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教育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议题之一。作为一项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并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实践活动，农民教育旨在把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国民，其动因、类型与方式均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地域性和渐进性影响而呈现出多变与多元的特征。农民教育是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在实践中对增进国家认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国家现代化建设  农民教育  现代国家  历史政治学

从古至今，农民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口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为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原材料、劳动力、武装力量等资源，而且为实现新旧政治的转换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生性力量和合法性支持。历史表明，农民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动力与潜在力量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经过说服、动员、教化乃至改造等一系列教育行为形塑出来的。农民教育因之构成了一个贯穿于现代国家创建与发展的各个阶段、关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速率与质量的重大历史课题和基础性议题。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教育贯穿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农民整体实现翻身做主人、脱贫致富乃至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宏观历史为参照，以“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的历史政治学”①为研究进路，对农民教育的内容、类型、方式、动因及影响加以梳理和分析，阐释其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期丰富和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理论。

一、概念阐释与研究评述

概念界定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是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据此，本文对“现代化建设”与“农民教育”两个核心概念加以界定，并对相关研究略加评述。

“现代化”被“界定为一系列大规模变迁过程的总和。通过这些变迁过程特定社会往往获得被认为是现代性所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②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主要是由国家主导并在国家范围内实现，因之所谓现代化一般即指国家现代化，现代化建设一般即指国家现代化建设。相应地，“现代化建设”，即“国家现代化建设”就是指国家在确立领土、主权、人口、政府即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及其基础上，培育与发展其“现代”特性，包括建立和培育现代的制度、思想、经济、文化、国民，以及协调处理各现代化要素相互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国民福祉的过程。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语境下，“农民教育”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心理素质、文化水平、生产技能等方面所开展的教化活动。就教育对象而言，主要是指生活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处于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农民；就教育过程而言，是一个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地域、文化、种族等差异进行的各有侧重、非线性的过程；就教育目标而言，是把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国民，使其具备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国家各方面建设。

回顾既有研究，中外学者多以农民的自身教育与农村社会的变迁为考察内容。③但从概念延展的角度探究，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农民教育是普遍且多元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用精细的史料佐证了农民阶级与土地贵族的商品化程度是导致各国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因素。④农民的商品化是指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变为以营利为目的、参与市场交换的农业劳动者，即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说的“农民的终结”。⑤但这种经济小农的“终结”，尚不足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农民还必须实现心理、态度、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变，这是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对现代国民的基本要求。⑥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理性小农”⑦开始与国家资本发生直接对抗，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描述的法国农民与资本和国家的抗争历史对此有较好呈现。⑧由此，小农经济的市场化改造与农民现代经济意识的觉醒，是现代国家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与欧美国家相比较，亚非拉等后发国家，建立现代国家依靠的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崛起的现代政党或军事集团。他们组织广大农民，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摧毁旧式统治，创建现代国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俄、中三国的比较历史分析，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⑨在新生政权开启现代化建设之际，传统农民的障碍性也凸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农民的封闭性、保守性以及农民阶级整体的落后性，揭示了开展农民教育的基本动因。斯宾塞则从社会大众影响后代发展和人类历史进程层面强调了教育农民的重要性。⑩

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农民问题包括其教育问题逐步得到重视和实践，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大规模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教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四十多年来学界围绕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政治改造及农民的相应反应，(11)揭示了在革命和阶级斗争话语下农民教育的政治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伴随国家建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教育也向农业经济及农村改革领域倾斜，有关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12)这些成果多以农民素质与农村教育、农民自主性与农村改革、农民流动与新型农民培育为主题，使得“三农问题”“基层治理问题”等研究成为显学。近年来，相关研究又增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主题。

总体观之，宏观的历史分析与微观的个案研究是学术界研究农民教育普遍采用的两大视角。有关农民品性、农民革命、农业社会嬗变等主题已有了相对全面的解读。但问题在于：一是既有研究或是对某个议题的聚焦研究，或是选取几组变量进行跨时段、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探讨农民在国家建立时的作用，而对农民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作用的讨论相对较少，且在探究生发原因时侧重结构、经济和历史因素，而对农民自身因素的分析不足；二是对农民教育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内在逻辑的分析相对薄弱，如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对农民教育的需求有何异同，建设的不同目标与农民教育的具体内容有何关联，影响农民教育的因素有哪些以及教育之后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哪些作用等。概括来说，既有研究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农民教育问题相互关系的政治学阐释不足，这正是笔者试图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二、农民教育的逻辑理路：时间与结构的互嵌

用历时性观察与结构性比较的方法考察农民教育，可以看到，农民教育受本国基本国情及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差异的影响，具有特殊性，同时，农民的传统属性和在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潜在作用，又使农民教育具有普遍性。因此，廓清农民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是对农民教育内涵的深化，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本国特色”的直接反映。

(一)农民教育的历史逻辑

农民教育作为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且由国家主导的活动，整体的历史演进脉络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一致的，即“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在时序上是统一的”(13)。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国家现代化建设大体经过初期、发展与完善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在现代国家初步建立的大背景下，农民教育侧重国家认同，认同对象或是对原有国家被推翻后建立的新国家的认同，或是对旧式政权被推翻后的新生政权的认同。前者的目的是要打破农民与国家的隔离状态，使农民明晰国家之“新”和自身的国民属性；后者侧重对新的中央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发展阶段是现代国家塑造“现代性”的阶段，即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所有的“现代性”都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支撑和连接，相应地，农民教育也围绕如何建立治理体系与提高治理能力展开。如教育农民纳税、服兵役、选举以及提升农民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化意识等，旨在实现农民与国家的互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完善阶段，国家的“现代性”基本成型，为进一步巩固和增进“现代性”，除了继续提升农民的基本素养，还要提升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和综合素养，使其现代国民属性愈加完善，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建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可见，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是渐进性和针对性相统一并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纵览现代国家演进史，农民教育大致可分为以西欧早发现代国家为代表的内生型、以亚非拉等殖民地国家为代表的外生型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混合型。(14)

内生型。指农民教育的动力根植于国家和社会内部，并在“不知不觉间”(15)生发出来，具有自发性、渐进性及达到一定阶段对外扩张的特性。15世纪起，西欧封建制度、庄园制度、行会制度逐步瓦解，神权政治下的精神枷锁逐步解除，王权崛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接踵而至，“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16)西欧各国的农民也在这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革中得到相应的成长和改造。显然，这种内生型的农民教育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步的，呈现出互动互促的特性，其动力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体是不断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

外生型。指农民教育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生发，并在应对外来因素的过程中展开，其代表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国家。在这些国家，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普遍处于相对静止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西方殖民者入侵后，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肆资源掠夺和残酷殖民统治，这些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被殖民者解构，并为了殖民者的利益进行重构。正如马克思对英国殖民印度的评价：“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因此，外生型农民教育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势力的侵略和剥削，其教育主体是殖民者以及为其服务的传教士和代理人，他们对殖民地国家所做的改变，即便在民族解放后依旧发挥着作用。

混合型。指农民教育的动力是内外力量叠加且以内部力量为主的类型。以中国为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8)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仁人志士拯救民族危亡的热情，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开展了救亡图存运动，但都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制约下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至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成为扭转内外困局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功建立起新型现代国家。因此，混合型农民教育的动力主要是外部力量刺激下所迸发出的本国现代化力量，其主体通常是作为社会中心力量即政治领导力量的革命政党。

(二)农民教育的结构逻辑

如果说历史逻辑展现的是农民教育的特殊性和过程性，则结构逻辑展现的是农民教育的普遍性和结构性，两者的结合，是对农民教育立体式、全景化的理解和诠释。

1.农民教育的主要维度

农民教育是围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般目标展开的，大致包含如下维度：

其一，国家认同教育。传统国家是“集家成国”的，血缘关系和乡邻关系构成了农民主要的社会关系网，农民对家庭、宗族、乡村的认同远超于对国家的认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家庭、宗族的壁垒，让农民“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19)，这种使农民接受国家的价值、制度和政策，基于自主意识产生爱国情怀的心理活动，就是国家认同教育。

其二，现代国民教育。晏阳初曾用“愚、穷、弱、私”来概括旧中国农民的状况。人们对农民的固有认知一般是落后、不文明、愚昧的，是迟滞社会进步的力量。把农民群体由阻碍力量转变为推动力量，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在特定意义上，现代国民教育就是赋予农民现代性的过程，使农民在摆脱文盲的基础上，从心理、态度、思想和行为等各方面，都能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和制度运作同步前进，成为拥有持续发展能力，拥有应对世界“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的人(20)。

其三，农业技能教育。小农经济下农产品产量低，制约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工具、技能和农业技术。“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21)这方面，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典例。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的生产技能得到很大提高，粮食产量有明显增长。因此，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和改良是各国农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四，意识形态教育。统一的意识形态是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它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认知结构”(22)，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认同，并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其得到传播与巩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初期，国民意识尚未普及，各类思潮叠加混杂，现实困境倒逼国家建设者必须构建一种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塑造统一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及行动取向，规避国家的信仰危机。

其五，农村文化改良。追溯人类农业文明，各农业大国几乎都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民文化，这些文化不乏积极合理的成分，但大多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悖的。在传统国家，农民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缺乏独立人格和个体精神。农村文化改良就是在承接现代国民教育基础上，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纠正传统遗风陋习以及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为农民营造益于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

2.农民教育的基本方式

农民教育的多重维度，决定了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教育机构教育。教育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构、学校、培训机构、研究机构等。各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都建立起了完善的教育体系。通过设立覆盖全国的教育机构，农民得以在农业知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接受系统教育，逐步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农业劳动者。

其二，亲缘组织教育。农民大部分活动局限在家族、宗族、村社等亲缘组织中。农民接受的教育很多来自族内长者或乡绅贤达，传授的是基本的生存技能、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并代代延续，形成一种“前喻文化”(23)。依托亲缘组织开展农民教育，可以避免部分国家政策因宣传不到位使农民产生误解，造成直接冲突的可能。同时，凭借时空优势和乡土情怀，国家教育方针能够更好地输入农村社会。当然，亲缘组织也会成为农民迈入现代社会的障碍，必须有选择地加以改良或取缔。

其三，革命运动教育。传统农民的生存如果受到威胁，“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24)也就是说，当散漫无组织的个体农民被动员起来，会凝聚为颠覆性力量。在此过程中，被推翻的不仅是旧的政治秩序，还包括文化秩序、社会秩序、阶级关系等，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指出的：“原有的教育制度被彻底摧毁并建立了全新的制度，它对整个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一般观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5)通常情况下，代表农民的阶级或组织在动员时会进行思想引导和说服教育，包括揭露旧统治的黑暗、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阐释革命运动的合理性，等等。在革命运动中，农民原有的思想观念和身份意识也得以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运动本身就是教育农民的过程。

其四，外来文化教育。在“外生型”和“混合型”农民教育中，外部力量的输入是打破本国传统的重要因素。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全球贸易、殖民扩张、宗教传播，在为亚非拉国家带来先进的工业技术、种植技术、管理方式的同时，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西式自由主义文化也同步输入。新文明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农村社会的变革，当地农民开始接触崭新的外部世界，种植新式农作物并参与市场交换，突变与渐变的叠加成为农民个人与周围环境的显著特色。

三、农民教育的基本动因：多维视角的考察

“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26)农民教育问题之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已是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背后的因果逻辑为何?或者说农民教育的基本动因是什么?从农民与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两者的自主性来看，农民教育是主观与客观并重、内因与外因叠加、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产物。

(一)农民传统与观念的局限性

历史地看，农民是最具传统性的群体，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一般意义上说，传统农民虽具有人所共知的优秀品质，但他们也有传统习惯和观念上的局限性。

1.农业立身

在传统社会，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寡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最显著的区别。“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27)对土地的渴望，使得农民在得到土地之后倍加珍惜，由此产生乡土情结。“在像印第安人这样一个固守农村习惯和农民心理的种族中，剥夺他们的土地就是造成物质和精神解体的一个原因。”(28)传统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但在人力为主的耕种模式下，农产品仅能自给自足，无法满足现代国家所需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难以实现土地、劳力的商品化、市场化。为此，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土地要素融入商品市场，把农业转变成职业分工，是开展农民教育的基本动因。

2.分散与保守

分散与保守是各国传统农民的普遍特性。农民往往依托家庭、公社的庇护过着安土重迁的生活，对新事物、新技术、新制度采取观望、迟疑乃至反对的态度。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在描述中国一个传统村庄时指出，对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冬小麦，只有少数很富裕的人敢冒这种风险。(29)究其根源，农民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不具有应对风险的手段，所谓进步的“冒险”可能会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境况。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严重阻滞了农民的创造意识和革新精神。因此，需要通过教育解放和改造农民。

3.狭隘与自私

农业社会中的人地矛盾以及衍生出的温饱问题，使农民正确引用：“就像一个长期站在水中只有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一样，只要稍微过来一阵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30)土地—粮食—生存的求生之道成为农民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他们的思想被如何多打粮、吃饱饭所占据，生活方式单一，形成了具有局限性的小农品性。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人际圈子的扩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倒逼农民走出狭小的乡村环境，卷入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如此一来，传统农民狭隘自私的品性与现代国家所提倡的合作意识和公共精神格格不入，需要通过教育加以改变。

4.政治冷漠与依赖

在传统国家，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往往与上层社会，尤其与统治阶层之间是一种疏离的关系，导致农民对政治事务缺乏主动性和行动力，倾向于“搭便车”或遵从集体行动。因此，农民是需要被代表的，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动员和组织。法国大革命、墨西哥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之处，正是广大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培养农民积极关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习惯，实属农民教育之必然而求。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的传统性在不断递减，现代性在不断递增，这是一个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的螺旋式历史过程。但是，观念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农民教育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减弱这种惰性力，加快农民自身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农民教育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改造农民的性格与观念是农民教育的初始目标，国家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需要集聚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对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基本力量和主力军的农民开展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1.培养现代国民

在发展中国家，农民一般占据着全体国民的绝大多数。因此，实现国民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又是最艰巨最长期的任务。培养现代国民的本质就是使国民生活在现代，具有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现代的生活方式、职业技能、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与现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互配合、同步向前，即“个人现代性，乃变成把某些制度环境的特质，纳入自我体系的一种特征”(31)。因此，把农民培养成现代国民是社会发展与制度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对农民的教育与改造也是国民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2.营造现代社会生活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不同地域、民族、职业、阶层的群体联系愈加繁密，社会环境呈现开放、多元的形态。但传统农民并不能很快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其中既有其他社会群体的排斥，也有农民本身的不适应，如观念的落后、传统习惯的约束、生活环境的闭塞等。消解农民的不适应，使其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是现代国家的职责所在。

3.发展市场经济

农业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演进印证了经济发展都是从传统部门，即农牧业、狩猎业、渔业或依赖农业提供原材料的部门开始的，“商业和手工业只是建筑在农业生产大海中的小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才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共性特征”。(32)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产品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材料资源，农民提供人力资源，农村提供土地资源和消费市场，因此，保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发展需求相一致，是开展农民教育的目的之一。

4.树立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严格地说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之上，至少从17世纪以来，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真理。”(33)但政治权威如何树立呢?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给出的答案是权力加合法性。(34)政治权威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国民对国家制度、权力、组织的服从和忠诚，“如果公民通过权威和拥护的关系与政府相互连接，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国家建构由此可被认为获得了成功。”(35)因此，把受制于传统专制强权的农民转变为受现代权力管理的国民，使农民视国家为唯一的权威性实体及其个人认同的唯一基础，是达成国家与农民互为建构的前提。

四、农民教育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博弈、适应与融合

人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国家现代化建设也包含人的现代化。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民与国家双向互动并彼此影响，现代因素逐步增强。这一过程体现为农民教育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适应与融合。

(一)培育现代国民：传统农民的现代化改造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有目的的求变行为，对农民教育而言，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思想意识、身份地位与行为方式三个方面。

1.思想意识的改变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因素中就包含着农民传统观念和行为的顽固性和延续性。农民教育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农民旧观念、旧思想、旧习俗等的消除与改造，即“精神脱盲”(36)。借助国家认同教育、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农民文化改良，可以清除产生旧思想的文化土壤，把农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将新思想输入到农民日常生活中，并把农民自身的思想变化反馈回教育主体。由此，农民能够不断认识和接受新思想，实现思想意识的去旧立新。

2.身份地位的改变

在传统社会，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统治者，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有的只是缴纳赋税、提供劳役的义务。经过农民教育，尤其是经过民主主义教育、民族主义教育和革命斗争教育，农民被动员起来参与推翻统治者和外来殖民者的斗争，其自身也在此过程中由“臣民”转变为可以参与国家事务的“国民”。农民成了独立的行为体，即“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7)。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民身份的依附性和地域性色彩也渐趋淡化，农民不再仅代表一种政治身份，而主要成为一种职业身份。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和乡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选择的结果。(38)他们也如同城市居民一样，可以自由、平等、有尊严地生活，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39)。

3.行为方式的改变

传统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和对外交往方式一般依循村规民约与政权的强制，自主性行为相对较少，行为呈现出无序、散漫的特点。农民教育一方面培养了农民的自主性意识，从惰性的个体转化为积极的国家成员；另一方面又通过政策、规章与制度规范了农民行为，使其遵守基本的现代行为准则。在经济行为层面，黄宗智对中国华北小农的总结颇具现实意义：中国小农具有三种不同面貌：一是为自家消费而生产，二是因追求利润而为市场生产，三是为供应非农业部门的消费而生产(40)。农民的经济行为由个体农业经济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并成为后者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政治行为层面，传统农民从漠视政治行为和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逐渐转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为保障个人权益而影响或改变政治决策；在社会交往层面，农民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狭小的乡村，他们开始突破地域的限制，跨域、跨国地大规模流动，并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二)增强国家认同感：对外有别与对内统一

农民思想行为的改变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改善，带来的是农民对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明确“本国”的国民身份属性，认可与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

1.对外确证农民的国别属性

纵观现代国家构建史，在成为现代主权国家前，相当一些国家往往都会面对军阀势力、旧式阶级抑或外部侵略者的阻挠、掠夺甚至镇压，这使得农民或者在诸多统治者当中难以辨识“我是谁”，或者“像对自己的国籍和历史一无所知的罪犯一样生活在笼子里”。(41)如何把外部侵略者赶出国门，消灭内部敌对势力，如何填补内外势力清除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与管辖缺失，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共性问题。通过政治革命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农民可以认识到阶级的压迫，辨别能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参与该组织所领导的革命与改革，为击退内外敌对势力贡献自身力量。中国农民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结束外部干预和内部分立的割裂状态之后，中央政府在国土范围内享有独立的主权，农民也获得了明确的、唯一的“本国”国民身份，并逐渐培养起整体国家观、国民身份意识以及爱国主义情感。

2.对内赢得农民的认可与支持

对于广土众民的大国而言，中央政府如何把政治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如何赢得每个国民对中央权威的认可，是国家认同建设的另一维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初期，虽然国家名义上实现了政权统一，但国民彼此之间以及对国家的认识是相对模糊的，尤其在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的边疆地区，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本村人”“本族人”“本地人”，而很少把自己视作“本国人”。因此，农民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人口国民化，达成心理上的认同，使农民参与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三)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政权建设与精英吸纳

“早就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许多世纪以来，它们在全国进行了有效的治理。”(42)其中，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随着中央与基层的连接日益紧密，农民不断得到教化与改造，农民开始扮演起基层治理的执行者和自治者的双重角色，为重构、维护和巩固基层政权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加快基层政权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基层政权并与中央政权实现直接对接，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事实上，建立基层政权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动员农民参与并服从基层政权建立与管理的过程。农民教育有助于改变农民只是“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43)的角色认知，打破空间上的隔绝与心理上的隔膜导致的农民与国家仅是单线的服从与被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使农民逐渐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基层政权的发展与自己息息相关且深受自己的影响，把“归属认同从旧的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建立起他们归属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新原则”(44)，进而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2.提高农民选举的积极性

在大多数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政权是由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举出来的，但“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须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45)为达致良好的选举效果，国家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选举制度，提升选举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提高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适时地进行政策宣讲和政治动员，化政府的强制性指令为群众的自觉性参与，这一点恰是农民教育的成效之一。

3.规范政府的权力运作

在现代国家，农民作为普通大众是权力监督的基本主体，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防止发生掌握大权的人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虐政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广泛地启发人民的思想，提醒他们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力去粉碎这种野心所追求的目的(46)。可见，培育农民的监督意识，使其成长为现代“政治人”，是监督权力运作，使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方式。

4.选拔和培育农民干部

基层干部与基层群众接触最为广泛、最为频繁，是国家实施农民教育的“第一梯队”。由于农民数量的巨大与传统宗族组织的阻滞，基层干部在农村开展农民教育活动时会受到各种羁绊，尤其是国家自上而下委派的干部，作为“外地人”来教育“本地人”，难度会相应增大，由此造成农民教育对基层干部的高需求量与基层干部实际低供给量之间的矛盾。通过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政治觉悟，有利于选拔并培育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补充基层干部数量，并借助其熟稔乡村政治社会关系的优势，更好地发挥管理与服务乡村社会的作用。

5.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文化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教育是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其作用表现在：其一，农民教育对农民旧思想的改造和新思想的灌输，有助于农民精神世界的“更新换代”，进而形成新的文化思想，产出更多反映现代生活的文化产品；其二，改良农村文化，可以弱化地域文化的互斥性，增强文化的黏合作用，培育基于本国历史传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识；三，农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无形中塑造着农民，引领着社会，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工具，如中国的“文化下乡”活动，既促进了教育资源向农村流动，也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改善了农村社会风气。

(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汲取、整合与动员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开展农民教育，很大程度上会提升国家在资源汲取、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方面的能力。

1.财税汲取能力

农民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和使用现代生产工具的能力，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如1949-1957年的中国辽宁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总产值由10.6亿元增长至17亿元，增长率为83.4％，同期辽宁工业基地初步建成，工业总产值增长20.9％。(47)此外，随着农村经济模式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以工补农和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互换与流动加快，国内消费和国外贸易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也间接得到提升。

2.社会整合能力

国家的发展进步带来的是农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增多，若不能及时倾听和疏导，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放眼全世界，民主转型的阵痛、失败国家的频现、民粹主义的复兴等，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一问题的现实表现。国家对农民群体进行法治思想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可以培养其法治思维和守法意识，提高其对不法分子恶意煽动与蓄意破坏的辨别能力，并维系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指出：“防止产生暴民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不是镇压。”(48)

3.政治动员能力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国家凭借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与组织教育，使农民能够熟知国家的大政方针，特别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并通过宣传和动员机制的“下沉”，不断把农民的人力资源“上收”，为国家建设所用。如韩国的新村运动，为改变农民因殖民统治与战争形成的听天由命思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新村运动进行培训、指导，时任总统朴正熙甚至要求所有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都参与培训和宣传，使得农民心态从宿命式的“我们不能做”转为“我们能够做”，仅用四年时间，就把全国所有的村民动员起来参与到生产建设之中，从而助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49)

五、结语

农民教育问题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和基础性议题，也是一个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难题。一百多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农民教育问题又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农民教育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50)，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并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农民脱贫后返贫、城乡矛盾等问题依然存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51)。面向人类发展的数字时代，作为最具历史性的群体和阶级，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对农民的现代化教育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王续添、辛松峰：《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以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为中心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②[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页。

③参见李水山：《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中国农民教育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吴锦程：《中国农民教育供给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日]横尾总三郎：《日本农民教育馆的真精神》，丁松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④参见[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⑤参见[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参见[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Samuel L.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⑧参见[美]查尔斯·蒂利：《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汪珍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⑨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⑩参见[美]赫伯特·斯宾塞：《个体与国家》，林斯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11)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12)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赵树凯：《农民的新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赵树凯：《农民的鼎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等。

(13)[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王春华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言第2页。

(14)类型划分主要参照如下几方面因素：人口大国且农民占人口主体，现代国家建设历程在世界或所处地区具有代表性，基于长周期—宽视野的分析视角。类型分析仅具有一般意义，是择取突出的典型而暂且舍弃彼此之间的差别。

(15)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7页。

(1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9)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2页。

(20)渠敬东：《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页。

(21)[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页。

(22)Bo ,"Ideology and History",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11,No.1,2006,pp.23-42.

(23)前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参见[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25)[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26)[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美]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27)[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第147页。

(28)[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页。

(29)[加拿大]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30)[美]理查德·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9页。

(31)[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有关个人现代性的了解与误解》，载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4页。

(32)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33)[英]莱斯利·格林：《国家的权威》，毛兴贵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34)[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35)[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36)Thomas S.Bowdern,"Spiritual Illiterates and Intellectual Peasants",Christian Education ,Vol.27,No.3,1944,pp.148-153.

(37)范扬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339页。

(38)李培林：《农民的终结是选择还是命运》，《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

(39)《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40)[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41)Yücel ,"Educating the Peasants:The Ottoman Army and Enlisted Men in Uniform",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0,No.6,2004,pp.92-108.

(42)[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43)[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

(44)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4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页。

(46)[美]菲利普·方纳编：《杰斐逊文选》，王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9页。

(47)《中国农业全书》(辽宁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48)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49)[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6页。

(5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8页。

(5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