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人类对政治的认知，不难发现其间曾经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新的具体”的过程。在世纪之初，比较政治学试图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来理解和书写世界各地具体而微的政治实践。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冷战逐步深入，东西阵营又热衷于从五彩斑斓的历史情境中，总结出各自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以展开理念对抗。到了世纪尾声至21世纪初，苏东剧变和美国“9．11事件”的悲剧才警醒世人，这些很好的普遍概念——举凡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公平正义、社会活力、文化包容又或行政效率——若不能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制度、文化乃至身分认同具体场景相结合，则不免仍是徒具虚文、流于形式，无法转化为好的治理成效泽及民众。

举例而言，政治学对“发展”概念的理解，即开端于对先进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探究。第一代发展学者尝试把英美国家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成一条名为“现代化”的普世道路并推而广之。然而，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对后发国家理论的探索证明，在时序上率先发展和后续发展的国家及地区，往往须采用相异而非同一的发展模式。通过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学者们亦认为不同民族国家采用怎样的发展模式，与他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主要指西方）和“边缘”（主要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密不可分。

善于结合普遍原则具体情境 方可良政善治

战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与西方经验大相迳庭的经济复兴之路，揭示出发展路径必须与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结构特性相适应，方能产生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经验，进一步证明西方发展道路并不具普世性——“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原来，普遍原则的种子，唯有同各国各地区具体的经济特征、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土壤相结合，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普遍原则如何在多样的历史场景中以不同形式得以表达，是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普遍原理在具体情境中转化为实在的治理成效，必须通过政府管治才能实现。良政善治既是政府管治的目标，又是政治学的终极理想。与促进发展相类，只有善于在管治中把政治的普遍原则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有机结合起来，达至两者间的最优平衡，方可实现良政善治。事实证明，普遍原则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得以实现和彰显；而失去了普遍原则的指导，具体情境中的管治活动只会变得漫无目的，以致迟滞失能、舛误丛生。

巴西新都：完美规划无法掩盖实际问题

初次看到巴西的巴西利亚规划图的人，往往会为其强烈的秩序美学所震撼：整座城市被设计得形如飞鸟，在巴西高原的红土地上徐徐展开两翼；市内各功能区块分割井然，街道宽阔、地面空旷、绿荫环绕；建筑采用严整的几何形体，风格统一对称。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1950年代破土兴建前，此地还是一片荒原。几乎可以说，巴西利亚是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教科书中，直接迁移到这片荒原上的。

然而，在这座巴西新首都投入使用后的60余年间，其设计缺陷也逐渐突显。标准化的布局使城市乏味单调，过度形式化的设计导致生活充满不便；城市的功能分区严格而分散，提高了通勤成本；大而无当的绿地与街道消灭了活跃的公共空间。为保持城市的形式美，当局不得不禁止新建住宅，结果大量移民和劳工聚集在周边卫星城，宏伟的巴西利亚迅速被巨量贫民窟包围。

规划设计上教科书式的完美，无法掩盖实际运作中的问题重重。理论推演可行，到了操作中却与现实脱节。巴西利亚城市工程的失败主因，正在于套用普遍原则时脱离了具体历史、文化及制度情境，缺失了将好的原则与具体实际相融合、“把好事办好”、知行合一的创造力。这正如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描绘那样：“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言之谆谆，闻者足戒。

中华民族强调知行合一坐言起行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强调知行合一、坐言起行的民族。如果说认识普遍原则所具有的指引意义是“知”，那么在具体情境中对普遍原则的应用与落实就是“行”；“知”与“行”并无二致。我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先生曾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纷繁复杂的实际工作中，唯有秉持知行合一的心学正道，惟精惟一，方能既发挥普遍原则的指导作用，又兼顾具体情境的实际需要；既符合“全局”的方向，又富于“一域”的创造；既统筹“共性”的实现，又保护“特性”的彰显。

毋须讳言，人类对“不可知”的恐惧，使我们总有强烈愿望把复杂、浑沌、具体的社会生活条分缕析、严格归类，再根据普遍原则的要求一一赋予其标准化处理程序。的确，与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式相较，由工业化衍生出来的现代行政制度有助提高管治效率；但是也正因如此，在现代工业社会，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性往往被消解，其情境特征被无视，人的因素被弱化，按章办事、墨守成规、陈陈相因，取代了对具体情境的分析、对鲜活现实的关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这并非知行合一的态度。

中国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从来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本本主义”。在百年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实事求是”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信条。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写到，“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是一种“形式主义态度”。习近平主席也郑重告诫我们：“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把管治的普遍原则同现实的具体情境妥善结合，就要求政府在复杂多变的实际中保持开放、兼听和独立思考的态度，警惕模式化思维的冲动，注重施政的“在地性”、政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性”，及管治本身所具有的“时空性”。

港府要统筹好“全局”意志与“一域”需求

香港是我国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世界级都市和重要金融节点城市。港事无小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现良政善治，更要求在政府管治中运用高度智慧和创造力，结合香港社会状况、经济特点、民意民情和制度实际，统筹好“全局”的意志与“一域”的需求，平衡好原则的抽象与实践的具体，把普遍原则与地方的实际情境很好结合起来，以富有创新性的勇气、办法和想象力，组织和落实好中央政令在港的贯彻实施，努力“把好事办好”。

当前，香港管治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控疫情。应该说，过去两年，香港在国外同期病例持续高发的情况下实现了本土病例长时间“清零”，这是中央、特区和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反映出香港居民的高度素质，体现了香港作为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程度。目前，由于第五波疫情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量感染个案，医疗和隔离资源相对紧张，社会上也一度浮现消极情绪。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局面，尤其需要我们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中央支持下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大家一起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尽快稳控疫情，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雨过天青之后的香港，一定会是大家心目中更加美丽的共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