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适研究要从一九八六年说起，那年秋天，我在确定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为「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研究」後，为查找胡适的材料，踏上了寻访胡适故乡安徽绩溪之旅。九月下旬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开完两湖地区纪念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後，即乘船溯江而下，到芜湖上岸，再转坐火车到绩溪。在绩溪访问了当地的县志办等处，他们面对一位陌生青年学生的来访，似有一种异样感。那时社会上对胡适研究毕竟还存有疑虑。在绩溪，我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随後我去上海、北京，遍访两地的图书馆，查找《竞业旬报》、《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在沪、京待了近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查获了胡适早年在这些刊物发表的文章，这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学术寻访之旅。後来我编辑北大版的《胡适文集》，利用这些材料，整理、编辑了第九册《早年文存》。
一九八七年夏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研究》。当年冬天，为参加纪念魏源逝世一百三十周年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经导师林增平先生的认可，我撰写并提交了一篇论文——《重评胡适》。
现在回想自己最初进入胡适研究领域，做这麽一个课题，的确还有一点「冒险」。记得我在写作《重评胡适》那篇论文时，林先生为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站稳脚跟，特叮嘱我需引经据典来说明「重评胡适」的理由，这就是《重评胡适》那篇文章第一节为什麽引用大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评价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语录的缘由。论文投递《湖南师大学报》後，责任编辑为了慎重起见，还一定要我的导师林增平先生亲自审读并把关。没想到那篇文章发表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五期转载，《报刊文摘》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编辑参考》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文艺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文史知识》一九九○年第十二期、台湾《国文天地》第八卷第七期、《湖南社会科学年鉴一九八七—一九八九年》等刊转摘或介绍论点，中日合办《明日》一九八九年创刊号转载。我第一次感受到一项学术上的突破在知识界可能产生的後续影响。从此以後，我的名字开始与胡适研究紧紧连结在一起。
一九八八年夏到一九八九年夏，我因为撰写「蓦然回首」丛书编委会所约书稿，暂时搁置了胡适研究。一九八九年秋季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与湖南师大历史系合招的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生（在职），进入了学业的新阶段。第一学年修完必修、选修课程学分後，我得开始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恰逢这时，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人生和博士论文选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一九九○年台湾的《中国时报》在一年一度的「时报文学」奖特别设置了一个徵文项目——「胡适诞辰百岁纪念徵文」。在临近截稿日期（七月三十一日）的前一个月，《中国时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通讯地址，将徵文通告寄给我，约请我撰稿。台湾一位未曾谋面的胡适「粉丝」级企业家陈宏正先生亦从北京王府饭店发来一信，告诉我《中国时报》「胡适诞辰百岁纪念徵文」一事，希望我参加。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家里我也看到了「时报文学」奖的徵文广告，这位朋友知道我研究胡适，故也鼓励我参与竞赛。当时我与台湾方面并无任何来往，但上述几方面对我的鼓励，似乎表现了大家对我参加徵文竞赛抱有某种期待，我所身处的南方学人圈对与台港文化、学术界的交往比较热情。实际上，两岸之间的关系最先也是从文化、学术交流开始突破，学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长期的阻隔，而视对方为敌，反而是抱有善意、诚意进行良性的互动。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独坐斗室，写下了《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一文。这不过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文字之凝练，思想之成熟，似乎是我学术生涯的又一次新的突破。我至今能清晰地记忆起自己写作那篇文字时内心的激动、冲动，由於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发表文字，自己的内心世界像一座蓄积待发的火山，寻找喷吐的突破口，胡适这一主题终於再一次成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最好题材，这是学术、思想积累的又一次真正爆发。当时国内外学术界不要说根本没有条件讨论自由主义，就是撰文使用这一词眼的学人几乎也很鲜见。故以自由主义为主綫来研究胡适，不仅对胡适本人是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而且对推动整个学术界重新认识、理解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亦有开先河的作用。这篇短文在这次徵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获二等奖者为《联合文学》主编高大鹏先生和《台湾新闻报》主笔邓伯宸先生，以後我与他俩得以认识，相互之间成了朋友。高大鹏先生还将其子高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学士、硕士）送入北大历史学系深造，成了我门下的博士生。这也算是两岸文化交流、联谊的一则趣谈！
紧接着是写作博士毕业论文，围绕选题我有点犹豫。我向导师提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研究，一个是胡适思想研究。导师以为我在胡适研究上积累了比较好的基础，鼓励我继续大胆地做下去。林先生以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对我说，「在我们的青年时代，胡适是被奉为知识分子模范式的人物。解放以後，我的学术生涯却是从批判这位模范式的人物开始」。他告诉我一个「秘密」，解放以後，他响应号召，在学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以批判胡适为主题。当他自己在「文革」中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湖南日报》以四十八版的篇幅连篇累牍地批判以後，他终於醒悟过来，以後再也不愿提那篇文章了。他的「钦点」自然对我起了加油的作用。在当时并不怎麽宽松的环境中，林先生无形之中也成了我这项研究的保护人。
遗憾的是，一九九二年夏我博士毕业後不到半年，林先生即因身患癌症告别人世。我只好请另一位自己熟识的「胡学」前辈、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作序，唐先生欣然应允，以《论「转型期」与「启蒙後」——欧阳哲生着〈胡适思想研究〉序》为题作序，刊登於刘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六十二卷第二期），文中提到我与他的结缘。唐先生是「胡学」界极为尊重的老一辈学者，在现代中国人物口述史学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他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被视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在「胡学」研究同行中也是必读的主要参考着作，他愿为我的着作写序，显示出他对一个晚辈学人的提携和关爱。根据博士论文扩充、修改的专着《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一九九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来虽有不少以胡适为专题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这篇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这一系列博士论文中的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曾刊登书评加以评介。该书经过修订，二○○三年、二○○七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收入「鹅湖学术丛书」两度再版。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後流动站工作。来北大以後，我的胡适研究似乎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之中。从事一个人物的个案研究既久，学术视野受到限制，遂易产生厌倦感。本来在完成《自由主义之累》那本着作後，我曾有心转到别的研究课题上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但这本书招来出版界的注意力，却使我难以从胡适研究这一课题中抽身。北大出版社编辑刘方向我徵询编辑胡适作品的选题，我告诉她，胡适的书信尚无人系统编辑。她当即表示，约我编辑《胡适书信集》。在当时胡适本人着作出版甚少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约稿。因当时在近代史所的胡适档案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胡适书信未经整理、公布，我遂找耿云志先生合作。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编辑、整理，《胡适书信集》（三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可以说，我的硕士、博士、博士後这三个阶段，虽学业在不断上升，但研究课题和主要精力都放在胡适研究这一课题。
《胡适书信集》出版後，各方面反应比较热烈，大家对出版胡适作品似有一种鼓劲的势头。所以，北大出版社在考虑一九九八年推出纪念北大校庆一百周年的出版物时，又徵询我对选题的意见，我表示可以编一套中型的《胡适文集》（六册），以应读者之需。没想到此工程一上马，出版社感觉六册的分量不够，又要求我增编，这样将原计划的六册增加为十二册，篇幅扩充了一倍，基本上囊括了胡适的重要作品。一九九八年十月，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配合，《胡适文集》（十二册）如愿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二○一三年十月修订再版。修订工作本着整理如旧的原则，尽量按照原作最初发表的原始面貌进行整理。为确保质量，我们几乎将《胡适文集》所收作品重新与原始出处做了一次核校，大大提升了编校质量，是迄今胡适着作最为精审的版本。《胡适文集》所收文字达六百六十三万多字，在当时海内外胡适着作结集中，是规模最大的一套。直到二○○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胡适全集》（四十四册），其规模才超过了北大版《胡适文集》。煌煌十五卷的北大版《胡适书信集》、《胡适文集》，若如一座丰碑，刻记了胡适在新文化史上的伟绩，也创下了北大出版社出版个人着作字数最高的历史纪录。
以後，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胡适全集》，我与耿云志先生继续合作编辑、整理了书信部分。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量，不知不觉消耗了我十余年光阴。这期间，我虽然也写作了《严复评传》，发表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的系列论文，以後还整理、编辑了《傅斯年全集》、《丁文江文集》，但其影响却不能与我整理的这些胡适文献相比。本不擅长做这类资料整理工作的我，没想到经过这十多年的磨练，如今俨然也成了一个特约编辑。
在进行胡适文献整理工作的同时，我根据自己的独立探索和研究心得，撰写了以胡适为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通常我之撰写胡适研究论文，都带有「被逼」的因素，或因应邀参加会议，或因应约撰稿，大多为「命题作文」。一般来说，我对这些「受邀」或「应约」都会抱有配合的态度，不敢懈怠，因而对论文的写作确实也格外用心、极为投入。一九九一年十月应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长文《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被会议安排在第一位发言。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日—十日参加耿云志先生发起的、在安徽绩溪召开的中国大陆首次「胡适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会後我为这次盛会撰写了综述，刊登於《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二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期（一九九二年三月出版）也予以刊载，这些报道对外界了解中国大陆研究胡适的动态应有所帮助。一九九五年五月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一文。一九九六年八月应陈鼓应先生之约，为其主持的「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胡适与道家》一文。一九九八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校庆一百周年，应《名人与北大》主编萧超然教授之约，撰写了《胡适与北京大学》。同年，应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泛森先生之约，为其编辑的《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撰写了《胡适先生与中研院史语所》一文。北大版《胡适文集》出版之际，我撰写了《胡适的文化世界》，此文原意作为《胡适文集》前言，後因种种原因而撤稿，只好发表在《北大学报》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将《胡适文集》的广告置於文後，以示宣传之用。二○○○年十月应李又宁教授之邀，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胡适与中美文化交流》一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应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之邀，发表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以後以此题受邀在多处演讲。二○○四年九月应邀出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该校二百五十周年主办的「哥大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了《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文，这篇论文采用了我在哥大档案馆发掘的胡适档案材料，首次公布了胡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获取博士学位注册表的影印件。同年应陈来教授之约，为其主编的《北大哲学门经典文库》编辑《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五月出版），此书後来收入《中国文库》第三辑。二○○五年十月二十日在广州的「南国书香节」上发表了《重新发现胡适—胡适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利用》演讲，这篇演讲系统介绍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地收藏、整理胡适档案的情形。同年十二月三—四日应邀出席南开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合办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论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中国近代学人对哲学的理解—以胡适为中心》一文。二○○九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北大主办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一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为中心的探讨》一文。这两篇长文均是积自己多年研究心血所获撰写而成。前一文广泛采用了胡适英文作品材料，发前人之所未发；後一文利用了在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家发现的一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对之作深入解读。二○一一年四月十七日—十八日应邀出席在南京大学举行的「胡适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一文。通过参与上述各方面邀请的学术活动，自己胡适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展，胡适不仅是一个被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而且真正是一个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题材。二○一一年九、十月间我第四次访问台湾，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蔡登山先生约请我将自己的胡适研究成果和五四运动史研究成果汇编成书，我感觉这是一个总结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好机会，遂将自己的相关论文分别汇集收入《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两书，由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一年十月出版繁体版。二○一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两书的简体版，简体版较繁体版的内容有所扩充。
二○一二年十一月应邀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司徒雷登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讨会，我以《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为题发言，以後将此题衍成长文，发表在《史学月刊》二○一四年第一期。在写作该文时，我发现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影印本）有被抽除的痕迹，也就是说，根据远流版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实际上并非「全编」，整理者对前此的删除处理显然不知不觉，这在胡适文献整理中当然是一个有待弥补的「问题」。二○一三年夏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作为时两月的访问，利用这次访日机会，我遍搜胡适着作的日译本及胡适与日本的相关材料，颇有收获，拟根据这些材料写作《胡适及其着作在日本》。可以说，每年或每隔一年，我都会在胡适研究领域发表一篇研究论文，以显现自己的新心得、新斩获，与同行分享。
大体来说，我的胡适研究可以二○○○年为界，此前我着力胡适文献整理和胡适思想研究，包括对时人比较敏感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研究。此後我开始关注对跨文化语境中的胡适学术、思想、活动研究。我认为，胡适研究要取得新进展，必须突破地域、国别的限制，胡适长期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他是中西文化交汇所造就的文化钜人，他的域外经验值得发掘，我们需要从这一视角考察胡适、认识胡适、反省胡适，对胡适的思想、学术才会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而这正是迄今胡适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总结自己的胡适研究工作，我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包括着作《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和收入《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两着的相关系列论文。二是整理文献，主要有：《胡适书信集》（三册，与耿云志先生合作）、《胡适文集》（十二册）、《胡适全集》（书信第二十三—二十六册，与耿云志先生合作）。此外，我还编辑了一些与胡适有关的资料汇编。如《胡适妙语》（岳麓书社，一九九五年）、《胡适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胡适告诫人生》（九州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时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读书与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再读胡适》（大众文艺出版社，二○○一年）、《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一年）、《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胡适论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等，这些工作算是对胡适作品及其研究的宣传、普及吧！
胡适研究从一块「禁区」，到逐渐突破，发展成为学界瞩目的显学，是改革、开放以後学术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的产物，也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进程中，我有幸加入这一研究群体，自认做了一些奋力前驱、添砖加瓦的工作。但毕竟为学力所限，在研究中仍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顾後瞻前，感慨万千，时光荏苒，自己不再年青。当自己跨过「知天命」之年，深感时不我待。胡适研究经过学界同人的努力，今天已蔚为大观，那种在「左」的岁月视胡适为「禁忌」的时代早已过去。实事求是研究胡适是我们清理历史、卸掉包袱、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胡适学研究如要更上一层楼，在学术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并对推动整个人文学术事业发挥先驱作用，确需我们用心经营，细加耕耘。为此，自己规划未来的胡适研究工作：一是继续围绕胡适，选择一些较少触及而又存空间的论题，撰写系列学术论文，以拓展胡适研究的深度；二是继续搜集胡适书信，待时机成熟，增订《胡适书信集》。这就当是自己清理过去胡适研究工作的两项承诺吧！
欧阳哲生
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京西水清木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