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意识，蕴含广大中华儿女对共同的文化基因、民族身份与价值追求的自觉认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历程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之中，与各民族的辛勤耕耘和普遍交往息息相关。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升华。在推动人类文明由传统走向新型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备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破除全球不合理治理秩序的现实价值，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全球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球新文明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2CKS00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于各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之中，体现了民族成员对共同体身份的自觉认同与根本维护。在新的历史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持续引发理论界的研究和解读热潮。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演变、实践逻辑、现实路径以及机制构建等方面展开了研究，涉及民族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时空视域出发，深层次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现实契机及全球影响，有利于从学理基础上明确其历史生成及客观属性，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深刻把握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现实机遇，从而发挥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意识，这种意识基于共同的物质基础、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其本质上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我国各民族也逐渐形成了地理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发展上相互依存以及思想文化上兼容并包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以及现代以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历史呈现为中华各族儿女辛勤劳作的物质生产史与砥砺前行的不懈奋斗史。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在不同历史区域形塑出各具特色的社会意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形成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高度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群体劳动实践的产物，是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更替、发展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古代农耕技术的推广运用到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催生起步，再到现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历经社会形态更替，创造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共同体意识。

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推广运用形塑出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融合发展，催生出以“国家统一”为主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伴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发展，社会逐渐由原始野蛮状态走向文明开化阶段，中原地区也开启了与周边游牧民族漫长的对抗和融合历程。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古代所创造的农耕文明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精耕细作的耕种方式成为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从原始时期的“刀耕火种”到商周时期青铜农具的采用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直到汉朝以后“铁犁牛耕”基本成为了传统农业的主要耕种方式，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提升。中原地区的人民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先进的农耕技术、灌溉工具，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耕作制度。相对中原地区的富饶生活，生活在周边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此在中国历史中呈现为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长期对峙和冲突的状态。但纵观历朝历代，民族间的冲突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经济实力的较量，先进的物质生产方式终将取代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推动各民族基于共同利益的融合发展。

我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自秦始皇首次完成华夏民族的统一，建立起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开疆拓土、加强民族交流视为巩固政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重任。随着古代不同时期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先进的农耕文明与粗放的游牧文明相互交融，促使各民族在斗争中也逐渐走向和平往来和国家统一，由此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展理念传播到边疆地区，加速了周边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开化。在社会物质生产和思想文化交流的碰撞中，中华民族具备了统一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逐渐生成以“国家统一”为核心的共同体意识。例如西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汉武帝凭借强盛的国力加强与周边民族的交融，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加速了不同民族从封闭狭隘走向开放交流的进程。在中华各民族的交融过程中，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优秀的文化成果得以广泛传播，从客观上推进了以“国家统一”为主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裹挟下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逐渐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在生产方式的变更过程中，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精神逐步彰显，形成以追求“民族独立”为主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促使这种意识由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状态。鸦片战争击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主要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近代民族资本主义。面对强盛的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但也初步建立起相应的机器制造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宣告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先进的制造工业逐渐冲击着落后的传统农业，在客观上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转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由“国家统一”转向“民族独立”。面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广大中华儿女、仁人志士在遭受“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自觉走上了探索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的道路，在与外来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抗争中不屈不挠，在一次次危机面前爆发出惊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生发出以“民族独立”为主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遭遇列强侵略的灾难前被激发和彰显，由自在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并汇聚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时代，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也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集中展现为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强烈意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扎实推进、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共同发展迎来重大机遇，逐渐具备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时精准的政策设计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稳步增长。随着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在工业制造、航空航天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各族人民也在繁荣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中提升了物质生产水平和精神文化面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系，迎来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和现实机遇。相比较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近代不够发达的工业体系，现代中国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使得中华儿女具备了实现民族复兴及国家富强的信心和底气，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主题由“民族独立”转向“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全体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一起，激励我们在民族危亡关头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也警醒我们在和平年代居安思危、砥砺前行。从中国古代的民族大一统到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继续奋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生产进步和民族交融汇聚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和凝聚。

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更替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而在劳动人民生产实践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具备了强大的能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绽放出夺目光彩和独特魅力。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各民族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得以形成、发展和巩固，并融入中华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斗争以及相互交往中。从中国古代的自在状态到近代遭受民族危机而激发形成的自觉状态，再到新时代空前发展的凝聚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生成并深刻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熔铸为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繁衍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契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和扩张，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全球各民族主动或被动打破原有的封闭隔绝状态，在日益频繁的物质交往和文化沟通中，既通过劳动创造着属于整个人类自身的历史，也助力人类历史朝向更为开阔、愈加文明的方向迈进。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历史任务恰逢人类历史转变的大变局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如何借助这一现实契机并合理规避其风险挑战，进一步巩固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世界历史归根结底是各族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历史。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所谓“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国家在普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整体化的历史，本质上是由“现实的人”参与劳动和生产的历史。在马克思科学揭示世界历史的本质前，黑格尔从“客观精神”的视角出发阐释了世界历史的思想。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演进与人的自由意识实现相结合，将鲜活的人类历史概括为抽象的精神历史，他提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在肯定人的存在是历史活动的首要前提下，进一步描述了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于个人自由实现以及社会不断发展的意义。现实的人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马克思以现实的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发展，从唯物史观的高度阐释了世界历史的真实内涵，即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过程，而非抽象的思维过程和概念演进。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本质的揭示，肯定了全球各族人民的劳动成果，将看似抽象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的社会劳动相结合，为确证世界各族人民的劳动价值和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普遍交往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球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随着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推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和密切联系构成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基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背景，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拒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运行机制，不可避免地加入到普遍交往的关系网络之中。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也指向世界范围内与其他不同地域及民族之间的互通有无。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既有中华民族的内部“交融史”，也有与全球其他民族交往的“开拓史”。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从盲目封闭到自信交流，中华民族的对外交流融合逐渐在延续传统文明的基础上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各民族间的普遍交流并不仅仅限于文化的交流，也包含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切磋。交流带来的结果既可能是彼此互利，也有可能形成冲突对立。总体而言，追求和平与谋求发展是主要方面，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之一，但在这种利益关系中，民族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以及彼此紧密交织的良性关系构成主要方面，这一良性关系成为世界历史朝向更加合理、开放以及包容等方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中，人类逐渐认识到只有携起手来，同呼吸、共命运才是应对外部挑战，有效化解危机的合理方案，也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从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走向各民族真正的和自由联合的共同体。

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更应该借助有利的外部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世界历史的格局演变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为国家力量的较量和中西方文明力量的碰撞。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与巩固资本主义霸权体系，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基于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分析，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将在美国的自由民主制中达到终结，这一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步入21世纪，随着世界历史的纵深推进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世界格局中的文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明确提出，“‘东升西降’是21世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世界历史的发展呼唤更具有包容性、更能体现人类长远发展趋势的文明模式。面对人类历史的深入推进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我们应借助这一现实契机顺势而为，进一步巩固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挖掘其深厚的学理根基、丰富的理论内涵以及扎实的群众基础，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能量，促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独特的理论之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寻求新的文明发展模式的国家提供智慧和借鉴。其次，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在新的历史发展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现实世界本身仍是由资本逻辑所宰制，时代的发展只不过使资本统治世界的方式由暴力掠夺改为隐形渗透。这也将警醒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更应该坚持立场，勇于面对西方资本逻辑的挑战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继续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并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正确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包含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助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世界历史的形成又离不开全球各族人民的劳动实践和现实交往。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大机遇和现实舞台，中国应借助这一大转折时期，不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积极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三、从传统文明到新型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效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劳动实践与社会交往中孕育而生，其伟大的精神力量既裨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梦想，也在全球现代化的推进中具有世界性意义。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效应和现实价值，是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冲突与探寻全球合理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实基础、治理体系等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由传统走向新型的历程，能够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的方向。

第一，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基础即市民社会，凸显各民族的主体性力量。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在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政权，逐步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匹配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形式确证了国家的合法性地位，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脱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共同体，进入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基础，成为资产阶级竞争逐利的现实场域。马克思曾提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之中的人是极度贪婪、自私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从“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来打破这一现代性危机，真正凸显人的主体性力量。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人类文明基础必将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到“现实的人”再到“普遍交往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洞见了由“现实的人”走向各民族相连接的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一个个从事实际生产劳动的“鲜活的个体”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体在物质生产和文化交往过程中又形成了与其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共同体内部成员尽管也存在利益分歧和现实矛盾，但更多展现为团结协作、紧密交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生发凝聚的共同体意识顺应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向，印证了人类历史再次由单独个体走向命运与共的联合体的必然趋势。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将民族国家视为独立的主体，尊重并且倡导由不同民族联合起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增进与全球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全球化的历程中，体现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积极走向整个全球历史的发展趋势，这也向世界上其他独立的民族国家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融入全球历史的模式，即每个民族国家都在充分展现其主体性力量的同时融入全球发展，形成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良性态势。

第二，打破全球治理体系的非正义模式，增进各民族的价值共识。从二战结束直到当今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方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以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在全球范围内以治理之名行掠夺之实，使得全球治理体系陷入了霸权主义横行其道的非正义模式。亨廷顿认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推进呼吁公正合理、符合各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及增进各民族价值共识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之所以体现出非正义、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根源于西方文明固有的价值体系，即宣称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普遍虚假的自然权利。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权利，直指其权利的虚假性和利己性，认为这种权利的联结纽带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和需要的标签，并非是实现真实自由、平等的大众权利。这也就不难理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干预、插手他国事务时总是高举人权的幌子，实则是推行霸权政策，维护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凝聚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意识及家国情怀，而且也体现出我国在对待各族人民时所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少数民族不仅享有一般公民所具备的基本权利，更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少数民族权利，包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权等，旨在保障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平等，破除所谓的“特权”，实现整个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发展。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对全体内部成员自由权利和平等身份的尊重及维护，破除了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权和不平等待遇。西方国家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以“自由平等”的抽象权利为表象，实则压榨人权、制造民族分裂的行径与全球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只有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切实保障各个民族内部成员的真实权利和自由平等，才能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的价值认同。

第三，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联合。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等现代产业技术飞速发展，标志着现代化所创造的物质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新的高度。但现代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与现代化的物质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并不完全匹配。“如何使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现实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任务，提出于人类文明由传统走向新型的关键节点，展现了一种新的文明发展方向，即包含民族特殊性与全球文明普遍性相融合的新方向。人类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不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消失，反而会在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的同时走向融合，形成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具有全球效应，如何把握借由其现实效应所推动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还要回归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融入全球发展的普遍特质。就特殊性来说，作为一种融合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收了华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也在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性，体现了一种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动演绎。从普遍性的意义而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形成整个人类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体现着无数个民族的“小我”和象征着世界整体的“大我”之间的有机融合。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阐释了“我们”作为不同意识间的对立和统一，他从自我意识的发生学角度阐释了“我”的含义，将近代以来的哲学认识论基础由单一主体性上升为互主体性，“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从精神哲学的视角阐释了不同意识之间的相互统一，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马克思则在黑格尔哲学论证的基础上，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将精神层面的个体意识赋予从事物质生产并处于一定社会交往关系之中的个体，以不同个体相互连接的真实共同体取代了黑格尔哲学视角中的“伦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了作为民族内部的“小我”与融汇成全球发展的“大我”之间的有机关联，能够在保持民族自身独特优势的同时积极汇聚成全球文明发展的巨大能量，实现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树立体现了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和自觉认同，在新时代的发展和交融中具备了全球效应，预示着一种新型文明的可能。由内部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整个全球人类的命运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凭借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打破当今世界不公正治理秩序，从而揭示人类未来文明发展方向上意义深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注重民族统一和团结发展的国家，在多民族的融合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相互连接、不可分离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既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深切认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固然重要，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挖掘其理论根基，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及客观依据也不容忽视。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彻底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中的生动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内部的自觉意识和理论认同，也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能动作用和全球效应，为世界上其他民族间的普遍交往和平等共处提供了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向。

注释略。

李艳，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