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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也可以改成《为了存在所以不存在》或者《为了在而不在》。
什么意思呢？我注意到人类生活中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为了存活下去，往往要抛弃掉很多有可能会负累到存活的东西，中国成语中有“断臂求生”这个词，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精神意识领域，生存意识永远大于其他意识——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在形而下的生存境遇中，形而上的精神意识往往处在从属或者服从的状态，很少有人置生死于不顾，为了某种精神意识譬如信仰而甘愿牺牲掉性命。
也许正因为这样，人们对那些把信念看得重于生命的人，才充满了敬重，对他们总是不吝溢美之词，把他们邀请进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载体之中，展现他们，讴歌他们。可以认为，所有的这些展现和讴歌，强调的都是作者欣赏和崇拜的某种精神意识或者说精神意象。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文以载道”的观念，这里的“道”，就是精神意识，这也符合一般的创作规律。试想，在梁山泊水洼里，如果没有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人们肃然起敬的一百单八将还是英雄么？就不应当是了，充其量也只是一些反社会的歹徒而已。正是由于施耐庵从精神层面特别强调了世间“无道”，而这时候又特别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三十六个天罡、七十二座地煞，才获得了人们所信赖、所尊崇的“意义”，才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英雄永远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我们通常所谓的生存法则，是依据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意识的平均值通约而成的。“趋利避害”、“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等俗语就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它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折射了人的生存之道，从而造成了已经不为人所在意的社会景观。
在这些景观中，就有标题所示“为了活着所以死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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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叫“为了活着所以死去”呢？我们打个比方吧。古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出自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说的是非常优秀的人往往会招来嫉妒和仇恨，从而极大地增加其生存的成本，甚至于招致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妥协，我不秀于林，也不出于岸，更不高于人，于是避过了风的摧残，避过了川流的冲刷，避过了众人的攻击，以安全的方式存活下来；二是选择不妥协，继续秀于林、出于岸、高于人，结果招致狂风更猛烈的摧残，水流更残酷的冲刷，众人更无情的攻击，最终结束掉性命。这两种选择看起来是生存方式的选择，但是在最终意义上，却意味着哈姆莱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即我们通常所说“活着还是死去”的精神选择。
具体地说，第一种选择恰如其分地应和了我正试图讨论的话题，即：为了活着，所以死去。这里的“死去”指的当然不是肉体生命，而是精神生命。换一句话说，做第一种选择的人，是用精神生命的死亡，换取了肉体生命的延续；第二种选择则完全相反，是用肉体生命的死亡，换取了精神生命的永生。
如果我们用数学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在严酷的社会生存中，90%以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种选择，世界的品性和面貌，是由占大多数的这些人所做的选择决定的。通行于人间的种种“社会法则”，为什么常常把以利为先的物性指标放到前面？正是因为这些人所做的选择往往都是被“活着”、“活下去”的现实愿望所支配的。这种情景，在精神层面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要对现实世界做某种程度的变形处理，用精神性的理性之光去照亮那个晦暗未明的物性世界。艺术的本质，或者说艺术的价值，其实也就在这里。
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在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就大幅度调整了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焦距，特别强调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意义，他就是在那里营造他的艺术世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雨果的世界视为现实世界的再现，冉阿让的立身之道和行走世界的方式不具有普遍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狂热地迷恋雨果的长篇小说，后来我才发现，雨果作品中深深吸引着我的那些东西，那种浪漫，那种激情，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或者说是极为罕见的，用我前面的话说，雨果所做的并不是再现一个现实存在的世界，而是在营造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殿堂。这一点，雨果与其他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的不同。这件事说明，雨果作品容易与年轻的心灵（年轻的心灵总是充满诗意的）产生对撞并发生激荡，到了一定年纪，人就会将目光转向执着于对现实世界做更直接描绘的现实主义作品了，尽管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处理。
凡是对人生有一些阅历的人都会发现，只有在艺术作品中人才可以仅凭着精神活着，而在现实生活里这条路是很难走通的。有了这个见解，我们再来说“为了活着所以死去”就不显得那么难于理解了，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社会生活中必然会有的情形。我们所生存着的这个世界，并非全部是被理性支撑的。我们谈论生活，谈论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谈论人性，而人性是现实的，某些独特灵魂的精神性闪光，犹如暗夜中的萤火，永远都是稀少的，微弱的。
结果，“为了活着所以死去”就在不断地发生着。
我觉得我把事情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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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觉得我还是没有把事情说清楚，那么我们不妨把“思想”形象化为某种实体，具体考察一下它的生存处境，以及人们在这种处境中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思想是什么东西呢？思想是经过表达的意识，换一句话说，思想是经由表达才成为实在的，未经表达的思想仅只是意识，未经表达的意识不能作用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东西。意识一旦通过表达成为思想，就成为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就会与社会存在的其他部分产生联系并激发出反应。人们平常所说的“思想自由”，强调的并不是“思想”的自由，而是思想寻求“表达”的自由。而表达的自由永远是有条件的，这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中都是如此——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表达”是一种带有程序性的路径，人——当然是拥有绝对力量的人——是可以在这条路径上做手脚、或者让他通达或者让他闭塞的。这也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古往今来通常的一种情形。
你比如，即便是在号称“思想自由”、“民主灯塔”的今天的美国以至于整个西方世界，你也不是想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的。当下，凡是从正面客观报导中国的消息（包括自媒体）都几无立锥之地，而以美国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RFA）、德国之声（DW）、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为首的西方媒体，则完全撕掉了“自由、公正”的面纱，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以连街头混混也耻于使用的下三滥手段，无底线地诋毁和抹黑中国，突出说明了确实有一种力量在掌控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舆论。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简单说，就是垄断资本的力量，就是与垄断资本高度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力量有足够的本领把所有媒体资源都转换成意识形态权力，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权力塑造着美国的“政治正确”，塑造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待世界的方式。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可以理解当下的美国政客和美国舆论界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为什么会如此弱智，如此怪诞，如此荒腔走板；你才可以理解当下的美国民众为什么会如此敌视中国。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傻掉了呢？是不是所有美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像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特朗普那样拥有变态人格、像拜登那样老年痴呆拎不清呢？当然不是，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因为思想在“表达”这个环节遇到了栓塞和阻隔，正常的理性的声音被遮蔽、被窒息了，而“正常的理性的声音被遮蔽被窒息”，在社会层面上，更可以导致“正常的理性的人”的消失，对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来说，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国家后果都将是极为危险的，这里甚至没有不同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自由民主”国家是这样，“威权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让我来说明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状，那么我可以举例说，任何国家的群氓式群体的产生，都与一定形式的意识形态权力有关——权力意味着强制，强制有时候是有形的，有时候是无形的，但是它必定会产生结果。与此同时我还想提请读者记住，在缺乏限制的条件下，资本与权力具有同样的属性，它们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一样的。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我曾经强烈希望拜登赢得选举，倒不是我个人对拜登有什么好感，而是我认为这个人至少不应当是特朗普那样的神经病、流氓或者恶霸，能够像正常人那样正常地看待和处理美国国内以及国际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事务。然而我大大地错了。一年多以来，人们瞠目结舌地看到，拜登及其所领导的政治班底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改变特朗普偏激的国际国内政策，反而沿着特朗普的路线撒着欢儿狂奔，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更加恶化了被特朗普带偏了的中美关系……现在拜登身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号特朗普”的色彩，国务卿布林肯则简直犹如蓬佩奥附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似乎是展开了一场反华竞赛，构成了难得一见的国际政治奇观。拜登及其身边的政客是疯子吗？他们是傻B吗？我感觉好像不是——虽然我也曾经严重质疑过。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疯狂愚蠢的疯子和傻B的举动呢？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以选举制度为其根基的美国政治的“政治正确”使然。我们可以将这种“使然”视为“政治正确”强制，在被“政治正确”强制的条件下，正常人也会变成疯子和傻B，也会不断做出向自己脚面开枪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拜登以及上述人等也像本文标题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活着所以死去”了。
美国总统尚且如此，你能指望美国知识分子精英超凡脱俗，突破禁锢，不顾死活地发出理性的声音吗？很显然你是不能做这样的指望了。
美国（还包括我由于极度厌恶而耻于提及的澳大利亚）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西方世界早已经丧失掉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时代那种思想激扬、蓬勃向上的精神动力；在国际关系中，他们无法接受即将被新兴国家超越的现实，就像输不起的赌徒一样，重新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奉为佳臬。一向西装革履、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家伙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遮拦地暴露出他们本性里面的海盗和流放犯的劣根性以及作为海盗和流放犯后代的野蛮与无知。潜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种族沙文主义终于被唤醒，越来越不加掩饰地用它来看待和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不幸的是，至少在当下，还是这样一些家伙掌握着世界话语权。就像世界上任何一种无所约制地掌握话语权的统治力量一样，他们有的是条件遮蔽他们不喜欢的声音。
如果把这件事植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会看到怎样的情形呢？
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眼前这个世界的独立思考，面临着空前的险境——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思想”就像一个走入寒冷的陌生之地的人一样，永远都面临着“活着还是死去”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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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设这个被称之为“思想”的家伙择了“活着”，那么，他该为“活着”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他必须想方设法躲避风雨，为自己营造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窝垒，或者挖一个土窑，或者砍斫树木搭建一个茅屋；他必须想方设法躲避野兽的侵袭，为自己制造一件哪怕是最简单的武器，既可以用来自卫，又可以用来进攻；他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吃和喝的问题，寻找水源，捕捉猎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开垦出一小片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暖和起来以度过寒冬，这就需要他尽一切可能获取必要的衣物御寒，保护火种不要熄灭……如果我们以观念的形式观察他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归纳为四个字：“适者生存”。具体地说，就是尽一切可能活下来，为了活下来，他必须适应环境，做维系生存所必须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他必须向环境妥协，必须向生存条件妥协，非如此，他将无法存活——我们看到，这个被称之为“思想”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乎寻求“活着”、“活下去”的范畴。
然而“思想”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如果它全部被物质性的存在（“活着”）所僭越，那么它还是精神性的“思想”吗？很显然就不是了，我认为它一定不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或者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A不可能在是A的情况下同时还是B。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这就是死亡的情形。这意味着，在精神意义上，“思想”死去了，而在物质意义上或者说生物层面它却还活着，活得很舒适很温暖。
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物质性的“存在”、“活着”一定是以精神性的“思想”的死亡作为代价的——我再说一遍，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这是社会的通常情景。
我们举例来说这件事吧：学富五车的郭沫若先生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了那么多浅薄粗陋到“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是他不知道那些文字浅薄粗陋吗？是他不知道那些文字没有任何精神意义吗？不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最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了“活着”——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写那样的文字，他将无以存活，说白了就是“死去”。这时候的郭沫若先生很显然更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而非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他甚至也不再是什么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了。
无数个体和群体思想的死亡，都是在几近相同的情形下发生的。历史沉痛地告诉我们，1957年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再到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贯穿着一条残酷的逻辑线，那就是：思想一旦丧失表达的自由，精神意义上的“人”必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无数生物意义上的“活着”的人。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千万不要嘲笑郭沫若先生，事实上，如果将我们置于几近相同的历史境况和生存条件之下，无论是我，是你，还是他，所做的也许将会是和郭沫若先生一样的选择。这就是说，我们惬意地活着，我们却很有可能早已经在精神层面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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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说：“优胜劣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活着如何？死去又如何？这事值得如此关注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觉得不该如此关注，那是因为你小看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我们还是说美国。听说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可是当你浸淫于美国的社会生活，观察到他们的社会运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言论自由仍旧是只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范围以内允许你自由你才可以自由的地方，谁来“允许”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当然是垄断资本，具体说是政客们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如果我们解说什么叫“资本”，那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不妨简要地认为，资本也是权力，垄断资本就是被垄断的权力，或者说垄断资本必然形成垄断的权力。无论资本还是权力，只要形成垄断，就必定会成为可以随意塑造社会舆论的超级力量；无论现代资本还是古代皇权，都是这样的力量。
于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超级力量会不会介入到个体选择的过程之中？我的回答是：它是必然要介入到个体选择的过程之中的，甚至可以说，所谓的“选择”，仅仅是个体的人面对强力所做的应激反应，这种反应必然与强力产生对撞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个体的人的全面妥协和退让——这意味着个体的人只能选择生物性的活着而非精神意义上的站立。
如果读者觉得我上面的回答太拗口，不那么好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表述：个体选择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则为：选择不纯然是个体的问题，不纯然是个体的选择问题，它严重受制于社会历史给他的选择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任何一种存在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尤其是这样。在缺失自由的时代，人们似乎只有选择生物性活着的道儿可走；只有在具备思想自由的条件下，人才可以选择精神性的活着并且真的可以这样活下去。
这个回答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看历史提供的佐证：没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的衰落，战国时代也就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英国大宪章运动，洛克也就不可能应运而生……在形形色色的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某思想家是某某思想运动的产儿”之类的话，这说明，个体选择往往折射着社会历史的选择，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代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说时代没有为个体的选择创造进行精神选择的条件的时候，个体的选择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因得到而保守》（2007-3-12）一文，具体考察官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缺失法律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利益选择的动机，指证这些人为了既得利益而丧失信念，成为权力者的帮凶，成为侵犯人民利益的掠夺者的精神轨迹。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甚至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品貌和颜色，指标性地影响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特别强调“思想”的处境，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思想”尚好的缘故吧！
我们说“思想”死亡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说，这绝不单纯是某些个人的“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正是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死亡是由一个个个体所做的选择造成的，就是说，个体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生存还是死灭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个体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态度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社会运行的本质显现。个体和整体在这里形成为一种相互倚重相辅相成谁也离不了谁的局面。个体死亡的苍白尸身，往往就是社会死亡的表象。大面积的个体死亡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为你而鸣——每一个“为了活着所以死去”的个体和群体均是如此。如果再借助于美国的话题来议论这件事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些“活着”的美国政客们，正在不经意间敲响世纪的丧钟，而这不祥的钟声恰恰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死亡，而这更意味着一个曾经辉煌而强盛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裂解和衰落。
202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