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观是理解历史与现实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观察视角，这个理论自被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广泛认可。尤其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出版后，文明史观更是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汤因比从长时段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他发现影响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各文明之间虽然也有冲突，有些冲突甚至会带来文明的兴盛或衰亡，但因为前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无论是冲突的频次、冲突的规模，还是冲突所造成的影响，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他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换个角度说，在前近代时期，人类主要受制于自然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这个理论对解释前近代历史上的文明盛衰是说服力的。
而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冷战、结盟等各种新的政治生态的形成，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远远大于自然对文明的影响，所以汤因比的文明史观难以再用来解释最近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巨大事变了，必须有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至20世纪末，新理论终于出现，这就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在1993年亨廷顿刚刚提出的时候，无论在东西方都颇受质疑，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发生突然变化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导致刚刚问世不久的文明冲突论大受怀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因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冷战完全结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界线不仅日渐模糊，而且似乎有合流的趋势。
但2000年以后风云突变，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在东西方开始面临巨大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裂变：在西方，文明冲突论被广泛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不仅如此，它甚至成为美国共和党人执政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赢得选票的一个重要理据；而在非西方世界，文明冲突论成为被批判被控诉的对象，非西方世界普遍坚决反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反对基督教文明优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殖民主义的代名词。
由此看来，文明冲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刻剖析文明冲突的本质；而要理解文明冲突的本质，又需要首先理解文明的本质。
我们不追究文明过于复杂的定义。我们只需反思：今天讨论“文明冲突”时，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文明本质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两极对立，即美苏及其盟国之间的紧张，不再是困扰世界的主要问题，世界文明形态似乎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而面对这一变化，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恰逢其时的发表（1993年），给了人们极大启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亨廷顿在使用“文明冲突”这一概念时，绝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概念。1996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时，他进行了更为详细深入的论述。此书在中国出版时，他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继续阐述这个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作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
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造成灾难，但文明也恰恰是在文明冲突中发展和成熟的。文明冲突不是当今才有的一种现象，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文明的冲突，只是那时的冲突是局部的，影响范围有限。比如中国早期历史中的夷夏冲突，实际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后来冲突各方为秦国所统一；清朝疆域内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样非常激烈，但清朝实行了理性的统治政策，吸收不同文明中的合理成分，如在遵循儒教传统的情况下，允许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存在。但到晚清，因为清朝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不能吸收借鉴欧美文化，失去了学习和交流的能力，从而导致文明的冲突加剧，最终王朝灭亡。
冲突、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调，我们只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深入理解文明的本质，也才能获得解决今天文明冲突的密钥。
首先，从历史上看，前现代文明冲突的本质是生存竞争。早期部落之间以及后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很多地方突出表现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竞争，比如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进退，无一不是因为生存而引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但目前学术界重视不够。因为当地处于农牧交错带，既适合农耕，也适合游牧，所以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甚早，也导致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此反复争夺，是早期文明冲突的典型区域。
不仅人类的早期历史如此，甚至后来的农业国家与工商业国家的战争，也主要是因为生存而引起的，只不过因为工商业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手段以及拥有了先进的武器，战争不再是互有胜负，而是农业民族全面败退。比如，近代中英之间的冲突，英国不仅在军事上全面战胜中国，在商业上也是全面取胜。与军事冲突相比较，商战甚至是影响更为深刻的“战争”，所以欧美学者一般不把中英冲突称为“鸦片战争”，而是称为“通商战争”或“茶叶战争”。表面上看，这似乎仅仅是称呼上的不同，实则大有深意：“鸦片战争”中的“鸦片”较少有商品的属性，而更多包含意识形态色彩，有着对殖民侵略的批评意向，故为中国人所习用；“茶叶战争”中的“茶叶”，则几乎完全为商品属性，西方学者认为这就是一场因商业贸易而引发的战争，其中，茶叶贸易是主角。所以，中西对这次冲突的命名实际各有深意，绝不是简单的名词之争。
其次，近代以来，宗教与意识形态冲突逐渐成为文明冲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愈到后来，尤其是当前，宗教与文明冲突的意识形态化愈严重。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是很有道理的。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就比较典型，以1857年为转折点，此后英帝国对印度的意识形态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原来顽固的普世主义者（universalist）转向相对灵活的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的立场。在著名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的启发下，英国官员转变了殖民策略，即强调文化、宗教与社会习俗的差异性，认识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应该适当依从印度当地的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事实证明，对印度的成功统治，是英国当时全球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
本质上讲，宗教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固且对人们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认为，文化传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有理由认为，尽管目前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意识形态冲突无疑已成为当今文明冲突最主要的形式，文明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冲突。意识形态形塑了人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有时使文明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历史观的差异，导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产生歧义，使我们的价值观四分五裂；世界观的差异，使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产生巨大分歧，甚至是激烈对立。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超出了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愈演愈烈，甚至比基本生存还重要。不难观察到，以宗教冲突等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可能也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再次，制度依赖于文明（文化、传统），并受文明（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或者说，制度有历史发展路径的依赖。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历史的本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家发展的道路以及国家制度的构建深受历史发展路径或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主要文明古国或主要宗教影响下的国家，无不体现出这个特征，而近年的逆全球化趋势更是让我们回头思考历史尤其是制度的路径依赖。
以中国为例，作为一个几千年文字记录从未间断的国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充满自信，因为我们的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制度遗产之丰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比如，中国自周代以后世俗传统成为文化的主调，各种宗教虽然在历朝历代产生过影响，但始终没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自秦以后形成的郡县制行政体制，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至今仍是基层政权的基本框架。但是，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过于丰厚，导致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蹒跚，也导致我们在“文明自信”和“文明自卑”中摇摆不定，逡巡徘徊。此点在我们对待儒学的基本态度上就非常典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的彻底否定之上，整个20世纪，传统文化都被作为“革命”或“现代化”的反面。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真正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国力也大大提升，这时我们才发现，传统文化不能丢、儒学不能丢，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是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石。这就体现了典型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对历史路径的依赖。
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尤其需要重视，因为从大航海时代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即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洲文明率先起跑并加速，这种文明以经济上的市场化、产权的明晰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为主要特点，引起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大航海是全球化的开端，这也是今天研究全球史的要义。直至20世纪，基督教文明都是全球化或者说现代化的主角，欧美由此成为现代化的样本。
20世纪世界格局一度发生重大变化，日渐强大的共产主义成为对抗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阵营，形成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极世界。但两极对抗的时间不长，冷战结束后人们感到全球化发展趋势再次加速，欧美现代化模式似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唯一模式，终极世界或一极世界将要到来。福山正是在此形势下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与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将成为全球模式。而近年来呈现的逆全球化发展趋势，表面上看使福山的理论遇到挑战，他本人也感到尴尬并对理论做出修正。但是，实际情况如何，恐怕只能留给时间了。
原文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系“文明的交流、对话与互鉴——‘文明冲突论’发表30年反思”专题研讨系列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