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法科内卷会加剧？第二个问题，法外知识的意义以及变量。第三个问题，法科生如何使法外知识变成我们的能力和优势？避免同质化和内卷？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内卷以及如何看待内卷的加剧。通常，从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摄取、知识的应用等全过程来看，一般是“三部曲”。
一是从知识鄙视（位阶高低）到知识急剧需求（第一次知识淘汰，老夫子们首次感到内卷了），二是知识更新（第二次知识人淘汰）到知识充分利用，三是出现知识陈旧到知识内卷（再度鄙视，第三次淘汰，就是内卷）。于是出现新一轮的知识鄙视-更新淘汰-内卷的新一轮三步曲。那么法科最早的内卷是怎么形成的？
如果知道100多年前“内卷”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今天内卷的状态和处境。这个三部曲大致上是如下三步：第一步人们学习的知识，是有位阶、有高低区分的，它可以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依序排列起来是一种知识秩序，知识内容逐渐固化，这是第一部曲。比方说中国古代几千年，是诗书传家的一个国度，社会重视的知识是文学和经术，在当时叫做“读书不读律”。知识的等级和位阶是一种秩序，长期形成定型、固化。比如沈家本就很典型，他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刑部工作时，他就很不乐意，很抑郁。因为他属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所以他不愿意到刑部工作。于是就有了“知识鄙视链”。
突然间，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知识需求，某种被鄙视的知识到对它急剧的需求，老的知识秩序或叫“鄙视链”面临被打破的局面。比如清廷被迫急于要进行司法改良，迫切需要新型司法人才，只有律学，而没有法科，就不适应了。没有新型法科知识怎么办？这就是第二部曲产生了。从律学知识被鄙视，到法科知识被迫切需求，于是处于金字塔尖的经术和文学知识，也可能被人们鄙视，而法科知识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显学。第一批去日本留学法科速成的人，回国之后有了新知识，西学知识，法科知识，尽管是二道贩子的知识，他们尽力去实践其所学新知识。知识被充分利用，同时消耗。这是第二部曲。
知识在利用中是有消耗的，因为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需要知识更新，逐渐新陈代谢。于是第三部曲来了，前一批人的知识也不够用了，或陈旧落伍了，随后出现了新一批，比如一批欧美留洋或者是从日本正规大学毕业回来的法科人，也就是“后浪”来了。填补了前浪的队伍，即所谓后浪推前浪的关系。“前浪”很快被“后浪”更新了。
这三部曲的规律是，前浪和后浪都逃不过“内卷”的命运，只是时间先后问题。
前面说的，是百余年前那个最早的、最不容易“卷”的时代。可以看到几个特点：第一，学法律并不难，速成也可行。法科速成在120年前就做过实验。第二，那时的任务是单一的：从日本搬过来用就行，大量是充当司法官，只要完成从无到有的填补就行。第三，对于个人机会来讲，人数少，留日法科全国只有一千来人，时机好，人人都能有用武之地。第四，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事先在国内的法外知识的储备，像本科后学习法律一样。至少有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法外知识储备（文学与经术）。第五，可是这批“前浪”，很快就被时代碾压，因为留学欧美被知识更新的人回来了。最后剩下来能勇立潮头的不过十来个人。
从前面百年法律人知识的厚薄程度上说，正规培养的法科人，无论是毕业于国内正规大学，还是海归的，他们能胜出的原因，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有一个共同点：法界的“大牛人”，不是仅仅依靠法律知识的多少，法律知识掌握上大家PK的话，是难分伯仲的；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牛”，业界的“大腕”，是与其他东西有关的。法律界的“牛”与“不牛”的分水岭，是在“法外”，而不在“法内”。原因后面再讲。
今天大致也是三部曲。那么今天的内卷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从1979年恢复法科教育至今，也可以分三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至新世纪到来之前，也是从知识“鄙视”（位阶高低）到知识急剧需求，司法机关与诉讼型律师，需要充实大量人才。法科知识需求是有不同范围和程度的。2000年开始论证司法统一考试时，检察系统不乐意，就是因为知识需求没那么大。他们认为跟律师一起考难度太大，检察系统的人只要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可以，而律师的知识范围要求就不同了。前面这20年里，我们忽视了知识需求渐渐增长和知识需要及时更新这个问题。只增加法学院的数量，达到四五百家，而教学内容更新跟不上。因此法科生就业率低的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又被误解为社会对法科学生的需求量饱和了。真是这样的吗？后面再分析。二是2000年至2020年，这是第二个阶段，其间出现了标志性的事件——司法改革，采取员额制。员额制带来什么？带来了法科生大量走向法务市场，而不是司法体制内，这预示着法科生需求主流不再是诉讼和司法，而是社会法务市场，它在倒逼法科教育和法科生更新知识，提高质量。我们之所以把“司法考试”改名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扩大了范围，就是为适应这个变化。知识要更新淘汰，人也在更新换代。前面这20年法科知识的生产日益吃紧，到2020年，这个情况更趋紧张。法科知识在实践中呈爆炸性增长态势，法学院校有触动，也在做调整和改革，但就全国范围看法律教育内部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应变。今天处在什么阶段呢？就处在这第三阶段开始的瓶颈期，即2020年到未来20年的开端。这未来的20年里，法科知识将不断陈旧化并日益加剧，这种加剧是加速度的。再度出现知识“鄙视链”，出现深度内卷。
下面一起来分析一下，外部形势怎么样呢？至少有三点：第一，知识复合在增长，第二，司法法务减少，第三，行业法务扩张，而我们却还以为只要按照二三十年前的诉讼-司法型人才的知识需求来学习就可以。大家越往这个老方向努力，越感到无力和内卷。
到能源公司作法务，你得懂能源行业，作IPO的律师要懂会计知识，金融律师要懂金融知识，到一个航空业做法务，你得懂航运业务，到传媒当律师就要懂媒体，到医疗卫生行业当法务，就要懂医疗卫生知识，甚至到娱乐业当法务就得懂娱乐业……行业法务人才需求懂行业的知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行业法务”和“行业法”。这是我们各法律院校的短板，但是各法学院校不可能把全部的行业都讲一遍。今天的社会，出现法科生剩余现象，怎么看？社会不是不需要法科学生就业，而是不需要这样的法科。是因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不再是“诉讼型”法律人才，更不是“知道型”和“速成型”法律人才，而是需要更高段位的法治人才。根本上讲，不是表面数量问题，而是特殊质量问题。这个“特殊”就是要求知识复合的。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一批专门做人工智能信息化的科技法律公司，2019年统计就有八十几家，2022年应该已经达到100家了。这些服务公司蠢蠢欲动，想和律所分一杯羮。新的挤压又开始了，甚至雄心勃勃想替代律所，低端的律所就更不在话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似乎还没有办法去管它们，没有说这些公司是属于其管辖的。如此，目前他们就可以打擦边球。未来20年会怎么样呢？这个变化是值得关注的，司法法务的规模在减少，质量有待提高。诉讼型或司法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是主流，或者说已经被另一种模式的人才需求挤压，虽然它没有完全被挤掉，但是司法诉讼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出现内卷。不能刻舟求剑，如果哪个法学院还定位在“司法诉讼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就会自限出路。法学院有段位高低，法治人才的需求也有段位高低，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更新越快，就越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反思我们的法学、法科知识，本身也有一些天然就很尴尬的地方。这个学科和其他文科很不一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别人误解的地方，它的特点在哪里？第一，我们都知道法科知识是海量的，学不完。可是在法科外人士看来，学法律的人仍然是空洞的，像个没知识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脑子里都是条文和概念。在法外人士看来，这些只是律条知识，是孤立封闭的，它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不兼容。第二，法科知识有自身话语系统，形成封闭自恰体系，与外界隔离开来也不自知。法科知识往往是以规范概念、术语和程序来呈现的，而这些知识是很容易被速成教育掌握的。速成法科学一两年就可以回国工作，就是这个原因。往往是以概念术语、条文规则和程序来呈现，这些知识经过学习和掌握就可以用，但这些法科知识是一个大框架，实学的东西没有装进去的话，它就可能成为一个空篮子。相对来讲，法科知识的确是一个框架，里边要装东西。第三，法科知识容易过时。立法者大笔一挥就作废了，所以法条知识不等于法科知识，这是很尴尬的。第四，海量法律知识却抓不住要领，就容易被淹没了。法科知识虽然是海量的，但是里边有很多是可以暂时不学的。把所有的法典都背一遍，装到脑子里，有用吗？那些知识是死的。法科知识看起来是海量，但是有很多是死的知识，不用它们，在脑子里有什么用呢？ 法科海量知识里，其实存在很重要的部分，装些什么知识？要装一些法科之外的知识，这样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成活的、可用的东西，这是要反思的。法科知识有些尴尬，也是它的弱点和局限性，说到底，法科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特别容易内卷。法律界 “牛不牛”的分水岭，为什么是在“法外”而不在“法内”，就是以上这些原因导致的。这也涉及我们来法学院重点应该学什么的问题，在有限的三四年时间里掌握哪些最有生命力的知识？对于法科课程设计和课程内容来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存在一个怎么精简的问题。
法学在学科交叉性需求上，要比其他传统文科更明显。法科知识与法外知识的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过曲折。在美国19世纪未也遇到过。哈佛自兰代尔和埃姆斯时代起，重视法律内部知识和技能训练。埃姆斯说“我们一致反对教授法律以外的任何东西”。1891年出版的法学院课程目录，哈佛22门课中法外知识课为零。霍姆斯本来也想去哈佛法学院兼职，但与哈佛法学院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就是因为不同意兰代尔的观点，两人互怼过。而耶鲁则有55门课，其中8门是非法律课程。后来是耶鲁引领全美法律教育方向，哈佛后来也跟着调整教学理念作了改变，也开始重视法外知识的课程。
法律知识不是最重要的，藏在各门课程中的法学原理和思维方式，才是硬核。掌握原理和思维模式之后，从社会各行各业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中去找东西，把它们结合到法科知识里边。
我在这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似乎违背了今天疫情期间要给大家减压的目的，下面我就讲减压问题。这么多法科毕业生怎样才能避免同质化、不走独木桥呢？全国640多家法学院，如果按照每家平均招生100个来计算，本科跟硕士加在一起，算100个人，一年有多少人毕业？千军万马都走独木桥，在知识结构上，如果他们都是一样，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就业率低已经被诟病多年了。本质上讲，内卷就是看起来都在努力学习，但是知识的老化和单一化导致人才的同质化。不走同质化的道路，可不可以？
所以现在谈第二个问题：法外知识的意义以及其他变量，这很有意义。不是说法外知识可以当饭吃，越多越好。法科知识是可以筛选的，根据不同的人，打造个性化的需要。法科知识是变量，人的需求也是一变量，这两个变量都要考虑。法外知识，从功能上和理论上来说，有什么功能和意义？在实务界有很多工作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发现法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
第一个意义是帮助判断的需要。单独依靠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是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帮助判断，靠大量外部知识。法律判断通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判断，常规来讲有两种，第一种是事实判断，第二种是价值判断。还有一种判断是预测判断，现在大量的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业务，做一个项目之前律所要对所属公司的未来做出预测，这三种判断都离不开法外知识，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在于难题解决的需要。前述判断是常规性的。我们可能还会面临难题，法律上的问题，其中许多是常规性的，还有一些是非常规的。我曾经在法院做过一个调研：疑难案件大概占多少比例？我设定的标准是单凭法律规定就能够作出判决的，不叫疑难案件。如果疑难案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存在着事实与规范不对称的关系；从法律方法论来讲，事实案件中的事实与规则规定是不对称的，这种情况我就称它为疑难事案。这种疑难事案在司法中大概占多少？通过问卷调查，大概在85%～90%之间，比例很高。但是，在我的实际调查中，我发现大约是在75%～80%之间。那么，做法务项目则每个项目都可以说是疑难事案。一个公司委托你一个项目，不一定重大，就算是一般的项目，也相当于是一个疑难案件。凭纯粹的法律知识是办不了的，法务项目和判决疑难案件，都是难题，光靠法律知识靠不住。这是第二个意义。
第三个意义，知识不是有持续更新的吗？做律师也好，做法官也好，或者做其他法务也好，都有知识不断更新的状况。这种更新从本质上来讲，是靠自己的知识拓展。一个人毕业了再回炉深造的机会很少。靠什么来拓展自己呢？法外知识，它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如果我只是个律师，没有学过IT，但碰到互联网公司交给我案件的时候，我就得去加班加点学习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知识，对不对？这样才能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面对知识更新的需求和持续更新的问题，法外知识帮助我们更新知识，更新我们的大脑。
第四个意义是个性化的塑造。每位年轻法律人，要想做到不“同质化”和有竞争力，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个性化的、不可替代的人，那他就必须要借助外部知识。
第五个意义，不从职业生涯来论，而从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来说，如果他的外部知识充分，那么他的人生就比较完整，或者说法外知识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素养很好，学法律人知识素养很好，表现在哪里？除了他知识结构的完整以外，还包括他的法外知识，法外知识融入其生命之中。刚才列举的100多年的那些“大牛”们，特别顶尖的，到今天还被人们敬仰的，往往人生是完整的。不叫完美叫完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精力范围内，使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职业病太严重的人，这是我所理解的人生完整性问题。
这就是法外知识的5种意义。其中后3种，当时无用，但是长远地看、整体地看，又是有用的。所以说“自由而无用”的这个“无用”，不是说真的无用，而是当时没有用，它强调的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只是为当下的，为生存的，为功利的。
法外知识至少有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什么？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割，一般综合性大学有12个门类，每一个门类下面都有数个二级学科和十来个三级学科，将这些知识全部掌握是不可能的。庄子也说，“人生无涯而知有涯”。怎么办？要对法外知识根据不同的个性爱好、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岗位进行筛选，在学习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真正的兴趣。除了法律知识之外，兴趣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赶鸭子上架。不喜欢做 IPO的，你非得要把自己赶上架，去当IPO律师，连一点基本会计知识都不懂，非得要把自己搞成这么难，怎么办？衡量法律人生并不只有一个经济收入的标准。因此要筛选自己的兴趣，要对自己非常充分的了解，进校开始，每天学习中都要想我的兴趣在哪里，要不断的问自己，我的真正兴趣点在哪。你要去找到这个兴趣点，再去拓展你的法外知识，这是你的变量。
第二个变量是每个同学的年龄段、学习的阶段不同，比如说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博士阶段不同，同样是硕士阶段，有的是非法学的法硕，有的是法本法硕，在每个学习阶段对于法外知识的需求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两个变量来考虑自己的法外知识的需求。这两个变量很重要，它们决定面对众多知识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选择的问题。本科阶段的学习，大致上还是属于一个没定型的状态，在这个阶段是不能把自己完全圈定在一个很窄的法律范围内的。有的同学大二开始，就说要专门研究民法或国际法了，别的都丢掉，或者说别的不重要了；这是很不合理的，学习内容不能太窄。本科适当宽一点有好处，身边有很多大学，第一年学习有大类平台课的补充，为同学们在知识的结构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来吸取法外知识。
法律硕士分两类，法本的和非法本的。法本的同学在过去4年学过相关知识，如果还要重复性地学习那就很糟糕了。这个时候拓展自己，是非常必要的，将法学知识和法外知识进行嫁接。法硕非法本的同学因为前4年都是学别的学科，在我看来这是你的优势，有非法学法硕的同学说这是他们的劣势，我认为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劣势，它就是劣势，把它看作优势，它就是优势，就看你怎么转化，转化很关键。学采矿的，学煤炭的，到法学院学三年的法学法硕，怎么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这个时候，我不强调拓展，拓展不是问题，而是聚焦凝练和复合交叉。1996年我国增加非法本法硕，也强调法外知识与法律知识复合的重要性。后来增加法本法硕，怎么理解呢？实践上有推测解释为扩招的动因，但从理论上讲，法本法硕与非法本法硕构成了一种法治人才队伍结构：司法职业型和社会法务型。这是题外话，不展开了。
法学硕士和博士生是干什么的？法学硕士是博士生的预备阶段。博士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各国都是如此。博士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少数人，那么，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他就知道一个点，而且这个点是他最拿手的，他就成为这个行业里面最强的大腕，这叫博士生。所以用博士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博士好像是宽泛的，“博”才对。其实，博士是只懂一点才叫博士。所以博士就要在一个点上进行挖掘，去创新，它的特点就在这。作为博士，他要怎么打造才能把这样的一个小点变成一个大问题来做，才能够“小题大做”。大量实证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博士论文做得好，往往首先是选好某一个点。选题是难度很大的步骤。这个点本来是一个点，你挖出了一个矿。总之，不同类型的同学，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及自己想要塑造的未来，对于法外知识的需求量他们可以自己把握。
今天，海量的法外知识，怎样才能把它们变成自己个人的能力和优势？结合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谈谈在拓展法外知识的时候，同学们该怎么做，这也是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怎样把法外知识变成能力和优势。
第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科技公司或者叫科技法律公司的那个例子，有一个同学研究这个问题。它是一个科技跟法律相结合的交叉地带，在实务当中已经出现。这个同学本科时候学的是科学技术，他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交叉地带。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认为他已经走了50%了，已经做对一半了，他找对了，找到了焦点。他的后半部分50%是什么呢？他发现了三个问题，他用他的知识的复合法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发现这100来家法律科技公司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软件来支持技术服务，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第三个阶段才是真正比较上台阶的，属于是高端的，叫新的信息技术的法律应用、法律服务应用。他发现这三个阶段里边的第三个阶段，有一个可怕的未来，说是可以破坏未来，破坏传统法律行业。经过他的研究，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认为，他已经完成了90%的论文，90%的成功率了。他又借助原来的法律知识，又发现第二个问题，他说产品的生命是有周期的，这是一个法外知识。经过研究以后，他认为法律服务业也是有周期的。第三个结论，他说如果社会上法律服务科技的服务公司越来越多，那就必须要进行立法，在法律上该怎么立，他又提出了建议；他如果不提建议，我也觉得他这篇论文已经100%完成了，所有的问题都完成了。他参考了英国2007年的法律服务法，他说英国法律服务法，Legal Services Act，2007年就已经规定了非传统型的律师事务所，它已经被纳入英国的立法。中国应该怎么办？他又提出了建议。这个同学的文章告诉我们什么？要会找问题，会找结合点。把这个课题做完了之后，他在这个领域的个性化就突显出来了，而且同质性很低，难以被替代。
关于知识融合的第二个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网络空间也是主权空间。有句话说，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相反的一句话，你管我也不能管得太狠，一下子就把我整个人都删了。在社交网络注册了一个账号，这个账号是我人格化的，是我人格的一部分，它不是我的物权，但它是人格化的，具有财产性质的一个权益。可是平台动不动把我整个账号删掉。当然这个同学她指的是第三方平台公司。问题来了！这种网络空间里边的数字化权力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他在论文里用的不是right的那个权利，而是power。但是，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我们只把power理解成是公权力，但是这个平台不是公权力，它却享有了一种具有公权力性质的数字权力。在数字法治研究中不能绕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同学在研究数字权力。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在交叉地带发现新问题，也是我们的创新点。我们去把至少两个学科的知识进行复合，法律知识和法外知识复合，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有一个同学本科时是学统计学的，统计学对于学法律的同学应该是太陌生了。现在课程里面似乎没有听说哪个法学院有开统计学的。我看统计学在法学当中应用非常缺乏。我告诉他选题要小，后来他告诉我，要研究刑法里边的交通肇事罪的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减刑有多大影响？他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这是他拿手好戏了。这不得了，我们谁都做不了，他做出来了，很成功。不像有的人，什么“论社会主义法治”之类的大题，他这个题目小，到得出的结论也是很小，但它是很实的，我觉得这是可靠的。他用分析计量工具，他有一套技术手段，他把这些东西都用进去，在上海找了5088份判决依据，然后他做了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它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被害人的谅解可以减少有期徒刑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有期徒刑能减少的情况下，被害人谅解的作用是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被害人的谅解对于行为人可以提高缓刑的概率。学习当中做一个课题研究，能够打通应用，今天做交通肇事案被害人谅解，将来还可以普遍应用到别的领域。这不就把自己打造成个性化的法律人才了吗？
第四个例子，我国的动物保护法保护什么？保护野生动物，不是所有的动物。我们养的狗，养的猫，养的牛，养的鸡，是不受保护的。有一个同学，他研究动物保护，他认为我国动物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少，还有什么城市动物园管理法、管理规定等等，从法律到规章已成体系，但是在保护动物的范围、态度、作用和措施上面，还存在很大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和法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法外知识，他掌握了大量关于生命伦理、伦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还有哲学的知识，她把它们用到他的课题当中。为什么老讲课题？同学们说老师你是在讲知识结构，怎么讲课题研究啊？我告诉大家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是做课题，就是把自己上的每堂课都想办法拉到你所做的课题上去，这样我觉得会提高学习效率。所以，研一开始，就要去像做课题一样来学习。再回到动物保护，我国有动物保护法的体系，他把这些知识和外部知识结合起来，来论证为什么要保护要扩大到狗、猫，饲养的牛、马、猪、羊，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动物。虽然很难，但是他毕竟比别人掌握更多这方面的知识。你说他的就业几率没有吗？他的就业的不可替代性是很强的，因为很少有人去做这部分，这也是一个例子。
一个兴趣点作成课题，就会举一反三，就会成为能力。一个兴趣点作完，又会扩散新的兴趣点。学习过程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知识就这样增长了，你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个性化就出来了，内卷就被你突破了。还有很多例子，比如医事法。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司法人员把它纳入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这就是学法律的人不懂医疗知识的原因导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年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的纳入。但是后来被纳入其中，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搞法律的人不懂医科，没有明白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还有科学探索的成份，是一种治病救人加科学探索相结合的过程。恰恰是搞法律的人把医疗关系变成消费关系，变成买卖关系。
最后我总结一下，四句话，这个时代的趋势会越来越排斥同质化的法科人才，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法外知识是可选择、可利用的。第三句话，掌握法外知识的途径是可以优化的，可以提高效率的。第四，也是前面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法外知识可以变成我们的能力和优势。最后引用苏东坡送给他的好朋友张琥的一句话，“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