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收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之功。三年新冠疫情是导致需求收缩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过高的高投资率和明显偏低的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至2020年的40年间，前20年即1981—2000年的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年均为62.7%，投资率年均为36.4%，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大体合理。这主要是吸取了过去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的教训，适度降低了投资率、提高了最终消费率的结果。从2000年至2020年的后20年，客观上由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处于投资高峰期，投资率不断攀升，年均高达42.3%，比前20年高5.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0%，比前20年低8.7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47.0%的历史峰值。从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总体上看，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从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导致总供求失衡，消费不足。因此，解决当前存在的需求不足问题，应当从改革入手，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上，要建立规划、财税、货币相互协调的机制，通过综合施策，努力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既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又防止出现通货紧缩，使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态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所占比重，使广大居民手中有钱能消费。同时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无后顾之忧敢消费。还要增加适销对路商品和服务，优化消费环境，使人民愿消费。对于像住房、汽车等消费品，其市场行情对经济稳定影响较大，要改进产销管理制度，不能轻易出台行政限购规定，从而为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要深化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激发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使教育、医疗、养老、数字、旅游、文化、体育、咨询、法律等服务消费成为新增长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巨大的需求潜力有待通过改革加以释放，从而激发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如何把社会资本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产业和区域上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必须按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要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城乡融合的要素市场，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城乡市场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城市，支持了城市繁荣，但城市的要素向农村流动存在着多种政策壁垒，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差距本质上也是城乡差距的反映。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吸引生产要素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