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史教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加需要大力开展党史教育活动，以推动我们事业的继续繁荣昌盛。搞好新时代党史教育活动，需要围绕新时代党史研究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1.科学思考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定位、重点，坚实奠定新时代党史教育的思想基础；2.拓宽和创新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促进党史教育的深入、创新发展；3.新时代党史教育呼唤更加科学的中共党史学科培养体系的构建。总之，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教育的基础，中共党史学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完善的科学的中共党史学科培养体系，无法培养出优秀的中共党史人才。没有优秀的中共党史人才，就不可能开展高水平的中共党史教育活动，所以，中共党史教育活动开展好坏的根本在与中共党史学科培养体系的完美建构。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科发展、中共党史教育是三位一体的互生共系关系，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都给以高度关注。

[关键词]新时代；中共党史教育；中共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1）

[作者简介]程美东，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北京 100871 手机：13601256846）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00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浴火重生的一百年，不了解中共党史，就不可能建构出一套科学的、可以积极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①]他还指出：“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可以说是对中共党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既然中共党史具有丰厚的历史营养，我们就要充分重视发挥其教育党员、教育人民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新时代着重“四史教育”，而四史的核心是党史，社会主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史、建设史，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就没有了新中国、没有了改革开放。要想更好充分发挥中共党史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动作用，就必须要以适当的形式开展中共党史教育，以此来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政治水平的不断提升。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可以说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党史教育的意义、党史教育活动的方法步骤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为我们做好党史教育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要充分地发挥好党史的教育功能，就必须要科学学习党史、深入研究党史，必须要搞好党史学科建设。

一、   新时代中共党史教育的意义

（一）中共党史教育在改革开放前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北京党校和安源党校就把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作为教学内容，这就充分说明建党初期我们的党就重视用共产党的历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给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中国学生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指出研究中共党史主要是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导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他在报告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党史的三个目的：“第一，要想知道中国革命和我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只研究俄国人的经验与俄国党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第二，我党虽然年轻，成立不过几年，但是已经有了很多复杂的事实，而值得我们研究。第三，同志们都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如何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③]蔡和森的这个报告非常明确地、深刻地提出了党史学习对于党员干部的重要性，说明在建党初期我们就已经对党史教育重要性有了高度的认识。

十年内战时期，虽然战斗任务繁重，整个党的工作处于随时随地的变动当中，但各级党组织都尽可能加强包括党史教育在内的马列理论教育。1933年3月14日，中央苏区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把党史教育作为日常重要的教育内容。4月9日，在党校举行的第二次学术讲演会上，洛甫主讲“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刘少奇、陈云负责讲授职工运动史，包括中国民族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五四运动、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等内容。毛泽东也讲授苏维埃运动，他的授课“有群众语言、有实际例子、有生动的比喻，不但容易听懂，而且记得牢”，“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越听心里越亮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还组织编写和出版了有关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历史进程的图书，如1934年3月18日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该书本来是给学员们讲课时用的讲义，因颇受校内外同志的欢迎，才编辑成册以铅字排印出版，初版印1万册。该书集中论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革命问题，分为三讲八个小题: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讲，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最后一讲是结论。[④]这些讲课内容基本都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这些课程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共党史教育。[⑤]

中国共产党系统、全面、深入地学习党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在延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20年左右的艰难困苦、波澜壮阔的斗争史，经历了国民革命胜利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胜利和大革命失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全党需要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为全党学习党史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和主观的动力。学习党史是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内容，高级领导干部系统学习《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全党集中学习22个文件，其中16个都是关于中共党史问题。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系统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体上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了自己的历史，这对于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素养、坚定党的政治信念、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决策力，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成成为执政党，中共党史不仅是全党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全民，特别是是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尤其成为高校思政课的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关部门就要求在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1952年10月，教育部规定，各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其中“新民主主义论”其实就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理论概括和展开。1953年规定高等学校将“新民主主义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列为马列主义理论课。6月17日，高等教育部又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一律改为“中国革命史”，中心内容讲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1956年9月9日，高等教育部把“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列入高等学校各专业的必修课程。1959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哲学、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四门政治理论课，1964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开设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三门思政课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但是有关党史方面零星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依然存在。

总之，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重视用党史来教育全党、教育群众，使之成为鼓舞革命斗志、凝聚革命力量、指点前进方向、丰富文化生活的有力武器。尤其是将中共党史教育作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内容，对增强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步性的认识、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信仰、坚定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信仰，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教育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起到的推进作用

这个时期党史在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社会教育主要是围绕《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诞生前后而展开，而学校教育主要是中共党史被明确列为高校思政课内容。197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中规定:高校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程，1980年调整为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1984年又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五门政治课；1985年改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两门课内容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文科类开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年出台的“95方案”规定:四年制本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中国革命史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法律基础课程、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文科专业还应开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有条件的理工农医院校和专业可列入选修课。二年制和三年制大专应分别各开设二至三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98年后，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被列入思政课当中，这两门课实际是中共党史的理论化表达。到2005年又增加了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该课程就是主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中心展开的历史教学。[⑥]201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把党史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对于一直重视用中共党史为基本内容来贯穿整个思政课体系，教学效果也很明显。新时期的青年大学生们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情怀，并没有因为国门打开、接触到外部世界就妄自菲薄、价值混乱，总体上呈现出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我们高校重视党史教育、开展党史宣传是密切相关的。

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进行过程中，中共党史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在改革开放日趋解放、宽松的社会氛围的滋养下，围绕改革开放的大局，取得了丰硕成就。中共党史研究的这些新成就使得中共党史教育更加科学、更加扎实，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教育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党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为粉碎“四人帮”寻找历史依据的《“四人帮”罪证之一》《“四人帮”罪证之二》《“四人帮”罪证之三》；反思文革教训的伤痕文学和控诉文革苦难的历史资料的出现；大量恢复党史原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直接为平凡大量冤假错案提供了历史资料。《历史研究》分别在1978年、1979年、1980年发表的大量党史文章，多数都是围绕党史上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展开，这一点我们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得清楚。1978年该期刊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革命回忆录”栏目所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胜仗——回顾解放华北的峥蝶岁月》《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起点——毛主席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等。[⑦]1979年该期刊“中国共产党党史”栏目共发表了20篇文章，包括《打破党史禁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平江起义》《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等。[⑧]这些文章多数是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价，对于顺利平凡冤假错案、推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西路军问题、富田事变问题，都是在党史工作者研究成果的推动下才被翻案的。改革开放初期党史研究工作者就提出了党史研究要防“左”：“一部党史告诉我们，‘左’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无可置辩的铁一样的事实”，“我们必须加强对党史的研究。”[⑨]这就鲜明地提出了党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要总结历史经验，为拨乱反正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

2.中共党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需要突破很多的陈规陋习，会触动无数单位、个人的现实利益和传统价值认识，尤其在改革开放具体政策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政治性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阻力。因此，要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就需要在思想理念、政治传统等方面进行正本清源的启蒙，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真正认识，破除一些“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同时，我们更要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找直接反思的依据。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界对于中共党史中的很多问题诸如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家长制领导方式教训的研究，对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建国后文艺界和教育界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冷战时期我国国际发展环境的研究，等等，都给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积极力量。可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这个方面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花费很多的精力围绕如何为改革开放去除阻力、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开展研究。

从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一些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党史研究很关注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党史问题。如《关于学习和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专题研究》《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偏差的一个理论原因》《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等。上述这些选题基本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历史资鉴而展开论述的，都直接和间接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

（三）中共党史教育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加油助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需要党史教育来弘扬党的正气、总结经验教训、滋养科学理论、凝聚党心民心、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⑩]中共党史教育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澄清国内外关于中共党史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促使我们进一步坚定“四个信心”。国内外始终有一股丑化我党历史和现实，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通过党史教育可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其错误所在，认识到党的光辉、伟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使得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有发自内心的拥护，对于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始终抱有自信的态度。

2.科学总结中共党史上胜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好地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是一座丰富的矿藏，通过党史学习和教育，我们可以从这座丰富的历史矿藏中披沙砾金，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避免过去走过的弯路，有助于加速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3.不断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断促进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蕴积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形成了无数的优良传统，诸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谋私利、集体主义至上、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实事求是……这些党的优良传统通过党的教育活动能够更深刻地为全党所理解和实践，使之永远成为我党的精神食粮，使之更深刻地融化在我们民族精神的血液之中。

二、科学思考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定位、重点，坚实奠定新时代党史教育的学术基础

中共党史教育活动开展的水平如何直接有赖于中共党史研究水平的高低，所以要搞好新时代党史教育必须首先要搞好党史研究。目前影响党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党史学科性质归属问题、定位问题、方向和重点等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新时代党史教育活动就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一直似乎是既明确又模糊、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既有学科支撑，又有遍布全国的专门党史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党史的书刊杂志很多，党史的研究成果很丰硕，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往往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与党史研究的功能相关，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中共党史研究的功能与中共党史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对立起来，于是在实际工作中容易习惯性地把党史定位为政治宣传。这是一些人很普遍的内在的对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虽然一般没有公开表达。体现这种内在思想的直接依据就是他们在党史研究中总是简单化地从党的文件中寻找研究领域，确定研究标准、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这样的定位肯定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客观形势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需要，这样的定位更不符合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客观规律。

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这是它的基本属性，也是对其科学的学科定位。关于这一点，现在基本已经成为党史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张静如早就对此提出过明确的观点：“党史学是历史科学。……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他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科学。”[11]但在现实中由于人们只是过分强调了其政治性而忽视了其学术性，使得“史学界从来不把党史学划在史学范围之内……被挤入法学门的政治学科之下。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其按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也不利其作为政治理论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特长为高等学校理论和思想教育服务”[12]。这个论断30多年过去了，但是其基本精神、思路完全适合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在新时代如何加强这个定位是个大问题。俗话说，盛世修史，不仅针对前代的历史，也包括当代史。一个忽视当代历史的时代一定是社会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或者是精英阶层缺乏敬畏意识的社会。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定位： 成为“ 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培育的重要文化资源、文化平台”。中共党史教育要成为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疑是中国现当代史中最核心的内容，我们要重视历史教育就一定要重视中共党史教育，要把党史教育置于整个国家国民教育，尤其是党员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新时代对中共党史作这样的社会定位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得更加深入和明确，多次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是没有像新时代这样把党的领导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的高度。这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高度肯定认识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整个党史特别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史的成功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高度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党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自信基础上做出的自觉理性的判断。这种对于党的地位、党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优势的判断可以说是新时代有别于此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时代党中央对于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有如此高度认识的同时，对于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拓宽加深认识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所以对于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宣传党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把学习中共党史作为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路径，“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3]“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4]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党中央提出了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把党史教育提高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是空前的。可以说，党史学习和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空前沉重的任务，这就需要党史学界在党史研究的战略设计上有新定位、新思路。正因为如此，党史研究的社会定位需要有更高的要求，要把学术站位和政治站位、社会站位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发挥更直接有效的资鉴育人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的定位确定之后就需要确定研究的取向，以此来把握具体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就是立足基础研究、着眼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文、理科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搞应用研究不可能产生高水平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共党史的基础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无论史料的公布、专著的出版、海量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多角度研究视域和方法的运用、多研究领域的开辟，使得中共党史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受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翻案史学、伤痕史学研究取向至今依然在一些人心目中占据主流。不是说中共党史上的案件不需要翻，更不是说党史研究不重视历史史实，离开了历史真实中共党史就不是科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都需要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要把尊重科学规律和满足社会需要、推动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中共党史在1980年代的大发展直接来源于当时需要实现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向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转变这个社会大环境，而当改革开放发展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新时代，中共党史无论就自身的学术基础还是适应社会需要，都需要在研究的取向上作适当的调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回忆录、文献传记等基础研究资料出版，如《新文学史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等主要党史文献纷纷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26册、1350万字的《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共20册、763万字的《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49—1965）》。中共二大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先后出版，以及各大历史节点的重要文献选编等也不断出版。一些专门史的史料也汇集出版，如《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收入了1948年4月至2009年1月期间的142篇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了《土地革命战争各地武装起义》《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等多卷大型史料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都有文集出版，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邓小平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邓小平年谱（1904—1974）》《陈云年谱》《邓小平军事文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张太雷研究史料选》《彭湃研究史料》等，大型资料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在1995年前就出版了300多人的传记。同时，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如《聂荣臻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等。

改革开放40年中共党史学科获得了巨大发展，已经初步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观点不断被超越与改变。改变了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重要历史人物在若干问题上的传统观点。从中共成立日期、参加人员，到国共合作起因、“3.20”事件、苏区肃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地位、西安事变真相、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延安整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皖南事变和朝鲜战争等问题，党史学界都作出了新的研究。

2.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诸如AB团问题、国共关系史、民主党派史、托派史、西路军史和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可以说党史研究在此阶段开辟的新领域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使之作为一门内容丰富、学术规范严谨、研究对象独特的学科开始确立起来，其对于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影响也得到了更好的体认。

3.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口述史、社会史、计量史学、文化史、心理学、生理学等方法、手段、视野广泛出现在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当中。

上述党史界基础研究成果丰硕的事实表明，中共党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启蒙阶段已经结束，我们要在这些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为新时代的社会实践服务，而不能还沉浸、止步于1980年代拨乱反正史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在这个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历史是非得失总体上已经形成共识的背景下，党史研究中心取向必须要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资鉴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沉浸于些微观问题的研究中，不能主要搞一些琐碎的问题研究，而必须要注意研究务实性强的问题。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是弘扬党的政治文化、展示大党政治形象、提炼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资源和提升政治能力。一个政党的理想信仰、政治认同、政治情感、组织运作、宣传方式方法，都构成了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包括了宣传文化、组织文化、婚姻家庭文化、社会交往文化等与政治生活相关的很多领域，这些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了解这些独特的政治文化才能算是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文化基因。研究党史的个案、细节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丰富和深化对于党的整体形象的认识，研究党的形象不仅仅体现出党史研究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视角，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党史研究的史学的客观性特点，免于枝节化、碎片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具有非常可贵、丰富、高尚的系列政治精神，这种政治精神是由她的信仰、理想、实践所决定的，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北大荒精神、女排精神……这些政治精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精神禀赋，党史研究一定善于从中领会和总结概括提升对于这种精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具有撼动天地的组织力、神速准确的判断力、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善于想问题、善于谋大事、善于集众力、敢于碰钉子，经常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就。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常的政治能力，因此我们在新时代一定要注重挖掘这些宝贵遗产，使之能够不断得到广大，以造福中华民族。

三、拓宽和创新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促进党史教育的深入、创新发展

党史教育必须要长期不懈的进行下去，必须要不断地创新发展，因此就需要党史研究在内容、方法等方面不断拓宽和创新，具体说来，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

1.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内容和中心内容。总体来看，笔者认为应该以党的政治问题、党

史人物为中心, 深厚党史研究基础。以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为基础，以中共革命和建设的上层建筑为基础，深入全面研究党史通史。现在一些党史研究者喜欢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计量史学等视角、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有时颇有新意，很能拓展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些内容都不能是党史研究的中心、不能是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是党史研究的入门，是党史的骨干和脉络，如果不了解这个方面的内容，即使用多么时尚的方法和手段，也无法把握党史的主流问题、无法了解党史问题的真实情况，往往只是做了一点边缘性的工作而已。所以，中共党史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首先必须学好以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为基础的党史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借鉴其他手段和方法来深化和丰富对于党史的了解。

2. 放宽视野，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党史。在对党史基础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党史研究的视野需要开阔、角度需要新颖，这个就需要借鉴多学科。现在中共党史界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成果不少，诸如社会史问题研究，从艺术、摄影、文艺方面研究展开的研究成果，还有婚姻家庭、心理生理、地理气候、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所列的参考书籍涉及的内容就很多，包罗了多方面的知识。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 Shana J. Brown（中文名宗小娜）在研究生“中国现代史”课上所列的参考书目内容就极其广泛，体现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该课程有一周专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艺术”和“性别与历史”[15]。这两个课程内容其实与国内中共党史课程中1949年后的内容相一致，但其参考书目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与国内主流党史的课程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重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历史的方法、视域，对于我们搞好党史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党史只是作为深化党史研究的方法而已，这种方法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对于党史基础内容、中心内容有深入把握的基础之上 ，不能在党史基础知识薄弱的前提下就使用这种方法，那样的话不仅会偏离党史研究的主题，其研究成果的水平也极有可能是花拳绣腿。

3.多疑多问，探求真相。中共党史在很长时期内虽然也要求以史实为基础，但是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其宣传性色彩非常明显。由于强调保密和政治纪律，一手的档案资料于普通的研究者基本无缘。公开的回忆录和党的文件经过了多次过滤，其真实性大大减弱。一个模式的教科书除了勾勒出党的主要发展历程、主要人物、重大事件之外，对于历史的细节等丰富的内容基本被简略化了。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这样简单、单一的基础知识和思想的党史资料，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还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史工作者们多疑多问，在此基础上探求出一些问题的历史真相。西路军研究的开拓者朱玉和AB团研究的开拓者戴向青都是通过这种多疑多问的方式而开始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并探索出最终的真相，开辟了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朱玉是在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西路军的行动并非过去定论中所说的背着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指挥行动的，中共中央一直与他们保持电报联系，他由此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戴向青在1960年代在赣南工作期间听到了当地群众多次关于AB团一些具体案件的叙述，感受到了一种与公开说法不一致认识，据此他展开了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不断呈报有关部门，有力地推动了该事件真相的揭示。潘汉年叛徒案也是党内领导在多疑多问的方法启发下才最终平反的。因为潘汉年负责领导的地下党工作系统没有一个被敌人破坏、电台密码没有被敌人破获，组织上据此展开复查而澄清了这个冤案。

4.了解细节，由简到繁，由博返约，钩沉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在很长时内受《联共（布）党史研究》的影响，形成了以论代史的研究传统，使得党史研究很长时期内成了概念化、宏观化、领袖化的历史叙述，这个特点使得党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简单化、标签化的象征。其实，中共党史是丰富多彩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要想使党史研究鲜活、生动、真实，避免教科书化、文件化似的黑白分明、忠奸对阵；会议堆砌、大事年表的弊端，必须要大量地阅读原始材料，了解历史细节、回归历史场景。了解细节遵循由简到繁、由博返约的路径，这样可以使自己研究的基础越来越牢固、历史认识越来越深刻、历史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烈，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依据碎片化的历史材料勾陈出系统性的历史面貌。

5.宏观透视，把握规律。党史研究需要注意细节，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党史研究者不可能成为一位史学大家，倒是容易成为资料的奴隶和街谈巷议的说书艺人。在充分系统地研究党史细节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宏观透视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纵览全局、洞察本质和规律。党史研究一定要具有大历史的视野，不能局限于个别时间、个别地点、个别人物，不应当受个人情感、好恶的影响，以私人伦理道德主义来理解评析历史问题，而应当从特定历史主体的长时段、全过程来透视其历史价值和规律，只有这样的研究，其客观性、全面性才能有保障，其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性也才有更高的可靠性。

6.立足党史，放眼历史，先古后今，先中后外，科学比较。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个中心，必须要对党的通史、专史、党史史学史、党史方法论等有所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立足这个基础上再放眼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其它的历史研究，以此来扩大和深入思考党史有关的更广更长的时空范围的问题。在将党史纳入到古今中外历史研究范围时，比较研究是基本的方法之一，但一定要注意科学性，注意比较视角、方法、主体的合适性、相关性，不能做一些毫无相关性的比较。

7.提升党史研究者学术素养，以文论、文据、文采、文眼为抓手进行优秀科研成果写作。搞好党史研究的方法、路径非常多，远非一两篇文章可以穷尽，此处所列部分，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而已。无论采取何种方法、路径，最根本的是培养党史研究的素养，形成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一个优秀的党史成果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总体来看，就是四个方面优秀： 文论、文据、文采、文眼。文论者，观点也；文据者，知识也；文采者，语言也；文眼者，精髓也。此四者占有一点，即为不错。四者俱全，上乘之作无疑。

8.拿来主义对待海外研究成果。近代之后，国际联系日益频繁，国际学术交流日益紧密，是否具有国际视野成为学术研究高低的基本标准之一，党史研究也概莫能外，需要认真学习海外的相关成果，吸收其中的精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一些海外党史书籍对于开阔党史研究视野，提升党史研究水平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国史》、《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若干国外人士写的《毛泽东传》，日本竹内实等编辑的《毛泽东集》，等等。这些海外党史图书固然有若干缺点和不足，但对于促进当时国内党史研究的提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海外党史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迷信，更不能简单地拒斥，而应当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辩证地

如果新时代党史研究实现了上述预期的拓宽和发展，那么新时代的党史教育活动开展就一定呈现出真情实感基础上的生动活泼局面，党史教育就能真正达到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宗旨。

四、新时代党史教育呼唤更加科学的中共党史学科培养体系的建构

党史研究是党史教育的基础，党史学科是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完善的、科学的党史学科培养体系，是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党史人才的，没有优秀的党史人才，就不可能开展高水平的党史教育活动，所以，党史教育活动开展好的根本在于党史学科培养体系的完美建构，新时代的党史学科培养体系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

1.中共党史本科专业课程应当以培养党史专业扎实的学术基础为目标，各个培养单位需要在核心课程上统一教学内容，以便形成本学科的学术传统。本科学习应当以宽口径、厚基础为基本原则，打下本学科研究的全面、基础的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进程，掌握研究本学科问题的基本方法，了解本学科学术发展史，形成解决本学科现实发展过程中基本问题的总体意识，其课程设置也应当以此为基本出发点。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学术视野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应该从何处着手加以培养？关于这个问题，国内中共党史学界是有共识的。从下表所列五所高校关于中共党史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可以看出，中共党史通史、中共党史重要人物、党史文献三门课程是基本的共识。虽然他们开设的课程从名称上来看有不少内容存在差异，但是以上三门课程不仅内容上都涉及，且名称都基本一致。其它的一些课程内容上虽然不尽一致，但是基本思路和逻辑总体一致，基本是对以上三门课程涉及知识的展开。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中共党史学科科学性基础之上的，是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最基本的依据。

除了上面三门课程之外，中共党史本科专业还需要纳入其它核心专业课程和更多的内容，否则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专业性就彰显得不够。笔者认为中共党史专业本科专业课的开设应该以历史门类的专门史专业的课程设置作为参考依据，至少可以开设以下的课程：中共党史通史、中共党史重要人物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国外中共党史学。通史是历史专业的基础课程，各种专门史都得以本专业的通史作为基础，否则无法入门这个学科专业。中国共产党通史主要讲授党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讲授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中共党史文献学讲授中共党史研究赖以依据的主要历史资料；中共党史史学史讲授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共党史学概论讲授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方式、取向；中国共产党思想史讲授中共指导思想以及若干重要思想流派的内容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讲授中国共产党价值信仰、组织结构、婚姻家庭、党内生活、党际交往、生老病死等存在的文化基础；国外中共党史学主要讲授世界主要国家如欧美日俄韩澳、阿拉伯国家、非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本取向、方法、基本观点、所依据的材料。这个核心课程建立起来之后，本专业的学生就可以打下扎实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就能形成独特的有别于其它专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就能形成学术上的专业信心。

表1 若干中共党史专业本科专业课程[16]

2.         中共党史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应该以启发研究方向、提供研究方法为主，适当考虑到本学位点研究传统、特色基础，不一定像本科专业课程那样面面俱到，凡是本科阶段已经开设的课程尽量不要简单重复。从下面两个表格中关于中共党史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课程体系来看，党史学界也形成了共识性课程：党史通史研究、党史专题研究、方法论研究、学位点特色优势问题研究。

表2 若干中共党史专业学位点硕士生课程

表3 若干中共党史专业学位点博士生课程

到了研究生阶段，不一定要开设很多的课程，这个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专业问题意识，提升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这个阶段中共党史无论硕士和博士主要围绕中共党史前沿动态、中共党史方法范式、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评析、中共党史专题研讨、中共党史综合问题研究几个方面展开课程建设。当然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来源复杂，有不少学生本科阶段可能不是党史专业出身，还得要设置一些课程去弥补他们在本科阶段这方面知识的不足，每个学位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随时开设。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原则就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以提升他们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个阶段课堂教学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的党史知识的学习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思路，决不能把研究生课堂课程教学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路径，而要以博览群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心。

如何建立一个符合新时代发展特征的本硕博一体化、科学分工的中共党史专业学科培养体系，是党史学科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抱着永续前进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党史人才培养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使中共党史教育活动获得不断向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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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 月2日，第2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7 月2日，第2版。

[③]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6页。

[④]张志强、李俊玲：《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党校》，《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4期。

[⑤]]张挚、张玉龙：《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98页；刘俊秀：《艰难的历程》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34页；肖锋：《肖锋征战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⑥]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思政课变化过程，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总目》，《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⑧]《一九七九年〈历史研究〉总目》，《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⑨] 胡华:《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文汇报》1979年10月8日。

[⑩]《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 》2010年 7月 22日第 1版。

[11]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2]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5页。

[1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人民日报》2019年9月19日，第1版。

[15] 参阅书目有Goldstein, Joshua. Drama Kings: Players and Polit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 1870—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Judge, Joan. 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Stapleton, Kristin,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Tang, Xiaobing.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Diamant, Neil J.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Judge, Joa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等等。特地感谢夏威夷大学历史系Shana J. Brown教授和王文生教授提供的帮助。

[16] 本节关于中共党史本、硕、博课程体系主要通过相关学校师生获得，特此谢忱。中央党校相关内容参见刘晶芳：《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史》，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第249—251页。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学位点都有系统的课程体系，这里只是筛选了与中共党史专业直接相关的课程，有不少属于党史交叉学科的课程没有列入，至于公共必修课则没有列入。现在列举的这些课程在原来各个单位培养体系里或属于学科基础课程或属于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核心课、个性化选修课、必修课或选修课，这里统统放到一起，主要是想考察各个学位点党史专业课程的情况。笔者收集到的这些课程体系多数是各学位点最新的课程体系，个别的也有可能不是最新版，主要用以参考各个学位点近年来的课程开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