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和退伍军人的自杀危机必须终结。本文论述如何防止自杀。
阿亚克斯(Ajax)强大、勇猛、聪明、才华横溢,是经典神话中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在参加的每场战役或每次战斗中他都能取得胜利,因而赢得了不可战胜的阿亚克斯的称号。但是正如奥维(Ovid)在《变形记》(the Metamorphoses)中告诉我们的,“不可战胜的人被自己的悲伤所战胜”:他死掉了,因为选择倒在了自己的剑下。
他的自杀发生在当时最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Achilles)被杀之后,阿亚克斯和奥德赛(Odysseus)出人意外地从敌人特洛伊人手中抢回尸体。两人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阿亚克斯打前锋,奥德赛抢到尸体骑马将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后来,一个委员会认定两者都应该继承阿喀琉斯曾穿过的魔力铠甲。该铠甲在众神之家奥林匹斯山炼成,不仅具有超强的保护作用,而且还是一种象征,说明穿此铠甲者是活着的最伟大战士。为了解决究竟该谁穿的问题,两位英雄厮打起来,结果却打了个平手。最后,他们使用语言作为武器继续较量,因为奥德赛能言善辩,最后委员会将铠甲授予了他。奥维告诉我们,阿亚克斯的失望是他自杀的原因。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有关阿亚克斯的剧本中写道,阿亚克斯感到如此痛苦以至于昏迷不醒,他想象一群羊也变成了战士,他把他们全杀了。醒来后看到了自己所做的事,他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亲手杀了自己。
这个可怕的讽刺是所有这一切都与铠甲有关,但是打垮阿亚克斯的敌人却是任何铠甲都无法保护他的:那就是他自己的嫉妒、愤怒、羞耻和后悔。
在整个历史上,艺术家和作家大量描述了“痛苦的阿亚克斯”,因为该故事令人伤心欲绝且完全符合人性。有时候,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
今天的军方面临严重的危机。自杀的士兵比阵亡的士兵还多。部分原因归咎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五角大楼一项涵盖2008年到2011年最新调查显示52%的自杀者从来没有被派往交战地区。去年,军人自杀的比例是一天一个。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几乎是每个小时一个,一天22个。最近,军队中的自杀率如此严峻以至于该话题登上《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封面。今年的自杀率比去年更高。
自杀率在美国整体人口中也在快速增加。10年前,每年三万人自杀的比例让观察家感到震惊,如今自杀率已经几乎达到4万人。就全世界和美国来说,自杀者比被谋杀者更多。在40岁以下的人中,自杀是排在前三位的死亡原因之一。对年龄更大的人来说是前十大原因之一,虽然死亡率最高(其他疾病开始吞噬越来越多的人)。女性企图自杀者多于男性,但男性更容易成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枪的机会更多些,而开枪自杀是成功率最高的自杀方式之一。
与军方的数据(考虑年龄、性别和种族)相对应,在2002年到2009年(我们拥有可靠数据的最近年份),平民中的自杀率提高了15%。按照五角大楼的数据,军队的同期自杀率提高了80%。这个差异其实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五角大楼把在特定年份只工作几天的人也计算为现役军人,如果军方采用将服役至少六个月才算现役军人的标准,自杀率就不是这么低了。
问题在于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新现象。自从我们在19世纪末期以来开始跟踪调查以来,已经显示出军方的自杀率比整个社会的自杀率高出很多。但是如果与同一部分人口---考虑年龄、性别---军人的自杀率比平民就低多了。评论家有时候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参军所需要的筛选过程,但它在多个阶段都继续存在,如果军方愿意接纳更广泛的公民群体。更好的解释或许是同志情意和一种目的意识使得士兵免受某些人生痛苦。无论是军方还是更广泛的民众,战争期间的自杀率通常都有所下降。在遭遇可怕的外来威胁面前,人们感受到团结和坚定的目标。
最近的战争为什么没有提供那种保护呢?比如国家退伍军人研究中心等分析军人自杀的机构认为军中生活比从前更加孤独了:与从前相比,更多的士兵生活在远离基地的地方,那些在基地的士兵或许有自己的房间和电视,而不是居住在传统的集体兵营或大房间中。值得注意的还有种种战时后果在当今非常普遍,如脑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尤其威胁到那些容易抑郁或容易受到情绪动荡影响的人。
但是,并不是只有临床抑郁的人才会自杀。许多士兵自杀是对糟糕状况作出的反应:如婚姻破裂、经济危机、司法纠纷、或其他不良事态。五角大楼的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军人自杀者中有一半遭遇了婚姻失败,问题往往出现在受害者自杀前几个月。另一项报告显示,大部分自杀者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往往说他们遇到司法和经济麻烦或两种麻烦兼有;他们酗酒或吸毒;从战场上返回后,他们就彻底变了;或者对自己没有被安排工作而感到沮丧。
一般来说,当今人们自杀的理由与阿亚克斯的自杀相同:因为人生令人失望、不公平、充满痛苦,作为回应,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令我们在白天感到羞耻的事来。阿亚克斯感受的那种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大英雄,他对自己期待很高。如今,我们对自己的期待也都很高。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渴望成为特别之人的文化中,但是微乎其微的成功机会并没有增加。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特别沮丧。
如果有人受到自杀念头的困扰,获得专业心理健康人士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谈话治疗确实起作用,它能带来真正的见识。个人在检讨自己的生活时,抗抑郁药物能削弱和抑制痛苦,但是我们也可以求助于个人的内在决心和观念历史。
为了防止未来的自杀,我们现在就必须做一些事情。新兵训练所和额外的培训能够让士兵做好战争准备。在多数人都愿意沉默、放弃或逃跑的情况下,士兵却接受要去打仗的训练,并且要活着回来。人们并不常常谈及死亡,军人和平民的内心生活可能会变得很残酷,常常要求在危机之前就接受培训。我们还需要应对心脏和心理问题的新兵训练营。
在危机时刻之外,人们并不想死于自杀,正如在救火中丧生的人并不愿意死于救火现场一样,他们都是因为缺乏训练而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经写道,自杀总是突然夺去自己的生命,匆匆忙忙为自己辩护。就像其他辩护一样,那些反对自杀的人的论证也需要强化。大量的数据向我们显示,自杀的冲动往往持续很短的时间。情绪会很快过去。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过去20多年里从金门桥跳海中被救出的515人,研究结果发现只有5-7%的人实际上最终继续自杀。其他研究也显示,绝大多数企图自杀者都对自己没有死感到庆幸。
遭遇深刻失望或抑郁的人如果没有受过训练或许会听任死的欲望占上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进入一个地方,在这里,想死的那部分自我在一段时间内会处于控制地位。不要让它发生。要在心中灌输这样一个观点,即自杀不是一种选择。人人都应该这么做。那些从来没有感受到强烈内心痛苦的人不应该嘲笑其威力。正如17世纪医生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剖析》中写的那样,“在痛苦中保留希望,特别留意你的幸福。”人人都要承受痛苦,谁都无法逃脱。在糟糕的日子到来时,似乎让人觉得它永远也没有尽头。但它有尽头。我们必须现在就想透,这样反对自杀的培训将参加进来,它会挽救自己和同胞的性命。
我之所以说“我们同胞的生命”是因为自杀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知道有人曾自杀过。我们相互影响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自杀的父母会让孩子们自杀的可能性增加三倍,这些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在18岁之前会自杀。不仅仅是父母。按照社会学的研究,一个社区有自杀者常常导致认识该自杀者或听说过他或觉得在某种方式上与其类似的人的自杀率上升,尤其是在年龄、性别或职业方面。在刚出版的拙著《停留》中,我收集了显示自杀传染是真实的大量研究。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研究显示,就像减肥、吸烟、回收利用、和其他选择,人们往往做他们认为周围人在做的事。甚至像纹身或生第三个孩子等永久性选择,人们也是相互模仿。一人自杀,该小区的自杀率就会上升。这发生在学校,发生在专业领域,发生在名人自杀后;如今发生在军队中。
因为这个现象,自杀也是杀人---你带某人与你一起死。当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喜欢你或与你相似的人看来,你等于把自杀正常化了。当这个数量达到关键的总量,如当今军方中的情况,就成为一种屠杀。我们必须更好地相互关照,在情感痛苦的时候放自己一马。我想告诉士兵和退役老兵的话是:如果你想让伙伴们活下来,就必须找到生活的方法。承受你的痛苦是为共同体做出的巨大贡献。现在或者将来某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无用,就好像世界没有了你可能更好些。但这是错误的。你或许犯了一些错误,甚至可怕的错误,但如果你自杀,那将造成更大的难以估量的伤害。自杀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当然,有人只是无法决定如何才能不痛苦,或者只是选择不拥有自杀的念头,但是人们能够选择不去思考自杀的选择。比如,请想想反对有小孩的妇女自杀的强大文化禁忌所对应的女性低自杀率。她们同样抑郁不开心,50%到80%的女性经受产后“情绪低落”,10%到15%的女性遭遇产后抑郁症。没有迹象显示她们自杀的念头就少些,但她们都抗拒了这些想法。如果女性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做到不自杀的话,士兵为了战友、家人和自己的未来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古代世界中最著名的自杀者之一是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塞涅卡(Seneca)。但是只有在古代世界他的死才清晰地被理解为:尼禄皇帝命令他自杀,所以其实更应该被视为处决。支持他是自杀的证据是塞涅卡写了很多生活中抑郁的文章。但塞涅卡从来没有在文章中鼓吹自杀。事实上,他告诉读者要抗拒死亡的诱惑。他写到,经受一段痛苦的时间,他曾经产生过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但一想到上年纪的父亲的感受他就放弃了自杀。“我看到的不是自己有自杀的勇气,而是他可能会因为失去我而崩溃。所以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活着。’有时候,甚至活着本身都是一种英勇的行为。”
历史上的许多伟人都谈及活着需要的勇气。或许这与战场所要求的那种勇气不同,但存在相似性。在有些情况下,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是许多其他人都能看得见的,而且能够赢得军功章,但是即便在战场上,最伟大的勇气也常常只有少数其他人能见证。英雄主义的行为能给人深刻的满足感,但抗拒自杀的念头并坚定地活下去所需要的勇气并不能为你赢得军功章,但它将赢得亲人的尊重,并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除了满足感,还能带来智慧。许多人感受到他们时常为自己挖了一个坑,却无法爬上来了。没有人愿意遭到如此的羞辱,但这是一个基本的成熟过程。无论是军中英雄还是我们敬佩的领袖或各种深刻的思想家都一再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来自痛苦。承受内心的痛苦是我们去掉傲慢、自私和无知的方式,也是我们获得优雅、成熟、责任感、领导能力的方式。
历史告诉我们其他时代比当今有更加充满活力的反自杀信息。在基督教欧洲,天主教教会和后来的新教教会都规定自杀是终极罪恶:不仅让你的灵魂堕入地狱,而且连你的家人都无法继承你的任何财产。自杀者的尸体会让人用木桩插在心上,被马拖拉或在法国被五马分尸或喂狗或鸟。他们当然不能被允许埋葬在教堂公墓中。虽然有些残酷和不人道,但这种严格的规定确实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它促使那些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后来人们描述这种折磨是在与邪恶做斗争。我们也必须给予当时的执政当局某些信任,即相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防止逝者骚扰活着的人。即便我们不相信鬼神,也可以说自杀者会在心理上折磨幸存者。那些可怕的做法只是要清楚表明自杀者真的死了走了,因而帮助人们避免感受到其他地方的召唤。
哲学家、诗人和圣人也都提出了反自杀的强有力论证。柏拉图说就像卫士一定不能放弃职责一样,我们必须活下去。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欠国家和社会一个责任,那就是顽强地度过困难时期。中世纪圣贤马蒙尼德(Maimonides)写到,摧毁自我的人也将摧毁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尊重个体而不是社区的时代,但我们对大获成功者的强烈兴趣可能令我们多数人感到渺小和被人遗忘。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需要他人,他人也需要我们。该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被遮蔽了,但同样真实的是它被故意掩盖起来了。
我们还可以在宣称自杀是错误的思想家清单上再添加两位。启蒙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写到,当我们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除掉后,我们伤害了所有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写到,自杀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这是对死亡的屈服。他也写到,人生的确荒谬和无意义,但不能以杀掉自己作为回应,而是应该拥抱这种荒谬性并坚定地活下去。
最近,这种论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论证都已经消失。我们认为自杀是一种人们没有办法对付的疾病。承认自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和不名誉的选择,这种文化使得企图自杀者活下来看到更美好的日子:哈姆莱特抗拒自杀的诱惑部分就是因为他接受了反自杀的宗教命令: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
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
未曾制定禁止白杀的律法!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常常相互告诉对方不仅自杀是错误的而且必须决心反对自杀。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的小说《荒原狼》(Steppenwolf)的叙述者说,就像有偷窃癖者必须反对偷窃一样,有人必须与自杀做斗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了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谈及深刻的内心痛苦和我们承受这种痛苦和生活在其中的义务。
你想死,我也想,正在与你说话的我也想,但我不想觉得女鬼就在我身边拧绞双手。死就死吧,但不要让别人死。只要它伤及你身边的人,自杀就应该受到限制,自杀者的名字就是凶手。
请注意这些话中的感情。不是谈论临床的遥远的角色,说话者回答渴望自杀者的问题,他承认自己也拥有这种愿望,但警告说之所以必须自杀恰恰是因为它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
小说《名叫星期四的人》的作者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论述基督教护教学的书《正统思想》中从道德角度明确反对自杀:
在所有这些中,我发现自己对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人充满敌意。自杀不仅是一种罪恶,而且是特定的罪恶。它是终极之和绝对之恶,因为它拒绝接受生存的兴趣;拒绝尊重生命的承诺。
军人往往坚定地相信要表现出强大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形象。这让他们难以寻求帮助。他们应该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一直都认为拒绝死亡和坚定地活下去是都是展现力量的可敬行为。
我们当今讨论自杀的方式已经丧失平衡感。我们陷入疾病语言的纠缠之中,并最终将痛苦污名化,但实际上痛苦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体,我们美国人吃掉了数百万药品来对付悲伤,我们竭尽全力试图维持一切正常的外表,但每个人最后都必须单独进行自己的战争。我们读过和写过各种弱点和头疼,但几乎都是康复的故事。我们愿意在痛苦结束时谈论痛苦,但人们在处于人生低谷时常常被自身麻烦的羞耻感而陷入孤立之中。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内心痛苦是常见现象,而且一直都存在。
在经过了我对自杀话题的所有研究和思考之后,我开始逐渐相信自杀率在军方如此高的原因是滚雪球效应。自杀如此盛行以至于多数人知道有人自杀了,这把自杀正常化了,被看成应对痛苦的一种有效办法。一人自杀引起更多人死亡,最终我们将拥有死亡文化。
这里,笔者相信下面是我们需要对士兵说的话:
让我们拒绝这种死亡文化。让我们拒绝听任自杀祸害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这与冲进火苗挽救同胞士兵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活着是一种英雄主义。
要培训这种未来的英雄行为,现在就选择决不让一时的痛苦杀了你。花费一些时间想想忠诚于生活的誓言。如果死亡的念头闪耀在你的脑海中,不要恐惧地压抑它们,而是让你自己正面看待它,认识到这不是选择。如果自杀的念头危险地出现在头脑中,你就习惯于丢掉这种念头。请记住你拥有对共同体的义务,一定要强大,要战胜它。你自己的未来就取决于这种斗争。
需要许多解决办法来处理自杀传染问题。这是一种无法阻止痛苦的问题;它只是阻止自杀。它让人们有足够长的时间获得到所需要的关爱或克服他们陷入的麻烦。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之一中写道,“他们也成为站在旁边的旁观者,”但人们从此后从这个观念中赢得了力量。弥尔顿在写这行诗的时候,已经失掉了视力。他向女儿口授“论他的失明”,他感觉到自己再也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用途了。但是在随后的一些年,他写出了巨著《失乐园》。
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立场来思考这些议题以便当我们感受到痛苦时,拥有避免自杀的承诺。我们需要知道自杀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一对一的或集体的阅读、聆听、和谈论自杀。4
观念从来不是整个故事的画面:人们遭遇生物医学上的抑郁、灾难性的金融损失、疯狂的药物依赖、爱情中的不幸。为了解决士兵和平民中的全国性自杀问题,我们需要改善心理健康保健和改善经济状况。但是观念确实很重要。
历史和哲学说明人们能够从了解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中获得力量。当我们陷入痛苦时,很难记住任何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些时刻到来之前记住某些东西。人生是有意义的,它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些意义,因为年轻或者因为情绪不佳。相信历史的智慧,等待更多的知识和更美好的时刻。人生会再次光彩起来。投入到充满信心的人生实践中去吧。
译自:To Live Is an Act of Courage By Jennifer Michael H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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