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农民家里。祖父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读书人，在本地县城里教私塾，但我没有见过祖父。父亲毕业于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当中学教员。他生性耿直，得罪了人，结果丢了饭碗。我们兄弟共四人，我是行三。大哥、二哥都是农民没有上过学，父亲说，家里总要有一个读书的，于是决定让我念书。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都没有机会上学。

由于家境贫寒，我小时候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跟随母亲到地里干活，锄地、间苗、背粪、收割这些农活我都干过，由此养成了爱劳动、不怕苦的习惯。直到上了中学，寒暑假回家，都要帮助家里劳动。

我的求学生涯，不是从正规小学开始，而是从我们村子旁边的一个半私塾性质的村校开始的。因为上正规小学要用很多钱，有很多花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供不起。这个村校是当地农民自己筹办的，聘请一位有文化有威信的读书人给孩子们上课，主要是读书识字。当时的教师，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丢了中学教师的饭碗以后，在家闲居，村里人认为他有学问、为人正直，就请他主持这个学校，当时，周围几个村子，凡是上不起正规小学的孩子，都可以到这里来念书。每年农民们凑点粮食（“束修”）送到老师家里作为报酬。

识字的方式，主要是背书。这是老式的传统教育方法。先从《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背起，接着应当是“四书五经”，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读“唐宋八大家”之类。我从小不喜欢背书，总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别的小孩子们玩，为此，吃了不少板子，我希望父亲能手下留情，可是情形正好相反。当时学生背书，背不下去时，老师常常提示，但轮到我背书时，父亲很少或根本不提示，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吃板子”。

但是，这样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改变了。半私塾性质的村校改为正式初小，开始上语文、数学等课程了。从此，我得到了一次“解放”，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对数学课很快发生了兴趣。

在学校时，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怕见到他。但回到家里，父亲从不提学校的事，一如既往，把我当孩子看。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与母亲所讲的故事完全不同，都是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或“典故”之类。开始时我对这类故事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慢慢地也就喜欢听了，而且变成了一种“知识”，到了白天，再给我的同学们讲。父亲讲起来非常投入，津津有味，我已经困倦了，在朦胧中听见父亲还在讲，有时突然问一声：“睡了吗？你在听吗？”我只能说：“没睡，我在听。”但实际上多么希望他停讲。我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他直到发现我入睡后，才不讲了，但是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从来没有考问过我。

记得家里有很多线装书，放在屋顶的墙沿上，也有一些放在下边，我虽不愿意“背书”，但也好奇，有时想办法取下这些书，试试我有没有能力读懂。我自以为认识不少字了，也背过一些书了，这些书总会读懂一点。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字虽然认得一些，但读不成句子，更不用说读懂其中的意思。每一本书打开后，都像“天书”一样，不知从何读起。只有某些诗，我倒喜欢多看几遍，似乎有一点“意象”，但又是非常模糊的。

读完“初小”，应该接着读“完小”（即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而初小只读到三年级，怎样考试不记得了，总之是顺利地考进了县城唯一的一所“完小”，从四年级读起。进了完小，学生多了，老师也多了，一下子觉得“天地”宽多了。但使我不解的一件事是“完小”的校长居然也“打板子”（这在村校改为“初小”后就取消了），而且第一个“吃板子”的就是我。我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当时正是1949年夏天，校长给我们班讲第一堂“公民课”（或是“历史课”？），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下课后他把我叫到院子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从袖筒里拿出板子，和颜悦色地说：“伸出手来！”我不伸，他又说：“没关系的！”就这样打了好几下。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生气的样子，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打完之后又和颜悦色地走了。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刺激，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也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从此以后，我确实知道认真学习了。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学校里举办过一次辩论会，由高年级学生参加，气氛很热烈。辩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武两方面哪个更重要？”这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辩论，老师们不参加意见，由辩论双方的学生代表发言。我是文方的代表，在辩论中，我很自然地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特别是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可以支持我的辩论了。项羽英勇无比、天下无敌，但他不会“用人”，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善用，结果一败涂地。刘邦并不善打仗，却善于“用人”，身边有一批谋士，终于得了天下。但他得天下之后，自以为是用武力得到的，因此还要用武力维持统治，这时又有一批文人出来提建议，他采纳了，结果使汉王朝得以巩固。我自以为自己的辩论很有说服力，最后等待老师作结论。在我们看来，老师的结论是很有“权威性”的。但是，老师在总结时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只是对双方说了些鼓励的话，就结束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辩论会，能启发人的思考，印象也很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一些虽属幼稚，但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初中，而且在40里以外的水洛镇。1951年，我考进初中以后，平时就不能回家了，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由于很多学生无钱交饭费，学校决定，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些杂粮集体“入伙”。我有一个堂兄，家里有两头毛驴，平时往返于庄浪县城与水洛镇之间，做一些小买卖。不久，县政府由庄浪南湖迁到水洛镇。他来往的次数就更多了。每个月，母亲请堂兄替我捎一袋杂粮、土豆，交到学校的伙房。堂兄为人勤劳、善良，每月都为我送口粮。从家乡到水洛镇，要翻一座大山，毛驴要驮很重的东西（堂兄主要是向水洛镇贩运粮食），他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自己将我的口粮扛到水洛镇。他每次来到学校，急急忙忙将粮袋放下，有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就赶着做事去了。我受到极大的感动，也增加了学习的信心。3年期间，生活虽苦，但乐在其中，同学之间尚有真诚的友情，师生之间也很融洽。老师们课堂上严格要求，课堂下能和我们促膝谈心，篮球场上又互相争抢，非常开心。

1954年初中毕业，要继续求学，但面临着如何选择学校的问题。根据当时的生活状况，家里人要我考个师范学校，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我本想考高中，但家里的情况不能不考虑（主要是学费问题），于是便报考天水师范学校。当时考中考时，要到报考学校的所在地天水市去考试，我们几个同学从半夜出发，步行180里，一天便赶到天水市。考场设在市内女师，这里原来是有名的伏羲祠，古柏苍松掩映着校园，非常幽静，大庙作教室，也作考场。我对自己的考试感觉很满意，只等发榜。但是发榜那天，我在师范学校的录取榜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我看了几遍，仍然没有。我想这不可能，但事实如此，有何办法？我在满腹怀疑和无奈之中，正准备回家，突然有同学告诉我：“你的名字在天水一中的榜上。”我想这就更奇怪了，我并没有报考一中，怎么会被一中录取？我一边想，一边急急忙忙赶到一中。一看，果然被录取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想，读师范比较实际些，因此，想找招生委员会的人说明原因，改回师范，但又一想，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因为读高中正是我希望的。也正是借这个契机，我下决心要读高中：读了高中，以后就可以考大学了。实际上我所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因为进高中以后，学校没有收我的学费，而且供我伙食。事后回想起来，我很感谢负责招生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在“意外”之中进了高中的大门，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次小小的“转折”。

我们高中有一批一流的老教师，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从京、津、山西、河北等地来到大西北的，其中有一位代数老师，听说在大学里教过书，很有威望。这是我们的幸运，可以向他学到很多知识。这些老师们和初中时的老师一样，备课认真，讲课生动，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但他们和同学们的接触，不像初中时那么多了。

天水市很秀丽，被称为西北的小上海。除了著名的伏羲祠（虽然被用作学校，但里面的屋舍、建筑和树木还保留着原样），还有其他一些古迹，比如于右任先生题写牌名的“汉将军祠”，楼牌尚存，很有气魄。我从小喜好书法，父亲曾教我写毛笔字，小学时也写过“大仿”，知道于右任是当代大书法家。我每次走过将军祠时，总是流连忘返，欣赏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读书学习，我最喜欢体育活动，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成员，此外，就是喜欢看戏——秦腔。这不仅是艺术享受，还能从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它的一套程式和表演，都很讲究，体现出古代人的礼节、仪式和人格魅力，其唱腔更能感动人心。小时候，每到过春节，我都要跟随大人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戏”，上学后，一直有这个爱好。在10年的学校生活中，我是很遵守学校纪律的，但是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看戏”。每当学校外边唱戏时，听见锣鼓一响，我就坐不住了，千方百计离开自习课，叫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这时就不惜“违反”纪律了。

直到高中二年级，学校生活一直是比较平静的，但到了高三时，便感觉到政治运动的气味了。当年4月，在学校的老师中开展“大鸣大放”，内容我不十分清楚，只见老师们走出走进，天天开会，个个神情严肃紧张，我就感到有事了。市委下达“指示”要高中学生出墙报专刊，组织学生发表文章，提意见。学校党支部要我写篇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不知是何用意，就随便写了一篇。登出后，有一天，我发现市委宣传部长亲自来看墙报，而且很仔细地看我那篇文章，心里便有点紧张。其实，那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内容，无非说一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之类的话。事后我才知道，高中生不再参加“大鸣大放”了。但是，那位代数老师却很快就没有再讲课了，听了解情况的同学说，那位老师当时提出，要到南山去“养蜂”。

高中快毕业了，我们开始考虑高考的问题。天水市虽是甘肃省的第二大城市，但从全国来说，还属于信息闭塞的内地城市。有一次，我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冯友兰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这篇文章，似懂非懂，但感觉到冯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文字简洁而优美。这篇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虽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哲学。我当时只知道冯先生是中国的一位哲学家，至于他的哲学是什么，却所知甚少。在朦胧之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能向冯先生学习中国哲学，那该多有意思，但是不敢多想，也不敢深想。

高考报名时，有许多同学鼓励我报考北大，我很想报考，但又有些犹豫。一是对北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二是考虑要不要选择一个比较实用的专业。当时在社会上和学生中，已经形成了“重理轻文”、“重工轻理”的观念，这一点对我选择专业不无影响。但我还是时时想到北大。就在这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他当着许多毕业生的面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想考北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位教导主任给我们上过地理课，只记得他满嘴金牙，口若悬河，一口气能说出陇海铁路线上的一串城市的名字，以为很有“学问”。他一边说，一边洋洋自得地问我们：“你们谁能说出来？”我们确实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走过陇海线，而地图上的名字又很难一一记住。但他的这盆冷水，确实起了点作用，我倒要试试，我这个“癞蛤蟆”能不能吃上“天鹅肉”。于是，我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北大。

结果，被录取了，我当然很高兴，北大是我所向往的学校。但上大学的路费、学费怎么办？这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深知家里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但我还是决心要上。我的决心感动了全家人，也感动了许多老师和同学，他们用各种方式支持我、支援我。特别是大哥，承担着全家人的生活担子，他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全力支持我上学。初中时给我们教过数学的朱老师，为人豪爽，自动拿出10元钱给我作路费。在当时，这10元钱就能解决从天水到北京的火车票。我参加工作后，一直打听朱老师的下落，要给他还钱，但一直没有打听到，直到很晚才知道，他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因遭到“审查”、“专政”而身亡。凑集学费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变卖家里所能变卖的东西。但家里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卖，幸好还保存了一些书画和字帖，其中有些是很有价值的“珍品”。记得其中有几幅前人的书法，还有一本汉代碑帖，上面有名人题字和印章。父亲很喜欢这些东西，但这次却决定“割爱”，统统让我拿去卖掉。在家乡农村，虽然有许多人家都喜欢在屋子里挂字画，但真正能鉴赏的人并不多，何况碑帖之类，收藏者就更少。那时并没有“文物拍卖”，真文物也不当文物看待。我又不能摆在大街上卖，只能走街串巷，到处推销。结果，这些东西总共卖了不到30元。

手里有几十元钱，就可以到北京上学了，到了大学，就有希望拿到助学金。临走时，父亲对我说：“北京大学是蔡元培当过校长的大学，你可以自由发展；但要结交忠实可靠的朋友，不要被各种诱惑所动摇。”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满怀希望，要到这所名家荟萃、学者集中的学府里寻求知识和真理，但是一进北大，碰到的第一件事却是“反右斗争”。我虽然没有赶上“大鸣大放”，但是赶上了全校正在进行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不同于以往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班的同学辩来辩去，辩到这样一个问题：“右派分子是从根子上反动，还是在大鸣大放中变成反动？”辩论越来越激烈，终于分成互不相让的两派。最后大家提议，由学生代表出面，请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作解答。我是学生代表的负责人。江隆基是我们所尊敬的教育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一天晚上，我们找到他的家里，他很和蔼、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当我陈述了双方的观点，要求他作出明确解答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即没有回答哪方观点是正确的、哪方观点是错误的（后来我想清楚了，他是不能直接回答的）。但他说了一番话，使我想了很久。大意是，广大学生是爱国的，是中国的未来，其中有极个别坏人，这是不奇怪的，有些人“血气方刚”，没有经验，或有说错话、做错事的，这也是不奇怪的。这个“极个别”和“有些人”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并不清楚，我当时要求他更具体地解释一下，好向同学们交代，但他始终没有说，尤其是所谓的“坏人”，是指政治上的“反动”，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更不清楚了。看来，他的回答，只能如此。我将江隆基同志的谈话向同学们传达之后，有的同学说：“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从此以后，辩论也就慢慢停息了。

第二年，即1958年，全校又开始了对马寅初校长的批判。我只知道，在迎新大会上，马寅初校长讲话声音很宏亮，他鼓励我们说，你们考进北大来的学生都是佼佼者，希望你们有所成就。元旦团拜时，他又和全校同学见面，但这次是抱着一个暖水瓶，讲它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讲完后，有的同学议论说：“这个老头很有趣。”这次批判，来势很强，一天之内，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而且遍地都是，在主要马路上一张接一张。但稍稍一看，都是大同小异的几句口号，“马寅初，你姓哪个马？”“马寅初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之类。我知道这是造声势，表达“广大师生”的声音，想必还有更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出来，但是竟没有看到。我对经济学、人口论一无所知，但从直感上觉得马校长正是忧国忧民，为国家前途着想，这使我从内心里肃然起敬，更加尊敬这位老校长。但我毕竟不是学经济的，这事就“与我无关”，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念我的哲学了。

但是，从此以后，运动接连不断，大批判接连不断，几乎没有安静读书的时间，而且这些运动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在入学后的头3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锻炼”。我们到工厂里炼过钢，到农村里翻过地，到十三陵筑过堤坝，在学校里参加过“教育革命”。这些加起来，大约有两年。所谓“教育革命”，用当时某位领导的话说，就是“拔白旗”，即拔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一个个学术“阵地”，而不是向他们学习。这使我很恐慌：这里原来是“闹革命”的地方，而不是学习的地方。但我仍然想学习，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才是北大的光荣传统。眼看时间流过去，心里就更焦急。我利用一切机会到图书馆借书看，但很快又在学生中展开了“批白专”，我随时都有成为“白专”典型的危险。每当我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逃犯”，不知哪一天会被“揪”出来批判。在那样的气氛下，读书学习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心虚理亏”。每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旁敲侧击，说什么“有人走白专道路”时就好像在警告我自己。但我要走自己的路。

自从我进了北大哲学系，报纸杂志上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开始是批判他那篇谈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文章，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接着又批判他的另一篇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被称之为“对抗教育革命”。这篇文章正是在“教育革命”中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在教育实践中应遵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而不是“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这不就是针对当时学生下厂下乡以及“卫星上天”之类的“革命”实践吗？我在想，学生不读书学习，上大学干什么？但我只能这样想，不能这样说。

60年代初，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公布了“高校六十条”，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可以比较安心地读书了，我天天跑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要读的书，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时，也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又有了研究生。毕业前夕，哲学系的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希望你报考研究生。”我突然感到一种全身的温暖，自进校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的学习，他的这个建议使我很感动。在这以前，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考研究生这件事，在他的关心和提示下，我真的开始考虑报考研究生了。

这一年，冯友兰先生招生，我当然要报考他的研究生，结果被录取了。我又重新萌发了“做学问”、“当学者”的梦想。因为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学习、研究了。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约进行了一年左右的学习，新的运动又来临了。这次是“四清”，所有在校的研究生都要和青年教师一起，参加这场全国规模的运动，从1964年冬到1965年冬，整整一年，我跟随四清队在京郊的一个农村里度过，学习又一次中断了。但是在农村里我也有一些“感受”，其中之一是，在我们那个村里，先后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经过后来的了解，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假的。这使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许多劳动者也学会说假话了。

在大学期间，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洗礼”，但我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了一些书（有些是偷偷地读的），尤其对中国哲学史很有兴趣，随着老师讲课的进度尽可能多地读一点原著。与此同时，也念了一些西方哲学的著作。北大毕竟有一个老传统：可以自由听课。60年代以后，开放了一些“唯心主义”的课，如郑昕先生的康德课、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贺麟先生的黑格尔逻辑学、洪谦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熊伟先生的海德格尔，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等。这些课我都听过了。本科毕业后，自以为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可以进行研究了。但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刚一开始，冯先生就提出要“打基础”，而且制定了学习计划，列出一长串读书目录，要我从头读起，还配备了辅导讲解课。我对此有点不以为然，认为本科生阶段打过基础了，怎么还要打基础？但是计划是不能改变的。就这样读下来，到快毕业时，总算从古到今“通”了一遍，但仍然是选读。再回头一想，感到冯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原来本科时所学的东西，实在是有限的，而且学过的东西是否完全理解，都成问题。因为理解力和学习过程不是同步的。这时，我对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才有比较深切的体会。

还没有进行论文答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都一下子被裹了进去，无一例外，谁要是“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书是当然不能读了，就是写论文时收集的一大堆材料，其中有很多是我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一夜之间也都不见了（武斗时我的宿舍被占）。这时，我也是一名“圣战者”，虽然没有抄过家，没有参加过武斗，但“革命”的队伍是不能不参加的。

工宣队进校后，学校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负责“冯友兰专案”，我不接受，但负责人说，这是“政治任务”。我当时想，冯友兰是学者，不是“走资派”，怎么也要立“专案”；况且，冯先生的东西都在他的著作里，是“明”的不是“暗”的，该“批判”的早就批判了，有何可搞？我倒是利用搞“专案”的机会，重新阅读了冯先生的很多著作，包括未曾读过的和未公开发表的。后来，有关方面要我把“专案材料”交上来，我说“还没有完”。他们先后催过好多次，但我只有一句话：“还没有完。”我想，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反正下定决心，不交材料。就这样，一直“拖”到毕业分配，离开北大，始终没有交出“专案材料”。所以，在北大“文革”的“专案”材料中，“冯友兰专案”始终是空缺的。

毕业分配开始了，但最难分配的是我们这批研究生。“读书越多越反动”，在这时果然起作用了。负责分配的人说，“你们研究生没人要”，但“没人要”也得分配。结果，我被分配到外市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员，刚一到学校报到，就有人说，这是个“修正主义苗子”，没过多久，校工宣队队长又说：“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当时的中学生，是在半无政府状态中生活，教员们备了半天课，一到课堂上，一切都变了，根本无法讲。后来我被抽调到党校，专门讲“文件”和“社论”，学员的组织纪律问题倒是没有了，但怎么讲可就犯难了。我记得，我准备的讲稿似乎很难被满意地通过，但是大家倒很客气。我可以不断“修改”。

这是又一个10年。在这10年里，我苦闷过，但“本性”不改，倒是利用时间，真正读了些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大学与研究生学习的“继续”，也是一次“补课”。刚分配时，我意识到，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搞学术研究了，但我在上学时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些书，其中有一部分线装书，幸好没有丢失。读研究生期间，我每个月都要到王府井、西单的旧书店里去买书。那时书店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书架很高，要爬上梯子才能看到上面的书。这些书都很便宜，几毛钱一本，有些成套的书也只有几元钱。我每次去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先是看，然后挑选一些最便宜最适用的书买回来。几年下来，已有一架的书。但是，现在留这些书有何用？当时我已结婚，并有一个孩子，一间平房，还要生火做饭，连放书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些书，我既伤心又悲痛，下决心忍痛卖掉。我用一个大包捆好这些书，体积很大，但重量倒很轻。我坐上公共汽车，扛到西单古旧书籍收购站去卖，一问价钱，每斤5分钱！我太不知行情了，以为线装书再不值钱，也不至于连废品都不如吧！我犹豫了一会，一气之下，又决定扛回去，不卖了。这些书本来是我心爱之物，即使用不上，我也要放在床底下，伴我终生。

没想到，这倒做对了。到中学适应了一段之后，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可以读书了，后来到了党校，不仅晚上，白天也能坐在我的屋里读书。这次真正是十年如一日，从头读起，从未间断，可谓收获大矣，如果说，10年后回到专业研究上，能够较快地出版学术著作，首先应当归功于这“十年面壁”。真正说来，我的知识基础既不是大学本科，也不是研究生期间打下的，而是在这最后l0年的苦读中打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准备，这10年的读书也不会有真收获。这就好比上台阶，没有第一、第二个台阶，后面的台阶就无法上，所以，大学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虽然“损失严重”，还是非常令我怀念的。

* 原载《安身立命之道——为学与为人》，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84页。此文作于199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