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化民成俗，立国根本
《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风气。古时候，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私塾和书院来进行教育，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学校来进行教育。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育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社会的教育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过去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一定识字，不可能接受学校教育，他们接受的就是社会教育。以前民间的主要文化活动就是看戏，又叫“高台教化”。因为老百姓通过演戏说书这类舞台艺术来学习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规矩，也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教育的意义如何体现？
第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对自己、对社会、对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第二，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教育，以此为立国之本，所以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说法。《管子·权修》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为培养人才比种植树木要难得多，而且人才也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在传统文化中，教育始终被放在基础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当中。
中国的传统教育以传授做人的道理为根本目的，通过教育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不管是读过书的人，还是没有读过书的人，都需要通过教育，形成整体的社会行为。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变成了知识性的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在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说法，有持性善说者，有持性恶说者，有持性善恶混说者，有持性无善恶说者，有持性三品说者，等等。这都是由于人们对“人性”的不同定义，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去探讨“人性”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如果从各自探讨的视角和定义来说，都有其道理。拿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荀子·性恶》）的说法来讲，实际上他是从如何维护人类群体和谐，消除人性中那些可能引起相互争斗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的因素，以及认识到人只有通过教育学习、修身养性，才能认识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身分，才能自觉遵守做人的道理等视角，来阐述其性恶论。如果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纯理论探讨，而是从社会现实人性来看，那么荀子的说法应当说是言之有理的，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化成”的根本精神的践行。人需要认识到人性中那些会引起相互纷争、导致社会混乱的因素，可以通过“人为”的后天教育，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从而培养起社会的“善”，以至于“化民成俗”（《礼记·学记》），使整个社会养成向“善”的风气和习俗
诚敬内心，做好一个人
在教育理论中，应该说师德是一个关键的要素。《礼记·儒行》对儒者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我们逐条按章句划分的话，共有十六条。这十六条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是指对儒者的道德人格要求，外在方面是指对儒者的言行举止要求。尤其是内在要求，在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上起到最根本的作用。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师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职业德行，所有职业德行应该建立在基本的做人基础之上，离开了做人的德行，就不可能建立起职业德行。仅有职业德行，又不见得具有完善的人格，所以做人的基本德行最重要。《儒行》一文其实提到了做人，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儒者这个特殊的群体。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人懂得做人的道理，能够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即人不仅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更是一个精神的生命，是二者相统一的高级生命。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精神生命就是肉体生命的指导者、引领者；若无精神生命的指引，就是“行尸走肉”，或与禽兽无异了。让精神生命引领我们，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就是通过教育使人不断地提升自我，不仅能够成为个人的引领者，还要成为社会的引领者，为社会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因此《礼记·学记》认为教育有两个任务：一是修身养性，二是化民成俗。
现在，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一种无力感，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现代跟古代不一样，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甚至国家政令的宣导，有时需要一年或几年，才能下达到偏远地区，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更慢了。现在是信息时代，社会就像一口大染缸，社会教育也因此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我们不仅要紧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应重视社会环境在教育中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能弘扬一点正气，修行一点善业，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奋发向上、与人为善的风尚。所以古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儒行》从内外两方面对儒者提出了要求，把这些要求简单地归纳一下，无非两个字，即“诚敬”。无论是提升个人修养，还是教化社会大众，都需要诚敬之心，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朱子语类》卷一一九）。往前追溯，《周易·坤卦·文言传》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用“敬”规范内心，用“义”来规范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做到“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教师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影响整个社会。
教师也是一名“医生”。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第一篇里就讲到了医生的职业德行，要求医生不仅应该精通医术，还要涉猎群书。为什么呢？他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者矣。”
在我小的时候，很多店铺里面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敬业乐群”四个字。“敬业乐群”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意为努力学习，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互相切磋。后来这个词成为人们对自我修养的要求，即对自己的事业要有所敬畏，对于跟自己共事的人，要和睦相处，打成一片。所以一个人要尊敬自己，要尊敬他人，还要尊敬自己的事业，并以此为前提，不断地提高自己。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因此要学会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依据《礼记》，中国古代八岁入小学，要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洒扫应对，二是进退有节，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涉及到仪轨，学习六艺是为了修身养性，何以为然？礼、乐的功能十分明显，不必细说。为什么射箭受到重视呢？根据《礼记》，古代有乡射礼。乡礼是一种社区活动，旨在倡导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九十岁的老人，那么八十岁的老人要等九十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就座。射礼体现了什么精神呢？射箭必须身正，身正必须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没有射中也不能埋怨，而应该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了身正、心正。射礼就是通过射箭培养端正身心、反躬自省的品德。六艺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修身养性的捷径。十五岁进大学，要学穷理、正心、修身之道。
由此可见，整个中国传统教育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传授为人之道。我们常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那么教育之本是什么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现代教育偏重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众人皆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为学之方就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授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方法，这比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
现代教育的学科分得很细，各科之间的壁垒很深，甚至是完全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教育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即学生必须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学生没有求知欲就不去启发他；如果有了求知欲，就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式教育优于灌输式教育，是学生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孔子这句话的下面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死的，不能融会贯通。相传北宋名臣范仲淹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为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良相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中国人常把宰相比喻为大厨，是因为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食材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佳肴，这就是“和为贵”。宰相的职责也是“和”，医家也崇尚调和之术。良医调和脏腑、通痹解塞以达到人体的阴阳平衡。《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不苟》）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秩序，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若举一不能反三，可谓孺子不可教。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从《周易》里面读到这个道理。《周易》的“易”有三层意思：一是不易，一是变易，一是简易。不易是基础。所谓不易，就是有相对的定位，如天地定位、刚柔定位。有了相对的定位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核心。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向穷尽，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就到此为止了，反之则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最后一点，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就是简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