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说：“希望大家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左传》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社会影响力大，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是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著，全称《春秋左氏传》，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引言相关内容是：公元前549年，晋国执政范宣子向鲁国大夫叔孙豹请教何为“死而不朽”时说：“我先祖从舜、夏、商、周以来，世袭贵族不辍，这就是不朽吧？”叔孙豹回答：“这只不过是世代为官受禄，并非不朽。鲁国贤臣臧文仲去世已久，但他的话还在流传，所谓不朽，当如是！我听说‘人生最高目标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如果能在其中一点有所建树，流芳百世，虽逝犹生。”

叔孙豹把这种不朽观用立德、立功、立言加以界定（即“三立”或“三不朽”），并对世俗观念予以清晰的价值导向，体现出可贵的文化自觉。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对“三立”阐释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三立”把人生价值标准精确定位，使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大我”而获得精神永生，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对后世影响深远。常有人以“三立”或“立三”为名，即取此意。历代英雄豪杰以不同方式唱响人生成功的这“三部曲”，共同谱写出华夏文明史，如周公、管子、孔子、孟子、张良、诸葛亮、唐太宗、范仲淹、王阳明等等。

成就冠绝明代的王阳明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融道德、事功和治学为一体，光大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军事家，他出奇制胜，屡平叛乱，成为有气节、有担当的保国功臣而功德圆满。作为思想家，他集“心学”之大成，立论认为：“致良知”就是“明明德”，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的过程。知行合一既是“明德”之本体，又是“明德”之功用。“明德”是本心的德性，这意味着“明明德”需向内求，发明本心，使自身德行主体建立起来，就会自觉自发地“仁民爱物”。他开宗立派，桃李遍天下，其《传习录》《大学问》等书皆为传世经典。他开创一代学术新风，并引领明清到近现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等都颇为受益。诚如后人在王阳明故居用楹联对他一生的总结：“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他终身力行“三立”，实现人生最高价值，其思想远播日、韩、东南亚和欧美等地，至今为人乐道。

德、功、言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立德是立功、立言的基本前提，而立功、立言是立德的自然结果。儒道释虽然各自要旨表述有异，但都以立德作为根本。“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本义是遵循自性本心，顺应自然之道，彰显人伦价值。具体而言，“德”涵括仁义、诚信、温良、恭敬、礼让、谦和等美好品行。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起以“德”为本的价值观，后被孔孟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王道仁政，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三立”是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三种根本途径，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即人生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个人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而应为群体着想，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前人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人要活得有意义，离不开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三立”虽非易事，却是人人宜做之事。能否做到“三立”，并不完全取决于职位高低和能力大小，平凡人也可以做到。“三立”在当代简单地说，即做人、做事、做学问。

“立德”就是树立德行的榜样。这就要求修养身心，尊道贵德，劝善行善，俯仰无愧。作为员工，忠于职守。作为晚辈，孝敬长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爱成人。“立功”就是建立成功的事业。这不局限于宏图大业，只要用心做事、造福他人，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岗位都可以建功立业。“立言”就是创立切实的言论。这要把立德立功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升华，给人启迪和激励。我们当立世界潮头，通古今之变，发时代先声，多出精品力作，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天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8月27日第2版“光明论坛·温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