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很多角度；从“物质文化”入手，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颇有新意。所谓“文学”的“物质性”，不外乎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最近二十年，做文学史研究，多有从新闻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阅读报刊，得以返回历史现场；借考稽书局，从中辨析文学思潮；还有借报刊书局谈论“公共空间”或“文学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对于古旧书籍的沉潜把玩中，增长见识，提升品味，进而养成学问的兴趣。
经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新文学也有珍本、善本，这个观念，已经得到学界乃至市场的认同；若初版《域外小说集》等堂而皇之地进入拍卖场，已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逛旧书店或上“孔夫子”旧书网抢购“现代文学珍本”，已经成为一种小小的时尚。年长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陈子善，固然有让人歆羡的“宝贝”；年轻一辈，也多能从自家书柜里，掏出几册像模像样的“旧藏”。至于各图书馆，更是在传统的宋椠元刊外，另辟展室专门收藏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新善本”。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珍本”之作为藏品，并不担忧；我关注的是，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教学与研究。为了保护藏品，很多图书馆都采取这么一种策略，同一种书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旧的；只要有缩微，就不让看原刊。一般读者无所谓，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新刊、旧刊就是不一样。除了版本学的意义，更有其中隐含的历史气息。让大学生、研究生直接面对甚至亲手摩挲那些储存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旧书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至于专家学者，更是希望通过解读具体的书刊，将“文学”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合而为一。
办一个专题展览，让诸多同好，得以从容地观赏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我看来，功莫大焉。至于排除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五大书局这么一种展览策略，更是明显带有拾遗补阙的史家眼光。因为，即便前者占有民国年间全部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依旧有很多精致的小书局值得表彰。以文学图书的出版而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等，都有可圈可点处。本次展览重点推介的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此前学界多有谈论，对我来说不算稀奇；倒是像刘以鬯创办于上海的怀正文化社、黄新波等创办于香港的人间书屋，还有老舍与赵家璧合办的晨光出版公司等，其出品让我大长见识。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关注家大业大的商务、中华等；可实际上，小书局因其同人性质，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创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今夜星空灿烂”，离不开这些遍地开花、转瞬即逝的小书局。
既坚持文学品味，又不至于赔钱，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举出吴朗西、巴金合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出版的“文学丛刊”（巴金主持），15年间共推出10集160本，其中很多日后成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名著。因职业关系，我更关注那些名家的“非名作”，比如曹禺的《艳阳天》、茅盾的《少女之心》、老舍的《开市大吉》、巴金的《龙虎狗》等。这些书，如果不是出现在如此特定场合，一般不会被提及，更不要说被认真阅读欣赏了。
声名显赫的良友图书公司，曾以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被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记忆。除了皇皇巨著，该社还有两册奇妙的小书，值得一读。一是胡蝶女士刊行于1936年的《欧游杂记》，一是《人间世》杂志社编的《二十今人志》（1935），这两本小书，从装帧到内容，都很有味道。
说到对书籍的鉴赏把玩，开本、纸张以及装帧设计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人之刻意经营“书衣”，是晚清以降才开始的。依我的观察，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兴的书籍装帧事业。如鲁迅、孙福熙、叶灵凤、陶元庆、钱君匋、倪贻德、闻一多、司徒乔、丰子恺等，其封面以及整体设计虽各显神通，仍大致呈东西合璧趋势。抗战军兴，图书出版困难，装帧自是尽量从简。此次展览的书籍，因大都刊行于抗战爆发后，“书衣之美”没能很好呈现，实在有点可惜。举个例子，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文季丛书”等，都是一套书一种设计，每册略为调整一下颜色，说是为了追求“整体感”，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就是“偷懒”。如此素面朝天，与二三十年代的绚丽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比如，同是良友出版物，抗战前后，封面之精粗，也都差别很大。不完全是图书价格方面的考量，关键是，无论作家、画家、读者还是出版社，都不那么“穷讲究”了。
十五年前，春节前夕，我到香港逛旧书店，在一家叫做“实用书局”的，买了一批周作人、刘西渭、钱锺书等人的书。其中周著为影印，其他的则是原刊。我所拥有的第三版《围城》，刊行于1949年，封面改用英国印象派画家锡尼特的《烦恼》，画的是一男一女正在赌气。此前三年，老舍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刊行的好书，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师陀的《结婚》、钱锺书的《围城》等。在《编辑忆旧》（北京：三联书店，1984）中，赵家璧曾提及作为文学编辑的最大喜悦，莫过于从作家手中接过一大叠手稿，将其编印成书，而日后此书竟成为“传世之作”；赵文举的例子，恰好正是上述四书（487页）。如此看来，这些今日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珍本”，当初凝聚着多少作家、编辑、读者以及批评家的心血与厚爱。念及此，你我能不仔细端详、好好把玩？
（本文乃作者2007年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珍本展”开幕典礼上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