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史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兴亡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至两宋时期，兴亡论异常活跃，不仅在频次、规模上大增，一些常规议题也得到非同寻常的讨论，整体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两宋时期的兴亡论不仅映射出宋代的众多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地位。可以说，两宋时期的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兴亡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高峰，它对于宋代历史、中国古代史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关键词】兴亡论；宋史；研究价值
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先贤对朝代兴亡现象、原因及规律的理性思考及理论表达，与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国家论等一样，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层面。早在殷商时期兴亡论便有踪迹可寻，后来唐代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权德舆的《两汉辨亡论》等都是兴亡论的代表著述，而两宋时期的兴亡论更令人瞩目。学界对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已有所关注，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展现这一时期兴亡论的广泛性、深刻性及现实性。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两宋时期兴亡论作一整体梳理，以期有所裨益，敬请方家指正。
一、两宋时期兴亡论的蓬勃发展
两宋内忧外患的历史形势及宋代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两宋士人对历代兴亡的热切考察，催生了丰富的兴亡论述。
（一）北宋“为议论之要”的兴亡论
北宋时期，对历代兴亡的考察在数量上有了快速增长，出现了考察“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的兴亡论专书，还有数量浩繁的专门讨论历代兴亡之事的篇章。苏辙有所谓“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一说，可谓一语道出北宋对兴亡问题的高度重视。
北宋时期，讨论兴亡论的专书主要有《唐史论断》《唐鉴》等。孙甫《唐史论断》旨在“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欧阳修以其能“推见当时治乱”，盛赞孙甫对兴亡史事的见解。《唐鉴》是范祖禹参加《资治通鉴》修撰工作之外的产物，因与司马光观点不同，范祖禹撰《唐鉴》，旨在述唐代“兴废治乱之所由”，其观点主要体现在《唐鉴》“臣祖禹曰”中。《宋史》以其“深明唐三百年治乱”肯定《唐鉴》对唐代盛衰兴亡的认识。
讨论兴亡的重要篇章有苏洵《论衡》，通过历代史事讨论致治之道；石介《唐鉴》，批陈唐代女后乱理、癚臣坏政和宦官灭国之失；张唐英《唐史发潜》，考唐代盛衰得失；苏轼《秦论》等，分论历代政权的兴亡得失；李清臣撰《唐虞论》等篇，分议兴亡史事，考今世得失；等等。
在纪传体、编年体等史书中，也有一些重要的兴亡论。如，《新五代史》史臣论“乱国之君”，述“五代之乱，其来远矣”；《新唐书》“赞”考察唐代兴亡，论“唐之衰亡，岂止方镇之患”；司马光《稽古录》《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等。
（二）南宋“济国家之急”的兴亡论
南宋时期的兴亡论在规模与影响力上皆不如北宋，但其延续兴亡议论的势头和切中时弊的特点，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讨论正如李纲自述“以济国家之急”一般，更像是危巢之下的奋力一搏。
这一时期兴亡论的专著主要有《迂论》《六朝通鉴博议》等。李纲《迂论》多从军事、治国救弊、谋求中兴等视角出发对历代兴亡史事和人物的考察。李焘《六朝通鉴博议》考察六朝史事，随事发论，并作国别论六篇与总论一篇，希望南宋能避免重蹈六朝始终居于南方、最终走向亡国的覆辙。
此外，还有一些考察兴亡史事的散论，如吕祖谦《晋论》《宋论》《齐论》《梁论》《陈论》《汉文帝论》《武帝论》《宣帝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中的部分史论，洪迈《容斋随笔》中部分史论，等等。
这些讨论不仅参与人数众多，参与者身份多元，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都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成果丰富，对历代兴亡的关注和讨论持续了整个两宋时期。像这样成规模、参与广泛、数量庞大的议论，在宋代之前是未曾出现过的。
二、两宋时期兴亡论的核心议题
两宋时期的兴亡论虽然数量众多，但并非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这些议论事实上逐渐形成了若干核心议题。根据它们与兴亡问题的远近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对性，有三个层面的兴亡议题值得重视。
（一）以兴亡为主旨对人君展开的论述
对君主的考察一直是中国古代兴亡论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北宋时期形成了一股反思和探讨君德与国之兴亡的政治思潮”。
由于“天命”思想在宋代逐渐转向“天理”，受“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宋代的兴亡论中多有人君之论。例如，范仲淹论君主之喜好影响政权兴亡，感慨如果君主都好仁义、行恭俭，“岂有丧乱之祸”；范祖禹将唐代灭亡之兆归因于唐太宗“无父子君臣之义”；李焘称君主为“胜负之主”。宋人甚至提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等主张。
相较于唐代君臣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认识，宋人一方面将君主仁德与否作为王朝兴亡之兆，认为君主应当时刻怀有仁义之心，“使常相继，斯须懈怠”；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对君主修身提出更多要求，将挽救颓势的希望寄托于君主。如宋人认为，造成朋党祸政的原因在于君主不明，如若“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宋人根据时势政局，进一步细化“人君之德”，将其分为“仁”“明”“武”三类，较前代的认识更具系统性。君主对于兴亡意义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深化，与其在宋代的广泛讨论分不开。
（二）党争、宦官、藩镇系亡国之由
除人君维系兴亡之外，宋人讨论较多的议题，当属党争、宦官、藩镇这些制度性因素和兴亡的关系。
在党争方面，宋人深入思考避免朋党祸政的方法。仅《全宋文》中，就存有王禹偁、孙甫、欧阳修、张唐英、苏轼等三十余人以《朋党论》为题所作之论。此外，在朝代论中，也多有对党争祸政的考察，如黄介夫“作《坏唐论》五篇，以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相较于唐人，宋人将避免党争的希望寄托于圣明君主，认为唐代朋党“由文宗实使之”。同时，根据朝中朋党的情况，宋人将君主分为“君至明”“君虽明，为情所惑”“君虽明而弱”及“君明不足”四种情况。
在宦官方面，宋人非常关注宦官专权害政的原因。出于汉、唐之亡“皆由宦官”的认识，宋代兴亡论中多有宦官专权害政方面的论述。其中，不乏一些专门篇章。仅《文苑英华》中，就有张方平《宦者》、张唐英《近侍论》、许翰《论宦官疏》等数十篇相关论述。这些文章皆以国之兴亡为主旨，或意识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或进一步指出宦官问题具有“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的特点和危害性，或认为宦官专权“起于时君一念之不忍”。司马光从心理角度指出，宦官与君主相处较多，易于投君主所好，文化较低而不易夺权，是君主为政喜用宦官的原因。
在藩镇方面，宋人倾向于深入剖析藩镇影响历史走向的规律。藩镇作为唐代地方军政机构，也是五代更迭之始。出于惩戒五代军事力量强盛的严峻形势，宋建立后，多有对藩镇制度的反思与论述。张唐英《唐藩镇论》、李纲《论方镇》等都是对方镇问题的专篇专论，《新唐书》亦于正史中首创《藩镇传》。有关考察逐渐形成这样一些认识：藩镇制度作为唐代的地方军政制度，是导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朱温兴起时“不复有牵制之党”，故而唐朝走向了灭亡。且宋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君主姑息造成的，只要君主“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就可以解决藩镇问题。
宋人对这三者的考察，受宋代现实政治的影响，各自有所侧重。党争作为宋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更受关注。由于宦官、朝臣及藩镇三种势力在现实中往往相互勾连，因此，宋人往往将这三者放在一起进行论述。为解决这些问题，宋人又都寄希望于“圣明君主”，说明党争、宦官、藩镇因素在宋人思想中与人君是密不可分的。
（三）用兵和国土可见盛衰兴亡
宋朝始终面临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南宋更兼失去故土之痛，因此宋人多以军事与国土论政权之盛衰兴亡。《新唐书》中的《兵志》是正史中的开创之作，且“着眼于‘治’”。欧阳修直言：“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
宋人对军事在政权兴亡中的作用存在不同的认识。北宋多有对兵权的讨论；南宋面临偏安的历史形势，开始思考理性用兵。宋初统治者推行“重文抑武”之策，宋人受此影响颇深，甚至否认军事上的胜利，认为“非帝王之盛节，亦不足贵也”。宋人还反复上奏，反对武将掌兵。欧阳修以唐德宗时朱泚反唐为例指出，武将易受身边人的鼓动，因此应当以文臣掌兵。同时，仍有一些有识之士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怀着“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的忧患意识，认为应当重视军事。南宋时主战派与主和派就军事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展开了激烈争论。主战派的李焘指出“国小而数用兵，祸莫大焉”，主张依据国力判断是否出兵。这样的认识已经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兴亡问题中疆土因素的考察，北宋与南宋存有所不同。概括说来，北宋士人的论述呈现出对“地广民众”盛世的向往，南宋士人的论述则迫于现实，对南方政权的疆域展开了细致分析与论述。此外，南宋时期还形成了以治乱兴亡为目的关于地理形势及都城选择的见解，如谓“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长安、洛阳和建邺都不足以作为南宋都城，以及南宋应当定都于南阳的原因所在。
宋人对上述议题的认识存在角度、视野、深度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既反映出宋人对历代兴亡认识的参差不齐，也在众说纷纭中体现出宋代兴亡论的活跃。当然，除上述议题外，对女祸、事机、民生等与兴亡相关的论述也比较多见，但相比之下次要些，本文暂不作讨论。
三、两宋时期兴亡论的突出特点
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在多种角度上都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如理势史观的新发展等。但是，与宋代的历史形势之间产生的呼应，在诸多特点中更具有根本性。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浓重的资政色彩
中国古代素有以史为鉴、以史资政之思，相比之下，宋代兴亡论参政议政的活跃程度，仍然堪称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宋代科举承唐之制，在内容上更重视对历代兴亡之迹的考察。宋代试策中，很长时间内“史”是“策”的规定内容之一。宋代奏议中亦存在将试策中“论”直接称为“子、史论”的情况，可见史论对于试策的重要性。今日我们所见宋人的兴亡论不乏一些范式相近的篇目，或受试策影响。
宋代的统治集团也十分重视对历代兴亡的考察。如宋仁宗曾向晏殊讲，他常常“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读史、以史为鉴更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对君主的要求，如宋太祖要求教导皇子“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大臣也以此要求君主，如陈瓘奏请宋徽宗读《资治通鉴》，知兴亡之要，明治道。包含历代兴亡问题的史论在宋代上达天听的数量也远超前代，《资治通鉴》更是由宋神宗定名，并亲自作序。
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思想，以及宋初形成的重文轻武的国策，极大鼓舞了士人参政议政的热情。对历代兴亡的评议成为宋人阐明自身政治理想、谏诤时事的切入点，如范祖禹指出，劝谏君主“必以古验今”。这样的认识是当时奏议热衷于以史论政的反映。奏议中一些对历代兴亡的论述也值得我们关注，如范仲淹《上执政书》总结周汉之衰与李唐之兴，论朝堂之忧；王安石奏《上时政疏》察西晋、南梁和唐朝之乱，陈救弊之切；吕陶进《上八事书》，论“安危治乱之几”；等等。
宋代兴亡论参政的一个突出代表是党争问题。庆历三年（1043年），反对变法的吕夷简被罢免，范仲淹与韩琦、富弼等共同执政，欧阳修也得以回到朝中，推行变法改革之策。这时，新旧党之争已经是朝堂斗争的主要议题。欧阳修因受保守派攻讦为朋党，进《朋党论》予以反击。文章以尧舜时期“八元”“八凯”为例，认为君子与小人皆有党。此论一出，“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甚至有内侍向仁宗进献谗言，诋毁欧阳修。这是欧阳修此论当时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之后，洛党、蜀党、朔党的论争，更是延续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苏轼的《续朋党论》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文章都以历史上朋党致亡为例讨论党争之弊，虽为议史之作，实为阐明政见之论。正因如此，两宋兴亡论也常常被视为“政论”。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史上实属罕有。
（二）北宋与南宋的兴亡论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北宋和南宋面临的形势和关乎朝廷存亡的根本问题不同，两朝士人对历史上兴亡问题的关注重点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最直接的表现是关注对象的不同。
1.北宋的五代兴亡论与唐鉴思潮
北宋续五代而兴，对宋初的统治者而言，五代政权更迭频繁之景历历在目。因此，宋初君臣对五代兴亡的讨论颇为重视。赵匡胤曾向赵普询问五代政权频繁更迭之因，寻求“为国家长久计”之道。宋代统治者实行的重文轻武、“异论相搅”等政策都深受五代影响。宋人普遍认为，“自古乱亡莫甚于五代”，并产生了“不大乱不大治。五代之大乱，天所以开圣宋”的兴亡相倚的认识。北宋时期以五代兴亡为主要考察内容的专篇有宋祁《诋五代篇》、李清臣《五代论》、苏辙《五代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部分史论，等等。待至南宋，对五代兴亡的论述就相对零落许多。
除此之外，北宋士人认为，“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因此，北宋人怀着对盛世的向往，以及对皇朝衰败的忧患之思，着意于对唐代兴亡的考察，以唐为鉴成为风尚。北宋以唐代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兴亡论大致有：石介《唐鉴》、孙甫《唐史论断》、张唐英《唐史发潜》、王居中《唐论》、焦考宁《唐史评》、曾巩《唐论》、吕陶《唐论》、李清臣《唐论》、范祖禹《唐鉴》、王令《过唐论》、苏辙《唐论》、何去非《唐论》、华镇《唐论》、张耒《唐论》、范浚《唐论》等借鉴唐代兴亡的专书与专论，《新唐书》中的“论”“赞”，《资治通鉴》《稽古录》中的部分“臣光曰”，以及一些以唐代兴亡发议的奏议、文论等。在这些讨论中，唐朝的盛衰之势及兴盛、乱亡之因是考察的重点。多数北宋士人认为，唐因时势而兴；因君明臣直，重教化，辅以适度的律法而盛。关于唐朝衰亡的原因，有着事功与义理两类不同的认识与讨论。宋人认为，“迹其衰丧之端，盖有四焉，一曰方镇，二曰四夷，三曰奸臣，四曰宦者”。待至南宋，尽管也有对唐代的考察，但数量与影响远不如北宋时期。
2.南宋的六朝论与本朝的当代史考察
六朝作为偏安南方的六个政权，在南宋之前，鲜有人关注。到了南宋，六朝由于“近于时机”成为士人借鉴的对象。南宋有关六朝的专论大致有：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李舜臣《江东十鉴》、李道传《江东十考》、赵善誉《南北攻守类考》，以及李纲《迂论》中的相关内容，吕祖谦对六朝的单篇专论，等等。南宋士人认为孙吴为“天下至弱”、东晋“形势与吴相若”又稍好于孙吴。通过考察六朝兴亡，南宋士人寻求振兴南宋，谋求统一南北之道，提出“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为胜天下之具”的论述。清四库馆臣评论宋人对六朝的考察“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也”。
南宋士人一边感慨“靖康之祸，古未有也”，一边怀着中兴之盼，“更为注重总结当代历史”。这一时期产生了如《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汇编》等一批总结失去国土之痛、宣扬北宋创业守成之功业的历史著作；也多有关于北宋兴亡的论述，如南宋初年关于靖康年间“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的总结；孝宗年间君臣对“自治之良策”的议论等都包含了对北宋兴亡的考察。南宋人对北宋的认识受统治者意志影响较多。自重修《神宗实录》，定下“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的基调后，南宋对北宋盛衰的评价多以此为根本，大多士人认为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
南北宋国力与历史形势的差异是造成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北宋士人自认“与尧、舜、三代无异”，故而在变革五代之弊的迫切需要外，怀有对盛世的向往，多有对盛唐的考察；南宋受疆域国力限制，去盛世已远，所以南宋士人多选择与南宋历史形势相近的六朝为考察对象。这样的考察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四、两宋时期兴亡论的深刻意义
两宋时期兴亡论的活跃，与宋代的社会历史问题、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达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两宋时期的兴亡论深刻反映着宋代的社会历史问题
陈寅恪曾指出：“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两宋时期的兴亡论与当时的历史形势密切相关，不失为一扇观察宋代历史的独特窗口。
以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与认识为例。首先，对北宋积弱的认识即来自南宋。南宋时人已经认识到北宋在军事方面处于弱势。如叶适认为，北宋“内外皆柔”，在雍熙、端拱之后，朝中无“自奋于一战”之将，无力回击契丹的侵扰。为此，他感慨道：“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南宋士人不仅梳理了南宋势弱的根源，为南宋之弱从理论上找寻原因，更为北宋在历史上埋下了“弱势”的定位。钱穆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与南宋士人的认识不无关系。
其次，南宋士人将北宋清晰地划分为不同阶段。陈亮和叶适将北宋分为端拱之前、端拱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到庆历二年（1042年）、庆历二年到任用范仲淹等变法、王安石变法阶段、宣和末年及以后等几大阶段。他们认为，自澶渊之盟后，“中国之势浸微”，直到仁宗庆历二年辽向宋勒索土地之后，“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庆历变法，庙堂、郡县“轻矣”，王安石变法又令神宗对国力形成了错误的判断。待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北宋之弱势不可反，最终走向灭亡。
此外，两宋时期兴亡论对法制纲纪、中央与地方关系、生民休戚等议题的论述，也深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认识。这些见解，有些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对北宋历史的认识。
（二）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在中国古代兴亡论发展史上享有突出地位
中国早期的兴亡论可以从《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零星表述中管窥一二。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零散地记录了时人对朝代兴亡作出的诸多思考，可谓兴亡论的第一次高潮。秦汉时期，司马迁自述著史以“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察兴亡史事成为史家著史的目的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兴亡论的专篇专论，如贾谊《过秦论》等。魏晋隋唐五代时期，对历代兴亡的探讨广泛展开，出现了总括一代及数代兴亡大事的论述与认识，如三国魏曹冏《六代论》、唐朱敬则《十代兴亡论》等，兴亡论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除唐太宗君臣以鉴历代得失展开的讨论外，并未形成鉴兴亡得失之风尚。
相比之下，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参与人数众多、讨论议题广泛、论述成果浩繁。除了正史中对历代兴亡的评论外，还涌现出一批以《唐史论断》《唐鉴》为代表的兴亡论专著专篇；产生了司马光鉴历代兴亡得失的巨著——《资治通鉴》；出现了李焘寻求南宋振兴之道，向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提出建议的著作——《六朝通鉴博议》。如此集中、主旨清晰地考察历代兴亡的情况是中国古代兴亡论中少有的。有关议论还引发了当时学人的积极呼应与深度切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中所读之“史”即为《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全文引用《读史管见》77处、节录341处。学者认为：“关于治乱兴亡的问题……宋代史家在这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明清兴亡论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皆有所发展，但其深受宋人影响这一点却不容置疑。四库馆臣认为“宋明人皆好议论”。有学人对“明代史论尤其与宋代有密切的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兴亡论亦是如此。一方面，明清学人多仿效《资治通鉴》体例对历代兴亡展开考察，最为突出的就是王夫之《读通鉴论》与《宋论》。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兴亡论考察中多有对两宋兴亡论的回应，如明人所撰《商鞅》论中“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尽由鞅也”之议，明显是针对苏轼认为，秦之兴亡，皆由商鞅的观点所发。
（三）两宋时期兴亡论的理性光芒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熠熠生辉
与两宋时期兴亡论在中国古代兴亡论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相应，这一时期的兴亡论出现了诸多卓而不凡的历史见解，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在宋人对兴亡之道的总结中，李焘通过考察六朝史事，将影响国家兴亡的因素分为君主与“天下之具”两个层面。尤其是“天下之具”一说，李焘认为：“地势、民心、兵、将、事机，皆其具也。”这样的认识表现出史家除君主外对其他影响兴亡的客观因素的关注。在宋代较多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的历史认识下，这种对客观因素全面的总结与认识是十分突出的。而且，“具”的思想有望突破形势被动的局面，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李焘的史论是一种将历史理性作用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尝试。
兴亡现象是否具有规律性，是兴亡论的立论基础。对此，宋人概括认为“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并提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肯定人事的作用。在这之前，人们虽然也意识到治乱是有迹可循的，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对治乱之道作如此概括的理论总结。这样的概括亦是宋人对治乱深刻理解的反映和在理论上认识和思考社会的表现。自宋代起，人们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并且“理”是“形而上之道”。这也体现了宋人有关人类社会乃至物质世界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观点。
宋人在讨论兴亡的过程中对方法论也作了一定的探索。兴亡论意在察古鉴今，其突出的价值在于有用于时、有用于世。因此，如何跨越古与今，是兴亡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欧阳修指出“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实际上道出本纪对于兴亡认识的方法论意义。
这些都是两宋时人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探索与总结。有些见解不仅在历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取之处。
两宋时期的兴亡论纷繁浩杂，内涵丰富，本文仅尝试论述其中的荦荦大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认为，中国古代史家以史论道，“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他言简意赅地指明了中国古代兴亡论的实践价值，也道出了中国古代兴亡论绵延不息的根本原因。不过，鉴于近现代巨大的历史变迁，今人如果仅仅“学样”古代，则已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只有跳出“学样”的旧有模式，站在新时代的潮头，重新整理、审视中国古代兴亡论，才有希望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并获得有资于现今社会的新知。邓小南指出：“认识宋代的历史，还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有助于理解两宋时期兴亡论的宋史研究价值，即通过两宋时期兴亡论中反映的历史信息来推进对宋代历史的认知。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兴亡论所包含的史论价值、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深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