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主流佛教的特质

这里先引用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他在短短七八万字的小册子里，对大乘佛法的根本及中国佛教的特征，做了非常精要的说明。首先他把中国佛教与日本、南洋的佛教做了区隔，指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个“禅”并不是“禅定”之禅也不是“禅宗”之禅，而是指定慧一体之“禅”。太虚引证《法华经》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三世诸佛皆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从文化本体论上确立了佛教出现于世以及在世界上传播的根本理由。我在20多年前参加柏林禅寺第一届夏令营时就谈这个核心问题，很多人强调的佛教中国化其实只是手段，化中国才是目的，佛教到世界上来是化世导俗，而不是让世俗给化掉的。

太虚指出：佛之知见和诸法实相，就是佛的自证法界，亦即大乘法的本，中国佛学就牢牢抓住了这个根本，这是从“宗”的角度来讲。“宗”是佛教根源性、本原性、终极性的意义，“教”是在人世间的传播，要契合众生的根基，因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类型而发生演化。中国佛学的根本在禅，即从宗出教。“禅观行演出台贤教”，具体展开为实相禅布为天台教、如来禅演出贤首教；“禅台贤流归净土行”，禅宗天台贤首各宗的修行归宿通通流归净土法门。这两句话就把中国佛教两年多年的流转大势勾勒出来了。

中国存在着三大语系的佛教，但中国佛教的主流毫无疑问是汉语系佛教（汉传佛教）。按照太虚的说法，道安、慧远一系开创了中国佛学的主流，天台、贤首、宗门下及晚期净土行诸祖，虽迭受旁流的影响，仍还由保持着这主流而演变下来。同时也容设了两大旁流，一为承传龙树提婆学系的罗什等，一为承传无著世亲学系的流支、真谛、玄奘等，这两个思潮迭曾影响主流起变化，并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里。主流佛教的特点是本佛、重经、博约和重行，与此相对应，南传和藏传佛教的特点是本理、重论、授受和重学。具体的展开我不列举了。

太虚大师在三、四十年代就看到了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追捧，所以他非常具有远见的派了法尊法师去西藏留学。藏传及南传佛教现在海峡两岸为什么如此兴盛，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认为汉语系佛教缺乏修证次第，整个修学体系不明。太虚大师非常感慨地说：“宗喀巴大师以教律而建密宗，密宗犹如一个花盆，而教律则如一个花架，以其花架坚牢，故花盆高显。我以为若非宗喀巴之教义戒律上重建西藏密宗，则其密宗当反不如今日中国之禅林也”。这里明确讲到汉语系佛教祖师们的见地不会低于宗喀巴大师，而影响不行的关键是整个教律的基础次第不如西藏佛教。他说中国当时虽有融会禅教者，可惜没有次第的建立。

在最后一章《中国佛学之重建》，太虚大师提出中国佛教重新站立起来走向世界的愿景，需要做两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一要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理论，第二要推行佛教利益人生的事业。抗战初期在重庆北碚，梁漱溟先生与太虚、印顺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梁提到从佛学走向儒学的心路历程，他觉得佛学是人类未来的必由之路，但在眼下抗日救亡过程中，佛学因太虚玄而不如儒家思想切合实际，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迫使他们做出人间佛教的整个理论建设。所以太虚所阐明的佛教要发达人生、推行利益人生的事业，就是要进入主流社会，掌控话语权，不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佛教进入主流社会，摄受精英人群以后，重建中国佛学体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太虚所示建构中国佛学的两个要点，在今天也很具有启发意义。一是普遍的融摄前面所说的主流和旁系所有的思想精华，作为重建中国的也就是世界的佛学之资源。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二是在重建中国佛学体系时，要做到不单纯依任何一个古代的宗义或是异地的教派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觉悟境界，即佛的自证法界，从这里出发来重建、充实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反客为主。现在反客为主的现象已经太厉害了，就是让太虚所认为的某些旁系的、异地的思想喧宾夺主。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基本引用了太虚的思想，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指导。

二、20世纪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

关于人间佛教，我觉得可以站在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来看，而不必求全责备。按照太虚大师的思路，佛教要进入主流社会，夯实佛教的基础，人间佛教是必由之路。我们怎样来看整个20世纪佛教发展的轨迹呢？我认为有三条矛盾主线。

第一，中国的宗教研究与西方纯学术的研究风格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中国近代经历了百年民族危机，整个社会被迫走向现代化转型，宗教与学术都有着现代化的诉求，以及经世致用的特点。20多年前我和西方学者交流时，他们说中国宗教学者为什么具有这样一种情怀，而缺少纯学术的研究？我说这是唇亡齿寒的处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学界和教界这30年来基本上是抱团取暖。

第二，西方思想涌进来以后，佛教至少面对三大对手。第一是强大的基督教，人间佛教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受到基督教的刺激，同时也吸取了很多基督教的做法。印顺法师在《中国佛教史略》中说：“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科学。”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它是20世纪非常时髦的思想。第三是科学主义，五四前后所兴起的科学思潮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图腾，具有宗教式的意识形态背景，三、四十年代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出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课题，比如说佛法与量子论、佛法与精神分析，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摆脱这个路径。佛教与上述新思潮经历了从原来的对抗、妥协、屈从，到改革开放以后走向适应和对话的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第三，这是我对20世纪整个宗教的一个把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宗教世俗化运动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潮流，日益浮出海面。所以上个世纪末大家对新世纪做预测的时候，我在一些文章中大胆预言21世纪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会成为主流。

人间佛教是本于内证的佛法在世间流布的表现形式，它具有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这三个递次向上的层面。人间佛教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与适应这一主线。从这三个层次来看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表现，大陆基本上还处在社会适应阶段，有国家政策为证，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么适应呢？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怎么服务呢？有些地方就庸俗化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但是先进的佛教团体已经进入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比如说提出了环保理论。社会关怀包含慈善、环保以及文化建设等内容，比如说佛教大学、佛教电视台、佛教出版社等等，都属于社会关怀的领域。在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最具可操作性的是环保，如果说佛教要办电视台、要办大学好像为时过早。所以，争取从社会适应上升到社会关怀的初级阶段，这是可以做到的。

既然人间佛教有三个层面，所以要讲契理契机。理就是契合证法（宗）。证法是佛修行悟道的根源性、神圣性的本原。在世界宗教之林中，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启示性宗教不同，佛教神圣性的来源、教义合法性的基础，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源自佛的觉悟。那么佛觉悟到的是什么？法界、实相。佛将所证得的真理，在人世间传播的是教法，教法的根源是证法，即传统所说是由宗出教。宗，就是由禅观所导致的慧解，我认为还可以结合佛陀的批判思想来思考。它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比如说种姓制度；第二是对印度思想界不妥协的批判，不管是主流的婆罗门还是反主流的沙门思潮；第三是将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统统归结到对人性的批判。所以说，契理就要契到证法，契到佛所自证的法界。契机是可变的，随顺世局变迁中的“此时、此地、此人”，在人间行菩萨道。

如何在神圣化和世俗化之间取得平衡？“人间佛教化”，是佛教化世导俗的目的。“佛教人间化”，是佛教在人间传播的手段。把握这二种进路的本末和体用关系，正确处理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三个层面的关系。佛教只有在不断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坚持超越性和神圣性，为净化社会、提升人心作出应有的贡献。体用本末关系不能颠倒，过度适应世俗而失去了批判精神的所谓“人间佛教”，只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误解，或者是一种歧出。不能因为这种歧出，就把洗澡水和小孩儿一起倒掉，因为很多是伪人间佛教，违背了当年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