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产茶大国，更是具有悠久茶文化传统的国家。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茶叶开始向全世界传播，茶叶贸易不仅成为助推全球化的重要因素，而且使当时的头号强国英国成为全民饮茶国家，并形成了独特的英国茶文化。然而，繁荣的茶叶贸易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相反，中国却成为了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茶业从清末走向低迷，直至20世纪后期才开始恢复，但离茶业强国还差很远。通过对茶史进行深入研究，能找到中国茶业低迷不振的根源；对茶业现状的反思同样也能促使茶史研究的深入。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茶史、茶文化的研究，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角度来思考茶业振兴的问题。
考证历史事实，努力复原历史真相，是历史学者的基本职责；同时，历史学者从遥远的过去回归现实，回归日常生活，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努力回应当代社会，同样是历史学者的职责，而且这本来也应该是历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科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以及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可以视为历史学的铁律，对历史学者永远都有启示作用。本文以茶史研究为例，简单谈谈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从历史与现实视角看茶业
尽管日月有轮回，朝代有更替，但历史的涓涓细流却在变幻纷呈的表象下连绵不断。历史与现实本为一体两面的关系，难分彼此。然而，我们时常感到历史研究大多只是沉浸在过去，而今天的现实又缺乏历史的积淀，历史与现实似乎发生了断裂，或者根本就是“两张皮”。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真实情形是，历史从未中断，是我们的思考在不应该停止的地方中断了，从而导致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影响了我们思考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极易遭致现实的批判和抛弃。
经济史研究在连接历史与现实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因为与强调变化尤其是重大变化的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等专门史不同，经济史研究更加强调和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如秦至清两千年中国历史风云变幻，朝代屡次更替，但传统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再比如，汉代所铸铜币五铢钱不仅在当时受欢迎，而且被历朝沿用；铜与银复本位制，自宋至清一以贯之；户籍制度从先秦到现在，更是延续三千余年；等等。《二十四史》中有关经济的专门篇章，除司马迁《史记》首创《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外，自班固《汉书》开始命名为《食货志》，此后直到《清史稿》，正史中的“食货志”一名再无改变。正是主要依靠这些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历代的经济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一些更为重大的经济史议题，如为何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成为经济发展的先锋，并且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根据。上述两个地区在最近几百年的时间段内，就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就是说，今天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有历史的基础。以上种种实例，不仅可以发现古代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证明将历史与现实割裂，既无法复原真正的历史，也无法理解今天的现实。就此而言，很多历史议题尤其是经济史的议题都应该引入到当代史的研究中。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
然而，实际情况是，历史研究包括经济史研究往往与现实脱节。茶史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茶史研究往往只关注过去，对今天的茶业状况不甚了解，所以茶史研究对当代茶业的影响力极小，研究成果只能在小众群体中传播；而当代茶业则只关注经营和效益，对茶史漠不关心，所以当代茶业不能充分吸收茶史研究的精华，从而显得浅薄、无根。
中国人对茶最为熟悉、最为亲近，茶水自然融入我们的身体，故有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说；茶文化自然融入了中华文明，故又有所谓七大雅事“琴棋书画诗酒茶”一说。就中国茶史而言，中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说：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也就是说，大约从唐中后期开始，无论生活日常，还是文人雅集，中国人都已逐渐离不开茶，正应了民间习语“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在唐诗宋词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颂扬茶的作品不计其数。宋徽宗不仅喜欢茶，而且成为了一位茶学研究专家，写出了茶史上的重要著作《大观茶论》。乾隆皇帝嗜茶如命，其君臣间“朝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的传说可能并非无稽之谈。
也正是从唐宋时期开始，茶产业成为传统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不仅关系茶农茶商的生存，茶税收入也开始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史料记载，茶税征收始于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在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以充实国库:“赵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唐文宗大和年间 (827—835)，江西饶州浮梁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记载：此地“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朝廷每年的矿冶税收入不到7万贯，还抵不上一个产茶县的茶税。到唐宣宗时期 (846—859)，每年的茶税收入已高达80万贯。这一时期最大的商税收入盐税，每年高达600万贯，茶税也成为唐朝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明清时期的茶税更为重要，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然，茶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并成为经典议题，主要是因为世界性的消费革命使茶叶越出了东亚地区而走向全世界。起因当然是欧洲人的全球殖民和探险活动，尤其是英国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兴起了饮茶之风。英国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饮茶风气甚至成为英国人的民族身份象征和民族习俗，这在世界历史上的确是让人啧啧称奇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所说：“饮茶在英国传播的同时经文化重塑而日渐本土化，英国人不仅完成了饮茶以绿茶为主向以红茶为主的文化选择，而且把中国红茶、西印度群岛蔗糖与传统饮食中的牛奶（乳类）真正结合起来，发展出了英国特色的饮茶方式。”所以，英国的茶文化并没有照搬中国，而是“逐渐形成了英国独有的红茶文化体系”，“甚至我们今天使用得极为频繁的茶几（tea table）、茶歇（tea break）等词语也是从英国的红茶文化体系中借来的词汇”。
在清政府依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英国人为满足国内茶叶消费越来越高的需求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大量购买中国茶叶，这间接引发了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繁荣。完全可以这样说，英国人主导的茶叶贸易不仅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大大助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然，英国为了满足国内巨量的茶叶需求，而不得不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方式将大量鸦片从印度销往中国，以获得从中国购买茶叶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这种不对等不公平的贸易引发了中英冲突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两次鸦片战争既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平衡机制，也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进而引发并迫使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如同棉纺织品、白银、鸦片以及砂糖、咖啡、可可等商品，茶叶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重要商品。就此而言，茶史研究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伴随传统文化研究热，近年茶史论著出版很多，表面上看茶史研究一派繁荣景象。但实际上，目前茶史研究存在问题也较多，突出表现在：其一，大量著作都是在炒冷饭，真正有见解的茶史著作较少；其二，坐井观天，片面夸大中国茶文化的影响；其三，闭门谈茶，基本不了解甚至曲解茶对近现代世界的影响。因此，茶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既需要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将茶史研究引入当代史及全球史研究之中，还要从当下出发，从国情出发，从全球关联出发。只有如此，茶史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与茶史、茶道、茶学、茶文化等概念相比较，我更愿意使用“茶业”（茶产业）这个从经济学来定义的概念。“茶业”这一概念何时提出，由谁提出，大约已不可考。“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对这一概念有过解释，他说：“茶业这一名辞的造成，是茶在海外输出占有崇高的地位以后的事。国人的意识中，茶业往往被看作限于商行为的营业，这正如视食粮为米业而蔑视了稻的栽培的重要生产部门一样了！茶业由栽培而收获，由制造的出品，再进行到贩运，实包括农、工、商的三项企业。”吴先生对茶业的解释非常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茶业这一概念考察茶史，可以让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人虽然很早就开始饮茶，但魏晋以前茶的消费群体尚有限，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比较有限，那个时期可以说还没有形成茶产业。茶叶消费普及到民间，消费群体扩大，并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应该是在唐宋时期。从唐宋时期开始，茶叶消费迅速普遍，茶税成为政府最主要的来源之一，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茶产业，更形成了独特的饮茶文化。随着饮茶方式的不断改进，元明清时期中国茶业规模越来越大，茶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
总之，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角度看茶业，将能大大促进茶史研究的深入。
二、茶史研究是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茶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茶史的研究，尤其是近现代茶史的研究。近代茶业发展史还是中国近代转型艰难的典型写照，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都可以从中国近代茶业的发展进程中得到最有益的启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议题，从茶史这个角度思考，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不仅如此，由茶史来考察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以及大航海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在近代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原来都局限于某个区域，后来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才传播到全世界。这个特殊原因就是欧洲从16世纪开始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经济的起飞。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是世界上各种新鲜事物的中心。与烧酒同时或略有先后，它发现三种新的有提神强身作用的饮料：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饮料都从海外传入：咖啡来自阿拉伯（先在埃塞俄比亚种植），茶来自中国，巧克力来自墨西哥。”饮茶习俗原来一直局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后来茶叶走出东亚区域，逐渐影响至南亚、东南亚及周边地区，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则是在大航海之后。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纷纷来到东方，他们要么抱着寻找宝藏的目的，要么希望找到新的商机。此间，白银、鸦片、瓷器、丝绸、棉纺织品、香料以及各种土特产等，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最后真正能够打动欧洲人并成为中西沟通重要媒介的却是东方那一片片“神奇的树叶”。在欧洲人大航海、殖民地开拓以及随之而来的近代化浪潮中，茶叶最初也是一种奢侈品，后来与咖啡、可可一起成为一种广为受人欢迎的“王牌商品”（语出布罗代尔）。与其他成瘾性消费品相比，我认为茶叶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咖啡、可可、鸦片等，这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研究茶史，并希望将茶史研究引入当代，成为当代议题的重要原因。简单说，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近代化进程中，茶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麦克法兰甚至认为，茶叶在英国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如果没有茶，英国就不可能有大英帝国和英国的工业化。没有源源不断的茶叶供应，英国企业的发展就难以维持”。尽管我们不一定赞成麦克法兰的观点，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茶叶对英国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
茶在中国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两千多年间茶的加工和饮用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但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欧洲人尽管接触、接受茶很晚，形成饮茶习惯更晚，然而茶却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茶在传入欧洲的初期阶段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质疑，不过这个时期非常短，随后茶叶即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在英国。18世纪后，几乎每一个与茶叶接触的国家都将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并将茶和咖啡等健康饮品转化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一书的书名，就充分体现了茶叶对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有一种早期现代社会思想认为，消费和对外贸易是创造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茶叶的拥护者将其吸收进来，辩称茶叶平衡了经济，并培养出健康和有适度自制力的消费者。将茶叶视为文明力量，这种观念对茶叶消费的成败至关重要。大众营销者推动着我们多买、多吃、疯狂购物，我们经常认为节制是对这种营销的反抗。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对节制与消费之关系的非常当代的理解。节制并不排斥物质世界，它发展出一种消费的道德观，一边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一边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19世纪的跨国禁酒运动改变了食品和饮料产业，促进了现代饮食的产生，并将消费主义合法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
当然，饮茶习惯养成更直接和主要的作用，是使人的身体更为健康。英国人自从养成饮茶习惯后，不仅各种传染病及肠道疾病大为减少，终于从中世纪黑死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加糖的热茶饮取代原来的酒精饮料，使人的精力也更为充沛，饮茶后人们的身体状况更适应于机械化的流水线作业。所以，将饮茶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因素，并没有任何夸张。
在18—19世纪的两百年间，世界饮茶浪潮不仅席卷了英伦三岛，而且广泛影响到欧洲大陆、美洲及澳洲等地区。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生产和供应国，茶叶也几乎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因此世界茶叶市场对中国高度依赖。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世界茶叶生产和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即印度开始成为中国茶叶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继而锡兰（斯里兰卡）、北非等国家和地区也成为茶叶主要生产地，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甚至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鸦片战争本质上是茶叶战争，主要是茶叶而不是鸦片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鸦片只是表象和手段。因为正是英国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导致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清朝长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只允许英国商人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茶叶贸易而无法满足英国国内茶叶需求的局面，英国断然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并开放更多的口岸。与此同时，英国尝试在最可靠的殖民地印度种植茶叶，以图摆脱对中国的茶叶依赖。有学者将这种由英国人主导的茶叶生产与贸易格局的改变称之为“茶叶战争”或“茶业战争”，是比较贴切的。总而言之，是欧洲商人将茶叶贸易变成了全球贸易，是欧洲商人使茶叶成为全球第一饮品，也是欧洲商人将茶业带入了现代化。茶叶生产和贸易对全球化以及近代化的推动，功不可没。
从茶叶经济史角度考察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不可小视，茶叶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全球性的饮料革命和消费革命，这是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茶叶对英国的作用尤其重要，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如果没有日益重要的茶叶贸易和国内日益旺盛的茶叶需求，英国很可能不会在19世纪这么深地卷入东亚事务。以东印度公司为例，因为公司从进口中国的茶叶中获得巨额利润，以至于当时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人也哑口无言。在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结束的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期，东印度公司在单项茶叶贸易中可获至少30%的纯利润。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东印度公司90%以上的利润都是来自茶叶贸易，有的年份甚至达到了100%！茶叶贸易不仅关系东印度公司的生存，对英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样非常重要，并成为英国政府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除英国国内茶叶需求旺盛外，中国的茶叶在当时还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物质……茶已经成为了非常流行的全国性的饮料，以致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茶叶贸易为英国政府带来的330万镑收入，相当惊人，因为这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事实证明，英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不仅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大大助推了英国的近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中国茶叶贸易为何直线衰落，印度茶业为何异军突起？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体察中国茶业盛衰的奥秘，更可以反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正如有学者指出：殖民时期印度茶产业腾飞的基础，是种植园主利用刑事劳动法（penal labor laws）将契约劳工（indentured workers）——众所周知的“苦力”——从印度中部迁移至阿萨姆地区，在绵延不绝的、被委婉表达为“茶园”的种植园中辛苦劳作。印度茶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它的对手——中国。
中国茶业衰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尤其是中国历史为何不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典型，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总结。比较之下，印度茶业后来居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近百年的时间中，印度茶叶出口量始终超过中国，所以民国时期吴觉农等先生谋求茶业振兴时，印度反而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特别让人感慨。当然，尽管印度在19世纪末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茶叶生产和出口大国，但印度同样也没有取得现代化的成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容专文探讨。
三、茶业研究需面向全球
当今世界茶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我们要么沉浸于旧日的辉煌之中，自娱自乐自爱，要么对外界的变化置若罔闻，或漠不关心，结果造成我们的研究要么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要么不着边际，甚至有将茶学引向玄学的危险。
曾经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主要线索之一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史，在现代史中极少提及，当代史更少有人注意。为何会是这样？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20世纪的茶叶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茶叶生产和贸易冠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我们为历史悠久且内涵深刻的茶文化而骄傲，但近代中国茶贸易的衰落和耻辱，又使我们不愿提及这段往事。这种做法既影响了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识。
作为饮茶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在宋元明时期逐渐影响到周边国家及东南亚地区，从17世纪开始影响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在19世纪中期前，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生产和供应国，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傲视群雄。清朝当年之所以敢于用最强有力的手段实行严禁鸦片政策，就是因为清廷上下都有十足的“自信”，琦善在给道光帝的《尊旨覆奏禁烟折》中说：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乃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为大可惜者，则大黄、茶叶是也。凡西口外极大者为俄罗斯，以及诸番，皆需此物。盖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
林则徐与琦善持同样的看法，他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也说：“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光绪帝起草的致英国女王的檄书中也说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在他看来，中英贸易中，英国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而中国对于英国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没有中国的市场，英国人就很难生存下去。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的看法，在当时人看来却是“正确的知识”，甚至连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不例外。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没有必要苛责他们。可是，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如果仍不真正“开眼看世界”，那么我们的见识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在18世纪就逐渐呈上升势头。尽管清政府长期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但英国为满足其国内茶叶消费日益增长的需要，想方设法扩大与中国的茶叶贸易。1840年的中英冲突，表面上看是因为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其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为了向中国购买更多的茶叶。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中英茶叶贸易额迅速上升，这种上升趋势一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在19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茶叶出口一直占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且茶丝两种商品几乎占据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全部。如1870年，茶丝两种商品的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88%，其中茶叶占49%，蚕丝占39%；1875年，这两种商品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茶叶占比高达53%，蚕丝36%。
中国茶叶出口值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出口额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此后便量价俱减。尤其是印度、锡兰茶叶种植园开辟且产能扩大后，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急剧减少。只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对俄罗斯的茶叶出口迅速增加，才暂时弥补了对欧洲贸易的缺口，但总的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遏止。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茶叶贸易的衰落除表现在出口总数量减少外，更突出表现在价格下降方面，即出口值下降的幅度远大于出口量下降的幅度。到20世纪初，茶叶出口值居然降到了中国出口总值的10%以下，令人特别感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国际上对茶叶的总需求不降反升，而中国茶叶出口所占份额越来越少，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竞争力的衰退。茶叶在18—19世纪曾经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商品，最后却节节败退，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衰退。晚清衰弱的国势、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导致清政府不可能在茶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进入民国后，一批有位之士图谋复兴中国茶业，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茶业复兴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后来因为日本全面侵华，茶业复兴计划无果而终。
进入20世纪后半期，世界茶业格局发生了更多的变化。首先，茶叶产区有了巨大变化。除了中国和印度两大产区外，茶叶的种植迅速遍及全世界五大洲，东非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茶叶茶区，甚至在美国和英国本土也开始种植茶叶。目前茶叶产量居世界前六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土耳其、印尼。在20世纪，中国茶叶出口量始终排在印度之后，只是到了21世纪初，我们才又超过了印度。确切说，2005年，中国茶叶产量才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苏联茶产业曾经规模很大（主要在格鲁吉亚），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甚至向华约国家大规模出口茶叶，但苏联解体后茶叶产量迅速下降。其次，茶叶的加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茶叶加工可以说经历了三大变化过程，最初是中国的纯手工茶，后来是机器粗加工的茶，再后来则是机器精细加工的茶。其中茶叶加工的第三次变化发生在冷战时期，为了确保核战争发生后也能够保证基本的以及安全的茶叶供应，英国在印度西北部的托克拉伊试验茶场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创新成果，这项成果名为CTC（压碎-撕切-揉卷）的茶叶生产工艺，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特征。再次，茶叶消费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总趋势是朝快捷、简单方向发展，突出表现为茶包及袋装茶的快速推广。茶包先是在美国流行，随后传到其他国家，甚至已经有茶文化传统的英国也无法摆脱其影响。1968年，茶包茶在英国市场的份额还不到3%，40年后茶包茶占据了英国茶叶市场90%！另外，茶叶消费的地区格局在20世纪后半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原来没有饮茶习惯的地方后来居上，而原来的消费大国却退居其后。根据2008—2010年的平均数据，世界上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多的国家是科威特，人均2.86公斤，接下来依次是爱尔兰2.31公斤，卡塔尔2.04公斤，土耳其2.02公斤，阿富汗2.01公斤，英国1.97公斤，中国人均消费仅有350克。西亚诸国及土耳其的茶叶消费，在20世纪突飞猛进。比如土耳其曾经是一个咖啡大国，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因为失去了穆哈港（Mocha,亦译摩卡港），导致咖啡价格暴涨，加上这个时期土耳其成功推广了茶叶种植，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就逐渐取代了咖啡，成为土耳其国民的第一饮品，并曾长期占据人均消费世界第一的位置。曾经的茶叶消费大国英国，到本世纪尽管仍保持较高的消费总量，但趋势是茶叶消费递减，而咖啡消费递增，且咖啡的消费增加更快。
对上述当代世界茶业格局的诸多变化，我们了解得实在太少。这既影响了我们的眼界，也导致我们研究的诸多不足。
四、茶业研究需克服民族主义倾向
克服及防止茶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既是茶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茶业走向世界的需要。
原殖民地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现代化的进程会严重受挫。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也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不独存在于茶史研究和茶业研究中，在各行各业都有表现。在我们中国人同样引以为豪的独特发明瓷器与丝绸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同样有这种现象。源远流长的中国丝绸文化、瓷器文化等，都的确给中国历史增光添彩，值得我们自豪。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孤芳自赏，尤其是在已经落后于别人的情况下仍然自以为是，不肯虚心向别人学习，那永远只能处在落后的位置上而根本不能奢望恢复原来的辉煌。这一点，在茶史研究及茶业发展中更为突出。民国时期一批学者在茶业复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也有不少学者出于民族主义的考量，而提出一些极端或不科学的看法，比如有学者就认为，曾经在对外贸易中发挥重大作用、为外国商人服务的茶叶买办是旧社会的寄生虫。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印度自由派学者也严厉批判英国人的刑事劳动合同，认为在阿萨姆茶园从事茶叶生产的苦力不符合平等自由的原则。“无论是寄生虫式的中国‘买办’，还是被束缚的印度‘苦力’，都受到亚洲民族主义思想者的强烈抨击，这呈现了由全球竞争所催生并加剧的地方社会张力”。可见，民族主义问题是被殖民或落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新航路开辟后，日渐扩大的中欧茶叶贸易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瓷器、丝绸等商品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对近代消费革命和英国的近代化功不可没。其中关于茶叶对英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欧美学者不吝赞誉，比如前述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就充分肯定了茶叶对于英国近代化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有人批评他有夸大的成分，但多数学者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茶叶对英国近代化的助益而言，麦克法兰的评价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有人硬把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茶叶扯在一起，且无限拔高，就非常不恰当了。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迷于历史，不能将历史上的茶文化无限夸大，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诸多不足。兹举以下几点：其一，曾经作为中国出口商品第一位的茶叶，却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上的劣势，茶叶经济对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更没有促成中国的近代化。我想，这大约是茶叶生产与贸易为何在当代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茶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减退。从晚清到民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除1923—1937年间茶业曾短暂复苏外，整体趋势是走下坡路，比如，1946年全国茶叶产量还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茶叶外销不足战前的六分之一，到1949年已几近崩溃。其二，传统手工制茶的确是中国茶文化的一大特色，应该很好地传承这种传统手艺、传统文化，但是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茶叶市场，我们也必须冷静思考：中国茶业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在保护传统茶叶制作技艺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方方面面改进我们的茶叶加工技术？所以，如何在保护和传承传统茶文化与发展茶产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达到发展的目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三，目前世界十大茶叶品牌全在欧美国家，而茶叶产量已经重新雄踞世界第一的中国居然没有一个,这让我们这个传统茶叶大国很没有自尊！茶叶品牌是商品茶竞争力的突出表征，中国茶叶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缺位，说明中国的茶叶虽然影响了世界，但中国的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却缺乏竞争力，中国的茶企还没有争得一席之地，我们的产业离做强做大还差很远。而民族主义不仅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会使上述问题更加严重。
以上诸种现象，启发我们思考传统茶文化与茶产业的一些问题。比如，传统茶叶生产与现代市场就存在一些矛盾：中国人最讲究茶叶的个性，包括味道、形状等，所以每种品名的茶叶在色、香、味、形等方面都不相同，的确特色鲜明，但现代市场则要求统一和标准化，市场上的中国茶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应该是中国茶叶品牌不能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之一。再比如，茶叶当然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适当饮茶对身体有益无害，这不仅为科学研究所证明，而且作为常识也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对茶叶的作用无限夸大，那就掉入了自欺欺人的陷阱。另外，国内的茶叶包装不计成本竞相夸张，而茶叶的品质又无法保障、无法衡量。这既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抬高了茶叶的价格，扰乱了茶叶市场。无视国际茶叶市场的真实状况，而一味迎合国内茶叶市场的乱象，茶业振兴绝无希望。
总之，重视茶史、茶文化的研究，以及重视对国际茶叶市场的观察、借鉴，对今天的茶业振兴非常重要。要将茶史、茶文化的研究引入当代茶业的研究议题之中，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既需要对茶业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反思和总结，也需要对当代茶业、茶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需要我们潜心去做。
作者：仲伟民，男，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仲伟民. 从历史和现实的双向角度看茶史与茶业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