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史研究是宋史研究的基础。无论做哪方面的研究，对制度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宋史研究的传统优势。我想这与学术积累不无关联。现在宋史学界有关制度史的研究还是相当扎实的，而且制度史的做法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是从“规定”的角度，到了90年代就不光是“规定”，还有“结果”，2000年以后，特别是近五六年来，非常突出的是不光有“规定”、“结果”，还有实际的“运作”，这更贴近社会现实。人文学科事实上总是和实际相关联，包括一些思考，也是立足于现实，才会“关怀”到一些问题，而对于历史的深入探讨，也会想到类似的问题现代有可能出现。仅仅从“规定”的研究对现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制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现代”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如何去应对现实所提出的挑战，如何应对时代的发展，“如何”二字才是关键。宋代基本上是一个转型期，碰到的新问题很多，这其中有的新问题应对得很好，有的不是很成功，但不管怎么样，它是在探索一条路，在试图应对那些问题，因而后来的转型期特别是碰到新挑战的时候，会有许多新思想的出现，这对我们研究也是一种带动、刺激。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对制度史的研究和过去很不同。近五六年来的发展趋势不错。
社会史研究近年来遇到瓶颈
宋代社会史研究近几年比较消沉。社会史从90年代以后兴起，不少论文写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题目，但是这样的选题在近五六年来遇到了瓶颈，似乎就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重复，虽然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得多。过去不认为有学术意义上的提高才是提高，做社会史只求新区域或新题目的发掘，感觉都是填补空白，但这样的研究会感觉似曾相识，现在的学者就“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不能再是“路数”的重复，因此现在做社会史的反而减少，因为瓶颈的原因，难以推陈出新，这可能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高原效应”。学术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向上，而是波浪形的，这种一波一波的其实也是学术的积累与反思。
当前历史学科其实都是探讨新史学的路数，新史学不仅是“眼光向下”，新史学之“新”，实际上有很多层次的“新”。这种“新”是生生不断的，各个时段面临的学术问题不同，面临的“新”的可能性也不同。虽然有共同的关心，但研究角度与实际操作也不尽一致。
例如，南宋家族研究中的新史料问题。过去我们认为明清时期甚至更晚一些时候的家谱才值得使用。虽然很多家谱会追溯到南宋，但我们过去都认为那是不可靠的。之后我仔细看过一些家谱，发现这是一个层累的过程，历代纂修的时候改动了过去很多东西，但不管怎么改，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在先前家谱的基础上修改，原始的族谱“活”在新修族谱中。所以关键在于要会“剥离”，什么是改动过的，什么是原有的东西，这样会发现过去很多认为不可以用的材料其实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社会史的议题是在积蓄、酝酿的层次上。
明清史研究给宋史研究很大刺激
宋史学界对考古发掘及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同行。先秦、秦汉史离不开简牍研究，唐史不能不碰敦煌吐鲁番文书。但宋史学者却觉得考古材料不会那么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考古发掘没有足以推翻宋史体系的新材料出现，比如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都足以推翻过去没有这些材料之前的理解，可以有一个新面目出现。当然宋代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南海一号，会有一些新东西发现，但更多是印证看法，而不是推翻看法，所以有些人更是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太重要。可以说，宋史相当一些题目不能深入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所以宋史研究其实就是面临扩大材料的问题，比如书画，过去我们把它作为鉴赏的对象，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没有政令就无所谓政治，政治号令依托政治，政治又依托在文书上，这些年做文书制度研究也是一个方向，这其中就有日本的平田茂树教授的研究论文。新材料在社会史上运用较为突出。考古资料、诗词、画作等研究也是今后的多个研究方向，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的做法还是不太一样。
明清史很多重要问题要追溯到宋代，关心明清史的学者从学术脉络上与宋史密不可分，包括像民族、宗族、地方社会等问题，包括一些重大的议题，包括习用的词汇，不少从宋代出现或使用。明清史的研究，一方面从宋代的材料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给宋史研究很多刺激，这种刺激也带动了宋史新材料的开辟。
人文学科要争取生存空间
现在学术运作方式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基本上单兵作战，或者老师带学生，相对而言，研究历史比较分散。我近期在香港授课，感觉“人文”被“应用”挤压的生存空间非常小。在这种环境下，靠学者一个一个去“抵抗”，真的很难。
从长远的角度看，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培养一种人文关怀。但是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实际上带来的就是学生接受人文精神熏陶的机会也相应减少。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学者“单打独斗”不太现实，一些中青年学者也会很沮丧，因为没有一个空间，也没有一个沟通的场所。所以在这样一种强调应用、强调计量、强调技术化的学术环境下，人文学科要争取自己的一个生存空间。学术的组织方式也应转变，并不是说写文章或关注的问题要变。
以宋史研究会为例，宋史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群体，这个学术群体不可能经常开会，而且开会的时候也不可能让所有人到齐。所以学术组织还是应该有些不同层次的组织，当然也不一定要成立学会，它可能是一种研讨会，比如说像国外的Workshop，比如宋史学会每年暑假的研究生讲习班。不同层次针对不同的群体，适应不同的需要，由此逐渐走向专题。规模较大的会议也可以按照专题组织，这样就可以有比较具体的讨论。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里，无形中你会受到一种鼓舞。近些年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宋史研究界都有比较积极的变化。
（本文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在岭南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谈话；武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