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诞生以来，北约对欧洲的稳定和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冷战后，北约经历了数轮东扩，成员国扩展至30个。然而，一方面，近十年多次发生的地区安全冲突揭示了欧洲大陆安全缺失的现实，北约并未确保欧洲的安全；另一方面，北约紧随美国脚步布局亚太，德法等欧洲大国在印太地区增加存在感，北约“全球化”现象引发讨论。“北约的欧洲”和“欧洲的北约”分别意味着什么？二者是否存在矛盾，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悖论有何关系？本文的思考如下。
首先，有必要对北约、美国以及欧洲安全的时代背景做出分析。当前，时代背景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全球层面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第二，在地区安全层面，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严重威胁欧洲安全，“高政治”重回视野，欧洲防务与安全再度提上议事日程；第三，联盟层面上，北约在不断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2020年11月发布的《北约2030》称当今是“不确定时代”，北约将面临新挑战。
其次，作为逻辑学和数学概念，“悖论”通常指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悖论还意味着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本文意指，“北约的欧洲”强调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欧洲的北约”强调欧洲安全的自主性，二者彼此矛盾，此消彼长。
“欧洲的北约”和“北约的欧洲”何以相互矛盾，造成悖论？接下来的分析，应以北约身份为切入点。军事—政治联盟身份是北约最根本、最核心的身份，因此，联盟理论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欧洲的北约”和“北约的欧洲”之间的张力。
1984年，在《联盟政治的安全困境》一文中，斯奈德详细阐述了“联盟困境”的形成机理，认为联盟困境分为“初级困境”（primary alliance dilemma）和“次级困境”（secondary alliance dilemma）。初级联盟困境意味着“一旦联盟形成，反联盟必随之而来……由此，每个国家的安全境遇几乎没有改善”，类似于安全困境；次级联盟困境意味着，联盟形成后随时面临被盟友背叛的恐惧。“被抛弃”（abandonment）与“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忧始终存在并影响联盟的效力。
作为政治军事联盟，北约同样难以避免联盟困境。这对外体现为联盟初级困境：北约有计划地逐步进行东扩，却恶化了欧洲成员国周边安全环境。冷战后北约先是出台《北约东扩报告》，而后推行五轮东扩，恶化俄罗斯周边环境，引发其不满。之后的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当前尚未结束的俄乌冲突都在客观上使北约欧洲成员国更不安全。根据斯蒂芬·沃尔特的观点，威胁是联盟产生和维系的重要动力。然而在现实中，北约作为联盟，制造并试图以维持威胁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冲突和战争，并未让成员国拥有更大的安全感。
对内，北约存在联盟内部的次级困境：欧洲和美国分别存在“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这两种恐惧的背后是欧洲和美国利益优先级的差异，这一差异在未来会进一步放大。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同时存在这两种恐惧，只不过程度不同。
就美国而言，利益维护的优先顺序如下：第一是美国利益；第二是盟友利益；第三是伙伴国利益。美国是北约主导国，而北约是美国谋求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北约于1952年接纳土耳其为成员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价值观和经济实力衡量，土耳其至今未能加入欧盟，却在60年前就加入北约，这和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当时西欧国家纷纷表示反对，然而美国一再坚持：土耳其可在黑海口遏制苏联，和意大利等国一起防止共产主义在南欧扩张。北约的诞生、扩张乃至最关键的第五条款的启动，都建立在美国战略考虑之上：在2019年12月的伦敦峰会上，北约首次提及中国；在2020年的《北约2030》中，北约将中国视为“全频谱、系统性对手”，这些对华定位更符合美国维护霸权的需要，而非欧洲利益。
从反面来看，美国的牺牲也有排序。其中，第一位是非盟友利益，这一点可从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中看出；第二位是盟友利益，美国避免被盟友拉下水，对盟友严加管束，“被牵连”的恐惧一直存在；第三位是美国自身利益，强调政治现实主义的美国会尽量避免牺牲自身利益达成目标。
因此，对美国而言，美国利益是第一位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牺牲盟友利益，欧洲盟友也不例外。
就欧洲而言，“被抛弃”的恐惧则更为明显。北约建立的初衷在于“摁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对欧洲而言：第一，安全是首要的，北约应首先服务于欧洲的安全。要达到这一目的，北约应“挡住俄国人”，在地缘上排除俄罗斯的威胁而非中国。第二，欧洲需要中国，俄乌冲突客观上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创伤，与中国的贸易成为欧洲经济维系和复苏的重要动力，近期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访华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欧洲短期内难以实现安全自主，因而试图“留住美国人”。欧洲对“被抛弃”的恐惧早在冷战时即已存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国反对美国越南战争的一大考量就是担心美国在亚洲等“边缘区域”消耗过多，从而客观上造成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投入不足。着眼当下，俄乌冲突仍在持续，马克龙倡议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试图弥合分歧，然而这一尝试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欧洲防务自主性差的“硬伤”。因此，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存在非对称依赖。这种非对称依赖加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得欧洲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强，对“被抛弃”的恐惧愈发严重。
简而言之，“欧洲的北约”和“北约的欧洲”存在矛盾，“美国治下的和平”悖论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治下并不和平。对外，北约作为军事联盟秉持集体安全原则，而非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强调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实践中，追求安全的尝试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外部威胁，北约扩张使成员国陷入安全困境。
第二，北约内部美欧战略核心目标不一致，达到一方的目的则有损另一方利益。目标的差异导致二者间存在“被牵连”和“被抛弃”的恐惧心理。如实现美国的利益，则有损欧洲防务基础；如聚焦欧洲成员国安全，则美国无法实现在亚太的战略目标。
第三，“美国治下的和平”和“欧洲自主的和平”不相容。由于欧美间存在非对称依赖，欧洲具有脆弱性，“被抛弃”的代价往往高于“被牵连”的代价。由此，欧洲尝试战略自主，却与美国希望在联盟内部保持主导地位的意图发生冲突。1998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提出有名的“三不原则”：欧洲国家防务建设不能与北约脱钩，不能与北约重复，不能歧视北约（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盟国）。北约必须是“美国治下的北约”，欧洲防务自主不可与北约冲突——这严重损害了欧洲国家防务建设的自主性。
上述问题已说明，北约作为政治—军事联盟具有局限性。欧洲地区的安全无法仅凭“美国治下的北约”实现，而应在理念上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实践中提升防务自主性，具体分为以下方面：
首先，欧洲必须摆脱冷战思维和对军事联盟的路径依赖。军事—政治联盟自身存在局限性。斯奈德认为，联盟是“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对其成员以外的国家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正式联合”。联盟的建立意味着存在着具体威胁，北约的存在需要敌人：冷战时期，北约所谓的威胁是苏联，现在美国试图使中国成为新威胁。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很有可能会使想象中的敌人成为真敌人。对此，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提出了“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在全面性和包容性上优于北约的联盟对抗思维，或可提供思路。
其次，欧洲应摆脱对美国霸权的幻想，中国肯定欧洲防务自主的尝试。一方面，“被抛弃”恐惧的根源是欧洲防务安全无法自主，对美形成不对称依赖；另一方面，欧洲无法扭转美国的战略转向，只能适应。为此，从长期来看，欧洲必须提升自主防务能力。
最后，纵观历史，联盟的产生必然伴随着对抗，欧洲已经屡屡成为对抗的牺牲品。北约声称自己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然而第五条款只为美国启动过。在现实中，联盟内部是有等级分布的，联盟外部的非成员国利益更不在考虑范围内。要达成自主、持久的和平而非美国治下的和平，应以共同体思维而非联盟对抗思维看待安全问题。对此，欧洲共同体在实践中提供了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可提供新思路。
王义桅，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让·莫内”讲席教授。
段悯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2年年会”上的发言，经本人修改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