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文坛上，“活着”成为世俗化浪潮中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主题。作家们对这一主题的书写体现出他们对底层的理解、对“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也有作家以对于“成功”故事的讲述表达了对超越“活着”的活法的探询，而关于成功以后的悲剧的揭示则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此外，还有一批作家在世俗化浪潮中执着于生存意义的追问、生存“底线”的思考，对超越“活着”的可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与“活着”的主题形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在叩问生命的意义、帮助当代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活着 成功 追问 底线
一 活着的不同意味
活着，是一部当代小说经典的题目。余华在《活着》中将普通农民在政治折腾年代里活着的辛酸、不易、麻木、坚忍写出了耐人寻味的境界：如果生活中没有幸运，如果厄运接踵而至，普通人除了顽强地活，麻木地活，还能怎样？小说发表于1992年，正是商品经济大潮再度高涨、世俗化红尘滚滚、铺天盖地的时刻。那股大潮成就了许多商界巨子、成功人士，却也将无数弱者抛入了社会的底层。也许余华写《活着》的初衷是表达自己对“国民性”的理解——普通百姓的“国民性”看似麻木、逆来顺受，然而，麻木中也许有坚韧不拔，逆来顺受中也隐隐蕴藏了顽强的生命力。这里，不再有鲁迅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而体现出在革命年代的疾风暴雨已成往事、种种苦难却并未因为革命而烟消云散的现实社会，如何理解那些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其中有的是理解、感慨，还有显而易见的悲悯。这部小说因此感动了从评论家到中学生的广大读者，已经成为当代书市的长销书。
《活着》发表五年之后，刘恒于1997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说成功塑造了北京普通百姓朴实、本分、善良的性格，逼窄的生存空间、遭遇的家庭不幸，没有使他沉沦，而是使他明白：“没意思，也得活着。”“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他的贫嘴，充满北京人苦中取乐、知足常乐的幽默感。而这也是张大民与《活着》中的福贵的重要不同所在：都遭遇了不幸，都顽强地活着，一个麻木也坚忍，一个却在苦中作乐。刘恒说过：“张大民的幸福，我称之为不幸中的幸福。在生活中不幸是绝对的，幸福是相对的。任何人的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幸福与不幸，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得出自己的结论。”①这样的理解富有哲理也令人感慨。这部小说延续了《活着》的思考，却写出了幽默的意味。
到了2007年，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兴》中讲述了捡垃圾为生的农民刘高兴一直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好心态的故事。刘高兴也善于苦中作乐，善于“精神满足”，但他与福贵和张大民的不同在于，“刘高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农民。他加减乘除从不算错；曾经饿着肚子跑30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爱洗澡，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爱逛公园还会吹箫；生就的嘴角上翘，乐观、幽默爱开玩笑；他和城里人一样，把鸡爪叫凤爪，爱穿皮鞋，说西安话。他想出人头地成为西安人，有户口买楼房，讨个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城里女人。”②他甚至异想天开，梦想着“弄出个大名堂”，到时候连自己住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革命圣地”（可结果还是梦想幻灭）。他生活在底层，有侠肝义胆，因为见义勇为成为新闻人物。他时时记得“咱们不能让人小看”，可也有“不清白”的时候，为了多赚钱而想去“鬼市”与那些偷窃者做交易，也违规收过医疗废品。他的处世之道是：“该高尚时高尚，该龌龊时我也龌龊得很哩！”由此可见，虽然作家写《高兴》有为农民工呼吁、希望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出发点，③但他其实也写出了一个新时代的“边缘人”形象：身份卑微也心志高远，有侠肝义胆却不时会做错事，到头来终于没有成为城里人也回不去故乡。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因此既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又不那么猥琐、窝囊；既有福贵的坚忍，又比他们多了一些乐天情怀和见义勇为的侠气。因此，可以说贾平凹在重新认识“阿Q精神”这方面，有了新的发现。尤其是在那些一再刻画刘高兴见义勇为的情节中，同情和理解的情感已经明显升华为讴歌了。而刘高兴的原型人物也因为这部小说改变了命运，一度走红，并且出书《我和平凹》。④这样的成功“逆袭”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年代屡见不鲜。
这样，《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就将如何认识普通人、怎样重新认识“阿Q精神”的主题摆在了读者面前。常说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主潮是世俗化。然而，世俗化其实有不同的境界——池莉的《生活秀》、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欣的《爱又如何》等等作品为普通人在世俗化浪潮中载沉载浮的活法唱一曲婉转的理解之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少年血》等等作品则撕开了平庸生活的残酷与绝望；而《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这些作品则突出了理解普通人的生命力、从而达到对“国民性”（或读作“民魂”？）的新认识，其间这些耐人寻味的不同，值得辨析。有的作家善于渲染人间烟火的亲切感，有的作家擅长直面人生的虚无，还有的则烘托出底层的皮实与幽默。虽然，在许多当代作品中，“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仍然常写常新（例如新世纪以来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等作品中揭示的“国民性”痼疾），虽然，也有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都梁的《亮剑》、《血色浪漫》那样的名篇谱写出讴歌民魂的新境界，可以《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品还是引发了我们对“重新认识‘国民性’”的新思考。
而且，《活着》的沉重感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的幽默感又很不一样，也颇有意味。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在动辄得咎的生存环境中，连相声、喜剧也常常遭遇“莫须有”的非议与批判，幽默心态当然难以呈现。“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人们才有了畅所欲言的情绪。还记得当年“四人帮”刚刚倒台，王景愚、金振家创作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名噪一时，姜昆讽刺“文革”的相声《如此照相》轰动四方，人们开心地笑、尽情地笑，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虽然，与此同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充满了控诉的愤怒与哀伤，但后来高涨的“王朔热”再度把人们导入到幽默的氛围中。“王朔热”以“躲避崇高”、“一点正经没有”的“京油子”风格冲淡了当时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焦虑氛围，为许多青年提供了化解苦闷、在玩世不恭中开心片刻的一方园地。王朔式的幽默与油滑不仅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十分流行，影响所及，从王蒙那样的“少共”出身的老作家（如他欣赏王朔的评论《躲避崇高》）、刘震云那样的讽刺作家（如他的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手机》、《我不是潘金莲》）到更年轻的一代人的“网络文学”（如宁财神的小说、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也都十分深远。这样的幽默与油滑与同时代的赵本山等人的喜剧小品、还有香港的“无厘头”电影（以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为代表）一起，成为当代青年调侃人生、化解烦恼、玩世不恭的心灵润滑剂。这股思潮对当代文化心态的改变，意义不可低估。生活中有不可承受之重，也有不可缺少之轻。
在冲破了动辄得咎的政治牢笼以后，在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以后，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走上了坎坷的探险之路，而广大青年和百姓则在宽松的生存环境中，开开心心地生活着。当年，林语堂倡导的“幽默”心态一直要到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观以后，才会变成无处不在的现实。幽默地生活、快乐的生活，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活着，不仅仅是活着，更要活得开心。
二 光活着还不够，还要追求成功
只是，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想仅仅活着的。中国人从来就追求“事功”、出人头地，渴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活着”，只是人生的底线。不安于现状，不断进取，才是许多青年孜孜以求的活法。1980年代末，书市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的流行语，就彰显了那个年代的“从政热”、“下海热”。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热”、“职场小说热”的此起彼伏，也折射出类似的心态。
想当年，“改革文学”风起云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浮躁》为改革中涌现出的英雄好汉呐喊助威，一时好不热闹！但同时，在那呐喊声中，也透出了改革艰难、暗箭难防的悲凉感。“改革文学”没有红火几年就烟消云散，令人叹息。另一方面，也有幸运的人们，抓住机遇，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果。其中，既有池莉在《生活秀》中塑造的性格泼辣的个体户来双扬，也有范小青在《城市表情》中刻画的在改造城市中长袖善舞、勤奋有为的副市长秦重天……正是无数中国人竭尽全力的奋斗，才成就了这些年经济起飞、迅速崛起的复兴奇迹。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对某些成功人物的深刻洞察与隐忧——例如周大新发表于1994年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其中写廖家先人的遗嘱：“人世上做啥都不如做官……人只要做了官……世上的福就都能享了”。廖怀宝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也与他渐渐悟出为官之道有关：“你要想在工作上受到表扬，你就必须尽早摸准上级的意图，摸准后你就回来赶紧把他变为现实，不管下边有多少怨言”。为了让上级满意，他弄虚作假、委过于人，甚至可以忍痛牺牲爱情，才在向上的台阶上步步高升。此篇对基层干部政治情结的刻画突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忠于上司而不是黎民百姓），和向上爬的人工于心计、自私冷漠的阴暗心理。再如李佩甫出版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其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有心计、有手段、有想法的村官形象——“通天人物”呼天成。他的原则是：“于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干”，这样的原则浸透了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也是本位主义）精神，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的责任感又是与“真正的领袖意识”和一套变幻莫测的政治手段紧密相连的。他知道如何恩威并济，以各种法子镇住人心又笼络人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知道如何克己，不仅生活简朴、心态低调，而且时时提防被人抓住把柄。这使他不同于许多作品中常见的那种“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形象。他既善于利用某些政治仪式（如每天早晨播《东方红》，制定“十法则”等等）引导村民追求上进，更擅长经营“人场”，在几十年的时光中，放长线钓大鱼，织成一张从上到下威力巨大的“关系网”，直至关键时刻能够翻云覆雨、左右一方政局，可谓成功吧。应该说，这样的人物在众多的“土皇帝”中已相当罕见了。作家写出了一个乡村政治家不一般的跋涉历程。因此，他才成为了那片土地上的“神”！这样的“神”，对于土地、乡村、农民、政治的深刻理解，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与其让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的斗争闹得鸡犬不宁，还不如有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去号令一切，带领众人过上羊一样驯顺的生活。然而，问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神”寿终正寝，他的“人治”（专制统治）也埋下了隐患，又该怎么办？《礼记·中庸》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教训：“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治”的脆弱，史上不绝于书，现实中也屡见不鲜。
早在1984年，蒋子龙就在中篇小说《燕赵悲歌》中刻画了一位乡村强人武耕新的形象。其原型为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禹作敏在艰苦奋斗多年后为仍然改变不了家乡的贫困面貌而苦闷，却到底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中感悟了致富的秘密：要想富，光抓农业不行。得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于是他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专业承包，联产到户”，解散生产队，组建农工商联合公司，还大胆起用有争议的人物跑业务，在县委副书记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个个工厂、副业队和农场，成为新时期之初迅速致富的传奇。他还带头穿时装、盖豪宅，宣布“所有干部开会、会客、外出，一律穿顺眼的好衣服和皮鞋。谁要说买不起我给他买，以上三种场合再有人穿带补丁的衣服就罚他！”其“暴发户”的阔气可谓气势逼人，也因此惹出了流言蜚语，得罪了看不惯改革的县委书记。作家由此写出了改革的风云多变，也就写出了主人公无所畏惧的铮铮铁骨、慷慨悲歌。这样性格刚强、敢作敢为的改革家，当时民间有不少。他们是改革大潮的弄潮儿，也常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说1984年发表以后，曾获得1983—1984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改革文学”的名篇。
如果说，《燕赵悲歌》、《羊的门》的主人公还有为大家谋利益的责任感，《向上的台阶》还写出了为官付出的惨重代价，那么，与《燕赵悲歌》同年发表、也一起获得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矫健的中篇小说《老人仓》，则因为深刻写出了改革年代里“土皇帝”为非作歹的现实忧患而引人瞩目。县委新书记上任，大刀阔斧整顿干部作风，矛头指向群众不满的公社书记汪得伍，而汪又是县委老书记郑江东的老下级和得力干将。汪得伍的八面玲珑又弄虚作假、田仲亭及其“五虎大将”的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以及汪得伍、田仲亭等人之间的“铁哥们”关系已经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迅速致富的是这些有能耐的乡镇干部！作家写出了新形势下乡村矛盾的尖锐、复杂、触目惊心。写同类题材的还有后来的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阎连科的《丁庄梦》等等。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燕赵悲歌》发表八年后，禹作敏就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年后，他在狱中吞服大剂量安眠药自尽。他曾经是大邱庄的“神”。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与敢想敢干、也过于狂放有关。蒋子龙没有忘记从禹作敏的悲剧中发掘警世的意义。200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其中的主人公郭存先从勤劳本分经艰苦奋斗脱贫致富以后就忘乎所以、私欲膨胀的道路也是许多暴发户走过的歧途。郭存先那句“我们有的是钱，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多用钱解决”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版；还有“嘛叫本事？有权就有本事，谁得势谁就让人惧怕”的狂言也使人想起“文革”中流传甚广的据说是林副统帅的“警句”：“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他成功以后，心理变态，“添了个新毛病，凡有高官来郭家店，他都喜欢用开玩笑的口吻询问人家的工资收入有多少”，因为他的收入已经高出市委书记十倍多；“凡副部级以下的干部来了，他一概不接待”；“他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和秘书处，由自己控制舆论，制造舆论”；他的新家所在小区“在样式上、气魄上要参考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质量上要高于中国现有的任何建筑”；同时，“让群众轻易见不到他，才更有神秘感，有神秘感才能成神。”他成了这里的“救世主”、“土皇上”。也最终因为忘乎所以沦为阶下囚。小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发家致富成了‘地主’，便要当恶霸，一当恶霸就快作到头了”？并进一步追问：“纵览社会各界，不仅农村、城市、工厂以至特区，哪一个成功者，哪一个成功单位，后面没有一个类似郭存先式的人物？没有一个擅长政治运作远甚于经济操控的强人？”这样的追问，足以使人蓦然回首，想起历史上那些成功或者失败的草莽英雄，想起那些农民出身的军阀、帝王将相，还有现实社会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难道这就是农民强人的宿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虽然，事实上，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以民为本、低调做人、为人称道的农民好人，例如当年的“劳动英雄”李顺达、回乡当农民的“红军团长”方和明，还有“农民伟人”吴仁宝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温柔敦厚，可心比天高的草莽英雄、狂人、野心家也绵绵不绝。那份狂气、野心，有时通向伟大事业，也有时就通向了地狱。多少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出人头地艰苦奋斗，也有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失败付出了株连家族和家庭的惨重代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何其多！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社会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的《废都》也有了值得重新审视的意义。《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在文学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也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可他却身陷家庭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外情风波中。他试图在放纵自我中寻找“无忧”的快乐，却终于还是沉溺于更加颓废的情绪中。庄之蝶关于“自我作践着好。世上这事儿是，要想别人不难堪，也想自己不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作践，一声乐就完了”的议论与王朔“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豪言何其相似！在世俗化年代里，这样的颓废言行相当流行。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从成功到颓废、自我作践的蜕变如此迅速、不可逆转？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定律，为什么屡试不爽？
如此说来，成功显然不是一切。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局势多变的环境中，成功以后的忘乎所以常常通向难以预料的失败。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所谓“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谓“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还有“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这些尽人皆知的常言、古语，凝聚了多少令人唏嘘的教训！所以，历史上才常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长叹、还有“归去来”的超越，以及“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感慨吧。大起大落的人生常常真不如平平淡淡的“活着”。而这，也许正是“平安是福”的玄机所在？
三 追问意义的活法
成功不易。改革更不易。改造社会也不是可以在几十年里完成的伟业。可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应该不难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在摆脱了仅仅活着的状态后，会自然而然地思考活着的意义。
例如史铁生。他在下乡劳动时突然落下了残疾。他绝望过，但最终还是从写作中找到了乐趣。在他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山顶上的传说》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不走运可怎么办呢?”“你似乎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抛进了深渊，……”“唉，人类奋力地向前走，却几乎是原地未动。痛苦还是那么多，欢乐还是那么少，你何苦还费那么大劲往前走呢?”……人们面对无力摆脱的厄运，面对那些无解之谜，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战胜命运，谈何容易！“乐观的，是因为有乐观的基础；绝望的，是因为有绝望的处境”。“落到谁头上谁就懂得什么叫命运了”。史铁生让自己笔下的残疾人选择了西方的西绪福斯神话作为精神支柱：“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小说中关于生存的偶然性思考，关于生存意义的虚无性的体悟，关于为抗争而抗争、神就是自己的逻辑推论都具有相当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这些思绪是19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存在主义热”的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存在主义关于现实的荒诞性学说风靡之时，有人因此而消极厌世或纵情玩世，史铁生却选择了顽强的抗争。为什么《山顶上的传说》与另一些存在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品不同，把反抗荒诞的奋斗写得那么深沉动人、可歌可泣？作家对深沉的抒情风格的追求是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小说中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宗教情感也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小说中“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神”这样的句子很容易使人想到“上帝已死”的喧嚣，但对人无法参透造物的奥秘、无法战胜厄运的宿命的深重思考却直接导致了这样的顿悟：“上帝本来不公平。上帝给了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也就是说，作家感到了有一股在冥冥中支配着人的命运的异己力量在安排着一切。这股看不见的力量，中国人叫做“天命”，西方人名之“上帝”。人一旦面对生死之谜的玄思、对生存意义的诘难、对自我渺小的承认，便会自然产生关于天命或上帝的猜测与浩叹的。从存在主义出发接近宗教的主题显示了史铁生探索道路的独特。本来，存在主义就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以萨特为代表）和“宗教的存在主义”（如马塞尔等）⑤ 之分，而史铁生，作为没有受过宗教教育的中国青年，却在自己的摸索前行中从自强不息的存在主义走向了胸怀豁达的宗教。在这方面，他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不谋而合。《山顶上的传说》中的“他”有关“幸福不在天涯，而在自己的心中”，“谁都是只相信自己的心”的顿悟也就与《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关于“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的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头脑中”的见地于冥冥中若合符契了。经过“文革”的磨难，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自救是最可靠的道路。
我不知道史铁生在写作《山顶上的传说》时是否受过《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前一部小说的宗教意识远不如后一部小说那么清晰。但1985年以后，史铁生对宗教的求索却一下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发表在《钟山》1986年第1期上的创作谈《交流、理解、信任、贴近》已明确写道：
教堂的穹顶何以建得那般恐吓威严?教堂的音乐何以那般凝重肃穆?大约是为了让人清醒，知道自身的渺小，知道生之严峻。于是人们才渴望携起手来，心心相印，互成依靠。
这至少也是小说的目的之一吧。
从那以后，史铁生以一系列充满崇高、温馨宗教情感的作品打动了广大读者——从中篇小说《礼拜日》到散文《我与地坛》再到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他成为当代文坛的一面旗帜：以豁达的情怀理解命运、以博爱之心给人以温暖的旗帜。
韩少功十分推崇史铁生。他在读了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后曾经写道：“史铁生……以个体的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⑥而韩少功本人选择的自救之路，则是部分回归田园，过“半耕半读”的生活，这很自然令人想起了陶渊明。韩少功早在“伤痕文学”风生水起的年代就已发表《月兰》、《西望茅草地》等名作，到1985年首倡“寻根”，发表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为人称道也引发了争鸣。此后，赶上海南开发的热潮，举家迁往海南，办《海南纪实》杂志，发行超百万份，取得巨大成功。《海南纪实》被迫停刊后，又改办起《天涯》杂志，多年来也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到2000年，迁居当年下乡的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过上“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山南水北》），像苏东坡那样，“兴趣广泛，顺应自然”。⑦他那部记录自己乡间见闻的散文《山南水北》就像万花筒一样异彩纷呈、妙趣横生：有怀旧的真情，有神异的趣闻，还有民俗的感想、人生的奇思。作为当代“寻根”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以《山南水北》的清新、奇异风格表达了对从古典笔记到当代“笔记小说”传统的认同。他使人想起了陶渊明、苏东坡，但他又并没有像在终南山隐居的人们那样远离现代化生活。⑧他因此成为当代作家的又一面旗帜：尝试多种活法，让自己的生命丰富多彩；既时时关注当代世界与当代思潮，又保持了相对超脱的思想者姿态。
在大变动的年代里，一些人在尝试多种活法中迷失了自我，另一些人则找到了思考与写作的乐趣，收获了文学的荣誉，活出了人生的潇洒，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是的，哲学、宗教、文学，都是可以使人活得充实、自在的。
四 有没有可以坚守的“底线”
这些年，“底线”一词十分流行。或者是惊叹“底线被不断突破”，或者是决心“守住底线”。世俗化浪潮中，太多的诱惑与狂欢令人躁动难安，突破底线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贿受贿已经司空见惯。一直到反腐的重拳落下，多少人因此沦落为阶下囚。另一方面，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变化多端的人际关系也使得种种腐败层出不穷。从“文革”后期“走后门”已成风气到“文革”结束后“关系网”的无处不在，许多“底线”被突破、践踏的现实令人失望、绝望、冷漠、麻木，直至如何坚守“底线”居然成为了问题！都知道“修身齐家”的重要，都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许多教训，可仍然不断有人倒在了狂欢的浪潮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场小说”中，官场腐败、人性狂欢的一幕幕场景，惊心动魄。
那么，“底线”是否已经荡然无存了？坚守“底线”的人们在哪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是如何探索“底线”问题的。
擅长描写金融领域复杂人际关系矛盾的作家钟道新就在1996年发表的两部中篇小说中以相当深刻的笔锋突出了对于“底线”问题的思考：《公司衍生物》揭示了民营企业老板与官商打交道中的暗流、漩涡与做人的“底线”：民营企业老总浦耳与高干子弟出身的官商李寒做生意，渐渐发现李寒的兴趣是“洗钱”。可浦耳不敢“洗钱”，他的“底线”是不拿自己的事业作赌注。因为他知道：“商场上的风波险恶，处处都是陷阱。”他因此只好拖延、敷衍，直至得罪了财大气粗、有恃无恐的李寒。好在浦耳别寻到融资的出路，而李寒也因为嫖娼被抓。作家因此写出了坚守“底线”的不易。值得注意的是，李寒的倒霉纯属意外。另一方面，作家也刻画了浦耳管理公司的老到手段：他知道“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能够容忍部下的某些缺点，同时也对有缺点的部下存有戒心。当他的部下因为醉酒而放肆起来时，他开除这个部下的理由是：“现在贿赂、回扣之类的，几乎蔓延全中国，可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分寸。”这也是管理的“底线”：深谙人性的不完善，同时绝不放任自流到过分。浦耳因此成为当今能够自律的老板的缩影。还有《权力的成本》中写官场“潜规则”遭遇到副区长金冶抵制的故事：高干子弟要开赌场，金冶的上级为其说项，并以晋升作诱饵。可金冶不同意。工作中遇到可以拿“回扣”的事他也拒绝，为的是问心无愧：“维护了我的作人准则”。浦耳、金冶都不是焦裕禄、孔繁森式的英雄模范。他们都生活在规则乱套、权力横冲直撞、金钱摆平一切、诱惑无处不在的当今社会，但他们都为了守住做人的“底线”而与“潜规则”保持了距离。在《权力的成本》的创作谈《成本者说》中，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官员“除去当官外，基本上没什么能‘看’住‘家’的本领”。⑨这，正是无数官员只能在官场中混、因此也只好遵守官场“潜规则”的根本原因所在吧。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可以在官场上看到一些能够严于律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从海瑞、曾国藩到焦裕禄、孔繁森。
阎真是新世纪文学中探讨“底线”问题的代表作家。他先是在200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勾勒了新一代大学生在官场上从清高到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旅程。作家说过：《沧浪之水》“表现的是功利主义对人的强大牵引和负面改造。市场决定了功利主义的合法性，一个人站在其对立面，不但是无法生存的，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⑩此书一出版就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令人感慨！好在作家没有止步于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不是基于生存理由的功利主义就是意义和价值的全部呢？《活着之上》想表现的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艰难坚守。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并不是绝对开放而没有底线的。”作家201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就回答了这一问题。世俗化浪潮的力量实在强大。在一个“生活动一动就要钱”、“生活的压力太大了”、“世界变了，所有的事情都得重新理解”的年代里，在“活条命好难啊”的叹息中，在小人、鼠辈因为浑水摸鱼而收获多多的环境中，主人公聂志远一次次扪心自问：能不能像陶渊明、曹雪芹那样守住底线？“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地艰难啊！……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他想通了这一点，就超越了随波逐流的窝囊、蝇营狗苟的尴尬。《活着之上》因此与《沧浪之水》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悖论：随波逐流有随波逐流的无奈，守住“底线”也有守住“底线”的勇气。重要的问题是，古往今来，许多没有随波逐流的士大夫虽然没有富贵荣华，但也能像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那样活得潇洒、自在，自得其乐。事实上，在这个活法已经多元化的年代，其实不乏敢于直言、敢于蔑视蝇营狗苟活法、在学术研究边缘化的园地里自得其乐、也收获了公道人心的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世俗化浪潮中“失语”。有许多的文章、著作、帖子可以作证。
活着不难。
守住“底线”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悲情。像陈寅恪、顾准、傅雷那样的学者、思想家为了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固然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但也有钱钟书、李泽厚那样的学者在“文革”中远离了“造神”的狂热，潜心治学，到新时期一开始就以思想解放的新视野、新思想开启了新的园地的。
由此可见，对“底线”的认识与《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这些以“活着”作为主题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关系：活着不易。能够在生存环境恶劣的境况下活着，需要顽强的生命意志，也需要苦中作乐的情怀。另一方面，活着，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在滚滚红尘中拒绝那些可疑的诱惑，去踏实地生活，也十分重要。在当今这个人们已经普遍厌倦了政治说教的年代，对于“活着”与“底线”的不同思考与对话，显得实在也深刻。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是诗人北岛在“文革”中产生的思考，也成了突如其来的新时期文化多元化的预言。以上关于“活着”与“活法”的研究，正是当代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的可贵尝试。
当然，关于“活着”与“活法”的探讨还在继续。在更年轻的一代人那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观，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州大学学报》2019年5期
①《敢问张大民幸福在哪里》，《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日。
②张英、张怡微：《“我们为破烂儿而来”》，《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③张英：《从“废乡”到“废人”——专访贾平凹》，《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
④ 夏明勤：《贾平凹小说〈高兴〉人物原型刘高兴出书啦！》，《三秦都市报》2015年10月19日。
⑤参见【法】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中文版）第五、六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⑥韩少功：《灵魂的声音》，《小说界》1992年第1期。
⑦韩少功：《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⑧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曾来到中国，寻访当代人终南山隐士，后出版《空谷幽兰》一书（明洁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颇有影响。
⑨钟道新：《成本者说》，《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
⑩阎真：《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文艺报》2015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