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他很谦虚，视我为朋友。承冯先生不弃，他提携我，使我们之间即成为人们常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心灵相通。
冯先生是历史学家，中国文化史的大家。他是以文史研究见长的学问家，同时又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研究，在明清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思想范畴史及湖北地方史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扛鼎之作，又对中国传统的制度史，特别是制度思想史有精湛的研究。
例如，关于“封建”史论的深入研究，我以为当今之世，无出其右者。冯先生的精专大著《“封建”考论》，循名责实，拨乱反正，为“封建”正名。他指出，我国秦汉至明清社会的主流离开所谓“封建”渐远，实行的其实是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他深入比较了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异同，检讨了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相关论战，楷定了概念，批评了概念误植的弊病。
冯先生的研究首先是学理的、学术的，这是他的立身之本。与现代其他的学术大家一样，冯先生的研究又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他有现实关怀，愈到晚年愈显强烈。近日在网上拜读了他有关“史剧与史观”、“周制与秦制”的宏论，顿觉卓然经纶，耳目一新。他坚持人类文明史上的普遍之道，并为此而奋斗，虽遭致明枪暗箭也毫无惧色。王船山云：“宠不惊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贞也。”信如斯言。冯先生正是保存着君子之贞的大君子！
冯先生善于学习，博采众长，又有自己卓特的见解，独树一帜，正所谓“器识高爽，风骨魁奇”。他是通人，打通了文史哲，打通了中西马。他揭示中国前近代社会文化的本真面目，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提供比较准确的前史研究基础。
冯先生特别勤奋，不论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他都能静思与撰著。他晚年的大著都是在病房里、病榻上写成的。他特别坚强，数次手术，癌病转移，放化疗过程中，有时甚至每分钟呕吐一次，痛苦异常，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很多人精神上垮了……。可是冯先生置之度外，他仍在沉思构想，奋笔写作。由是可见他的定力。
冯先生是一位奇人，豁达开朗，积极乐观。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无暇消沉悲戚，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随着一部部深具“问题意识”的高品质专著问世，他的精神与肉体生命得以升华，得以延展。医生说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本身就是奇迹！他用生命实践了他的哲学，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哲学的载体。
冯先生硕德堪宏，耄龄添美。他平易近人，为人低调，广结善缘，教书育人，深受师生们的爱戴。谨此恭祝他寿越期颐，后福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