最初的“世界革命”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当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阶段，面对霸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国在国际政治与国内需要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随之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全面而多样的手段加以回应。在改革开放前，也即前两个阶段，中国或依托中间地带国家，或与美国缓和关系，以军事、政治手段对霸权主义行径加以回击，对应霸权国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手段，针锋相对，或以“世界革命”名义直接采用军事斗争或对外援助手段，或通过外交途径合纵连横取得主动权。在改革开放后“反霸”的三个阶段中，当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时，经济维度不仅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行径集中的领域，也成为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在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之外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手段。当下，与经济维度相类似，在文化、科技乃至互联网、气候变化等此前并未产生中美严重博弈的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相继出现并呈现升温态势。多领域全方位的霸权主义行径自然需要反对霸权主义手段、方式的调整跟进。由于议题的交织捆绑与国际社会依存度提高，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往往与其他领域相关，呈现全面性特点，如经济领域与科技领域的很多议题通常具有关联性，美国希望垄断封锁芯片等技术，本身也是为了继续维持其高科技产业的全球霸主优势；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在某一领域施加影响的方式往往是并不单一，通常具有多样性。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炒作所谓“人权问题”，不但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外交孤立等方式横加干涉，还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等途径向青年群体施加文化维度的渗透与影响。相应的，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手段也随之跟进，见招拆招，手段上多样化应对，领域中全方位覆盖。

(四)反霸不称霸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一体两面，体现出中国外交充分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无论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与实现手段有何不同，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自始至终都是国家对外的基本战略与基本价值，绝不是权宜之计。中国不称霸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另一面，两者交相辉映。中国一百多年来备受大国强国的欺凌和压迫，有着高度的自我警觉，决不能走过去大国强国走过的老路，即作为大国，中国变强后也绝不能称霸。毛泽东为此反复告诫党内同志对外“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因为“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90)。1961年5月，对于“蒙哥马利之问”，即中国五十年后强大起来会不会对外侵略，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毛泽东明确回答：“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会占“人家一寸土地”。(91)1972年底，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以说，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伊始便承诺了自身不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92)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宣布：“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93)2005年9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也再次指出：“中国过去不称霸，今后也永远不会称霸。”(94)时至今日，中国领导人对外依然宣示这一原则立场，2021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95)2021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仍总结这一点：“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96)应当说，这是中国对世界永远的庄严承诺。

在国际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反霸不称霸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一体两面，体现出中国外交充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平等性。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97)，国家和民族之间尊重多样性、追求平等性和走向民主化，必然要反霸而又不称霸。反霸不称霸构成了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民族品格。

(五)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也昭示了国霸必衰、反霸必赢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定律

自国家产生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国强必霸，几乎成为一条历史定律。但是，不能不说，这仅仅是这一历史定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国霸必衰，反霸必赢。这里的反霸必赢，并不是指一次具体的反霸实践，而是指反霸的总趋势和总结果。谋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外是导致世界战乱无序和一切灾难的根源，内则耗尽国力，民心离散，陷于衰败甚至解体。远者不论，仅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即前有英国、后有苏联，美国正在此过程中。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多次阐述了国霸必衰的逻辑。1958年，毛泽东指出：“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98)比较而言，中美两国实行了截然不同的对外战略。如果说，美国实行的是以霸权为核心的“双轨制”战略，即霸权战略和为其霸权战略服务的“相对廉价”的“赞助战略”(99)，会形成以美国为盟主的国家集团，但不会赢得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因为从根本上说，“霸权战略会耗尽美国的合法性”(100)。中国则实行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即反霸战略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团结战略，这种战略高举和平发展和反霸的旗帜，追求国际公正与和平，愈加会取得国际合法性并赢得民族复兴，也彰显了中国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国际特征。新型现代国家的国际指标，即看能否真正超越或跳出近代以来国强必霸、国霸必衰的历史定律。历史上中国最强大的时代都没有搞霸权，而当代中国通过长期反对霸权主义的实践、自身国家属性定位、自我警醒和一以贯之的和平取向以及他者的前车之鉴，始终坚守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实现了对外关系和外交战略的和平发展道路的不二选择，显现了中国的确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型现代国家，必会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

当然，反对霸权主义的特征和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对其总结和概括甚至是难以穷尽的。从与霸权主义的关系上说，它也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因为反对的前提是霸权主义的存在，所以反对霸权主义总是后发制人的。早在1952年4月，周恩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就说道：“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101)你搞霸权主义，我就反对霸权主义。从反对的前提来说，具有被动性，但如果从提出和建构与霸权主义相对的理念和政策、行为和方式来看，则凸显了其主动性。

综上所述，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战略和基本价值，七十多年来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当下及未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乃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新形态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弥足珍贵的价值。

①[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218页。

②[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6—27页。

③[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④[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42页。

⑤[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⑥[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程卫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1页。

⑦[英]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郑建邦主编：《国际关系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⑨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⑩[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1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页。

(1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4页。

(14)[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67页。

(1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50页。

(18)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19)《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

(20)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

(22)(24)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54、123-124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25)(29)[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68页。

(26)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公报》中也包含反霸条款，表示双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写入这一条款。中国将“反霸条款”视为“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极为重视。其间中日发生争执，中方坚持写入，日方不同意，历经6年9轮谈判才达成一致。

(27)根据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检索统计。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30)(31)(36)(39)(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4-105、353、283、35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33)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518-519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35)叶自成、李红杰：《中国大外交：折冲樽俎6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72-73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9页。

(3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4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44)(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37页。

(4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75页。

(47)《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

(4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9-60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3页。

(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3-525页。

(5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14页。

(52)郑建邦主编：《国际关系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0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9页。

(55)(61)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41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5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红旗》1973年第9期。

(58)《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5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60)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377页。

(6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63)(70)《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479页。

(64)(7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41页。

(6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6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67)[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78页。

(68)(69)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1、57页。

(72)《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

(73)《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学习江泽民同志在欢迎我驻南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之五》，《人民日报》1999年6月3日。

(74)(75)《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8、651页。

(7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9页。

(77)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149页。

(78)《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79)《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80)《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

(81)《向着网络强国阔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发展述评》，《人民日报》2018年4月20日。

(82)赵刚：《中美科技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展望》，《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83)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2辑。

(84)《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

(85)《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

(86)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87)《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阐明中方有关立场》，《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89)叶自成、李红杰：《中国大外交：折冲樽俎6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90)(9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6、429-430页。

(9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57页。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85页。

(95)《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

(9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8页。

(97)(99)(100)[美]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陈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8、197、197页。

(98)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0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