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一百年时间里，日本学界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日本丝绸之路研究考证精详，观点敏锐独特，尤其出版大量的相关著作构成的完备的知识体系，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与借鉴。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互动与共进，是东亚史和东方历史的书写内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人类交流互动的经验。对这一百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予以新的概括与总结，不仅是我国东亚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日本；百年丝绸之路研究；历史经验；学术总结

在世界研究东方丝绸之路有成就的几个国家中，日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不仅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开展丝绸之路研究的历史比较早，到现在为止大体上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东方学的范畴，考证之精详，研究之深入，在国际东方学领域极为罕见。日本的丝路研究涉及的内容繁多，涉及面广，除了少数研究者为国内所熟悉外，还有许多的学者不为国内所知，他们同样写出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对日本近百年的丝绸之路研究的曲折历程作一个系统性总结，不仅是东亚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通过日本反观我们自己如何研究海陆丝绸之路的需要，可以获得温故知新的启示。

一、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重要时期

日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丝绸之路研究有重要成就的国家，无论对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成果。日本对丝绸之路研究至少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开始，如果从这个时期算起至今已经有近一百年历史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充满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百年当中，日本学界对丝绸之路所有重要方面几乎都有专题研究，已经进入全面总结与成熟阶段。对于这一百年的学术史，我国学者至今还没有作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推出的一些研究成果只是阶段性的初步总结。从明治到大正时期，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传入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学术研究，掀起研究周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热潮。迄今为止，我们无法具体统计出日本出版了多少相关著作，但是根据我目前所接触到的日文材料可以大体估量出这些成就已经构成日本较为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可视为其东方学的深厚基础。根据其发展的过程，可以将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划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战前时期 在战前的几十年中，日本在东西方交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巨大。日本的学术界是把东方学纳入东洋学范畴来研究的，或者说是把二者视为同一个概念，即都是以亚洲各地人文科学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从大的范畴来说，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东西方交通史的范畴，而东西方交通史又属于东方学的范畴。长期以来日本处于东亚的角落，对外交往的国家相对有限，本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交往、吸收的程度，因此对外关系中的交往、交流特别受到重视，不断引起不同时期探索者的浓厚兴趣。对于日本来说，研究东西方交通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为国家现实需要寻找生存发展的出路，从学术的角度关注社会生活，从历史遗产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给日本重新思考东亚文化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启示。

在战前的一批丝绸之路研究者队伍中，涌现出几位成就卓著者。从他们研究的内容来看，有些著作与海陆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流有直接关系，有的间接有关，涉及经济、文化、海陆贸易、国家关系、使者往还、敦煌考古以及早期民族与移民等等。白鸟库吉（1865—1942）主要关注陆上的朝鲜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以及东西方交流互动研究，掌握英、法、俄、匈牙利、土耳其、朝鲜、满、蒙古等多种语言，对西方东方学著作无不寓目。他在著名的《康居粟特考》中考察粟特人与中国曹魏通使朝贡情况，从435年至497年曾9次遣使魏廷。粟特人的东来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交通大动脉与开放的贸易网络，贸易的利爪把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

藤田丰八（1869—1929）的主要史学贡献，在于古代西域史与南海史研究，确立了他在日本史坛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在他为数众多的著作当中，以《西域研究》、《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写得最有声色。他详细考察红蓝、石榴、葡萄、胡桃传入中国的情况，认为这些物种传入中国在晋代以前殆无疑义。中国的许多物种、音乐、舞蹈、体育、文化来自西域诸国，它们已经融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南方通商口岸的贸易管理方面，藤田的著作中也有许多的介绍，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凡海舶自海外至（广府）者，政府之代理官命其呈交舶货，将所得之舶货封藏于特定之仓库中。其存放期限至最终之海舶到达为止，约有六个月之久，至六个月之后，政府抽取其各货十分之三，其余仍返还原主。”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国家东起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洋各国，西至印度洋沿岸各国、波斯湾、欧洲以及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对外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具有开放的特征与宏大气魄。除了专著之外，藤田还有许多涉及东西交通与丝绸之路的论文，构成他丰富多彩的研究系列，如《前汉西南海上交通记录》、《作为宋元时代海港的杭州》、《琉球人南洋通商的最古记录》、《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前的诸问题》、《关于宋代输入的日本货物》等等。

桑原骘藏（1870—1931）是藤田丰八同一时代的人，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大师，被称为日本史学界的另类，写出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荦荦大端者即有：《唐宋贸易港研究》、《蒲寿庚考》、《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等等。他看到阿拉伯人大举东来与中国交通贸易的情况：“阿拉伯人之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以至于宋，连绵继续，未曾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唐宋以来，由于国家重视海外贸易，经济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商业化城市，它们在中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库入，屡奖劝外番通商，泉州贸易遂年盛一年，与广州颉颃不相上下。”在桑原骘藏的视野下，这些城市富有朝气和活力，气象不凡，不论从东方到西方还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船客都从这里歇脚，休整交易，采购商品后踏上回程的航路。

桑原是较早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开拓者。他在著作中向人展示的中国对外交往几乎是全方位的、立体的。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金、银、铜钱，从国外输入香药、珠宝、象牙和犀角，文化和贸易蓬勃发展，商业和城市欣欣向荣，城市商人参与并推动精神文化发展，以至出现“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的情况。宋代的铜钱使用十分广泛，流通范围大体东起日本西至伊斯兰教国的广大地区。货币的使用规模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力量的影响程度和开放程度。以经济力的视角来解释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来解释东方历史更为有力，更能触及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唐宋时代，阿拉伯商人大举东来，因有利可图，积极从事对华贸易。据说，阿拉伯商船入港后中国朝廷就派宦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其商品，阿拉伯商人希望与朝廷进行贸易活动。

在近代以前，从事东西方贸易和运输的是大型帆船，运输能力的提高得益于造船和导航技术进步。唐代中国南方地区已经造出可载六、七百人的大船，从事着南海到印度洋、波斯湾及红海沿岸各国的远洋贸易。近代以前的远洋贸易是由大型帆船完成的，船体过小无法抗击海上的狂风巨浪，更无法进行远距离长时间航行。唐代出现远洋运输繁荣，固然与唐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有关，同时也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有关。阿拉伯帝国在造船和航海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被称为航海的民族，与中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上的密切联系。宋代是中国造船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时代，“南洋贸易船自法显后，代有进步，载量日增，设备日周，航术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极。”经济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活跃，国家的重视，对于促进造船业发展极为有利。日本战前丝绸之路研究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他们试图借鉴中国的历史为日本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甚少从学术而言可以成为其有建树的文化领域。

（二）战后到70年代 战后初期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所限及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日本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了停顿状态，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长期以来，日本以中国为主要的学习和研究对象，具有悠久的汉学传统与良好的学术积累，加之战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采用，因此在东亚史、东西方交流史研究上又有新的进展。日本学者认为：“东方学可以说是代表日本的一个学问。”日本学界对丝路研究的继续和扩大，已经从东西方交通的广泛概念逐渐发展成为“陶瓷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等更为具体的概念。“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中提出的，后来这个概念很快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三杉隆敏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取得了令国际学界叹服的学术成就。

六七十年代，在日本众多的丝路研究者队伍中应该提到的有松田寿男、平山郁夫、井上靖、铃木治等人。1974年，铃木治著成《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待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宗明义地指出：“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该书对古希腊的丝绸、野蚕与家蚕、丝绸与亚历山大东侵以及中国丝绸外销的四个通道都有详细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认识，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开辟这一通道异常的艰辛与曲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文明的交流交汇，为东西方物质与精神生活增添了多样性。作者是这样记述丝绸之路起源的：“希腊丝绸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东西丝绸之路的开发与一般的说法相反，远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丝路问题与地理的、历史的、技术的关联极为广泛。”长泽和俊把自太古以来，联结亚洲、欧洲及北非的交通路线总称为丝绸之路。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丝绸之路研究出现了繁荣 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到198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了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局面，无论从推出的研究成果数量，还是关注的重点方面都较以前有新的发展，尤其在古代东亚海域交流研究上的成就更为突出。80年代的研究更加具体细化，凡是有关丝绸、瓷器制品的生产、材质、花纹、染织、交易、技术与管理等都在他们的研究之内，丝绸上的图案有蟒、飞鱼、斗牛、凤凰、仙鹤、孔雀、麒麟、獬豸、鸟雀等。这些中国染织品在世界具有极高的水准，作为交易品输出到国外的历史悠久，形成明确的东西方交流史。不仅如此，他们还详细考察中国瓷器上印制的精美图案，包括梅、菊、兰、莲、牡丹、仙桃、牵牛、灵芝、山石、玉兔、如意等。丝绸之路有其具体的特定的历史内涵，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的以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主要贸易内容的商路与交通线，后来不断向文化、外交、交通等领域拓展延伸，形成东方历史上的独特景象，欧洲人东来也利用了这条商路，逐渐做大做强，改变了传统的东西方贸易关系格局，最终使这条贸易商路从属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

80年代以后之所以出现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与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扩展加深有直接关系，也与日本国内媒体的大力宣传介绍有直接关系。1972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便利了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交流；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日本对华投资、合作、留学与旅游观光。中国改革开放对中日关系是一个有力促进，有许多学者来到中国内地和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重走丝绸之路，寻找过去一度辉煌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伟大生命力孕育在悠久深厚的东方文化沃土之中，越来越凸显出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与穿透力。

二、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在海陆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上的成就颇多。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者所从事的绝不是一般性的收集、整理、加工材料工作，而是以学术为媒介、以社会重大需求为导向对海陆丝绸之路功能、作用的阐释与思考，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析与把握，分析的眼光已经超越东亚角落而具有了世界眼光，从而把治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他们对丝绸之路怀有挚热的感情，甚至提出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是丝绸之路东部终点的观点。具体说来，它有几个重大成就：

第一，构建了严谨、缜密的丝路研究的知识体系。日本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宗教、考古、绘画、艺术等都在研究之列，基本上属于实证东方学和理论东方学的范畴。在东方学的大背景下，他们分门别类地开展了研究，有的长于海上东西交通研究，有的热衷于贸易港研究，有的在北方欧亚大陆互动或沙海洞窟、竹简帛书中发现了学问，做出了成就。从出版的大量著作来看，他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知识谱系，范围之广阔，体系之完整，实为国际学术所罕见。例如藤田丰八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儒学、佛教、道教、外交、地理以及东西方关系等，像他这样古今结合、东西兼治的学者在日本并不在少数。从推出的既有成果来看，丝绸之路研究确系一个多学科的学问，单一的学科是根本无法从事这一艰巨课题研究的，即使是在战争的年代，日本也有学者深入中亚和中国西北收集实物和藏书资料，加以整理、考订与出版，从而在学术上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日本的丝路研究有明显的区域史研究的色彩。桑原骘藏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上的成就卓荦，明显地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味道。从这些研究中的南海交通史、东西交通史、海洋文明史等等可以构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文化交流谱系。海陆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历史经验的总结。到了唐代，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更加直接频繁。“唐代中世以后，大食人（即回教徒）盛向中国南部诸港通商。”“中国唐代与摩诃末教国（大食）间之海上通商，曾盛极一时。”进入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方便直接，据说宋代出口的海上交易品被称为“海洋的赐物”。不仅如此，中国陶瓷商品还给予了这些接受陶瓷国家的生产工艺技术以刺激和影响。

第二，把丝绸之路研究纳入东西交通史范畴，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交通史内容。日本学界关于东西交通史的一些观点值得重视和参考。长泽和俊主张丝绸之路研究与东西交通史、中亚史相结合，其核心是丝绸之路研究。三上次男把陶瓷贸易看作是古代中西贸易的象征，指出：“这些从国外发现的中国陶瓷，无疑是通过贸易得来的，是中国政府赠给外国国王和贵人的礼物，尽管数量有限，但却是贸易的一种形态。”较早研究东西交通史的藤田丰八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详细考察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交通贸易的情况，中国与印度洋、波斯湾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交通交往基本上是按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进行的。他在《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中明确记述广州、泉州与各国的贸易活动，泉州贸易繁荣兴盛，到福建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珍珠、象牙、犀角、玛瑙、乳香、珊瑚、琉璃、玳瑁等。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但他们所进行的东西交通史研究基本上都与海陆丝绸之路有关，这也是他们最为擅长的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对日本来说是个舶来品，是译自西方的词汇。如果把丝绸之路加以细分的话，东西交通史基本上涵盖了陆路丝绸之路（包括绿洲之路和横贯中亚的草原之路）以及经由东南亚到印度和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部分。正因为日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他们自诩为“资料在中国，研究在日本”。其意是说，中国有资料却无人研究，要研究还得靠日本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我们承认他们为此做出的学术成就。丝绸之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问，不仅涉及内容特别的广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涉及的内容都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第三，确立了海陆丝绸之路研究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学术研究首先是明确概念与内涵，确立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历来是学术研究之大忌。日本学界秉持了这一治史原则。他们严格地使用中国古籍材料，把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开辟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结束于近代欧洲人东来后对东方传统贸易航路的破坏与垄断，从时间上说大体结束于19世纪中期以后。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东南亚，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又联翩而至，与中国、印度和南洋各国竞争。东方的近代史是从海洋开始的，国家发展被卷入西方殖民主义的急剧扩张当中。葡萄牙人从东方商人手中夺取了贸易权，欧洲各国在东亚各地建立商馆，从事商业贸易。近世以降，欧洲人侵略亚洲，独占了海上贸易的舞台。在此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它们逐渐变强，垄断了东方贸易，彻底扭转了东西方贸易格局，使东方贸易彻底从属于西方。

日本学界的视野相当开阔。他们的眼光已经不再局限于东亚一隅而真正地转向了世界，具有了世界史眼光，在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更多地指向亚洲和欧洲交通的总称，仅仅使用狭义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提出了“世界史中的东西交流”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日本学界首先提出的，但是这个问题意识却始终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认真而彻底的贯彻，日本学者指出：“确实，从公元前后欧亚规模的东西交流明显地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从广义而言，在亚洲和欧洲的交通上，有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陆上通道又分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正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丝绸、漆器、瓷器被运往西域地区，从西域输入葡萄、马匹、西瓜、酒、玻璃器皿和宝石。在远东的东亚海域，中国的瓷器通过海上交通输往琉球，从福州运往那霸的瓷器多达数千件到数万件，从厦门输往新加坡的达到66万余件。奈良正仓院珍藏的佛具、服饰、饮食器具、乐器、兵器、药物、书籍、绘画等有9000种之多，可以说是汇集了当时世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的精粹。在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确认上，日本学界提出的日本奈良是丝绸之路从长安到东方的支线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向东扩展了丝绸之路的海上范围。

日本学者研究征引广泛，最大限度地使用东西方古史材料。他们强调占有材料的重要性，不满足于既有的古籍材料的记载，把注意力转向不断开掘新的材料。在他们看来，进入宋代以后海上交通更为重要，阿拉伯人利用这条海上航路大举东来，从事贸易活动，海上贸易占据了对外贸易的主流。从研究的动向上看，他们已经展现出来一个新的特征，即由厚古转向了究今，由从考史、证史转向了修史，体现出社会变革与发展时代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

第四，在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进展，反映整体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在长达一百年的历史研究当中，丝绸之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个时期都有重要的成果出现，关注的领域几乎涉及经济、文化、科技、交通、外交、外贸、移民等诸多方面，确实显示出研究的兴盛与繁荣。如果把这些内容连缀起来，就可以看到海上和陆上交通贸易的总体画面，看到当时社会的总体特征。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和连接中国、朝鲜、日本、南洋各国、印度洋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东方传统的丝绸、陶瓷、香料、苏木等大量输出，也有域外商品的大量输入，它们由浅及深、由小到大融入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大大丰富了东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给东方社会带来了巨变。

日本学者关注东西方交流下的社会变迁问题。与区域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相伴随的是各民族、国家间孤立封闭的状态被初步打破。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中国的茶叶、纸张、瓷器输入到朝鲜、琉球和日本。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当中，朝贡国的来华贸易是享受免税特权的，琉球国利用这个特权从清朝购入了多种物品，其中就有瓷器。平安前期和中期，日本输入的瓷器主要有浙江越州窑的青瓷，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青瓷和河北邢州窑的白瓷。遣唐使与留学生从中国带回日本国内没有的知识、情报与技术，建立了国家安定的体制与文化。从宏观方面来说，他们关注中国、日本、东南亚以及欧亚大陆上各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三上次男在给三杉隆敏的著作《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写的序言中说：“这条陆路，实际上是贯穿古代、中世和近世连结东西方的纽带，在世界发展历史上的作用是重大的。”仅从物种交流而言，由于美洲、西域、南亚物种的大量引进，不仅丰富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物质生活，而且对于人口增长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在宋朝国都开封，社会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富足从容，城内各处经销真珠、香料、丝绸织品，商铺林立，昼夜兼营，剧场有戏剧、曲艺等各种演出，呈现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景象。

中国社会对来华贸易的各国商人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给他们划定的居住区称为“蕃坊”，设有专人管理。在广州、泉州、扬州等贸易港居住的来自阿拉伯和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国商人就有数千人以上。根据桑原骘藏的研究，“宋代奖励互市，故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其同类相犯者，唐代多听以本国法律处置，华官不加干涉。”宋代看到商业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巨大作用，因此对来华的外国商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包容与宽大：“蕃汉之间有犯罪事，苟非重大之件，亦听以彼等法律处分。”日本学者的研究具体而微，利用成书于一世纪的希腊古史材料《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详细统计出非洲东岸诸港、阿拉伯诸港、印度东西海岸各港口进出口的商品种类，这些来自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亚麻布、手斧、短刀、铜制饮器、锡、铁、蔗糖、稻米、棉布、珊瑚、乳香、檀木、鸡冠石、染料等等，几乎涉及东西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历史的内容是具体的，从既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与其他研究明显不同。

总之，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海陆丝绸之路在东方历史上的独特贡献与作用，成为东方历史上的一道风景，无疑在推动着东方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各个方面，对外交往与交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如果把社会进步的动力仅仅理解为技术的或制度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演进的过程，单一方面的发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较早开放地区的发展程度始终高于那些较晚开放且相对封闭的地区的问题。

三、对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经验的基本总结

对近百年来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经验的基本总结，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日本学术思想的发展行程、规律与特征。日本的学术研究对我国影响很大，特别是研究中国的一些著作成为我们反观自己研究的参考书。我们学者在谈到日本学术对我国的影响时写道：“一方面，它们大都充分利用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进行精深的文本分析，体现出作者的汉学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献根基；但另一方面，从总体的研究方法上却与传统的中国学术大相径庭，作者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样仍旧站在中原王朝正统史观的立场来观察所谓‘四夷’，进行粗线条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研究对象从历史语言、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人群迁移流动、对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加以剖析，从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格局。”在近一百年时间里，日本的丝路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与突破，不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翻译了国外的著作和原始文献，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众多的有建树者。

今天的日本仍然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实中的丝绸之路建设问题，其关注的趋势、动向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思考。丝绸之路研究绝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它所反映的是世界各文明板块间的联系与影响，是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移民与交通整体演进发展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学观点或政治学观点是不能对其解释清楚的。从近百年的治史经验来看，日本的研究经验是多方面的，我们觉得有必要予以新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重视对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提炼和利用。日本学者的田野调查功夫和收集材料的本事是值得学习的，我国学者周一良先生曾经说过，日本学者“注重穷尽资料，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存在于本国和中国的史料，即使散在世界各地的，无不想方设法去搜集。敦煌卷子发现后，我国学者在北京坐待伯希和几次带来的少数写本，而日本学者闻讯后立即奔赴欧洲搜访，移写回国刊布。”正是有了搜罗宏富的第一手资料，才有他们在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三杉隆敏为了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美术品材料，他自1963年起近百次出国，访问5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伊斯兰清真寺和历史古迹。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对于汉籍搜集甚勤，如宫内省图书寮多宋元旧椠，且鉴别甚精。”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相关的第一手材料，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课。

除了重视文献资料外，日本学者还特别重视对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三杉隆敏是通过大量的考古来研究中国瓷器在西亚、中东、欧洲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传播与影响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大大拓展了学术空间，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近年南海与世界一些国家都有新的考古材料发现，有的直接为研究古代东西交通、造船技术、古气候、陶瓷技术、物种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们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中国丝绸在欧洲传播时，基本上是依靠考古材料进行的。在罗马帝国时代，社会上层特别喜爱东方社会的贵重商品，对香料、丝绸有强烈的需求，丝绸具有与黄金一样的价格。

日本图书馆、博物馆极富收集和典藏资料的传统，举凡图书、杂志、地图、手稿、图片、信函都在搜罗之内，应有尽有。例如，1924年成立的东洋文库不仅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也曾派羽田亨摄取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illiot）在中国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全部，搜集中国全国方志家谱等。许多人游学欧洲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及美国，带回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对于收集来的材料，他们必然做加工、整理和去伪存真的工作，从材料中探索未知的世界。明治以来日本图书事业有了大发展，公立和私立图书馆藏书、刻书、抄书蔚然成风，积极传播知识，教化社会，在推动着社会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需要多种条件，图书资料的极大丰富无疑是很重要的方面。从这些收集材料的不懈努力中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第二，注重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1904年东京大学首开中国史学科，1910年改为东洋史学，其研究范围从中国扩大到朝鲜、北亚和中亚地区。与以前相比，他们关注的重点发生一些变化，从过去对史料考证和政治史的关注走向对具体的东西方交流交汇研究，因此欧亚大陆上的蒙古、匈奴、回纥、契丹、女真、奴隶贸易、墓葬、壁画等问题，东亚海域上的大帆船贸易、沿海港口城市、市舶司制度，以及佛教的东传、印度科学的引进、西汉的胡风，造纸、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绘画等等都进入他们的视野。据他们考证，汉代丝绸的种类繁多，有锦、绣、缦、绮、绫、绨、络、缣、练、素、帛、絓、紬、丝、絮、绵等多种。至迟到唐代后半期，东西方商船已经到达对方的海域，唐朝商船也航行到波斯湾。从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文化史、政治史研究转向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社会、移民、贸易、投资、丝绸染织技术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转向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无疑是研究上的深化与进步。在他们的笔下，欧亚大陆史已不再是干巴巴的记载与记述，而是有血有肉、有筋有骨和多姿多彩的画卷。草原丝绸之路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领域，产生的大家也最多。有学者指出：“草原之路，还有草原地带，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民族大迁徙和兴亡之路。……它是伴随着游牧骑马民族与定居的农耕民族的抗争或共存与融合，充满波澜的民族兴亡史。”寥寥数语，反映出日本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视。

在战前，日本有一批从国别史开始进而扩大到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各自在自己研有专深的领域做出了成就，成为一代有建树的学者。例如，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就是从朝鲜史研究入手，扩大到“满洲”、蒙古、西域等地区研究的。他的《东西交涉史论》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探讨草原民族的历史是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视角出发的，思想深刻，观点敏锐独特，从而奠定他在日本东洋史上的地位。百鸟库吉是日本战前有影响的东洋史学家，他以东洋史学泰斗、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的特殊身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独步一时的卓然大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上，朝鲜、日本与中国东北研究是其整个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从东洋史上观察日本》中从区域史的角度探讨日本与大陆文明的关系，西部筑紫与中国山东半岛的海上接触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古代。但是必须指出，白鸟库吉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朝鲜、蒙古和“满洲国”的研究是缺乏批判精神的，因此在史观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他关注“满洲国”的发展，甚至把它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已经有学者指出，白鸟库吉丝毫没有涉及殖民统治问题，向欧美学习的是东洋史研究，而没有形成超越它的批判性思考。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必须有坚实的材料作为支撑，使用多方面的材料。在日本学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新罗人眼中的南海贸易。对于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在南海贸易的情况，727年新罗僧人惠超有如下的记载：“波斯国人喜爱交易，常自西海远航至南海，在狮子国换取宝物。那是因为他们国家出产宝物，向昆仑国换取金子，再泛舶到中国。到达广州，换取绫罗绸缎之类。”据说，八世纪的南海贸易有三大市场，即狮子国的宝石、昆仑国的金子和广州的绫罗绸缎，从广州港将各种丝绸运往西方。汉代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印度、东南亚的物产进入中国市场；唐代以来伊斯兰商人由海路来到中国，海上交易兴盛，迄至宋代海上贸易更加活跃。根据成书于宋代的赵汝适的《岭外代答》可知，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有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阿拉伯），南亚的故临（印度奎隆），欧洲的大秦等国家，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有大量的资料显示，宋代对外贸易收入已经占到国库收入的20%以上。

第三，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社会的重大需求。日本历来对学术的社会功能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提供有益的精神力量，既做纯粹的学术，也要为社会提供充分支撑的学术，特别是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更要有相应的代表性著作的支持。这不仅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日本学术成长的程度有关。自18世纪以来，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对株守的儒学有所清算和批判，使其从因循、空谈哲理转向了务实，反对空疏的哲学思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在相继取得甲午、日俄两次战争胜利后深刻思考历史、文化的社会功能，“他们深切感到尽管两次战争的胜利使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情绪高涨，但资本主义已进入工业革命阶段的现状，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包括经济、社会、法律在内的日本的未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术的关注已经转向国家发展需要的研究上去了。进入大正时代，随着日本国内南进的呼声，有关东南亚的金融、贸易、投资、历史、语言、地理、军事、宗教以及文化方面的报告和著作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当时已经走向战争体制的形势之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游离于时代之外，近年国内也有对于日本民众参加那场侵略战争的有价值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东亚史研究，与此相应的著作大量出版。他们看到区域史的重要性，单纯的国别史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形势的发展需要了，力图从整个区域的视角探索本地区的发展出路。这个重大动向的出现，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日本的学术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局，学术与国家发展的密切结合，从纯粹的书斋研究走向了致用之学。繁琐、空腐之学，或训诂章句、搜罗遗逸的学风已经不合时宜，现实的当务之急就是学术研究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中村哲有感于日本的学术研究落后于社会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出这样的评论：“东亚经济在急速发展。研究工作要付出很大努力来追赶其变化。因此，要加强对现实变化的研究”。学术活动的重大动向可以看作是观察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一条线索，国家发展需要文化建设的支持，文化建设支持国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它反映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政治永远处于互动之中。

第四，坚持长期的积累，追求完美，止于至善。优良的学术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必然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在新陈代谢中完成传承工作。自从近代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传入以来，在国内已经形成几个有影响的学术传统：一个是深受德国兰克史学影响的重视材料的传统。他们有严格的史学训练与信手拈来的史学功夫，对史料掌握的要求极为严格，对于每一个文字、每一段史料都要解析清楚，崇尚朴实的文风，确凿的证据，代表传统的治史方法；二是战前形成的东西结合的治史传统。他们既受中国乾嘉学派的影响，也接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在走着一条东西合璧的道路，综合了东西方两种优势，更具影响力；三是战后受美国、英国等西方思想影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当今日本学术的主流。这几种传统同时在日本史学界发挥出了作用，呈现出异彩纷呈、新见迭出的局面。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建立，主体作用的加强，学术环境的宽松，使他们有条件做出一流的成就。古语说得好：“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四、几点思考

对日本近百年丝绸之路研究的简要回顾，可以认为是对丝绸之路历史作用与经验的一次梳理与总结，有助于深化对海洋属性和人类历史经验的认识。丝绸之路为中国人所开辟，但它的影响却是世界性的。横亘于东方历史数千年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具有特定的内涵。它强调世界史的视角，看到黄河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间的联系与互动，大大开阔了日本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对我国世界史和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也有诸多有益的启示。中亚扩大并发展了与东亚农耕文明圈、南亚农耕文明圈、西亚半农半牧文明圈，比其较晚出现的欧洲半农半牧文明圈的联系。陆上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交通的主干线，绝非仅仅运送丝绸，同时也是联结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细密的网络，从上古时代开始的东西文化交流之路；从海路而言，中国、南洋各国的商品从这条航线上走向世界，对当地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南亚、西亚和美洲的植物被引进中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人口增长与发展进程。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有三点：一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二是丝绸之路区域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三是这条道路是欧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必须指出，日本学界对中国商船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活动范围估计偏低。他们认为，从8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人来到东亚之前，执世界通商贸易之牛耳的是阿拉伯人。参加7—8世纪南海贸易的是昆仑船、印度婆罗门船和波斯湾的波斯船，不见中国船的进出。甚至认为，在葡萄牙人为东亚贸易竞争者之前，自摩洛哥到日本、朝鲜的广阔区域为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在今天看来，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既有的历史材料和研究已经表明，海外华商和日本人、东南亚人、印度人、波斯人都是西太平洋贸易网的主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唐朝实行较前代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各国商人来华贸易是无疑的，但如果仅仅认为唐代从事南海贸易的主体都是外国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自从汉代开辟南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航线后，中国商人始终活跃在南海到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各个港口、城市与村庄。日本学者重视历史上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极高，与中国关系密切，也是历史上西太平洋贸易网的核心区域，对中国战略意义重大。

对海陆丝路兴衰的探讨一直是日本学界饶有兴味的问题，许多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例如，认为现代文明之源是西欧的观点是近视的观点，构建世界史不能把游牧民族排除在中亚历史之外的观点，中亚地区的历史与西亚史、地中海世界史、欧洲史、印度史和东亚史相关联，也与日本人以及日本史相关联的观点等等，都是我们构建新的东亚史或东方历史时应该加以思考和借鉴的。日本学者的观点与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的观点不同，认为中国明代的海上贸易比陆上贸易兴盛，看到民间力量逐渐变大的情况。这是东亚史研究的新进展。可贵的是，他们从多方面探讨丝绸之路衰落的社会历史根源，具体深入到东西殖民力量的冲击、东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他们研究历史有自己明确的史观。需要指出，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比较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既有相对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其对外扩张与冷战政策服务的种种努力，不宜一概而论，猝然定性。

从对东西方两大因素的探讨来看，他们较多地关注了东方内部因素的作用，而没有过多地强调外来因素的影响，认为国力衰败是导致东方市场让位于西方近代殖民贸易的主要原因。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响亮地提出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东亚的“内部原因”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对于解释丝绸之路的衰落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有认真地总结和反思过去的教训，我们才能不断地发现新的历史，推进社会进步。日本是东方丝绸之路的受惠者，对丝绸之路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而且得到回报。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是为了获得进社会发展的力量，通过这一具体的回顾来重新认识千百年来我们所走过的历程，为建设新的“一带一路”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注释略）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