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生态危机催生，并由环保运动推动。它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着重探讨文明与自然的协同演化，考察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环境史旨在考察历史上社会—生态系统的变迁，与生态科学具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是从生态视角解释历史。

提出“历史的生态解释”

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在1949年出版的《沙乡的沉思》一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了“历史的生态解释”。20世纪30年代前，他曾是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忠实信徒。资源保护运动着眼于自然的经济价值，倡导对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和“科学管理”，甚至将自然资源分为有利和无利、有用和无用两类。为保护鹿群，美国农业部曾经发动“害兽灭除计划”，对狼群进行剿灭，利奥波德也参与了这一行动。狼被大量消灭后，鹿在短时间内迅速繁殖，把山上的草木吃得一干二净，终因食物不足而大量饿死。同时，昔日郁郁葱葱的大山变成了童山秃岭，自然灾害急剧增加。

在目睹惨痛的生态灾难后，利奥波德从功利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变成了强调自然整体的“生态主义者”，倡导要“像大山一样思考”，即把大山乃至我们生活的各个区域都作为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来看待。他提出，人要从自然的“征服者”变成土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不仅要尊重由土壤、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共同体中的各个“成员”，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这就是著名的“土地伦理学”，它将自然纳入人类道德伦理关注的范围。

除了呼吁重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外，利奥波德还首次提出了“历史的生态解释”。如果说土地伦理学面向未来，那么历史的生态解释则是重构过去。二者相互依托，互为表里。他指出：“很多历史事件，迄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他以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密西西比河以东和西南部的拓殖为例，认为东部拓殖的高歌猛进与西南部的踟蹰不前形成鲜明对照。他从生态学角度解释了这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在他看来，拓殖“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不同的土地对拓殖者“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做出的反应”。他提出，在历史戏剧中，人只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自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早已由对“历史的生态解释”所证实。

从生态角度进行阐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进入“生态学时代”。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核污染和化学污染逐渐增多、资源短缺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环境问题因此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民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开始尝试对环境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以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威廉·麦克尼尔、唐纳德·沃斯特、威廉·克罗农为首的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

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1972）一书中，从生态学角度对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做出了新解释：欧洲殖民扩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扩张的成功；欧洲殖民者携带的天花等病毒，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对这些疾病缺乏免疫力的土著社会。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1976）一书中，考察了以往很少受学术界关注的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两本著作首先把人作为一个生物性的实体，探讨了疾病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在视角、方法、知识等方面都给人以极大启发。沃斯特在《尘暴》（1979）一书中，从生态学角度阐释了美国尘暴重灾区的形成，考察了大平原在1870—1940年由草地生态系统向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变及其引发的生态灾难。克罗农在《土地的变迁》（1983）一书中，则讨论了美国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被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生态经济系统所取代的过程。这两本著作均以生态—经济为中心，从生态社会系统变迁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

以上环境史的奠基性文本，均从生态角度重新解释了历史。其一，以往被漠视的自然因素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二，生态因素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备受瞩目。其三，生态分析得到广泛运用，着重从物质层面讨论社会变迁的经济与生态维度。其四，道德伦理诉求在环境史研究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总之，正是生态分析或者说对“非人类主题”的重视，使环境史得以在学界立足并独树一帜。

生态学推动环境史研究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首先提出“生态学”一词，它本身就包含“地球是我们的家”的含义。生态学尤其是人类生态学，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生态学在理论、观念与方法等多方面影响了环境史研究的发展。

第一，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发展过程中，生态学研究范畴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干预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不断提升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学越来越重视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人类生态学成为其最有活力的分支之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都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与生态学存在交叉重合。环境史既然探讨环境问题的由来演变、人类生态系统的长时段演替、不同时空条件下自然与人类的双向互动关系，就必然要广泛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成果。

第二，生态学的基本理念直接影响了环境史研究。这些基本理念包括：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既相互依赖也相互制约，是一种互利共生关系；地球是众生家园，每一种生物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而人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为人类提供给养的地球母亲。生态学的上述观念为环境史学家广为接受，在环境史作品中往往体现为某种道德伦理诉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生态学强调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协同进化，既反对地理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这种主张也为环境史学者广泛接受。

第三，生态学思潮的变动对环境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生态学思潮出现了从和谐有序到混沌无序的转变。在此之前，美国生态学家弗里德里克·克莱门茨的演替顶级理论、尤金·奥德姆的生态系统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这类理论认为，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然的发展演替不断趋于稳定平衡；环境失衡缘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进入80年代以后，混沌生态学理论广泛流行。这种新的生态学思潮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认为自然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不完全是人类及其文明干扰的结果。生态学思潮的转变，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90年代之前，环境史学家常常采用衰败论叙事，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此后，环境史研究更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变动不居的复杂关系，在立场上更为客观中立，过去司空见惯的“生态破坏”这一表述逐渐被“生态变化”所取代。

第四，生态学促进了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生态学不仅可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可以提供事实依据。生态演替理论可以帮助环境史学者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生物群落的演变过程，揭示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生态学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概念也有助于环境史学者深入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近年来，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显著，生态学的跨学科发展将进一步推动环境史开展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有助于环境史学者全面揭示环境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和机制。

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生命史学”，把人和自然都视为生命，将人的健康与自然的健康联系起来，旨在探讨包括人在内的生命共同体的健康存续。环境史从生态学角度阐释人类历史，将自然纳入历史研究范畴，探讨人与自然的协同演化，凸显了自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加深了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的认识。环境史不仅促进了历史学的生态转向，而且可以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

（作者高国荣，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