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历史性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年过去了，这一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新冠疫情暴发后更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还存在一些误解、质疑。如何进一步统筹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自信与自觉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四个自信”在世界观上的体现，也是中国立己达人品格的展示。我们有了“四个自信”，希望其他国家也有“四个自信”。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更是将中国列为制度敌手，这是缺乏“四个自信”的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前提是自己觉得自己美，成为自己，实现命运自主，才能成人之美，命运与共。自信是自觉的前提，自觉是自信的升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需要自觉的努力和行动。
消极与积极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消极的命运共同体，而是一个积极的命运共同体，不能无为而治，毕竟当今是地球村而非小国寡民，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塑造共同身份，共同使命，而且还要通过伟大斗争去争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而言，也有消极-积极之不同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1.0：同仇敌忾+同病相怜；2.0：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支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3.0：共同使命，有解决人类问题的共同智慧与共同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防止最坏——流浪地球和追求最好——世界大同之间的选择。
名与实的关系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初翻译为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容易引发宗教上的误解，现在译成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就好了很多，但也只阐释了“运”的含义，缺乏对“命”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内涵，所以还未能完全表达其中文内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凝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平台，是实现实至名归的重要机制。因此，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后，越来越多国家也与我们签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文件。
继承与超越的关系
从家庭、部落、国家到国际组织，人们组成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说的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所谓家国情怀；全球化时代，国家命运与人类命运相连，形成地球村村民的概念，共同体上升到命运共同体。从理论上讲，命运共同体只有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维护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外交实践层面更是继承与超越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提出的新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过去针对的主要是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单元则更为分散和多元，所有由人类所结成的，促进人类命运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组织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着眼于和平共处，更多的寄望于共同的发展，共同维护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倡导“共建”“共治”“共享”“共赢”，开创人类文明新篇。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和谐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理念，并拓展到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层面；从各国和谐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到人类命运与共，基于国家又超越了国家思维，统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统筹秩序安排与价值共享，统筹现实身份与未来归宿，以兼具过程与程序的共同体思维超越和谐世界的目标导向。
破与立的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中有立，正如区块链和万物互联技术在破美国联盟体系的依附结构，疫情也证明美国无法给盟友提供抗疫的安全保护，甚至还抢夺其抗疫物资，破坏抗疫全球合作。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推翻重来，而是强调开放包容，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核心关切，更多着眼于从新的领域“立”而非旧领域“破”：“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知与行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中国秉承知行合一理念，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展望未来，要处理好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难与易的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循序渐进，从周边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取得早期收获，通过政党对话和民心相通手段，逐步扩展到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如老挝、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等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等命运共同体，得到积极响应。
硬与软的关系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近来西方炮制的中国锐实力悖论，反映出他们不甘心接纳中国倡议、中国方案的顽固性和保守性。有人据此担心，中国缺乏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硬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前瞻性、包容性理念不见得等到综合国力第一时才能引领国际合作未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正如“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硬联通的同时也日益重视软联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着手，平衡有序推进。
目标与过程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目标，也是过程。新冠疫情明显的告诉我们，人类已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揭示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各国越来越关注safety（管理型安全）而不只是security（防御型安全），排他性的、区域性的安排兴起，全球化遭遇重大调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全球化治理为谁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搞路径依赖，更不能搞观念依赖，要创新手段和思维，创造条件去积极推进，实现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推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两者是“一多不分”的关系。
有我与无我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也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待，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实践，我们要秉承“我将无我，不负人类”的追求予以自觉构建。
【来源：人民网；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