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这个名字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Ｒichthofen)命名的，他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Silk Ｒoad)。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又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由此有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丝绸之路是从中国中原地区一直到地中海世界的一条贯通道路，人们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于是由此推演，进一步认为如果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处于对立或闭关状态，那么丝绸之路就是断绝的；于是乎得出结论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通少断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并不少，但其实这是对丝绸之路的误解。以下从两个方面来谈谈笔者的看法。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

事实上，“丝绸之路” 这一概念的最初的意思，是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强调的是贸易路线。因此，我们理解丝绸之路，更应当从这条道路上运载的贸易商品来理解它。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一个人从中原地区不一定能够一路走到罗马，但从中原地区运载出去的丝绸，却可以经过不断的转运、贩卖，最终到达了罗马。除了丝绸之外，其他东西方的物品，如香料、金属、动植物、技术产品，乃至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技艺文学等等，都通过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交互往来。因此，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分立、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断绝，官方的往来可以因为政治的原因而终止，但商人僧侣往往并不因为政权间的对立而止步不前，其实正是因为有政治的对立，才有其他途径的沟通。此外，走私和黑市交易，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交通，这些更是官方史料很少记录的内容，因此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丝绸之路时常因为政治、军事冲突而断绝，其实不然。

以商人为例，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就是斯坦因(A.Stein) 在敦煌西北长城烽隧下面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这是公元4世纪初叶写成的一组商人信札，当时正值西晋末年中原兵荒马乱的岁月，一批来自撒马尔干(Samarkand)的粟特商人，以凉州武威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大本营。其中的二号信札是在华商业集团首领给撒马尔干的头人所写的一份报告，讲述他们在华经营活动的情形，其中提到的分支商队从武威派往洛阳、邺城、金城(兰州)、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加上一些信札可能是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寄往楼兰、于阗等地的信件，充分表明这批粟特商人从粟特本土，沿丝路南线，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内地的经商情况，也勾勒出公元4世纪初叶粟特商人所使用的丝路轨迹。这些商人的活动完全不见汉文史料的记载，而且当时正是晋末中原动乱的时期，如果是从中原史料来看，一定会认为这一时期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是断绝的。但是，我们从这组粟特文古信札中看到，在商人的脚下，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没有断绝，而且继续跳动着汉代张骞开通西域道路以来的活跃脉搏。尽管古信札中说到在洛阳的粟特人和印度人饥寒交困，他们的商业活动也蒙受打击，然而从整个这组古信札来看，当时粟特本土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没有断绝，通过古信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把西方的香料、贵金属、药材倒卖到中原，带走了大批的丝绸。

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商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他们不仅仅做粟特本土与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也承担着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这可以举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摩崖题记为证，这些题记记载了许多粟特人从粟特本土，或者从塔里木盆地，甚至中原地区前往印度经商兴贩，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一条“大魏”使者向迷密(Maymurgh)去的记录表明，这位前往粟特米国的北魏使者选择了十分偏南的道路，大概就是因为和从中原前往印度经商的粟特人一起行动的缘故。与此同时，粟特商人也承担着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这可以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粟特文买卖女婢的契约中得到证明，这个突厥地区出生的女子被粟特人带到吐鲁番的高昌城，出售给当地人，生动地展现了粟特商人沟通突厥游牧地区和西域绿洲农耕地区的情形，他们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的中间商，而且也是人口贩子，把大量游牧地区和西域各国的年轻女子转贩到中原内地。

再来看僧侣的情况，例子更多。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前期，是中国佛教的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时期，大量汉地僧侣不顾性命，一批批西行朝圣，基本上没有因为政权之间的对立而阻止住他们的行程。要说真正受到影响的，大概是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玄奘，因为贞观初年中原内地的战乱尚且没有平息，而高昌国依附西突厥汗国，与唐朝为敌，所以唐朝政府在西边采取闭关政策，不许人员出境。玄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从长安启程，经过武威到瓜州，在粟特商人石槃陀的帮助下，沿第五道越过莫贺延碛，九死一生，到达伊州，为高昌王接去，引为上宾。玄奘的事迹，恰恰证明了僧侣并不受政治的影响，他们仍然会冒死前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僧人的脚下，丝绸之路就是求法之路，是永远畅通的。

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

持丝绸之路“通少断多”的学者，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依据传统的汉文史料来思考的，这显然不能涵盖“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首先是中原王朝在不同时期的界限是不同的，如果仅仅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理解为某个时期的中原王朝与外界的沟通，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比如有的人认为宋朝时期，西北有西夏阻隔，陆上丝绸之路就断了。这种观点把西夏、辽、金都当作“外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实在这个时期，西夏和外界并没有隔绝。

站在宋朝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认识都是觉得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就断绝了。其实宋朝仍然采用绕过西夏的“秦州路”等道路，与西域交往，于阗的玉石仍不断被运到北宋都城。而且宋、夏之间并不是时刻处在敌对状态，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往来的。西夏本身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王朝，据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编纂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记载，西夏对于从大食(阿拉伯地区)、西州回鹘国来的使者和商人是给予优惠待遇的。西夏的僧人也有西行印度求法者，同时还有印度高僧到西夏弘法，至于北宋初年经陆路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大多数也是经过西夏领地西行的，因此可以说西夏对于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也有贡献。

辽朝与西域诸国也有交往，《契丹国志》记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

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

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suγur)黑皮、褐黑丝、门得丝(mandish) 、怕里呵(parnagan) 、碙(硇)砂、褐里丝(qars) 。

已上皆细毛织成， 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 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这里的“大食”，据黄时鉴先生考证，当指 874—999年在中亚河中地区立国的萨曼王朝，“小食”即石国(塔什干)东北百余里的“小石城”，也即《大唐西域记》中的笯赤建国。因此，辽朝与河西走廊和西域南北道以及中亚河中地区都有着官方的贸易往来。后来辽朝灭亡时，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到中亚立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因为辽与西域的关系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只是汉地的史官和文人没有记载下来罢了。

其实，汉文传世文献对于史事的缺漏是可想而知的，只要接触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里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公元5世纪中后期的西北地区，时局最为动荡不安。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王族沮渠无讳、安周兄弟由敦煌奔鄯善，442年北上占领高昌，高昌太守阚爽奔漠北柔然汗国。445年，北魏遣万度归从凉州出发，西击鄯善，俘获其王真达。448年，万度归继续西进，攻焉耆。八月，万度归大败焉耆，其王卑失鸠那奔龟兹。十二月，万度归进击龟兹，大获驼马而回。沮渠兄弟则在高昌建大凉政权，450年灭车师国，占交河城。460年，柔然杀沮渠安周，灭大凉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约477年，阚伯周卒，子义成即位。约478年，义成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即位为王。488年，阚首归被从漠北西迁天山北麓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阚氏高昌亡。高车立张孟明为王，开始张氏高昌王国时代。这段时间里，北魏虽然一度出兵焉耆、龟兹，但很快撤回，没有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的控制。如果从北魏的角度来说，这段时期的丝绸之路一定是断绝了。但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文书，即《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给我们带来崭新的认识：根据这两年高昌王国送使记录，得知当时途经高昌前往漠北柔然汗国或从那里返回的使者，分别来自长江下游刘宋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王国焉耆、盆地西南地区的子合国(今叶城)、北印度的乌苌国(今印度河上游斯瓦特地区)、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笈多王朝)。短短的20行文书，为我们勾勒出5世纪下半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四大区域之间的使者往来的恢宏图卷，使我们得知即便在漠北柔然汗国联合高昌与北魏对敌，北方强国嚈哒南下扩张与波斯萨珊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激烈争夺中亚的混乱岁月里，各国使者的往来仍在继续，而且在不同的丝绸之路上行走的距离都非常遥远，表明丝绸之路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没有达到完全断绝的境地。这件文书也告诉我们，传世史料缺载的史事不一而足，我们不能依靠传世史料来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

再举一例，持丝绸之路“通少断多”的学者往往认为中唐以后，由于吐蕃隔断河陇，以及后来的西北地区处于混乱的状态下，所以唐末五代基本上没有僧侣可以西行求法，一直到北宋初年才重新有了西行求法运动。其实如果翻检一下敦煌文书，就不难发现，不论是吐蕃占领河陇时期，还是吐蕃统治结束以后的时代，从中原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并没有断绝。笔者曾在《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一文中，钩稽敦煌汉、藏、于阗等文字所写的文书材料，指出从中原五台山、河北、陕西、四川等地，经河西走廊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人有十余名之多，他们都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只不过中原史料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所行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了。其实，还有很多连文书都没有记载下来的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一定比留下记录的还要多得多。

怎样理解“丝绸之路”？

事实上，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大多数时期都是分成若干段的，把这些段落联系起来，就是整体的“丝绸之路”。我们要承认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但同时也要承认丝路上每个段落，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路段上的国家和民族，也都对丝绸之路的通行和丝路商贸往来做出了贡献。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商人兼使者，从西到东贯通整个丝绸之路的人，的确是少数，而即使是马可一行，在波斯地区也不是按照传统便捷的丝绸之路行走的，而是先到霍尔木兹，想从海路来中国，不得已而走了陆路。因此，他们所利用的波斯地区的道路，也是阶段性的丝绸之路，而不是传统的丝路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