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摘    要：

在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开创历史新貌与重塑中国文化的进程中, 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 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性得以增强, 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 促进了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确立。在此基础上,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显著加强, 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治学传统得以形成。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 中共党史研究; 学术化传统; 学术史;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 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渐次深化, 中共党史研究者逐步消解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文化理念与理论框架及其所创造的史学神话, 党史研究的学术性愈日成长1。自1980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段历史时期, 中国以思想解放的深入、政治民主的加强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基本特征, 既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初步完成, 又超越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 具有鲜明而独立的时代特性与文化内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 (以下简称“80年代”) 头三年重塑中国文化与开创历史新貌的进程,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得到显著加强, 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治学传统得以形成, 新旧史学对立的格局日显清晰, 毕竟“从一开始, 在要求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而投身于专业的科学精神与采用把某种社会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那类专业的政治功能这二者之间, 就存在有一种紧张关系”2。

一、八十年代的开启与党史研究春天的来临

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全国全党大局的重整和全面拨乱反正进程的推进, 中国进入了80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年多时间拨乱反正的阵痛与整饬, 初步的社会稳定与积极的思想解放已带来明显的国家进步。党和政府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80年代的中心任务, 决心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并承诺带给人民全方位的改革愿景, 这让80年代伊始的中国弥漫着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一个大有作为的年代, 同时也是我们大显身手, 分秒必争, 一天也不能耽误的年代!”3这在80年代最初三年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 以冷静反思历史和积极推动改革为核心诉求的思想解放潮流在全国范围内愈日发展, 力主清除极左思维, 继续拨乱反正, 一股重建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潮迅速兴起。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申并确立党内民主的施行原则前后, 中国思想理论界详述民主理论的沿革与历史类型, 认识到树立“民主的权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意义和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努力廓清由于革命历史传统和极左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对于民主的种种迷误;通过回溯中共历史中的民主实践以塑造民主化的历史资源, 明确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前进方向, 将安定团结和健全法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基。在此期间, 李维汉向邓小平建议要在思想战线上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从而极大地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阐释与远景构想,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开始步入改革轨道。

思想理论界则致力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与特征及其流毒在党内和社会中的种种表现, 分析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缘由, 批判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问题, 并将肃清封建主义提升至制度化层面, 认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同时, 思想理论界清醒地认识到“左”与极左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封建主义流毒的最大恶果, 由此回溯与清理党内“左”的发展史, 批判“‘左’比右好”这一重大谬论。学界还清醒地意识到要消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封建主义残余, 就必须明确并尊重学术研究追求真理、发现未知的本质和规律, 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之关系, 使其保持各自的独立空间, 充分贯彻“双百”方针, 保障学术自由, “无论从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是认识真理的过程来说, 科学发展的规律要求的是学术自由”, “科学的发展则离不开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5学术规则的重建是80年代前期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生态, 为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国学术注入了新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它所表现的独特的启蒙主义逻辑昭示着自由意志的强大与创造活力的激荡。

这种追求党内民主、拷问文化传统和扩大学术自由的时代气氛, 成为重审中共成立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历史的重要文化背景。因应全国全党要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强烈呼吁, 1981年6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 追溯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正视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科学评价毛泽东, 并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从1981年7月初开始, 全方位、大规模地学习历史决议的活动在全国兴起。思想理论界深度阐发历史决议的内容和意义, 初步运用决议精神重叙党史, 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的拨乱反正进程。

在此前后, 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中共成立60周年的活动,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文章, 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总结中共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以历史决议精神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解读毛泽东思想, 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一次真正的学习和宣传中共党史的热潮。与此同时, 广大党史研究者和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其间, 促进了研究与反思党史之文化空间的形成。总之, 历史决议及其制订和学习期间累积的集体性的关于党史的具体看法和意见, 以及建党6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党史的全面回顾与重新叙述, 奠定了新党史研究的元知识体系, 为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极大地鼓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信心。

在此有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促动下, 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得到从中共中央到党史研究者直至普通人民群众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对党史学科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使党史研究难以遵循它以往所曾遵循的路线。这进一步加强了党史研究的显学趋势, 就此进入党史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无怪乎一位资深的党史研究者发出感叹:“党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了!”6

二、走向历史学:新党史研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事实上, 在80年代新形势的促动下, 整个历史学界业已摆脱极左史学的困扰, 历史研究的政治批判性退居次要地位, 史学研究者重新讨论历史学的性质、特征、方法及价值等学科基本范畴, 主张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研究者要敢于正视并捍卫历史真相,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与政治、历史与现实、史料与理论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创新历史研究方法等关键问题, 这些具有突破性的观念成为历史研究步入科学化轨道的逻辑起点。在此形势感召下, 党史研究者加快了抛弃极左党史学的进程, 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在前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得以强化, 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的大本营, 正如何炳松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要变为科学的, 必先变为历史的才可”7。

在党史研究者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努力下, “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根本理念已受到相对彻底的批判。经过历史决议对党史的新诠释, 研究者普遍认为“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这两个政治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 日渐显示其含义的模糊性, 以致造成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的扩大化, 必须从学理和实践层面加以全面否弃, 这就从根本上减弱了党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取向。研究者由此重申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亦即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进程, 以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过程。

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认定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 在遵守党性原则的同时, 必须坚持、捍卫并强化其科学性, 并使二者达致互补互利之境界, 此乃“关系党史研究工作的根本问题”8。通过多重叙述, 研究者着重从三个层面重构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之关系。第一, 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科学, 按照毛主席讲的叫做老实学, 要老老实实, 后来毛主席概括为实事求是”9, 要实现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就必须在党史研究中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尊重客观史实, 鄙弃比附、臆断、伪造和歪曲等随风改史的恶劣作风, 坚决维护党史的真实性;鼓励秉笔直书, 在掌握宣传分寸的同时坚决杜绝“回避术”, 直面具有争议性或尚无结论的重大党史课题, “如果不尊重史实, 违背客观历史的真实性, 说假话, 编假史, 那就既谈不上科学性, 也谈不上党性, 党史就很难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信史”10。第二, 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固然基于真实性, 但科学性比真实性更为深刻, 它在揭示历史过程的同时, 重在阐明历史发展的实质和规律, 因此党史研究还必须在掌握史实的前提下, 发挥抽象思维的能力, 注重理论归纳与概括, 引出科学结论, 既要力戒“就事论事, 事实罗列, 轻视理论”11的研究模式, 又要坚决排除“一篇文章开头引上一段语录, 再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2的不良倾向。第三, 党的领袖的讲话、著作和党的历史决议, 对于理解和评价党的历史,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它们仅就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意见和结论, 毕竟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所有的历史发展规律, 更不可能对党史上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具体阐述和深入分析, 因此它们不能代替党史研究, 更不能在党史研究中照抄照搬。可见, 对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关系的重新界定, 有助于进一步削弱极左思想对党史研究的钳制, 成为这一时期重塑并强化新党史研究理念的关键一步。

由于此时的党史研究缺乏充足而崭新的思想与精神资源, 绝大部分党史刊物刊发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以作为党史研究重新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尽管这一文献已带有浓厚的时代局限性, 但某些内容依然具备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如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 哪些是失败,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党史研究要以“党的整个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 进行客观的研究”, 并应着重“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党史研究要采取“古今中外法”, “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党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自身, 同时应有世界视野,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等等。13这一讲话不仅利于研究者关注毛泽东个人的史学思想, 也激发了研究者探讨和建设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框架的兴趣, 对于校正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规约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及其科学性的基础上, 党史研究者明确了详细而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对于学科发展的优先性地位, “我们主张把党的历史文献放在研究党史的第一位”14, 这显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历史研究的内在逻辑, 因为“除了各种文献或遗迹以外, 没有任何事物或事件能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15。面临党史研究发展的新形势, 研究者首先感受到资料匮乏所引致的局限性。他们指出, 由于受到不合理的保密规定和烦琐的批准程序的限制, 党史研究者很难查阅党的历史档案和海外出版的中共文献资料, “使党史工作者处于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16, 严重制约党史的拨乱反正。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0年成立, 各省、市、自治区、地、县亦陆续增设党史资料征集机构, 负责搜集、整理和编辑全国范围内的党史文献与回忆史料;在中央档案馆的主持下, 全国各地档案馆积极征集革命历史文献, 并逐步向党史研究部门开放档案;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和李维汉等人力主“抢救党史资料”的督促下, 老一辈革命家抓紧撰写回忆录, 参与党史资料的纠错工作;为及时反映和交流党史资料征集的成果与经验, 《党史资料通讯》和《中共党史资料》等全国性刊物创刊, 各地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亦创办相关刊物, 促进并扩大了党史资料征集的社会影响17。同时, 党史资料建设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 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修改原始文献, “根据某个人的现实政治地位而轻率地改动历史资料, 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郑重态度, 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党史研究中不应当再出现这种情况了”18, “在编辑出版或重印这些文献时, 无论是作者本人, 还是别的什么人或后人, 都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应当尊重历史, 忠于原作, 而不应当任意修改和增删”19。这保证了党史资料建设的科学性, 成为此后党史文献编纂与研究领域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与道德规范, 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尊重文献史的内在逻辑, 而文献史“代表着历史学家尽可能的客观地发现关于过去的真理的努力。诚然, 文献必须被解释, 且被其他种类的证据重新解释、放大和修正, 但是它们不能被否定或伪造”20。在党史研究者的持续努力下, 这一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党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更为党史学科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石, 成功开启了整个80年代党史资料征集与建设的“黄金时期”。

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与建设蓝图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利用已获取的档案与资料对一些基础问题进行考证的兴趣, 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 “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 它们仍旧是文献, 就是说, 仍旧是无言的事物”21, 而“对档案资料的仔细研究会揭示出一种非常不同于那个时代的观察者所确信的结论的东西”22。鉴于党史研究长期未能实现细密研究和极左势力歪曲党史的状况, 党史研究的学术考证几乎涵括各个党史时期, 所涉问题之宽泛与丰富使史实考证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类型。通过较为严谨仔细的学术考订, 党史研究者修正或确认了诸如中共三大代表人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地、西路军渡河时间等一大批较模糊或有争议的史实, 籍此纠正了当时流行的多种党史讲义的基本史实错误, 对改善起步伊始的党史通史体系建设有所补益。通过以多种史料来考证同一问题的学术训练, 研究者辨别和互证不同历史资料的能力得到提高, 明确指出要对史料“作科学考证, 不能凭数量, 而要重质量, 对史料首先要做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23, 并使党史研究者意识到口述史料的局限, 改变了以往党史研究与宣传过于迷信或仰赖亲历者回忆的状况。由于研究者基于立场和取向的个体差异化, 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考证经常得出判然有别甚至完全迥异的结论, 从而激发了多次考辨的学术争鸣现象, 这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党史研究的学术气象, 更培养了研究者敢于接受学界质疑并及时自我纠错的自觉反思意识24;研究者还注意厘清学术讨论的重要分歧点, 这对训练研究者把握历史关节点的能力有所助益, 如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考证便最终集中于对包惠僧代表资格的确认或否定。一些考证性的学术讨论还进而推动了党史资料的深度发掘, 如关于遵义会议召开与结束时间的讨论开始后, 伍绍祖主动在媒体上公布了父亲伍云甫 (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 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日记全文25。因此, 史学考证思潮对于从整体上确立党史研究的历史学性质和属性具有关键性意义, 它极力强调的是依据丰富多样的史实来归纳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结论或历史规律, 据此强化了其追求真实的史学特质, 促使党史研究者树立尊重史料的研究理念, 成为党史研究摆脱极左史学束缚并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标志之一。26

综上所述, 通过对新的党史研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研究者着力强调真实可靠之史实在历史建构中的主导地位与决定作用, 以客观主义的姿态重返历史学怀抱, 尤其党史原始资料的建设与考证史学对其的运用和批判这两大环节的学术进展, 不仅从方法论层面确信通过实证主义与正确解读可以实现党史学的科学性, 并且从信仰上强化了对党史研究科学性的绝对信念, 从而使党史研究的科学威信和学术位次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有效地重塑与提高。更为重要的是, 党史研究走向历史学的思想潮流与文化趋势, 削弱了拨乱反正史学的传统性或政治性, 转而使其学术性得以增益, 拨乱反正史学的发展路径亦面临转换。

三、拨乱反正史学的高峰与学术“问题意识”品质的培育

进入到80年代, 加速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全党的中心工作, 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但拨乱反正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在全国继续推行, 思想文化界的这一诉求尤其突出, “当前我们思想战线上的重大任务之一仍然是要继续拨乱反正”, “要拨左倾思想制造的种种混乱,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 把左的流毒清除干净。”27受此影响,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即泛起的带有浓厚拨乱反正性质的“重评”史学持续发酵, 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形势的发展而步入高峰。但毕竟拨乱反正的战略地位已趋于下降, 历史决议起草与通过前后形成了“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细”等指导思想, 加之党史研究自身学术性逐渐加强, “重评”史学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针对性等特征得到一定的控制、削弱与淡化, 阻遏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势头。纵观80年代头三年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史学, 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已明显不构成党史研究的主体形态28, 更因其渐次生长的怀疑精神, 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 客观上促进并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思潮。

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已在很多重大或关键党史问题上取得突破, 这一时期“重评”史学的研究对象得到进一步扩大, 党史研究者持续深入地批判极左党史学, 拨正更多被歪曲与篡改的党史课题, 如进一步澄清1932年上海各报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驳斥极左势力对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工作“反冒进”的批判等。随着刘少奇最终被平反, 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一系列曾被极左势力批判或否定的重要内容都得到重新研究与评价, 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 研究者以史料为依据, 积极探究并还原历史史实, 在诸如富田事变、鄂豫皖苏区肃反、延安“抢救运动”等一大批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丰富了极左思潮的文化图谱, 有利于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之上警惕与排除“左”的干扰。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重评”史学的“矫枉过正”心态和色彩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 研究者普遍可以冷静而清醒地审视研究对象, 以往极端的党史评价开始趋向持和中正, 对百团大战的客观评价则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史学研究转变。针对自1959年后全盘否定或百般歪曲百团大战的逆流, 研究者客观地总结了百团大战的历史功绩, 认为“百团大战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29;针对当时一些党史讲义或教学大纲全盘肯定百团大战的倾向, 研究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百团大战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存在失误, 对其的评价“也应有否定的方面, 只写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 不实事求是的”30。无疑, 这种全面客观的历史评价取向有益于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 研究者突破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思想史框架, 重新书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与内涵, 党史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毛泽东思想 (史) 在文化与学术层面实现祛魅化31。针对极左史学将毛泽东思想极力神化为毛泽东的个人思想, 研究者主张必须全面认识和评价领袖及其思想, 据此重点梳整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彭湃、恽代英、萧楚女、周恩来、刘少奇等重要党史人物各方面多层次的思想与理论贡献, 诸如蔡和森的建党思想、邓中夏的革命领导权思想、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和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思想等一系列以往不为人所知或研究薄弱的课题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掘, 初步探讨了这些思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研究者还注重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如中共在民主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理论分析, 便经历了从1922年至1926年间三个既联系又发展的不同阶段32。通过这样的学术努力, 毛泽东思想 (史) 的面目与框架获得极大的充实和发展, 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对毛泽东思想 (史) 的重新书写突出了更多政治领袖、革命先烈和普通党员创造党史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推进了各地各级党史人物研究会的成立及其主持编撰的党史人物传等重构党史人物谱系的努力, 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从事党史人物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学术建树。党史人物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展了党史研究的视界, 更促进了科学评价党史人物理论的完善。研究者摈弃了极左史学在人物评价方面求全责备、完全否定和凭空拔高、完全肯定的极端取向, 主张应在占有史料、弄清事实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 关注党史人物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条件之影响, 以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遵循“既不夸大, 也不缩小”、“既不溢美, 又不苛求”、“既不回避, 也不含糊”33的科学态度。

“重评”史学的学理化倾向和历史评价理论的转变, 表明党史研究者已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与自我情绪的挟制, 标示着研究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觉醒。得益于此, 党史研究者在一批历史问题上开始了激烈的学术争辩或交锋, 学术讨论之风大为盛行。这些问题集中在1927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左”倾错误的范围、农村包围城市是否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抵制还是执行了立三路线、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评价以及后期陈独秀是不是“托派”、日伪“汉奸”、“叛徒”乃至“反革命”等, 大都带有浓厚的反抗极左史学的意向。研究者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参与者为获得辩论优势或更为清晰地表达观点, 往往竭力网罗新史料, 重视论证逻辑的严密性与自洽性, 这无疑有利于学术能力的训练与研究经验的累积。学术争论大都起因于部分研究者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观念的新观点, 虽然有些思想具有某种偏颇性, 但对于长期陷入困顿与沉闷境地的党史研究而言, 打破一批陈说陋念显然更激发了研究者致力于学术创新的兴趣和潜力。当然, 学术分歧在本质上源于研究主体的思想观念、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史料的不同维度与方向的解读, 讨论注定陷入胶着, 这使得很多以往貌似确凿无疑的历史知识陡然呈现游移不居的状态, 客观上凸显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 这反而明确并强化了党史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 “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 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34。学术争论还哺育了宽容、宽松与宽厚的良好风气, “只要坚持党的双百方针, 进行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错误的理论就会被否定;不全面的理论在争鸣中就会得到补充和修正;正确的理论就会愈辩愈明而臻于完善”35, 这对于党史研究之学术行为规范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总之, 热烈辩难的学术现象显示了党史研究的活力, 因为一门学科能否在学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及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性, 便在于其是否拥有一大批争议性或讨论性的课题, 这种学术的可争辩性“本身反映出学界日益普遍的预设, 即这些主题和方法展现了一种比旧史学更真实、更有意义、更基础、更必要的更高级的史学形式”36。

开放包容的学术讨论开阔了党史研究者的视野, 鼓舞了他们志于突破与创新的勇气。部分学者秉承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 以独立的科学思维重新检视和评价诸如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一批重大的历史与理论课题。通过对这些课题所蕴涵的历史要素的还原、清理与思考, 研究者试图厘清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 以此拷问当下所制定和采取的改革决策与策略的适应性。因此, 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史具有关键意义, “是一个原则问题, 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特点的问题, 是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是能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特殊规律的大问题, 关系到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的问题”37, 并且触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推动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本质问题, 为此后中共正确判断中国国情并在此基点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大理论, 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38。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表明这些课题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与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强烈诉求之间, 存在着判然可见的关联性, 他们为促进国家的民主进步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返回历史空间, 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 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公共空间的浮现及其巨大的文化活力, 不但复原了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 而且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伦理的与政治的公共关怀, 再次确认了历史学家的责任所在, “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的研究的价值, 不要把这种研究作为自身的目的, 而是作为一种方式, 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 从而促进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39。在党史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倾向反映了史学作为一种人的科学的独特性, 而这正是史学所赖以生存的根源。

“重评”史学在完成拨乱反正使命之际, 激荡了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化气息, “它是积极的, 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 它批判极左党史学的同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 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40这表明, 拨乱反正史学背后隐含着一定的价值选择, 这种价值倾向的本质就是通过对一大批党史课题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探寻与发现党史研究这一特殊学科自身内部以及各种具体问题研究的矛盾与症结, 并正视和研析这些矛盾和症结产生的深刻因由, 以寻求解决之道。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品质就此生成, 这对于党史研究最终走出拨乱反正模式, 回归正常健康的学术研究, 具有指向性意义。在此基础上, 党史研究自由发展的内在逻辑渐次显现, 多元化的学术样态日趋成型。

四、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构建与确立

党史研究重返历史学科的文化阵营与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化倾向, 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注入了动力, 推动了党史研究在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长足发展, 几乎涉及历史研究所有的知识品类和认识方式, 既有关于史实的复原与确证及对其的理解和阐释, 也有关于党史脉络与规律的概括与总结, 还有较为缜密和精辟的对历史意义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不同层面的史学研究类型, 包含了对于党史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多重认识, 共同构成了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元素与面相, 彰显了党史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经过研究者几年的戮力耕耘, 党史研究范围、视野和类型的扩大及其学术质量的提升以及研究力量的多样化, 进一步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确立。

党史研究者在“问题意识”的促动下, 将关注视野从拨乱反正史学投向更为广泛的具体问题研究, 党史研究的范围获得显著的延伸与拓展。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度挖掘和详细释读, 党史研究者梳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事件的历史脉络和具体进程, 填补了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史等一批研究空白点, 以往偏于简单化或抽象化的历史叙述得到丰满与完善, 提升了历史细节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 削弱了长期以来以论带史的研究倾向对党史研究的不利影响。研究者在课题选取上已不再框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 开始初步涉猎思想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科学政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的新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如传统的政治史将五四运动视为划分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标志, 而从文化史的脉络来看, 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往往滞后于政治事态的进程, 新文化运动在1920年前并未完成向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转化, “不可硬性与政治史的划界一刀切平”41。这种多维的观察视野凸显了党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有利于增强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党史研究还突破了以往偏侧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状况, 研究者探索并构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脉络, 各个历史时段的许多重要问题均得到初步探讨, 已有一定的研究规模。党史研究者打破了长期隔绝于世界学术潮流的状况, 已明确意识到“不能永远闭目塞听, 闭关自守……要把加强国内的党史研究工作和重视研究海外动向和倾向结合起来”42, 由此积极引介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著述, 师法海外研究者搜集、整理和利用原始资料的渠道、流程与方法, 吸取其注重注释和引证的学术规范, 总结其研究动态、特点、倾向与不足, 从而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建设提供了“他者”的思想与精神资源。由上可见, 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与审查视角的多样推动了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地方党史研究渐呈勃兴之势, 研究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程度的提升。中共组织具有地域性和普辖性之特征, 拥有健全而庞大并且级次分明的地方组织系统, 党的活动主要以地方为单位实施和展开, 因此地方党史研究努力挖掘诸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入闽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和白区工作史等一大批以往被遮蔽或冷落的地方史实, 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史的研究成为重点和热点问题。这些研究着力突出中共各地各级组织的历史贡献, 寻求地方党史在整体中共党史中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 集中显现了中共党史发展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特性, 有效地印证或补充了偏于简单化和线条化的中央史, 这再次说明“地方史研究往往能发现新史料”并使历史的内容趋于丰富43。地方党史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党史研究的历史空间意识, 产生了昭显地方党史资源之鲜明特色与独立价值的学术自觉, 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以及历史细节的歧异性, 如陈士农等人就注意到, 标志着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开始的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遇到了和井冈山及其他根据地相同的问题”, “而在解决这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的过程中, 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44尽管从整体来看, 众多地方党史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远远大于或多于其差异性, 地方史与中央史的同构性特征十分明显, 但显然各个地方党史自身的独特性却不能为一致性或相似性所包罗或穷尽, 因此这仍然成为党史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创新。同时, 研究者对地方党史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初步涉猎和研究及其相应的党史资料的开掘与利用, 为此后基于地方性知识与重写历史的学术转换而兴起的“党史 (政治) —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45。总之, 地方党史研究历史地、逻辑地初步展示了诸多具有典型意义、代表了不同类型和层面的地方史面貌, 已呈现明显的学术化特性, 不仅为此后纂修系统的地方党史著作提供了初步的研究经验, 而且使党史研究的生命力基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细胞, 给深化党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缘。

80年代头三年是1949年以来各种党史研究机构和团体成立最为集中的时期, 具有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时代性。除上文所述的全国范围内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陆续成立外, 中共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 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在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 负责审定党史编辑中的重要问题;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 直接负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工作。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前后, 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亦相应建立了各级中共党史学会, 汇聚了党政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以及革命纪念馆等多种党史研究力量。诸如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工人运动史研究会、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党的建设研究会等各种专业性党史研究组织也相继成立。研究机构和团体还创办了《党史研究》等多种公开或内部发行的研究刊物, 以便于党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沟通。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机构和团体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 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使研究者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和学术条件, 成功地凝聚了党史研究队伍, 在全国促成了一种积极纂修党史的文化气势, 初步形成了中央党史和地方党史通力合作、双向促进的良性态势, 扩大了专业化党史研究的营盘。各地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党史资料开发、党史人物研究、党史正本编撰和党史研究队伍建设, 力图实现党史研究的新宏图:“在重大政治理论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要允许独立地进行思考, 敢于直书独论, 提出不同见解”, “建成一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有战斗力的党史研究队伍。”46设置如此之多的党史研究机构与团体, 集中表现了执政党编修自身历史的迫切心理, 事实上已成为官方修史制度的重要载体, 党史研究呈现初步的职业化和制度化特征47。

高等院校的党史教学逐渐步入正轨, 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和专业化的重要一极。由于长期施行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和空洞的理论说教, 以及极左党史学的恶劣影响, 学生对党史课产生了普遍的厌恶与抵制情绪, 取消党史课的呼声渐起。在这种情势下, 各地高校的执教者克服重重困难, 抱持实事求是和去伪存真的理念, 抛弃阶级斗争史的单线条教学框架, 重新确立较为科学的教学理念、原则、内容与方法, 渐次形成了党史教学特有的主题模式、审美旨趣和文体特征。在此进程中, 史论结合原则得到了较多的重视和阐释, 突出了理论思考对党史教学的作用, “开拓党史理论研究的领域, 扩大党史理论的视野, 这是提高党史课理论教学的关键所在”48, “史是论的基础, 论是史的说明, 我们不能离开历史的实际去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 又必须对史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49。因此, 党史执教者在讲授历史细节之际, 注重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党史的内在联系, 以历史实情批驳一些长期被曲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 并试图以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新解释党史, 这是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思去”思潮在党史学科中的回响。为促进党史教学的顺利开展, 执教者还主张学习和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 涉及面是十分广泛的。因此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乃至地理、历史、军事、文学艺术等有关方面的学习”50, 这为此后党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在高校的发展提供了认识前提。为加强和改进党史教学, 执教者走出校门, 积极调查访问, 发掘核对史料, 陆续汇编了多种教学参考资料, 编撰了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史教材或讲义, 发表出版了一大批专题研究论文, 无论规模抑或质量均在党史研究学术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丰富和提高了当时的教学内容和质量, 不少资料集和研究成果至今嘉惠学林。这些独特的学术探索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官方研究, 而且在某些层面超越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使得党史研究在走向学术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初步的学院洗礼, 再次提醒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应坚守其独特的文化启蒙功能, “从长远来看, 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 也就是说, 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 才有存在的理由”51。

党史研究多元化的文化样态既源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知识不确定性, 也源于摆脱了极左史学理念而引起的历史解释的不断更新, 因此历史研究的多样性显得异常重要, 它会最大限度地尊重不同课题、不同领域和不同语境下党史研究的特异性或独特性。承认并扩大这种学术研究的多元性与精神世界的自律性, 可以使我们真正把握和理解历史 (学) 的本质, 也将有效地束缚垄断历史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愿望与企图, 这样“就可以使人防范与‘教条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相对主义’的错误”, 并“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 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52学术史已经证明, 只有透过这种多重维度的党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沟通, 党史学科及其学术化趋势方能在历史存在中意识并拓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五、余论:学术化传统的生成及其启蒙主义理想

由于历史的惯性与时代的局限, 80年代最初三年的党史研究依然承袭了传统党史学的某些理论前提和预设, 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史学的叙述框架和阐释模式, 但党史研究学术化趋势的加强及其治学传统的形成, 不仅使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远高于僵化的极左党史学, 亦使党史研究上升为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名副其实的显学学科。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既有周密深沉的学理特性, 又有良知体验的真情烛照, 在重现客观历史与加强主体建设之间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平衡, 实际上明确并规约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标准、范围与边界, 使党史研究在打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之后, 获得了又一种前行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并成为改善党史研究文化品质和提升党史研究学术地位的重要维度, 党史学科焕发出独特的研究魅力。在学术化思潮与脉络的观照下, 各种星散的学术记忆得以聚合, 党史研究中学术共同体的地平线渐显清晰, 严格意义的“党史学界”从此形成。就此而言, 不管是已然消逝的80年代还是依然行进中的当下, 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依然是要重新确立并捍卫历史研究的尊严, 坚守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伦理, 据此凝聚广大知识群体的公共利益, 以推进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健康与平衡。

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使党史研究在受到“实然”法则规制的情势下, 获得了一定的普遍的“应然”规则与尺度, 这显然给党史研究的现实变革与未来图景赋予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色彩, 从特有的历史学科领域加强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兴起的新启蒙主义思潮, 并以自身的学术努力与文化逻辑构成了启蒙主义思想资源的重要一极, 成为党史研究者通过写作、思考与交流来融入拨乱反正时代以来当代中国之思想破冰之旅的力量之一。通过研究者几年孜孜不倦的努力, 学术化思潮已经得到知识分子的持续关切与恒久关怀, 求索精神主体性的理想注定会绵亘延传, 在欣逢其世时再次发扬光大。的确, 这一追求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 使党史研究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健康态势, 为此后几十年的党史研究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其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依然值得继承与张扬。

注释

1 参见吴志军:《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吴志军:《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 《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 [美]伊格尔斯著, 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5页。

3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 《解放军报》1980年1月27日。

4 林京耀、陈远:《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要着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红旗》1980年第24期。

5 郭启宇:《再谈学术自由》, 《光明日报》1980年2月27日。

6 胡华:《党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了》, 《光明日报》1980年1月2日。

7 何炳松:《新史学·译者导言》, 《何炳松文集》第3卷,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第11页。

8 丁守和、方孔木:《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9 冯文彬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1年12月29日) 。

10 余伯流:《党史研究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求实》1980年第1期。

11 王廷科:《尊重历史事实重视理论概括——党史教学中的体会》, 《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2 郭德宏、李明三:《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 《理论战线》1981年第30期。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99、400、407页。

14 金春明:《当前党史中的几个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甘阳译:《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 第275页。

16 王洪模:《把党史资料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来》, 《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7 《党史资料通讯》作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主要刊物, 自1981年创刊至1982年停刊, 集中收录了全国范围内党史资料征集的主要成果、信息和动态。1983年该刊改刊为《党史通讯》, 转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

18 王维礼:《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19 王贵秀、王谦宇:《保持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 《人民日报》1980年8月22日。

20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 余伟译:《新旧历史学》, 新星出版社, 2007年, 第24—25页。应该注意的是, “尊重文献本来面目”的实事求是原则在党史文献征集工作中得以最终确立, 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倡导与践行有着密切关联。1981年, 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 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 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 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 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 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 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182—183页) 。

21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 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第15页。

22 [英]约翰·托什著, 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9页。

23 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

24 如有学者自觉将其他研究者的商榷信件转给学术期刊编辑部, 同意按照他人的正确意见修改自己的原观点, 这显示了当时党史研究富有活力的积极气象 (参见谢宝生:《关于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问题》, 《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

25 伍绍祖:《提供一些与遵义会议有关的情况和看法》, 《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26 党史研究领域史学考证的兴起, 受到自80年代初整个历史学界泛起的“回到乾嘉去”之考据思潮的浸润和推动。但党史学界在重塑新党史研究理念之际, 确立了理论指导与抽象思维在该学科中的优先性, 并将其视为党史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之表现。因此, 党史研究的史学考证风潮并不具有“史料即史学”这一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典型特征, 在学术谱系上也很难划归至“回到乾嘉去”的史学脉络。这可能从一个更为深层乃至隐蔽的层面上, 规约了党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研究之间的某种模糊甚至暧昧的关系, 或者透露了党史研究回归历史学科之途的复杂性。

27 苏达:《要继续拨乱反正, 肃清左的影响》, 《光明日报》1981年4月9日。

28 从当时刊发党史研究论文的全国性重要学术刊物 (如《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 来看, 大部分论文已不再具有典型的拨乱反正特征和取向, 而主要倾向于冷静沉稳的具体问题研究, 凸显党史研究学术化思潮的加强之趋势。

29 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0 蔡如渭:《对“百团大战”评价的一点意见》, 《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

31 毛泽东思想 (史) 研究的这一转变还得益于整个拨乱反正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于领袖及其思想之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深入批判, 尤其自1980年开始, 中共中央要求“少宣传个人”, 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思想文化界随之扭转了多年来弥漫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神化领袖及其思想理论的极左传统, 其中《人民日报》刊发的《领袖和人民》 (1980年9月18日、19日) 一文从“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是英雄创造历史, 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领袖是天生的, 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领袖能不能批评”、“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等方面深刻批判了极左势力推行现代迷信的极端做法, 全面恢复了人民与领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成为80年代反封建主义的经典文献。

32 钟绍恩:《党在中国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33 杨永奎:《介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9日。

34 [法]马克·布洛赫著, 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4页。

35 杨福新:《关于我党第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革命道路的变化》, 《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4期。

36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 余伟译:《新旧历史学》, 第43页。

37 胡福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 《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8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局势的复杂多变性, 这些课题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与更为自由的讨论。但这些问题显然承载了中国走向未来的秘密或锁钥, 具有潜在的学术底蕴, 故于90年代中后期重新获得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青睐, 并为党史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和新机遇。

39 [美]海登·怀特著, 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51页。

40 [英]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213页。

41 杨先文:《试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转化的基本条件》, 《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42 胡华、林代昭:《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3 汪荣祖:《史学九章》, 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 第117页。

44 陈士农、林浣芬:《具有地方特点的工农武装割据政策——柴山保根据地的开辟初探》, 《河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45 笔者将这种与传统地方党史研究有联系但明显超越其治学经验的新研究范式称为“中共地域史”, 这种研究形态以地方性的多元史料为基础, 以融合多种学科方法和概念为手段, 有机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重构与解释历史之视角, 标举更加鲜明的“问题意识”, 有志于更宏观更新颖的问题解释与理论关怀。这一研究范式呈现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新愿景, 即将具体事例作为说明普遍结构或逻辑的例证, 或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文本与话语之框架, 当然也表现了党史研究更加趋于细密化或精细化, 标志着研究者在运用与理解地方性知识的进程中学术思维的转换与研究理念的刷新 (参见吴志军:《地域史:学术化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 。

46 李晏:《加强青海党史研究队伍的建设》, 《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47 党史研究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取向, 在当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 对于迅即而有效地展开党史研究和编撰具有重要意义。但就学术研究的特质而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 中国的学术研究制度亦面临转型和改革的压力。

48 黄干周、蔡金发:《略谈加强党史课中的理论教学的几个问题》, 《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49 李时中:《提高党史课教学质量的几点体会》, 《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

50 许兴:《我教党史课的几点体会》, 《人民教育》1980年第1期。

51 [美]康尼尔·李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 第249页。

52 [法]雷蒙·阿隆著, 吕一民、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 译林出版社, 2005年, 第146、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