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本是一个涵容广泛而相对抽象的问题，在19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却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要素。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然而这理论是外来的，它所依据的更多是西欧的史事，与中国的史实是否能“吻合”，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而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在两者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时人也是见仁见智。其实后人能理解前人，是因为双方有着可分享的意义关联，故理论和史料可以互补。若以“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为基础，借助古今中外共享的“意义系统”，就更能发挥理论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 理论；史料；唯物史观；范文澜；汉民族形成
在19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有著名的“五朵金花”。其中之一是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因范文澜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范文澜的具体主张当另文探讨，由此引起的争论和对话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这个问题在学理层面固然意见纷歧，就是在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而使其互动达到互补的效果，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棘手问题。
对今人而言，理论与史料的紧张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中一个仿佛与生俱来的难题，绕不开也难下定论。实则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问题，大致起源于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若大体言，较早的史学以守先待后为宗旨，追求准确的记录。引入现代史学后，史料与诠释之间，便稍形紧张。社会史论战期间一个显著的现象，是理论的凸显，并因理论彰显其主体性而成为史料的对立面，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也是排他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这一特色后来也传承到1950年代，用翦伯赞的话说，“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下文所说的“理论”，若不特别说明，大体都遵循时人习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共同特点，不过在193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的仅限于一部分人，是学界的冲击者，到1950年代唯物史观就已成为学界的正统了。
引言：走向主流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指出，马克思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广为人知；然而“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说的是在西方的态势，在中国却恰好相反。或许因为“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或许因为“史学在中国，似乎是注定的百学之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唯物史观远超过“经济论”。
要说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其实比一般认知的更早更大。顾孟余早在1919年就说，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而胡汉民更提出，自唯物史观出，“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如果说他们还是那个时代比较“进步”的思想家，胡适也认为，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
胡适这样的观感是持续的，陈独秀在1923年说，胡适最近向他表示“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而胡适随后也正式确认。其实“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已是很高的认可，尤其对胡适这样的学人来说。次年，胡适和陈衡哲在通信中论及唯物史观，陈衡哲成了“防守方”，她“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唯一工具”；并告诉胡适，“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
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有很大推进，参与论战者虽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基本都以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实际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后来，金灿然曾说，论战表明“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已占了统治的地位”。这或许太乐观了一些。不过，吴西岑在1930年也说：
“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一年以来，这种断烂不全、错谬百出的介绍唯物史观的书籍，在市场上简直像雨后春笋般的怒茁出来。
吴西岑对这种“断烂不全、错谬百出”的现象是不满的，视为笼罩中国思想界的“乌烟瘴气”。且不说辩证唯物论是否已成“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它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市场”上，就不可小视了。到1932年，顾颉刚已感觉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的压力，并强调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偏考证，“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但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当“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实际上，清人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两者都是打好根柢的“下学”；而秉持唯物史观的人做的工作，则是更进一层的“上达”。
前引金灿然的话是在延安说的，有其倾向性。吴西岑是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自认懂得辩证唯物论。而胡适、陈衡哲和顾颉刚却并非一般认知中的“进步”学者，他们都共同感受到唯物史观不同程度的冲击，并作出比较积极的表态，则当时之风气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世风下，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开始被广泛接受。不以“左倾”闻的萨孟武说，“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年轻人受此影响尤大。钱穆曾于1930年代初到北师大兼“秦汉史”课，据他后来回忆，每年“秋季开学，新教授上台，学生即问：‘秦始皇以下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开始，抑封建社会之结束？’教授答复不满意，即被轰去。又新聘人来，仍被轰去”。可知那时的大学生对历史分期已有自己的看法，而他们的看法显然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
齐思和曾总结说，五四和北伐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两个解放时期。两者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
王宜昌也把1927年视作史学的学术分界点：此前“顾颉刚、傅斯年底对于古史的研究，便应用着古书的考据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此后则“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不过这样做的人未必“了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甚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两人的分期大体相同，不过齐思和更多是观察者，所以表述较为平和；而王宜昌是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言下颇有不满。若是很多利用唯物史观的人其实不懂唯物史观，则齐思和所说的“清算”成绩，就颇成疑问了。从前引王宜昌的概括可以看出，在唯物史观开始风行时，外来“指导原理”和“中国史实”之间的紧张已逐渐显现，把史实“嵌进”理论的做法也开始流行，两者同样也是1950年代人所面对的问题。
毕竟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是外来的，它与在地的“史实”是否能“吻合”，并非不证自明。不过，到1950年代，理论已基本确认为表现了普遍、一般的规律。故即使出现理论与在地史实不能吻合的现象，也很难以理论的“外来”属性加以否定。其实理论更多是说理而非说事，而理论所本的历史依据，则多来自西欧。所以，（外来）理论和（本地）史料之间的紧张，表现在具体研究中，更多是外国与本土史实之间的紧张。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是否承认各国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以及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都成为时人思考的重点。
一、足与履：外国与本土史实之间的紧张
近代中国很多人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为改变中国不妙的现状，必须向西方学习。从19世纪的“中体西用”到20世纪的“全盘西化”，许多想要“澄清天下”的读书人一直在探索怎样学习西方这一关键问题。在众皆“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进程中，具有指导性的外来“理论”与本土事物之间的紧张，成为很多领域都有的现象。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针对的就是指导性的外来“理论”，最终确立了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然而，这个在革命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到1950年代却成为历史学者的“新问题”。这一“新问题”多少也是老问题，因为不少现象在社会史论战前后已经出现过。而1950年代的根本变化，是唯物史观已成主流，原来只是部分人的尝试，现在成为所有人的问题；一般人很难居于“化外”，多数人也不愿居于“化外”。在那样一个学术急遽变动的时期，绝大多数史学从业者都在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地调整自己的治学取向，以适应新的时代。他们面对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由于在1930年代基本是引进理论，既少见本土的理论构建，也缺乏基于在地状况的研究实践以及两者的互动，所以到1950年代仍要继续面临外来理论和本土史料如何调适的局面。
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类似当然不只是现象层面的消退和重来，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关联，这个问题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且先看现象的相似。王宜昌当时就批评严灵峯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不是从实际历史去寻求，而是从国际上的外来理论上去寻求”。杜若遗也认为，当时“研究者们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和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他们都注意到理论和方法的外来特性，与本国历史上的史料间显有隔膜。导致新史学始终是“一种外来的科学”，被“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成为“若干教义的集成”。
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曾经过盲争瞎斗”的陶希圣认识到“单是理论的陈述，只是翻译，不是史学”，表示不愿继续经院式的空论。而“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不能把“外国社会史拿来代替中国社会史”。盖若“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由于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代的大趋势，外国理论和本土材料的紧张也不仅限于社会史论战。李济就曾针对学界“贩卖西洋把戏”的倾向提醒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外国把戏“玩的不好是会出危险的”。
如钱穆后来说，以“以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旧历史，加以解释与批评，其事不易”。如果中国社会“既非封建社会，又非资本主义社会，亦非农奴社会，则究当为何等社会”呢？其实，昔年的“农奴社会”更多是“封建社会”的俄国表述，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和1950年代较为流行。这一用语提示出1950年代初一个显相，即苏联史学理论和作品（以及苏联专家）的输入。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杆。
1950年代初，《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文集。那时中国的不少讨论和争鸣，往往与苏联史学观念有联系。如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之目的时便明言，在“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的出版，让“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可以有学理方面的参考。
实际的情形是，苏联史学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宗模式而被广为引证。如黎澍后来所批评的：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历史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的影响，因为那时我们认为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理想国，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苏联历史学中的教条主义也乘机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历史学中流行起来。苏联历史学以教条为根据，为教条作注脚，以教条代结论，我们的历史学亦步亦趋跟了上去。检查那时的出版物，不难看到连篇累牍的苏联历史著作的引证，对苏联历史学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真可说是深信不疑了。
当年“五朵金花”的争论，便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蒋海升即认为，“五朵金花”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编码而产生的分歧”。由于“讨论中使用的基于欧洲经验提出来的理论模式和概念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着较大距离，这种难以跨越的距离正是构成‘五朵金花’讨论中诸多分歧出现的原因”。
范文澜在批评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时，就怀疑作者“有意无意地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这类论著“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面貌出现”，所以“也能骗一些人”。对待这些文章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检查文章中所用史料是否可靠”。他顺便检查了尚钺的书，明显可见“用西欧历史作蓝本”而亦步亦趋——“他们那里是奴隶社会了，中国也就开始是奴隶社会；他们那里是封建社会开始了，中国也跟着开始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发达起来了，中国封建社会也跟着发达起来”，全书“大致都是这一类的比附，明显可见‘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的倾向”。问题是，“如果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那么，有什么切实的理由能够说明它们应该这样巧合”？
“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是范文澜的点睛之笔，也是他再三强调的要素（详见另文）。而为符合西欧历史之“蓝本”遂淡化甚至忽视中国史的特殊性，是“新史学”中一部分人的固有现象。翦伯赞在1943年就批评过那种倾向，即把“外来的历史学”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使中国史“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
当年的现象也给我们以启发，因为后来流行的各种“理论”，基本也都是外来的，同样面临着足与履之间的紧张。范文澜那时论如何向外国学习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固然要学，资本主义国家有好经验我们也要学。我们要谦虚，但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
在那个年代提出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经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范文澜对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强调，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陈寅恪的名言：“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所谓不“依草附木”，不能“吓得动也不敢动”，其所指是明显的。这样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恐怕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
早在1930年代，徐炳昶就注意到外来方法的局限，认为“有一部分的现象，外国有，中国却没有，那治它的方法，在中国就全没有用；反过来，另外一部分，中国有，外国却没有，那就不能不创造一套新方法去应付它”。而范文澜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要“神似”，盖“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与徐炳昶所说可谓异曲同工。不过，范文澜明确了是侧重中国特有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范围里出新。身处1950年代的学者，恐怕不会想到去“创造一套新方法”。范文澜的基本态度，只是既要维护理论的正确，又要说明中国实际情形与理论所述不同。
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要从实际情况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以作为“行动的向导”，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范文澜在延安从事的是学术活动，与实际政治应还有些距离，但在1942年就引用了毛泽东这段话，或许他对在理论指导下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一语心有戚戚焉。
在范文澜看来，“中国是拥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国，积累着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若“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就“必须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可知他也在“寻找”，但试图寻找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而不是符合理论的材料。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而“作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故只有以史料为支撑，理论的指导意义才能落到实处。简言之，“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
还在1940年代，翦伯赞已主张新史家当下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这是继陶希圣之后又一次表现出从方法向史料转移的意愿，然而直到1950年代，不论是翦伯赞以历史资料检验方法论的呼吁，还是范文澜关于以史料支撑理论的见解，都未成为共识。
如前所述，1950年代是一个学术急遽变动的时期，绝大多数史学从业者都在调整自己的治学取向，以适应新的时代。与很多“追赶”新时代的学者不同，范文澜在当时可以说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身份。然而，像他这样从延安走来的学人，那时也需要注意调整自己与时代论述的关系，否则仍可能“落伍”。就像胡适很早所说，由于“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于是成为“‘背时’的人”。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观点，就被许多尚在追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批评得相当厉害。且时人的批评用语相当犀利，如官显在《评“独特的民族”论》一文中就直言范文澜在论证汉民族形成时“在思想方法上也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即“企图以片断的零碎的一些史料来解决中国民族形成的重大问题”。甚至“不惜用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史料的手段来达到主观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在官显的眼中，范文澜正犯了他自己所反对的“寻章摘句”式错误。
究竟是大家都在无意中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知，还是各自对史料“完整”的认知不一样，甚或对“思想方法”亦即理论本身的理解就不同？这个现象揭示出在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或究竟有多重要，是个仍待探讨的问题。
二、时人对理论与史料关系的认识
范文澜以史料支撑理论的看法，如果放在社会史论战时期，最多只是一股潜流。在1930年代，重视和强调理论的倾向显然是占上风的。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理论探讨的喧哗后，也逐渐出现强调史料的主张。陶希圣当时便注意到“现在谁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他自己也“打算以后少写文章，多搜材料”，因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稍后，他就发出“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的誓愿。而他之所以创办《食货》半月刊，也是因为注意到几年来存在一种“远离现实，驾雾腾云”的风气，即说“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说“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由于“材料是架空的”，实际也无法“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
有意思的是，吕振羽先致信陶希圣说，“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不久即说陶希圣等“虽然像特别在注意史料的问题，然由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先天的缺陷，所以并没有担负考证、选择、搜集和应用史料之任务的能力”。结果是“历史材料在他们的眼前堆积的愈多，便愈使他们的脑筋没有应付的能力”。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说明吕振羽自己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理论和史料的关系见解尚不十分确定。
1930年代理论的凸显的确让史学受到理论的有力冲击。不过，即使曾被视为北伐后时代思想代表人物的冯友兰当年也认为，理论是可以有的，但“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金灿然稍后也强调，今后的历史研究“要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因为“最后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不是任何名人的名言，而是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不是空洞的争论所能解决”的，“只有具体的历史材料”，才能“给这些问题以正确回答”。按：金灿然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成员，他的表态可能反映了范文澜的看法。前引范文澜关于“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一说，便与此相类。
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停歇，理论逐渐淡出。进入1950年代，理论的作用再次凸显，而且成为自上而下的趋向。此前仅做“窄而深”研究的胡厚宣迅速赶上潮流，转而讨论古代研究的史料和史观问题。他认为1919年后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疑古、考古和释古三股潮流，前两者偏重史料，后者“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
这段话以及该文此后的论述方式，颇借鉴冯友兰的《〈中国经济史〉序》。不过把“释古”界定为用马列主义说明历史，并加上“最盛而且最重要”，则是胡厚宣的新知。先是冯友兰在肯定释古是“史学的真正目的”后，接着有大段的批评，指出释古一派之史学“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表现在“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
胡厚宣也认为，“说疑古、考古并非史学的最终目的，可以；说史学的探讨，可以不经过疑古、考古的基础和训练，或者不需要使用疑古、考古的成就和方法，那就错了”。他先表态说，“在史观方面，近年来我们是有了极大的进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快的进步发展。今后因为伟大时代的启示，将要更明朗而确实”。然后就强调“有一种偏向必须避免，那就是过度的忽略了材料的问题”。
盖“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甚而“是一件东西的两种成分”，不仅并不对立，而且“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它们“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如果“只有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那只是一些琐碎的竹头木屑，不能成为历史；只有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那只是没有根据的一种空想，也不能成其为历史科学”。故“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胡厚宣明确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学说，都是科学的真理。他们是根据了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所得的伟大发明。我们把他们的学说引用到中国，如果不能有充实精当的材料作印证，只把它当作空洞的公式和教条，那便犯了错误。
此文写于1949年末，其中大量内容是指正吴泽所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的史料错误。吴泽是著名的进步史家，而胡厚宣此前不以“进步”闻，忽然说出这么“成熟”而周到的话，或有“进步”的学生辈为他润饰。不过，胡厚宣关于理论和史料关系的认知在那时似不具有代表性。
当越来越多的史学从业者认识到“理论”的指导作用时，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倾向：或依理论在史料中找证据，或如范文澜所说以“条文”自卫和攻坚，而招募史料作为小兵以列阵。在这两种倾向里，史料都仅有辅助的作用。吴大琨在与范文澜商榷古代史分期时就说，“好些同志认为我们要决定中国的西周或西周以后的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或者不是封建社会问题的主要的关键是在史料上。我认为这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明言，要决定西周及以后的社会性质问题，“关键不仅仅是在史料上，而是在理论上；在于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是否正确”。这就把社会史论战时“理论即结论”的倾向推进了一步，明确理论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而史料只在从属的位置上。
类似倾向也被描述为“以论代史”，一度颇流行，而再后来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否定。如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认为“以论代史”是一种“滋害流毒”的学风。翦伯赞也在略微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批评，他承认“‘以论带史’的口号”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指出这个“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故“这个提法应该废除”。而当“‘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后，就基本只有负面影响了。
倒是被吴大琨批评的范文澜一直坚持理论和史料的互补，并一以贯之地强调史料和证据的重要。例如，关于汉族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条件下是否很早就形成民族，他就认为“历史的具体事实”才是“有和无的根据”。如果证据显著，即使和理论有所不合，也“不应以有为无”。那些相信史料为构建史实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范文澜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从上述讨论看，这只是当时各种看法中的一种，而且并不占上风。理论和史料之间的紧张，仍处于难以化解的状态。
余论：理论和史料可以互补
如本文开始所说，理论与史料的紧张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中一个绕不开也难下定论的难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理论更为盛行的西方，这也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史学乃是一个特别能抵制“理论”的学科，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此甚为不满。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则明言，“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所以他不主张“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
他们所说的理论是广义的，不像中国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理论”基本是特指的。但不论特指还是泛指，在面对史料的时候，各种理论仍有其共性。马克思解释历史的理论常是比较抽象而条理清晰的，他却相当清楚实际的史事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理论和史料的存在形式就有显著的不同。在怎样能更有效地说明历史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是不容否认的，却也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王国维曾说，《礼记·郊特牲》一篇，“乃后人言礼意之书”，其说“虽广大精微，固不可执是以定上古之事实”。正如“后人诂经之法”虽有得，不必“即其本义”。这些都属于“理论”，然历史“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他说的“理论”虽非后日所谓理论，然所述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却甚有启发。“后世之理论”并非上古之事实，然而双方仍有着某种可分享的意义关联。想“知道某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的含义”，正“取决于大家共享的意义系统”。
昔年李秉衡曾主张研究中国史透过“有色眼镜”看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有色眼镜乃经过若干年月、若干心血、若干验证所得，无劳吾人再度配制”。说或太过，却也不无道理。既然临摹有助于提高作文能力，他人通过验证所得的理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史事。而理论对史学一个更间接却也更广远的影响，是其可能带来的眼光转变。换个新的视角也像戴上一种“有色眼镜”，会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使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现象凸显出其固有的历史意义，还可能对许多早已重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从而导致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就此意义言，理论和史料的关系的确是相辅相成的。
冯友兰很早就主张，“用理论讲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理论融入作品中，使“读者读了以后，马上就觉得有一种理论”在，可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效。其实还可用史景迁所谓“‘匿名’（anonymous）的方法”，即把他有兴趣的理论不显不露地运用在书里，不一定要让人感觉有理论在。胡风曾说，鲁迅当年与“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之人的差别，就在于他“把思想变成了自己底东西，思想本身底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反而产生让“旧势力望风奔溃”的效果。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是如此，参与写作的金灿然说，“在运用新的方法上，他（指书，而非指人——引者）克服了社会史论战时代的公式主义的作风，以具体的历史材料来描画中国历史的运动状况”。书中“没有空洞的议论”，而是“把原则溶化在史实的叙述里”。金灿然这一“代圣立言”的表白很可能就是范文澜自己的意思。不过这样做需要真正熟悉理论，能领会其精神。而不论在1930年代还是1950年代，很多人恐怕尚达不到这样的层次。更可能的是，如果文中不出现足够的理论“条文”，即使有众多史料作小兵，也难言“阵势”，就谈不上“攻坚”了。
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即任何史料本身都需要辨析、考证而后使用，并无一种先天正确拿来就可用的“史料”在。另一方面，很多人常把史料简单理解为被理论加以使用的素材，实则史料可以自我表述，或借助理论表述自我，甚至不排除进而突破理论的权威。如范文澜以《礼记·中庸》所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印证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就不妨看作《中庸》借助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语言而自我表述。他在句句对应之后提出的，是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突破了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历史范畴的论断。
按范文澜曾说自己“马列主义修养差”，这当然是自谦。不过与一些和他年相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侯外庐、吕振羽等相比，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或许真要略逊一筹。然而他是张之洞所谓“由经学入史学”之人，其文献功夫或又在其他几位之上。且他的功力不仅是那种一字一词的考辨，而是能从文本的流衍传承辨析其所述意思是否准确和可靠。且举一例以见其史料功力。
范文澜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可以表明“他所整理的诗篇和他教弟子们学习的诗义和训诂，是有所本的”。同样，孔子以后，传诗大师自卜商、毛亨以至郑玄，其间师师相传，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后师添附的说解。从这些添附里，可以看出西周到东汉末，语言在逐渐变化（质言变化较大，文言或雅言变化较小，解经的语言是文言、雅言）。前师以为不必解释，后师却需要添加解释以明诗意。毛《传》简单，郑《笺》较繁，原因即在于此（《史记》转载《尚书》，多以训诂改经文，其不改处即语言无甚变化处。看《史记》所改，语言变化并不太大）。因此可以相信。毛《传》、郑《笺》也像孔门诗教那样，基本上是有所本的。
如前所述，“后师添附”与经文本义间有着可分享的意义关联。范文澜不像有些疑古者那样因为有后师添附就否认文本自身的可靠，而是根据添附中语言的变化来确认文本的可靠程度。他并不否认毛《传》、郑《笺》中存在“某些可疑或错误之处”，也承认后儒的某些新说“证据精确、优于汉儒”，但仍提倡“轻改旧说不如多闻阙疑”的态度，反对“仅因旧说不合己意，轻率地别立新说”的做法。
如果没有可以“共享的意义系统”，后人根本无法解读前世遗留的史料。若像王国维所说，各类“后师添附”都是某种“理论”，则在“以事实决事实，而不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的基础上，仍可以看到，不论外来的还是后世的理论，其实都对史料的解读和应用有实际的帮助。如何一面确认“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一面借助古今中外“共享的意义系统”，尽量发挥理论的启迪作用，让或许晦暗的史料变得明亮，以进一步理解逝去的往昔，或不失为继续努力的方向。
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