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目前学界的判断仍存在一定分歧。一种观点仍然主张要谨慎使用货币政策，因为目前经济还处于产能出清、去库存的阶段，如果盲目进行货币刺激，可能使这个过程功亏一篑，短期经济数据会有起色，但最终会拖累经济增长，并可能损害金融体系的健康。而且，目前的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也不必采取宽松货币的刺激政策。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形势比较严峻，目前正在陆续公布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状况。而这种严峻形势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力度不够有关系。下面这篇来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的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这并不代表本报的立场，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参考。
与目前是否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相比，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或许同样迫切，因为前期的降准降息已经使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大幅降低，但是实体经济的需求不足，银行的资金并未获得充分利用，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并没有明显下降。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后，4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出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对当前经济运行主要风险做出的正确判断，是对当前宏观调控主要任务做出的重要部署。我们应当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来统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三年多时间。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降为7%，财政收入增速降为3.9%，工业企业利润减少2.7%。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5.9%，出口增长6.2%，CPI降为1.5%，PPI已连续38个月为负。1-4月，新开工建设项目投资增长率为零，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7%。尽管就业情况仍比较好，整个经济运行仍处于可控范围，但一些脆弱的行业和企业，如煤炭、钢铁、房地产和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运营困难加大，孕育着破产和金融不良资产增加的风险，显露出经济形势严峻的一面。统计数据已经说明，需求不足已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经济下行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通货紧缩则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风险。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选择。
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职能上，财政政策主要是管结构，货币政策主要是管总量的。因此，实施扩内需、稳增长的政策，主要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近4年多来，我们实际上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说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适度从紧？只要我们把近四年多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与之前2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一个对比，就会一目了然。1991-2010年的20年间，我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5%，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3%，M2的增速为GDP增速的2倍。这是我国经济的长期实证数据，与国际历史上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国家的数据是一致的。国外经验证明，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M2的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高于2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低于2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美国著名货币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发现和论证了这一规律。笔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两次赴美，向他请教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他亲口告诉了我这一研究结果。他说这是他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在快速成长期的统计数据中得出的规律。中国20年的统计数据，再次验证了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正确的。
反观近4年多来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及其影响：2011-2014年，M2的年增速分别为13.6%、13.8%、13.6%、13.0%，年均增速为13.5%，比此前20年的年均增速下降了7个百分点；随之GDP的年增速分别为9.3%、7.7%、7.7%、7.4%，年均为8%，比前20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今年1-4月，M2的同比增速降至10.1%，比1991-2010年的增速下降了10.4个百分点，比前4年的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根据经验，货币增速对经济增速影响的滞后期为半年，去年特别是今年前4个月货币增速进一步下降，必将在下半年和明年显现出来。应当说，前四年多GDP的增速没有降至M2增速的二分之一，是大力推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
应当看到，当前经济下行已经形成一定的惯性。由于企业形成了经济下行的不良预期，制约了投资的积极性。今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总规模仅增加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同比仅增长6.5%，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5.5个百分点。企业缺乏投资意愿，银行贷款用不出去，以致不久前人民银行向部分金融机构进行定向正回购，回收了超过1000亿元流动性。经济下行惯性助推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加剧经济下行，如此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当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政治局4月30日会议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克服经济下行惯性，使货币增速有一个大于正常情况下的增长速度。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常常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率较高为由，主张降低货币发行的增速。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M2即货币和准货币总量已达122.8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的193%。在国际上，这个比例因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我国的这一比例与某些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判断一个国家货币化率是否合理，关键应看货币供给量能否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只要不造成通胀或通缩，货币供应都应当视为合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经济货币化率高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偏低，企业对间接融资的需求较大，必然要求有较高的货币化率。发达国家股市市值总额一般相当于GDP的100%左右，而我国长期仅为40%左右，最近几个月才上升到50%以上。在判断货币供给总量是否合理时，只看经济的货币化率，不看经济的证券化率，只能得出错误结论。因此，对于目前193%的货币化率，不应过度担忧。相反，在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的背景下，M2的总量已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是人民币的强大支撑。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经济仍处于快速成长期，M2的增速保持在GDP的增速的2倍左右是必要的，既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同时，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存量的调节，更需要增量的调节，这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当前在货币政策上实施降息降准，适度扩大货币发行，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正确举措。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银行贷款大量流入股市，制造资本泡沫，需要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引导。我国债务率偏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应扩大长期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通过财政资金的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投向，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国家发改委近期推出总投资额近2万亿元的7个工程包，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应主要投向这些领域，以达到优化结构、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为防止企业挪用信贷资金炒股，应加强对资金流向的跟踪监察，确保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过去曾实行过的点贷、窗口指导等成功经验，现在依然有效。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我们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如果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就出现增长乏力，那就一定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没有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
2015年6月12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