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学音乐的晚辈朋友S君来家串门。得知他刚刚参加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考研测试，准备专修音乐教育专业，话题自然集中在音乐和音乐教育上。我和S君谈起前不久在一场音乐会上听到王西麟的作品“殇”，颇觉震撼。S君开始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反映古代商朝文化之作，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知小伙子搞错了，误把“殇”理解成了“商”，于是告诉他这部作品反映的恰恰是最最当代的东西。作曲家王西麟曾有长达14年遭受政治迫害的历史，“殇”就是他发自内心的悲愤、抗议，和某种莫名的苍凉。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品居然很少为人所知，以至于专攻音乐的S君都闹出了错误。

讨论转向了音乐与政治这个似乎更敏感的话题。S君表示，音乐与政治相比从来是弱者。这回轮到我不以为然。我谈到了俄罗斯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和钢琴家霍洛维茨，他们都曾选择逃离专制的家园以维护音乐的尊严。

“但这毕竟是个别的”，小伙子作如是说。

“然而他们代表着艺术家的良心，代表着音乐本体层面最深刻的东西。”

S君默然无语。

又谈起肖斯塔科维奇。肖没有选择逃离，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家园终其一生。肖能成为音乐大家，其作品所反映的内心世界自然更为复杂，反映方式则更为隐讳。肖为歌颂斯大林的《攻克柏林》写过电影配乐，但也创作了大批真正属于他自己，既如实描写了他的灵魂萦思与战栗、又真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的传世之作。不但肖的晚期室内乐作品可以作此理解，甚至他的一些交响乐（如第四、第八和第九交响曲）也可以如此解读。音乐毕竟是心灵之窗，当心灵真正在渴望自由时，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是压制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和政治相比，绝不是弱者。

我看得出，S君是同意上述观点的。但小伙子也老实承认，他没有认真思索过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是这样？S君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立志从事音乐教育，为什么竟会“没有认真思索过”如此重要的问题？

饭桌上有了答案。S君一边进餐一边谈起自己的家庭，他的爷爷曾是某省副厅级官员，反右派时被整肃，从此整个家庭倒霉了几十年。如今老爷子已经高龄九十有二，得知孙子要到京城去读书，还在反复叮嘱“管住自己的嘴”。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人家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去因言获罪，这样，“管住自己的嘴”自然就成为第一要务。

但是，管住自己的“嘴”往往是和停止自己的“思”扯在一起的。既然明知“说”那些敏感的事情可能招致不妙，干脆连“想”都不要去想它。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力量，是一种前辈的痛苦换来的智慧，是一种特定社会语境内自我保护的本能。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S君（以及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回避“政治”、回避思考、回避严酷的灵魂拷问的深层原因。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灵封闭。它的可怕不但在于心灵从此不再面对自由的蓝天，更在于这种封闭是自我完全自觉的行为，是自我主动封闭了心灵的大门。它的可怕还表现在，这种心灵封闭并非个别现象，而具有某种普遍意味。我们可以想想，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有多少？55万！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各种罪名被打倒、被整肃的人又有多少？无计其数！这里涉及到多少个家庭，又有多少饱受痛苦的爷辈、父辈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递给了他们的后代？皇权时代有所谓“莫谈国事”一说，那是专制条件下子民（臣民）不得已的生存智慧。难道我们今天还在传承着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智慧？

当然，细说起来，造成今天的年轻人不愿去“想”的，除了长辈的经验以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比如，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向来是不提倡、不鼓励学生作如此之“想”的。再比如，现实生活的压力。S君来自外省，他就坦言，就业对自己来说是比考研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哪个公司现在要我并给我一个北京户口，让我能买到经济适用房，我可以立刻放弃读研。”

我能够理解他，也很同情他。

但我还是在想，假如――不管什么原因――像S君这样不错的年轻人都是一副心灵封闭的状态，他们今后的生活毕竟是有所缺失的。更何况S君是想从事教育，而且是音乐教育的。一个自己的心灵还未完全解放、甚至尚不知解放为何物的年轻学子，又怎样去面对一群更年轻的心灵而完成音乐教育的神圣使命呢？

我确实有些担忧。

（本文作于2007年1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