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通过实践应对挑战，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尽管各自的自然环境、文化传承和实践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各国在自身发展和文明交流中都在不断认识人类自我、认识治国理政之道、认识人类之间的相处之道。各国文明的这些探索产生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价值体系，又在践行这些价值中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索人类共存之道提供了宝藏。
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自此之后，习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文明实践和交流互鉴合作的产物。在当今文明的十字路口，人类追求美好生活，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呼应人类对幸福生活和美好世界的向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南。
一、人类存在共同价值，各国文明都为此作出了贡献
2000多年来，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发展路径很有差异。然而，中西方在对人性的认识、对治国理政和人类的相处之道都在不断探索，涉及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全人类建立共同价值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两次趋同和两次趋异
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认为，中西方长期发展呈现两次趋同和两次趋异。第一次趋同发生在从远古时代至罗马帝国衰落。公元前1000年，中国北方和欧洲地中海东部市场蓬勃发展，但政治社会动荡。汉朝和罗马帝国分别实现统一后，延续数百年的和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第一次趋异发生在罗马帝国衰落到十八世纪末。中国从汉朝继承的官僚体制不断演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展，技术领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后期灭亡，欧洲分裂为不同的国家、语言和文化，战争与宗教冲突不断。13世纪，中西方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技术和文明鸿沟。17世纪初，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4.6%，达到了历史峰值，而欧洲为20.1%（金星晔等，2019）。欧洲的技术水平至18世纪初才基本赶上中国。孟德斯鸠自问为什么中国长期保持统一，而欧洲却分裂冲突（孟德斯鸠，1989）。
第二次趋异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持续到20世纪后期。从19世纪初期至1949年，中国遭受西方侵略，经济萎缩、社会混乱，技术落后，沦为“饥荒之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2%。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此阶段，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至今一直是美国人或欧洲人。第二次趋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正迎接挑战，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4.9%上升到了2020年的18.3%。这一时期，西方以美国为首在全世界推行全球化，仍然处在创新的前沿。然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和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978年的49.4%降至2020年的30.7%。
第一次趋异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分别给各自的发展轨迹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第一次趋异中国领先西方，第二次趋异西方领先中国。中西方在这两次趋异时代呈现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传承。过去40多年来，中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经验，中华文明开始全面复兴。认识中西方之间的第二次趋同，需要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哲理和实践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力。而这种认识应该始于人性，因为对人性的认识是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理论的根本，与此相关的实践都是人性的体现。
（二）中西方文明对人性的矛盾性具有共同认识
2000多年来中西方趋同趋异的发展轨迹是人性的矛盾性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践中的体现。中西方发展的人文背景和哲学假设不同，但是在认识人性矛盾性方面都出现了性善说、性恶说和“调和说”（赵敦华，1996）。这说明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是一样的，都有探究自我认识的思想活动，而且获得了相同的认识。中西方思想家所持的三种人性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人性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分辨人性善恶的辩证关系所做出的探索。
性善论方面，孟子认为人有别于禽兽的是“不忍人之心”；苏格拉底认为理性和判断力是人高于一般动物的本性。性恶论方面，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疾恶”和“耳目之欲”；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本性就是“追逐利益”、“逃避危难”、“忘恩负义”。人性调和说包括人性无善无恶和人性有善有恶。告子认为人的本性无善无恶，“必待矫揉而后成”，强调人性的可塑性。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如动物无所谓善恶，但会造成恶的后果，使人成为人的人性是公共理性，其内容为自然法（沈广明，2017）。
中西方思想家们都试图认识人性中善恶共存的现象（莫法有，1996）。朱熹相信二元人性：善的“天地之性”和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13世纪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创造善的世界，原罪造成人类的堕落，但是自由意志、良心和理性是人具有的善的本性。18世纪，康德认为人的禀赋（动物性、理性和个性）为善，倾向（意志薄弱、不纯和堕落）为恶，人的动物性本身是为善，可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黑格尔辩证地在肯定人性善的同时，认为人性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近代科学的发展拓展了人类对人性善恶共存的认识。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具有进攻性，但支撑群体生存的还有爱，《物种起源》中“爱”或与爱同义的词出现了90多次（达尔文，1985）。弗洛伊德的现代精神心理研究发现，人类既有死亡本能也有爱的本能（弗洛伊德，2010）。
中西方思想家们都认识到需要通过道德教化、教育和法律对人性抑恶扬善。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但都提倡教育教化，抑恶扬善。卢梭主张回归自然的教育，使人充分发挥善的本性。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认为教育是建立仁爱社会的基础。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人类文明必须控制住毁灭性的本能，而伦理至关重要（弗洛伊德，2010）。
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的最大贡献在于主张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实践考察人性。他还认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他强调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人通过实践，获得发展才能的手段，改造外部环境（自然界和社会）来实现自由。而且，个人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实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中西方文明对治国理政和个人发展的价值具有共同认识
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包涵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意义。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中西方思想家们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探究人性矛盾性及其与治国理政和个人发展的关系，产生了相同的理念。
在政治社会治理方面，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伦理道德指引，需要以人为本，保证公平正义。中西方的思想中都包含了理性、仁爱、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高政治和社会理想为“天下为公”。提倡“君为客，天下为主”的民本思想；主张“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秩序和责任的共同体观念：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思想；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平等观念。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人性中的动物性受到人类甚至神圣因素的制约，公民们致力共同利益，国家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柏拉图，1987）。亚里士多德认为，仁爱是凝聚社会的纽带。欧洲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倡导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教育等观念对人类探索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支持自由市场的斯密和主张个人政治权利的密尔都认为以仁爱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力是一个人人幸福的良好社会的基础（亚当·斯密，1982）。密尔认为合作运动是建立新型社会意识的途径，并认真讨论了共产主义思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88）。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竞争性的市场发展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至关重要，但需要政府为了共同利益进行调控。中西方都有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管子以人性趋利避害为出发点，重视市场的发展，但政府需要运用轻重之法调控经济。“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治国必须务市，务市须遵规律。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和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斯密和密尔都认为逐利和竞争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力量，但也会造成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斯密认为政府必须承担起国防职责，通过法律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和维护公共机构和设施，如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密尔认为政府应该做所有对整个人类或后代的利益有好处的事，帮助需要帮助而社会又无力提供帮助的人。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大生产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西方社会通过立法和社会力量不断地进行改良。
在个人发展方面，个人通过教育提高道德修养和各种能力，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中西方都强调教育是提高道德修养和能力、发挥人性善的途径。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由教育培养起来，伦理德性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儒家教育强调德行优于知识，把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马克思注重实践，认为教育应与劳动实践相结合，帮助人掌握生产手段，提高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中西方文明趋同趋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动力，然而，市场发展作为人性矛盾性的体现也具有矛盾性。解决矛盾需要协调斯密在《国富论》中展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1976）和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以道德伦理为引导的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马克思阐述了为全人类的利益监管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人民为了共同利益逐渐形成对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体控制。中国共产党根植历史并立足现实，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协调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将支持市场发展与政府务实调控相结合，发展教育使人获得全面能力。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构建以共同价值为指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二、我国主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与内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于各国广泛、深厚的交流互鉴合作，追求全人类共同福祉，在全球、国家、市场、个人的关系中维护和发扬人性中的理性和友爱性以保证人类文明的生存和进步，体现了人类对前途命运的共同关切，凝聚了各国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六大理念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平是各国实现发展，保障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先决条件，也是国际关系所应遵循的最高准则。发展是各国实现社会进步，保障民生，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条件。没有公平正义，就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公平正义是维护和平环境和社会稳定、获得发展机会、维护各国尊严的必要条件。民主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途径，自由是社会保持活力、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和平与发展是各国文明生存与发展的保障
和睦、和谐、和平的价值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也是各国追求人类相处之道的最高目标。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讨论的和平价值和提出的国际联盟与国际协议的解决办法对人类的哲学思辨及具体实践影响深远（康德，1939）。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战后，体现中西方共同价值的《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指出，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全文“和平”一词出现了51次。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核心动力。发展是各国改善民生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中国主张全面发展，根据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虽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漫长的发展进程。
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习近平主席说：“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不断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也不断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已连续15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先后冲击下，中国对全球贸易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过去40年间，中国近8亿人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70%。中国首先把新冠疫苗定为公共产品。中国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维和经费出资占到第二位。
（二）公平与正义是各国文明平等相待的准则
中西方的公平正义理念与实践都源远流长。公平正义包涵平等的理念：“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亚里士多德，1965）公平正义是人类道德的崇高目标，是调节人与人利益冲突的价值遵循和制度原则，是体现社会道义担当、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习近平主席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保障基本民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更高目标。法制社会需要公平正义的司法，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维护公平正义是国际关系的道义基础，也是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遵循。当前的国际关系还远未达到公平正义。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高，声音较弱。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积极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和公平，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有力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三）民主与自由是各国文明保持尊严的途径
从儒家的民本思想，老庄的自由理念，西方启蒙思想的民主自由法治，到《共产党宣言》的“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坚持不懈。民主自由需要法律和道德的规制。《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大会“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实现。”国际有识之士认为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应强调责任。国际行动理事会发布的《世界人类责任宣言》指出，“凡具有理性及良知之所有人士，都应以团结精神，接纳责任，对待他人、家庭、社会、种族、国家、宗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际行动委员会，1997）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它既体现了制度程序的作用，又体现了广泛的参与性和实践性。中国的民主实践广泛吸纳人民的智慧，强调有事一起商量，使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建设。国家的发展不断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体力、智力和能力赋予个人以尊严，为实现自由创造了条件。
民主不仅是一国国内的治理方式，也是全球治理的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意味着各国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中平等相处，公平参与国际事务，也意味着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观点处理国际事务，保持尊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各国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式和途径丰富多彩
人类希望生活在良好社会、美好世界中，并为此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实践，形成了多种形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并通过不同的治理途径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
（一）政治社会治理具有各国文明基因，呈现不同体制和形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真正的立法家和政治家不但应该从抽象意义上知道什么是最良好政体，还应该认识到什么是适应国家现实条件的最良好政体。”（亚里士多德，1992）18和19世纪，西方经济技术快速发展，西方的思想家们研究各种治理体制，阐述民主思想，推动了西方政治社会治理民主发展的实践。
当代西方对政治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上。民主政治体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自由民主、社会民主、参与型民主、协商型民主和多元民主等（科佩奇等，2020）。从选举角度区分，有直接民主（如古希腊城邦民主）和间接民主形式。西方民主多样性的实践根源于各国的历史和文化，民主实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扩展，涉及投票人资格和年龄、选举类型、选举程序等。比如，英国1432年的法案规定只有每年交40先令以上的税并拥有财产的人才有投票权，这一法案延续了400多年。1780年的调查显示英国只有3%的人口有投票权。19世纪末，英国所有的男性公民获得投票权；1928年，英国所有的女性获得投票权；1969年，英国所有18岁以上的人口获得投票权。
近现代以来，以代议制为主要形式的间接民主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根据各国民主体制的特点还可以分为议会民主制（如英国）和总统民主制（如美国）。西方至今还有君主立宪制国家，如英国既是议会民主制，也是君主立宪制，女王是国家和政府的元首、三军统帅、英国国教的领袖；宪法不成文，采用普通法和惯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包括体现选举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协商民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基层的直接民主。中国从中央到县乡的各级政权，每一层级都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中国实践民主的形式还有参与式民主，如社会公示、社会听证、人民信访、民主评议、政务公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等。除重视政治民主外，中国还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以各种方式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二）经济治理反映各国国家社会个人关系，呈现多样性
各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与其政治社会文化形态密不可分。近20年来，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开展研究（霍尔和索斯吉斯，2001；米约塞特，2011；波尔和格雷斯科维奇，2012；施耐德，2013；沃尔特和张，2012），从多种维度考察国家、社会、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企业组织管理、企业间关系、劳资关系、金融体系、教育培训体系、管理等级、信任度、政府作用、社会关系等。研究对象涉及经合组织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国家的经济治理模式多种多样，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型市场经济、网络型经济和等级型经济等。在各种经济模式中，政府、市场、企业、雇员的关系形态各异，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程度不一，劳动力市场形态不同，但各国都在经济发展和创新方面获得了进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1研发支出记分牌报告显示，全球排名前2500家公司（G2500）在2020年的研发投入总额为9089亿欧元，相当于同年全世界研发投入的60%多、全世界企业研发投入的约90%。来自美国和欧盟的企业数量以及研发投入分别占总数的47%和58%（格拉萨诺等，2021）。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创新取得巨大进步。中国企业占G2500的数量从2013年的8%上升到2020年的24%，研发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从2013年的3.8%上升到2020年的16%。经济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我国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制。政府不断改进职能，支持市场发展，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能获益。政府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不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支撑。
（三）文化发展体现各国人民创造性，呈现不同表现形式
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艺术、科学、宗教、教育、历史、语言、饮食、服饰等都是人类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态。人类文化各种形态发展的推动力是创造力和创造性。中西方在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表现世界、表达自我的极大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文化形式反映了人类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憧憬，极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
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方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中国本土发展出了道教，也吸收了佛教并进行创新，产生了禅；西方发展出了基督教，具有多种教派。中国语言有普通话，有十大方言，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西方的主要语言有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德语和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国汉字从象形文字演变为语素文字，还配以拼音发音；西方为字母文字。李约瑟的详细研究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明及其对西方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医用针灸和草药配方治疗，结合西医的治疗手段，开发出了复方药等中西医结合的治病救人方法。中国发明了丹青水墨画，西方创造了多彩油画，受中国影响的日本绘画又影响了西方印象派画家进行创新。中国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英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共通之处。中国的古诗词影响了西方意象派诗人；中国山水诗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有相通性。中西方饮食文化和传统服饰礼仪文化也各有特点，但在食材、制作和设计上相互借鉴。
四、各国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经验可以也应该交流互鉴合作
中西方在追求美好社会、践行共同价值的历史进程中在政治社会、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实践财富。正是实践的多样性推动着人类交流互鉴合作，而经验的交流互鉴合作又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一）历史经验证明各国践行共同价值的经验可以交流互鉴合作
在中西方趋同趋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各国都从文明的交流互鉴合作中获得灵感和经验，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创新和实践，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在政治社会方面，古罗马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幸福为理想社会的目标。18世纪西方思想家们提出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法治思想对美国选择治国理政模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魁奈从中国文化中悟出了自由与平等，“中华文明的思想参与了现代文明价值的创立”（高毅，2011）。
美国在构建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其文化思想的核心人物爱默生、梭罗和庞德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爱默生研读儒家经典，在道德、学习、治国理政等方面批判吸收儒家思想（杨靖，2012）。诗人庞德的巨篇《诗章》中第49首诗来源于一组潇湘八景的画和诗，他将中国山水画与古诗的神韵纳入了自己的美学表达中（叶维廉，2019）。
中国也从欧洲和美国现代文明的理念中获益。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口号中的“民主”和“科学”理念来自西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入把握国情，领导人民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治国理政方面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并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刻的实践。
在经济贸易方面，2000多年来，中西方之间贸易与商业的往来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西汉时期，中国开拓的“丝绸之路”和南海航路将中国和中亚地区（间接连接欧洲）以及中国和南海地区连接起来。罗马人阿皮修斯撰写的《论烹饪》中记载了源自中国的生姜的作用。西汉的船队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绸换取当地的琉璃、珍珠等物品。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经过丝绸之路贸易进入西方国家。宋代《诸蕃志》记载瓷器被运往50多个国家。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记录了郑和远洋船队与所经过的20个国家进行贸易和人文交往的情况。明清时期，来自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商人从中国购买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和瓷器。在1851-1911年间，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茶叶和瓷器的展示。
通过贸易联系，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国家在文化上长期交流互鉴合作，“促使他们在这幅千丝万缕的文化织锦中融会交织”。中国的技术（造纸术、瓷器制作、丝绸生产）及其文化（文字、儒家官僚体系）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带一路”正是基于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历史而形成的新表达和新实践。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本国外贸总额的29.7%。
在文化方面，贸易和商业的往来伴随文化上的交流。各国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共同点和相通性，创造新的文化形态。敦煌文化是人类文明可以交流互鉴合作融合的生动写照。敦煌洞窟中公元4-11世纪的壁画与彩塑的设计和制作融合了来自中国、古印度、古希腊、波斯等多种文化。季羡林先生说：“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敦煌在中国，敦煌文化是全人类的，敦煌学是全世界的。研究敦煌学的学者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
中西方各国在哲学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传播推动了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公元前9-10世纪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介绍传播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政治、数学、医学和文学方面的成果，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2-15世纪之间，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相继传入欧洲，为欧洲的技术进步和近代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或编译西方天文历法、数学、逻辑学等著作，其中《几何原本》对中国的数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利玛窦首次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他的《中国札记》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体育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爱好，运动会是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的平台。起源于约3000年前的希腊、复兴于100多年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成为世界的奥运会，迄今为止已在世界23个国家举行过。北京成为首个“双奥城市”。202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战胜疫情、实现和平、一起向未来的坚定决心。
（二）当前现实要求各国对践行共同价值的经验进行交流互鉴合作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人类社会的实践能力不断拓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各国文明交往已经成为现实。然而，人类社会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生物灭绝、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监管等共同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截至2022年2月1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超过4亿人，死亡超过580万人。目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新冠疫苗还存在巨大缺口。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了各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对文化交流造成障碍，需要各国就抗疫措施、疫苗分配等问题进行交流互鉴和协调合作，以尽早控制疫情、保护生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指出，在1970-2016年间，全球非人类动物（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存量下降了68%（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各国所作的承诺还需协调落实。生物灭绝和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团结协作，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各国国内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各国可以就这些涉及民生的问题共同开展研究并探讨解决之道。网络安全是数字社会的基石，在各国保障和加强网络安全的同时，急需各国交流协调合作。只有全球的网络安全了，各国的网络才能安全。人工智能已开始广泛应用，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为保护全社会利益做好监管也需要各国交流互鉴合作。
（三）各国经验交流互鉴合作需要因地制宜、协调平衡、开放创新
各国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经验的交流互鉴合作具有规律。一是各国的地理、规模、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各国践行共同价值的具体实践在与国情结合后会各不相同。在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合作中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契合本国国情的方式方法，补充和提高本国实践的内容和效果。二是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政府需要协调平衡效率与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体措施也要与国情相结合。三是在科技、艺术、教育等文化方面需要开放创新。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人类创造性的体现，也必然给人类的创造性开辟新途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国文明都为全球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保持开放合作可以不断推动科技发展，造福人类，也可以推动教育和艺术的持续创新。
五、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南
习近平主席说：“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来自不同文明的人和国家都是平等的，人类为追求幸福生活、美好世界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都是有价值的，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可以也应该交流互鉴合作，形成的共同价值可以作为指南。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径
全球7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住一个地球村，呼吸同样的空气，向往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具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也面临共同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全人类共同价值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在和平与发展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发达国家一道走共同发展之路，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公平与正义方面，倡导国际关系法治化，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辨是非、促进和平、共谋发展。在民主与自由方面，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在联合国体系内，每个国家不管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发展方向的保障
中西方之间第二次趋同的时期也是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时期。与中西方趋同趋异时代的任何时期相比，当代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达到了新的高度，技术取得了空前进步，但其所带来的危机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发展方面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然而，人性中除了竞争性和毁灭性，还有理性和友爱性。如果要解决当代全球化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为了共同利益，人类需要建立共同的道德价值指引，建立全球机制来规制矛盾、化解危机，使全球来自不同文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自由地结合本国国情践行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机制。人类为了共同利益，应发扬人性中理性和友爱的本性，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解决由自己创造出来的危机。
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个人、市场、国家和全球的利益辩证统一联系起来，既体现普遍性，又包容特殊性，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开辟了人类实践的新空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核心和思想深度，为人类解决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矛盾指明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南。
（参考文献略）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