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正所谓‘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出自《荀子·非十二子》，原文为：“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

大意是说：君子把自己修养不佳看作耻辱，不以被人诬蔑为耻；以自己不诚信为耻，不以被人不信任为耻；以自己缺少才德为耻，不以不被人重用为耻。不为赞誉所诱惑，不因诽谤而恐惧。按照道义行事，正直无私地改过自新，不被外物所动摇。

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大思想家，他与老子、孔子等圣贤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其著作总集《荀子》，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现存32篇。其中第六篇《非十二子》系统总结战国诸家学说，篇内“不诱于誉，不恐于诽”是论君子修养的醒世名言。这种荣辱观源远流长，如：

《荀子》多次论及的战国思想家宋钘，“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孟子尊他为“先生”，庄子尊称为“宋荣子”，并赞赏他“见侮不辱”的修养。宋钘看淡世间荣辱，不会为外界评判而沾沾自喜或沮丧，因其能认清自己与外物的分际，辨明荣辱的界限。

这是面对毁誉应有的心境，也被荀子继承并发展。他认为相对于外部评价，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内在超越才是根本价值所在。这启示人们应当遵循正道，严于律己，心有主见，秉持平常心，明辨是非，不受制于任何毁誉，臻于平和公允的境界，从而顺利实现既定理想。

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生前屡遭诽谤，子贡批驳谤者自绝于日月，但“人不知而不愠”的孔子对无中生有的诬陷从不在意。直至明朝还有人为孔子遭遇愤愤不平，并疑惑不解地求教王阳明。

王阳明对此答道：“诽谤是外来的，即便是圣人也在所难免。人贵在自我修养，如果确实是圣贤，纵然别人都诽谤他，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就像浮云蔽日一样，怎能损伤太阳的光辉呢？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传习录》）此言系王阳明的切身经验。

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随着其功绩、声誉越来越大，攻击、诋毁也越来越多。但王阳明遇谤不辩，心境坦荡，泰然处之，依然正心诚意地践行内圣外王之道。他深知毁誉皆是世情常态，恰可借事炼心，而不必务求澄清，浊者自浊，清者自清。

其中关键在于自身修养功夫如何，日久功深，流言蜚语也会不攻自破。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可谓是对“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的深度诠释。

赞誉考验着人的清醒度，诽谤考验着人的坚强度。若闻誉则喜、闻谤而怒，就会像被操控的木偶，成为外在评价的奴仆。当毁誉荣辱来临，人非但要不动心，而且应以此作为反观自身、磨炼意志、提升能力的机遇。

心力没能充分发挥，往往是被毁誉等名利得失所束缚。只有超越自我，心灵达到澄明境界，才能洞察事物规律。这样对待问题，人生道路会越走越宽。

赞誉具有两面性，正确对待可激发工作热情，反之则成为阻碍前进的负累。况且，“名过其实者损”，赞美接受过多，还易使人忘乎所以。成绩越大越需要检视反省自我，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把心思用在做事上，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业绩。

鲁迅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写到，“捧杀”可以置人死地，即吹捧令人在陶醉中迷失自我。“不诱于誉，不恐于诽”是避免骂杀、捧杀，保持清醒的良药。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与以谦为德、以实为本的文化传统是内在相通的。韩愈名作《原毁》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感叹“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常言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干事创业，尤其如此。

我们一方面，应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尽量汲取合理部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另一方面，愈加坚定志向，决不为非议吓倒，也不为“捧杀”迷惑，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是一种宠辱不惊、自谦自强的人生态度，而从深层次看，更是一种求真务实、自我完善的思维方式，这对于个人成长和组织建设都有借鉴意义。

这种自我完善精神，既能让党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历史兴衰周期率”，也有助于全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勇于自我革命，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