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十几年前就在一些名牌大学进行试点，十几年过去了，进展并不算快，规模占比也相对有限，但近两年似乎开始呈井喷之势，有的大学甚至在博士研究生招考中实行全员“申请—考核”制。

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就像是突然取消高考，人们关心最多的，自然是公平问题。从8月31日《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刊登的《申考制博士招生中的“选择题”》一文的采访看，导师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给全部有意向报考的学生面试的资格和机会，教育制度研究者则主要关心程序规范。前者体现导师对招生自主权的渴望，而后者则属于制度把控。

其实，在招收研究生的问题上，导师自主权与管理规定之间一直都在博弈。大致地看，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研究生恢复招生的那个阶段，有资格招生的导师多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自主权是比较大的。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导师规模的扩大，自主权反而在逐渐缩小。这反映出导师通过学术威望形成信用时代的结束。

多数导师的个人信用不再受到重视，制度的威力就会凸显。管理者加强导师管理，削减导师自主权的依据正在于此。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在监督和辅助服务上，起直接和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导师。换言之，任何的管理制度和政策都要以提高导师积极性、保证学术水平高的导师上岗为原则，才能切实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现在的问题是，管理制度越来越详尽，且层层细化，但真正有志于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导师的比例却越来越稀少；而随着“教学”概念的泛化成为时尚，导师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

最近几年实行的导师上岗资格的每年申请制就是一例。以往的导师上岗资格考核的是学术水平，达到标准，即为导师。现在却需每年填表申请，而唯一重要的硬指标，就是手头要有在研“项目”。虽然对理工类的导师而言，“项目经费”有其重要性，但没有谁认真评估“项目经费”托举出的科研成果的水平与经费数量之间的匹配程度。而文科导师则主要是把承担“项目”当成学界地位的标志。无论是哪种情况，落实到招生条件和资格都是一样的，即有钱就可以招（研究）生，钱多则可以多招。这种公司化的“组团”管理方式，其本身对于研究生培养是否适用，就值得反省。

一个是“请”老师当导师，一个是老师自己申请当导师，哪一种情况让导师感觉到尊重，应不言自明。而没有受到尊重的导师招收研究生，不过是为了自己完成科研项目，或替自己的公司打工，不可能全力以赴地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

公平没有得到保证，质量却在下降，这样的研究生教育也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实行和推广，看起来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实际上也是对近年来实行的相关管理政策偏向的纠正。

在个别学校试行阶段，因为本身就是“优中选优”，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特色并没有真正凸显出来。以笔者的实际观察，大部分有幸中榜的博士生与考试选拔出来的没有多大区别。一些个性突出、科研能力强的“专才”“偏才”并没有因此而受益。

这中间当然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一年一度的导师资格申请制，让导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变弱也是重要原因。因为按照这种申请制招生办法，导师不会认为学生是自己的，可以传承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会认为，学生属于学校、院系或某一专业方向，因此，只要学生通过答辩或抽检过关，拿到学位证就算培养成功、完成任务。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极少有导师甘愿拍着胸脯放豪言：“这学生我招了，相信他有能力成就未来！”

当然，目下研究生的生源也在发生变化。“应试”教育不仅在中小学，大学也是普遍存在的。面对一个个“应试人才”，要遇到有发展前途的“专才”“偏才”已非易事。而各位导师对学术的见解和对“专才”“偏才”的认知也千差万别，如果一旦无法达成共识，也可能形成相互消耗的结局。

但从考试选拔制转向“申请—考核”制，总需要有所不同。“申请—考核”制既然旨在扩大导师招生和培养上的自主权，就应该给导师更多的发挥空间，展示其个性和创造力，这也是重振信心和重建责任感的基础。

博士生的未来主要是面向学术研究，那就让博士生培养去芜存菁，回归到学术的轨道之上。

（刊《中国科学报· 大学周刊》2021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