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春秋战国至秦汉皇朝是其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皇朝是其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皇朝是其壮大、巩固时期，近代以来是其走向自觉意识和伟大复兴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这是一个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实际和历史逻辑彰显于世界的伟大民族。
关键词：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历史实际；历史逻辑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其久远的渊源和辉煌壮阔的古代历史，有反抗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史诗般的民族自觉的近代历史和当代自信自强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提高中华民族之民族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根基和历史自信。本文的旨趣在于，一则是概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历史条件及其阶段性特点，再则是论列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主要标志。
一、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
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显然，这是认识人类文明基础，自然也是这一论述的出发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中国考古学者在讨论“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时，开篇就讲到“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指出：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考古学家们依次论述了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址，然后作出结论，写道：
……到龙山(文化)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
考古学家们以如椽之笔描绘出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历史，极大地开拓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之久远的渊源的认识。
人类进入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清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设专章(第二章)讨论“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着重论述“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如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就前者而言，两千多前的司马迁的视野所及，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依次概述了关中，三河，漳、河之间，齐与邹鲁，梁、宋、越、楚，东楚、南楚，颍川、南阳等地的物产与民俗后，写道：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地理条件的差别，对社会经济和民风民俗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后，班固著《汉书》，在《地理志》中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些看法。如果把马、班的视野放大到当时国土东西两端或南北两线的话，则这种地理条件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现在来说后者，即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导论》卷作者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与政治统一交替出现的历史，指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该书指出，汉初以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三国时期的江东、益州等地，以及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与其后地方势力的发展，虽然同政治、军事有关，但地理条件的相对独立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中国的地理条件还具有整体上的统一性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各种分裂局面都不会长久存在，而最终必将归于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的统一性的约束：一是受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如汉、唐两个盛大朝代；一是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元明清三朝以大气力致力于水利工程并确保南北大运河的通航，故政治统一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夏、商、周三个部落群体因地理条件的优越，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先后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建立起各种制度，成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在周代，从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的丰富，国家制度的健全，尤其是思想领域的活跃，等等，出现在周天子分封下诸侯林立的局面。继之而起的便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纷争，于是战争、会盟不绝于时。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当时的诸多部落与民族。这是有文字记载较为详细的中华民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活动。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同时，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汉人和胡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这种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
第一，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约500年左右，历史久远的夏族、夷族、蛮族、戎族、狄族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周王室各封国为代表的“诸夏”得到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夏文化的覆盖面；而夷、蛮、戎、狄等“诸夷”和“诸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分别形成了以东方齐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北方晋国为中心的民族融合体，成为秦汉统一皇朝的民族构成的基础。
第二，秦皇朝实行诸多统一措施，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行如下措施：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其中，“车同轨。书同文字”和政治版图是几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几件事情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毕竟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当“汉承秦制”继续推行这些措施时，它们的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汉承秦制的总体面貌，在班固的《汉书》中概括得十分清晰，班固这样写道：
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这是通过概括《汉书》的内容进而彰显了西汉的社会面貌，恰如颜师古在这段文字的注文中所说：“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
第三，儒家学术的确立成为民族间文化认同的标志。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表明，儒家思想是维护政治一统的指导思想，这正如班固所说，儒家学说“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因而也是当时人们遵循的准则。西汉宣帝和东汉章帝时，两度召集诸儒集会，“讲议《五经》同异”，前者由皇帝“亲称制临决”，后者由班固等儒士整理为书，足见两汉对儒家学说的高度重视。
第四，司马迁《史记》撰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史的全貌和中华民族初祖及其以下的历史。白寿彝指出：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
“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史。不仅如此，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在纵向方面写出了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初祖的历史及以下至夏、商、周、秦直至西汉的历史，在中国史学上是前无古人的。在横向与纵向具有如此恢宏的历史认识，正是现实社会的启示和推动才能达到的。
如果说司马迁《史记》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班固《汉书·地理志》则写出了中华民族当时的生存空间。班固《汉书·地理志》序文在追溯了西汉以前有关地理状况后，这样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这是在讲地理沿革和西汉皇朝的地理建制时，同时也讲到民族关系。联系上文司马迁《史记》的记述，悠久的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广袤的地域，等等，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之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其后秦国打败其他六国建立秦皇朝的物质基础。秦汉之际社会动荡，致使汉初经济残破，以致于出现了“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局面。而在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后，历经70年左右到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描绘出西汉盛世的富庶画面。司马迁写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描述了西汉前期商业发展的盛况：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这些活动虽然同民族发展并不都有直接的联系，但这种商业所形成的社会大环境，却也不能不影响到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司马迁这样描述这种社会大环境：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是写出了自然法则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针对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说的，与中国秦汉时期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自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之论断，仍可得到某种启发，即秦汉时期的社会条件，的确给予由春秋、战国时期“诸夏”、“诸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民族的形成恰与这一机遇相吻合。
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民族构成，是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并在新的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从《史记·匈奴列传》可以看到汉、匈双方互通信函以及“和亲”之“约”、“关市不绝”的情况；从《史记·东越列传》，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东越的赞叹之情，说是“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从《史记·大宛列传》可以看到张骞出使西域，亲身经历或了解匈奴、月氏、胡、越的复杂关系，并得知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以及西南夷等域内外情况，大开人们眼界，司马迁还称赞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
《汉书》作者班固对西汉皇朝的历史格外重视，一方面是由他的“汉绍尧运”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也确为西汉兴盛的历史所鼓舞。班固在《两都赋》中赞美西汉政治和都城西京后写道：
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这种士、农、商、工“各得其所”的局面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大体上当不会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班固又赞美东都洛阳：“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他用“诸夏”和“八方”来概括当时全国的范围。班固还撰有《典引论》，借用“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用周朝东迁的历史掌故，比喻东汉皇朝是“以膺当天之正统”。这是以“天”的名义来突出汉皇朝的合理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称说“华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东汉官员刘毅在一件上汉安帝书中，有称颂邓皇后的长篇文字，其中有这样的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从歌颂皇后中反映出“华夏”与“戎狄”的和好关系。汉桓帝时，一个士人在离世前写的一封家书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厚葬奢靡之风，写道：“……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他批评说：“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华夏”的称谓在官场和民间都是日常用语了。
东汉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诸夏”与“四夷”的不同是文化上的差异。思想家王充深刻地指出：
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
这两句话表明，“诸夏”与“四夷”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民族本性的区别。这种带有理性的认识，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这种认识还表现在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判：
始皇自以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遂恣睢旧习，矫任其私知，坑儒燔书，以愚其黔首，穷奢肆欲，力役无餍，毒流诸夏，乱延蛮貊，由是二世绝祀，以成大汉之资。
这些话，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批判，并指出“诸夏”、“蛮貊”都是受害者，这实际上是把“诸夏”、“蛮貊”放在同等地位上看待了，实为命运共同体的表现。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在以华夏族(诸夏)为核心的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开的情况下，不论在密切的程度上还是在活动的地域上都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提升和扩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各民族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但其发展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三、中华民族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东汉皇朝于公元220年灭亡。此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和西晋的短期统一，继而是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的南北分割以及南北朝的对立，直至隋朝的统一（589)，中国历史经历了370年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期间，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约270年间，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来看，发生了十分值得关注的几件大事：一是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在广大的中原和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在相互矛盾、冲突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二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后魏或北魏)，在实行一系列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等朝形成对峙的政治局面，凸显出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三是“华夏”作为族称或地域的代称的观念有更加准确的涵义和广泛的使用。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大事，为隋唐新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民族的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隋唐时期走向发展阶段的政治前提和民族根基。
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陆续建立的16个政权既相互冲突，同时又与东晋发生争战，旧说称为“五胡乱华”。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不论着眼于民族史和文明史的发展，还是着眼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总的历史进程，十六国史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十六国的统治者在中原士人的建议和帮助下，或恢复农业生产，或兴办学校，制订礼制、法令，有的还有统一中国的雄心。如前秦苻坚曾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足见他有统一南北的思想。后前秦势力强大，而苻坚强而无谋，甚至断言：“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且又拒众口之谏，轻率发兵，终为东晋所败。
上述史实表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一旦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便直接受到中原固有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大大加快了文明发展进程。而在民族关系上，则出现了“和戎之术”、“夷狄应和”、“夷夏之情，咸共推之”等说法，反映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六国时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鲜卑族显示出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在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立政权多达六个，它们是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西燕；二是在其后的北魏皇朝政权中，鲜卑族拓跋部的贵族发挥出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核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皇朝时期，鲜卑族对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办学校，讲儒学，培养人才，有的还设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职，颇有首创精神，是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二是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慕容皝接受谏言后认识到：“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这些认识和措施都具有积极意义。
约当十六国时期（317-439)的中期，鲜卑族的拓跋珪建立魏政权，时为登国元年(318)，定都平城，史称北魏。立国之初，拓跋珪与博士李先有一段对话：
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魏立国的政治远见，也预示着它在此后约170年中的历史作为。
拓跋珪在与群臣“议定国号”时曾说：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
拓跋珪在讲到汉高祖刘邦何以“起于布衣而有天下”的原因时，又说：
《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
这些话虽不免包含太多的“天命”思想，但联系上述引文来看，拓跋珪关于“诸华”的族称和对刘邦的赞许以及对“大一统之美”的钦羡，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民族观念和治国理念，并对北魏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世祖拓跋焘时，“初造新字千余”，其诏书写道：“……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同时，实施“起太学”、“祀孔子”、“改定律令”、“除故革新，以正一统”以及“宜宽徭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是北魏历史上一件大事。史臣称赞拓跋焘“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北魏统一北方，为北魏的政治改革和北方民族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自平城迁都洛阳，并于太和二十年(496)“诏改姓为元氏”。这两件大事，进一步加快了北方民族的深度融合。孝文帝自谓迁都洛阳是为了“经营天下，期于混壹”。其改姓氏、定姓族、通婚姻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融合。
以上所论，多着眼于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南方诸民族中也有显现，这在《宋书》、《南齐书》中都有一些记述，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华夏”的称说已非常普遍，其含义或指族属，或指地域，或指政治实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指称，往往见于皇帝诏书或大臣的奏议之中，表明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正式称谓的作用。如：北魏太祖拓跋珪的诏书中有“天下分裂，诸华乏主”之说，南朝宋武帝的诏书中有“在昔开运，光宅华夏”之说。他如“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华夏倾荡，王纲弛顿”，“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光复旧京，疆理华夏”，“华夏分崩，九州幅裂”，“华夏奉职贡，八荒觐殊类”，“华夏乂安，要荒慕向”，“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等等。
此外，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以“华夏”为参照，以说明事物的特征。如：“言语风气犹同华夏”，“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焉耆国……婚姻略同华夏”，“于阗国……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民族交融中的人们的民族观念，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华夏族影响的扩大。
还有一种历史现象也值得关注，即个别杰出人物的影响，也会冠以“华夏”的名义。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中华歆表文：“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又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有“羽威震华夏”之语。这里都是表述郑、关二人的影响范围之广，非仅指“华夏”族而言。
当这时期的人们频繁地称说“华夏”时，同时也在称说其他民族，如：诸戎、夷越、胡夷、戎翟、戎夷、夷狄等，这说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这从北魏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首先，从拓跋珪的三道诏书，可见其政治抱负和豁达的民族观念：一是讲“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二是称颂“《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三是指出“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可见拓跋珪所称颂“大一统之美”不仅包含“诸华”，而且包含“民俗虽殊”即不同民族在内。其后，拓跋焘继承前人之志，实行一系列“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措施，推进了北魏的历史进程。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更加深入，包含迁都城，改姓氏，定姓族，颁新律，通婚姻，尊儒学等，其根本宗旨是“经营天下，期于混壹”。从拓跋珪到拓跋宏，北魏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在多民族活动的区域，民族史的发展同政治史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即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同政治上的统一趋势相一致：北方民族大融合为北魏统一北方创造了民族基础，而北魏的统一北方又给北方民族的深入融合提供了社会条件。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历史趋向上展开的。
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而北周灭北齐后又为隋所取代，结束了北朝历史。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终结了自三国鼎立以来(除西晋短期统一外)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朝短祚，但在重建中国统一的局面上有重大贡献。在隋朝末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形成如同秦汉两个统一皇朝蝉联的历史格局。
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秦汉和隋唐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表述，前者用“海内”、“一统”的说法较多，而后者则多用“区宇”、“宇内”、“天下一家”的说法，本质上都是指统一的政治局面或就全国范围而言。但是这些用语及其所反映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文帝在诏书中有这样的说法：“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天下大同，归于治理”、“方今宇内一家，烟火万里”、“天下大同，声教远被”，等等。隋炀帝则有“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君临天下”之说。这些表述，都反映出政治统一局面下的话语特征。唐代政治人物尤其是唐太宗更是常用“天下”申述己意，如：“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唐太宗针对高士廉等人所撰《氏族志》初稿一书，更是极其鲜明地强调“天下一家”，他指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意在说明“天下一家”来之不易，离不开“功效显著”的这些“朝士”。
在唐代史学家的著作中，“天下一家”的用语也很突出。如：《晋书·段灼传》引段灼上晋武帝书，其中有“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隋书·庾质传》记庾质回答隋文帝所问时，说“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史学家杜佑更是进一步从总结历史上立分封与设郡县的经验教训出发，称道“始皇荡定，天下一家”；又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在杜佑这里，把“海内统一”和“天下一家”都用上了，表明他对历史上统一局面的重视和对时下统一局面的欣慰之感。
综上，可以认为，“天下一家”是隋唐统一局面的代名词，也是当时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充满豪气的用语。在这样的历史氛围和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新的发展。
中华—夷狄—华夷。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在隋唐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各地各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新的发展，这在民族称谓上有明显的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华夏族，当时也称为诸华、诸夏，成为秦汉时期最活跃的民族，并同其他民族如戎、狄、蛮、夷等，在统一国家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司马迁《史记》在叙述西周、春秋、战国史事时，常常讲到“诸夏”，如：“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祥废而不统”；“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这都反映出历史的联系。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藉用司马相如的赋作，表达了“诸夏乐贡，百蛮执贽”的现实活动。班固《汉书》记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拟于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礼”，宣帝“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这反映了“诸夏”在汉代礼制中的位置，同时也反映出在统一国家的历史环境中“诸夏”与“夷狄”同样受到礼制的荫庇。
这种“诸夏”与“夷狄”对称的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即“诸夏”逐渐被“华夏”代替。早在汉章帝时，班固作《典引篇》“述叙汉德”，其中有“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之句。其后，汉安帝时，大臣刘毅上书中有“华夏乐化，戎狄混并”的表述。东汉末年，汉献帝在一道册命曹操为“魏公”的文书中写道：“群凶觊觎，分裂诸夏”，“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在这里，汉献帝同时用“诸夏”和“华夏”的称谓，反映了称谓变化的特点。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220)，汉献帝“逊位”于魏王曹丕，裴注引《献帝传》记其盛况：“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亦可见“四夷”参与“诸夏”活动之一斑。
然而在历史的进路上，有时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西晋学人江统撰写长篇文章《徙戎论》，立论于“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念，主张将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迁出关中地区。西晋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似乎历史证明了江统的预见，其实不然。唐代史家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唐人所论近是，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进路没有理睬这种不谐音而依然走自己的路。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人们称说“华夏”较多的时期。在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之际，“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劝进司马睿称帝，表文中有“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等语。所谓“华夷之情允洽”，是因为参与上表劝进者包括华、夷多种民族的官员、将领。同时，这也表明西晋时期民族交融的情况。东晋桓温在给晋哀帝的上疏中写道：“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北魏道武帝在定“国号”诏书中说：“逮于朕躬，处百代之际，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其后，魏孝文帝在同大臣任城王澄商量迁都洛阳一事时，后者指出：“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南朝梁人沈约撰《宋书》，于《礼志》中引曹魏时人语“(明帝)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在《乐志》也有“华夏奉职贡，八荒觐殊类”的表述，又在《天文志》中写了晋惠帝时“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强，迭据华夏”，等等。萧齐皇朝的诏书，亦多称说“华夏”。由此可见，南朝既称北方为“华夏”，同时也自称“华夏”。
上述民族称谓的变化，到隋唐时期又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即由主要称“华夏”而过渡到主要称“中华”。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华”的称谓，较早见于《三国志·谯周传》裴注引《晋阳秋》中的文句：“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又见裴松之本人不赞成《魏略》一书对诸葛亮的评价，写道：“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前者当是指向族称，后者是指中华所处之地。东晋南朝时，大臣表、疏、奏章、重要人物书信，多有“中华”称说，如殷仲堪在奏疏中说“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桓温上疏中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陈頵与王导书中说“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南朝宋人李辽在所上表文中说“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等等。可见，“中华”的称谓是非常正式的，也是十分广泛的。
北魏时，重“忠义之节”的鹿悆曾作五言诗歌咏“中华”，其诗曰：
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
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
这是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比喻，歌颂心中高大的中华。又史载，北齐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高)昂，高祖(即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这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鲜卑之人与中华之人在北齐朝中共事，二是中华之人受到轻视，三是高昂在鲜卑化的统治者心目中有较大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华”被简称为“华”，可见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对“中华”与“夷狄”有了新的解释，反映了民族观念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华、夷狄作同等看待。唐太宗晚年，在总结自己有五条政治经验时，他郑重地说过这样的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唐太宗在朝廷上面对群臣总结经验时讲的这番话，可作为当时国家政策看待。同时表明，“中华”、“夷狄”是作为族称来表述的，自亦包含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第二，“族类”意识的提出。唐玄宗在《赐突厥玺书》一文中认为：“汉日有呼韩邪，是卿族类，既率部落，来慕中华，终保宠荣，足为前鉴”。这里说的“族类”，当含有“民族”的成分，说明突厥与中华的密切联系。
第三，理性的民族观的发展。中唐史学家杜佑在其巨著《通典》中指出：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
这段论述表明，“中华”与“夷狄”在古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处在同一文明进程上的民族共同体，都具有“朴质”的特点，只是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历史进程的差别。杜佑这样看待中华与夷狄在风俗上的差别，与前引王充所论，都着眼于文化，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观念。
联系上文所述，可以认为，从王充到杜佑所论，是理性的民族观念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民族观念的发展已成为诗人群体创作的一个主题。如：
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
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
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
客梦孤舟里，乡山积水东。
鳌沉崩巨岸，龙斗出遥空。
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
前一首诗是咏民族情谊的，后一首诗是送别外国友人的，都包含浓浓的“中华”情。
民族观念的发展，在政治活动中更有突出的表现。史载，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在皇家举办的一次宴会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得以参加。席间，“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此前，还有“当今蛮夷率服”、“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等语。可见“胡、越一家”是当时民族关系的基本面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皇朝诸帝的诏敕、册文，在涉及民族关系时，常常讲到“要荒蕃服，宜与和亲”、“远方纳款，相率归朝，慕我华风”、“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虽云华夷，欢若亲戚”、“须布中外，咸使闻知，表朕中怀，不问夷夏”、“万邦述职，无隔华夷”、“永执蕃礼，无替华风”、“总北方劲悍之师，慕中华清净之化……天下一家，与我同轨”、“北方之强，代济其烈，惠行邻境，俗慕华风”，等等。这些在皇帝诏书、册文中表述的用语，深刻地蕴含着当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所谓“华风”即中华之风；所谓“虽云华夷，欢若亲戚”、“天下一家，与我同轨”，显示出民族交融的新阶段。
第四，民族交融的标志性著作的出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种广泛的民族交融的新阶段，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的撰述中也有标志性著作的出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799)，历史地理学家贾耽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他在献书表中写道：
臣幼切磋于师友，长趋侍于轩墀，自揣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夙夜兢惶。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
这不是一般的地图，而是一幅“国图”。从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是自秦汉以下，“海内”乃是当时政治统一体的代称，是“全国”之意；二是“华夷”从对称演变为合称，表明民族交融的密切关系；三是这种民族交融状况需要而且可能用地图表现出来，正是历史进程本身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是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又一部反映中华民族面貌的重要著作。再者，《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杨晔《华夷帝王纪》三十七卷，可见以“华夷”为主题的著述已受到学人的关注，这是在民族关系融洽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学术现象。
第五，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完备的修史制度及其重要意义。唐初，唐高祖有《命萧瑀等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唐太宗有《修晋书诏》，唐高宗有《简择史官诏》，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旨在防止“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历史失于记载的局面。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史馆于禁中，并先后修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及《晋书》，使《史记》、《汉书》以下，历朝皆有史。这一作法，反映了历史自信的精神，后代因之不绝，成为传统，使中华民族具有一部不曾间断的历史。对于史官人选的重视，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有这样的概括：“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大序则有更加明确的表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凡此，反映了发展时期的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和自信。
综上，隋唐时期人们民族观念的发展、提升在政治、文化、历史撰述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所谓“中华风”、“中华礼”、“中华语”等等,比秦汉时期的“华夏”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含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和特征。
四、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及相关特点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局面，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金，都是一度具有强势的皇朝，它们同两宋皇朝形成复杂的关系，时战时和，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300多年(如从“五代十国”算起，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势必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辽、夏、金三朝的政治、社会、文化表明，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已进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阶段，而两宋皇朝在隋唐皇朝的基础上，在经济、文化方面继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政治上的格局，同样会影响到当时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平台，比之魏晋南北朝的形势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水平更高的历史平台。这必将给历史带来更大的进步。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争战、和议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争战是一种力的较量，是人们容易看得见的力的较量；而文化的交流、交融同样也是一种力的较量，是人们不容易看见的但足以影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力的较量。
《辽史·百官志》显示出契丹族在官制上的特色和创造，设有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北面官)和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南面官)，显示出官制名称与职掌的细密。辽的礼制建设也颇具规模，含吉、凶、军、宾、嘉五礼。《辽史·礼志》记：“太宗克晋，稍用汉礼。”它表明礼制是吸收了中原皇朝的礼的传统。这里说的“太宗”系指耶律德光，“晋”指五代后晋。《辽史·乐志》记：有“国乐”(辽本朝之乐)，“犹先王之风”；有“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有“雅乐”，“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有“大乐”，“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后)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辽史·乐志》记“诸国乐”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宗会同三年(940)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燉煌二使作本国舞。”由此可知辽朝的乐舞，既有继承秦、汉、隋、唐以来的传统的乐舞，又有反映自身“先王之风”和“诸侯之风”的乐舞，是一幅立体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乐舞画卷。
金朝的制度建设比之于辽朝同样周密，有的更甚于辽朝，所不同的是《金史》的志，先自然(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后社会(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凡39卷，其“礼”就占了11卷，可见金朝的重礼。金朝学习唐、宋科举取士制度，《金史·选举志一》称：“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其科目有：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
对于考试范围，也有明确规定：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郑)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金朝选举，曾设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后金世宗指示：“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可见对于人才的重视。
《金史》还设有“交聘表”，详记金宋、金夏的使臣交往，反映了当时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虽非统一皇朝，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得到高度发展，对西夏、辽、金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宋朝的思想文化、文物制度、历史名著(如《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周边民族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西夏的社会历史面貌，元朝史官在《宋史·夏国传》后论中有一段概括性评论，有助于我们对西夏的社会历史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其评论写道：
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由此也可约略看出，西夏曾一度立国之强，培育人才之盛，“陈经立纪”治国之方，等等。西夏史研究者对于西夏的政治制度，有比较详细的论说，尤其是关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论说，证明西夏在制度文明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天盛律令”是中国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用民族文字颁行的比较完整的法典。在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上，除汉族建立的宋朝法典外、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都颁行法典，但已都失传或基本不存于世，辽与金朝法典也都曾是用汉文颁行的。天盛律令用西夏文字刊行于世实属难能可贵，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承继、影响和发展，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由此看来，党项族在文明进程上与契丹、女真总体是相近的。
综上，是否可以认为：辽宋夏金时期，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一个文明较高的历史平台上展开的。而契丹、女真、党项各族文字的创造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进程的一大特点。史载：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始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颁女直(真)字”；西夏“元昊自制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文字的创造，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各朝开展的译书事业也极大地推动了各族间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时，史官萧韩家奴通辽、汉文字，“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唐代史家马总所撰《通历》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太古，下讫隋末；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世所重；其《五代史》当指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这三部书在当时可谓贯穿古今，历代兴衰成败约略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萧韩家奴的良苦用心。
金朝的译书事业尤具规模，专设译经所。史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相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
辽、金、西夏以本民族文字翻译中原历史文化典籍之举，一时成为一个历史潮流，极大地促进了各族间的文化交融。从所译之书来看，《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资治通鉴》是最受重视的著作。这既表明这些著作的影响力之大，也表明当时文化交融之深。这首先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的变化，如辽兴宗与大臣马得臣之间的一段史事，或可反映这一变化的情景，《辽史·马得臣传》记：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契丹族的文明进程和中原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广泛，在辽朝贵族阶层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辽道宗时太师适鲁之妹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见识即是突出的一例，史载：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
这一篇政论不仅概括了《通历》的思想，而且包含了作者本人见识的发挥。辽道宗在位时，有一年皇太后生日，道宗作了一首题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诗，表示祝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风尚和历史走向。
金朝君臣熟读中原史书，且多有讨论，言及受益，是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大特点。《金史·熙宗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
这一段讨论，从唐太宗君臣的政治风范说到唐朝几代皇帝的得失，以至涉及对周成王和周公的评价，足见他们对中原历代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的重视。此后，世宗、章宗亦如此。如前所述，金世宗大力倡导翻译中原典籍，目的在于使女真人也知道仁义道德。他还说过：“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金章宗重视修史，重视搜购中原历史文化典籍，曾下诏购求宋朝“《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金朝皇帝的这些认识和措施，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度。这种认同必将翻转过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在底层民众那里，甚至在下层官员那里，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无时不在，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女真将领往往还把“番、汉军兵”按照女真早年的“猛安谋克”制度组织起来，或作战，或生产，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在辽宋夏金时期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提出的“华夷两安，为利甚大”的理念以及他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在思想文化事业建设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金世宗曾感慨地对宰相说道：“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金章宗“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之举，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联系王充所论“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则西夏辽金已近于“诸夏之人”了，正如辽道宗所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这是历史文化上的巨大进步，是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所致。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在三个多世纪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这个壮大、巩固阶段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元皇朝的建立，既是这种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结果，又为这个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的联系都得以实现，从而壮大了自身。明修《元史·地理志》写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生存空间的扩大，便于各族间的联系和中华民族的壮大与巩固。元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宗教与吐蕃军、政事务；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台湾与澎湖地区。元在全国设立驿站，有利各地各族的交往。
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在《辽史》、《金史》和《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中，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都有突出的反映，如：
二月朔日，(耶律)德光服汉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汉朝贺，伪制大赦天下，改晋国为大辽国。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吿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吿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
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
斡道冲，字宗圣，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官至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画道冲像列诸从祀。道冲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元虞集有《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洪武初……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
丁丑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
五十八年，和琳等会勘后藏边界及鄂博情形，江孜番、汉兵已敷防守。
这些记载表明从过去那些对立的理念和称谓到这些和谐的理念和称谓，再到“华夷同风”、“混一中华”，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种民族交融，不论在朝廷，在军营，还是在民间，都已经十分深入、密切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走向壮大的表现。
第三，重视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元朝建立之初，便有修撰辽、金二史之议，继而更有修撰辽、金、宋三史之议，但因“正统”问题多有歧义，故迟迟未能修撰。“正统”问题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它至少在名义上涉及新兴皇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但它脱胎于辽宋夏金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把“正统”问题理顺，却成了难以抉择的困局。当元顺帝君臣决然承认辽、金、宋三朝都是“正统”时，表明蒙古族贵族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更看重“混一中华”而不再强调民族界限。重要的是，承认辽、金、宋各自都是“正统”而它们又归于元，表明元朝继承辽、金、宋三朝(当然还包含西夏)的政治遗产，因此，元朝统治者自然就是合法的统治者了。由此可见修撰“正史”与皇朝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从元顺帝(惠宗)至正三年(1343)下达的《修三史诏》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诏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述得极为明确：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
诏书表明，元从辽、金、宋而来，包括它们的制度、典章和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肯定辽、金、宋，就是肯定元的“正统”地位。同时，肯定辽、金、宋，也反映出蒙古族贵族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从本质上看，所谓“混一中华”，乃是一个更加壮大的中华民族。但这也说明了元朝君臣是中国古代修撰“正史”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而这种继承在《三史凡例》中也有具体的要求，一是关于“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二是关于书事原则：“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中国修史传统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凡例”中说到遵循《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春秋》的做法，很中肯，也很重要，元修辽、金、宋三史，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多民族史学的特点，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生动地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传统的历史价值。这就是文化影响、文化交融所显示出的“力”的作用。
这里还要提到一本与辽、金、宋三史相关联的书，即元代回族史家察罕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察罕(约1245-1322)，自号白云，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他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上起传说中的伏羲，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书受到仁宗重视，命送史馆。时人程钜夫称：“信白云端在此之编矣”。明代学人黄谏推重此书，补撰其下限至洪武元年(1368)，并在序中称此书为“观史之要”。清代学人张海鹏于嘉庆十四年(1809)订正此书，并在跋语中称：此书“未始不为读史者叩关之一钥也”。这部贯通的“帝王纪年”，对辽金宋作同等记述，反映了元代君臣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并得到明清学人的认同和赞许。
说到正史修撰，明修《元史》和清修《明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是推翻元朝统治的胜利者。元灭亡前，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曾发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但在元亡之后却十分关注修撰《元史》，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明朝建立之初，就提起修撰元朝历史之事，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当修撰人员齐备后，明太祖对廷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不可废也。”他进而对修史者指出：
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从这一篇“上谕”来看，明太祖对元朝历史有褒有贬，同时讲到了史学的价值和修史的意义，没有明显的民族的偏见和“胜利”者的傲气，是一篇得体的修史上谕。据《元史纂修凡例》及《宋濂目录后记》所言，《元史》修纂是严肃和认真的。宋濂认为：“昔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於戏盛哉!”宋濂联系古今，发此感慨，出于当时史家之至诚，但他说的“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云云，确是道出了中华史学为前朝修撰正史的优良传统。从《纂修元史凡例》也可具体地看到这一优良传统的存在及其意义，如“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又如，“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把修史的继承关系写入凡例，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元史》修撰，多据元朝实录，从动议到完成，首尾只有一年，而清修《明史》，首尾经历90多年，是历朝正史修撰费时最多的。清顺治二年(1645)议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明史》才正式刊布，前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究其原因，一是义例不明，康熙十八年(1679)，史官朱彝尊上书总裁官，还提出讨论《明史》义例的要求，这上距议修《明史》已过去30多年。二是总裁官的更换，在90多年中，修撰《明史》的总裁官三易其人，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任其责，后任者在前任者书稿基础上不断修改，花费许多时日。三是史料的汗漫、舛讹，需要反复删削、订正。《张廷玉上明史表》一文，反映了此种情况：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降及国本之危疑，酿为《要典》之决裂。兵符四出，功罪难明；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
为了“信今而传后”，多费时日也是值得的。《明史》新设“土司传”，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关系的新形式，也反映了民族交融的新进展。
《明史》修撰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史上修撰前朝正史的收官之作，表明中国古代每一皇朝都有翔实的历史记载，构成了中华史学之连续不断的历史典籍，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
第四，续修典章制度史，贯穿中华制度文明进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文宗至顺二年(1331)，“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元修《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另附《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含君事、臣事两大部分，君事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四篇，因使用大量蒙古材料和档案，专设蒙古局纂修；臣事分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六篇，由奎章阁学士院修纂，共十篇。”欧阳玄在《进经世大典表》中指出：“爰命文臣，体‘会要’之遗意，遍敕宫寺，发掌故之旧章，仿《周礼》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可见，此书一方面保存了“本朝典故”，具有民族特色，一方面又按照唐、宋《会要》的体例进行编纂，这是在继承中有所丰富，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各民族的创造而越发丰富多彩。
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同样十分重视。乾隆十二年(1767)，乾隆撰《重刻通典序》，写道：
此书则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读是书者。
在乾隆看来，《通典》远不只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部为政的参考书。他不仅指示重新校刻《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三通”，并在当年命史臣纂修《续文献通考》，其谕旨写道：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了然，学者资以考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事迹续之，烦芜寡要，未足与“三通”并，且至今又百五十余年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宜搜择讨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以前，《会典》所载，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士张廷玉、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惟简惟要，所有纂辑事宜酌议以闻。
乾隆不满意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认为它“未足与‘三通’并”，命史臣采择清朝“宪章”及“《会典》所载”，自乾隆十年上溯宋嘉定以后制度，另撰《续文献通考》。乾隆的深意，是要把新近过去的历史运动固化为严肃的历史纪录，故尤其强调“惟简惟要”。但清朝的文化工程远不止此。乾隆三十二年(1762)，乾隆进而诏命史臣纂修“续修三通”之作，其“上谕”称：
前开馆续纂《文献通考》一书，并添辑本朝一切典制，分门进呈，朕亲加披览。随时裁定。全书现在告竣，经该总裁等奏请将馆务停止。因思马端临《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郑樵《通志》而作，三书实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曩因旧本多讹，曾命儒臣详为校勘，镌刻流传，嘉惠海内。今《续通考》，复因王圻旧本改订增修。惟《通典》《通志》，向未议及补辑，士林未免抱阙如之憾。着仍行开馆，一体编辑。所有开馆事宜，着大学士详悉定议具奏。其修书义例，有应仍、应改之处，该总裁等务博稽前典，参酌时宜，而要之以纪实无讹，可垂久远。至现辑《续通考》一书，从前所进各门，仅载至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而陆续呈进者，并纂入三十一年之事，先后体制，尚未画一。着交新开书馆，将所纂二十四考概行增辑，编载事实，悉以本年为准。增添各卷，即速缮呈览，以便刊版颁行。其《通典》《通志》二书，亦以三十一年为限，以期画一。
从对“三通”的重视到撰《续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从撰《续通典》、《续通志》到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反映了对典章制度史的认同和继承、发展。
这些撰述，都在乾隆年间完成。这样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典制体史书的传承及其借鉴意义；第二，清朝统治者认为，自身是历史上典章制度的继承者，故“续三通”时，当有“皇朝三通”(即“清三通”)。这是进一步落实了顺治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维道统而新治统”和康熙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继道统而新治统”的理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从历史撰述上贯穿了中华制度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践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综而言之，本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强自信地迈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两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近现代史上的宏伟篇章，笔者当另作专文探讨。
五、简短的结论
当我们简要地回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之自发阶段的历史后，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理论上的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武王伐纣时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夷、蛮、戎、狄，从西汉时期的匈奴到西域各族，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到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以及经济重心南移与南方各族，从辽宋夏金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到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满洲、回、藏等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间汉族的发展也是因有其他民族参与、融入而不断进步。汉族人口多，原本是由许多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故汉族的贡献也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一言以弊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当我们重温历史记载的“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虽云华夷，欢若亲戚”，“万邦述职，无隔华夷”，“华夷志同，笙镛礼盛”，“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天地交泰，华夷辑睦”等话语及思想时，禁不住激起这样一种历史情怀：“伟哉，中华民族!”真可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命运与共而成就世界伟业。
第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有必要认清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有和好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什么是主流，要有明确认识。如著名学者白寿彝所言，这就是：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认识清了这个主流，便不会因历史上这样那样的记载而困惑，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第三，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要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同考察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形势联系起来分析，揭示其中存在的规律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因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而引发战争，造成社会动乱，并往往把一些民族卷入其中，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所带来的苦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族迁移则促成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当全国出现统一的政治局面时，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所获得的成果则可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升。这是历史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后而获得的进步。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看得十分清楚，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样看待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100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史，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创造的历史。
第四，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要认识到中华文化是滋养中华民族生长、壮大的养料。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学说)、汉唐文化、修史传统等等思想文化成果，是中华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这些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被创造出来后形成相对独立的形态，就会反过来影响历史进程、社会发展和人们心理。恩格斯这样说过：“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可以看到十六国时期各国办学校、兴教育，学习儒家经典以及北魏孝文帝的诸多改革措施，下至辽夏金元清等皇朝统治者对中原历史文化典籍的重视和学习，继承和发扬，都充分反映出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中对“物质存在方式”的巨大反作用。惟其如此，我们可以十分自信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