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对理论方法认识的演进，是随着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不断推进的。当前，在希望学术研究有实质性提高迫切心情的推动下，学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理论饥渴症”。如果不再过分强调史观的政治倾向性，不妨从具体操作的层面去认识“理论”的特性与作用，即它是带有示范作用的研究的工具与方法。无论是从他民族历史研究所抽象出来的一些经典结论，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所归纳的一些范式，都可以视做史学研究的范文而被借用。目前困境，除传统的教条主义弊病外，更在于对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各种学说的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真正能融会贯通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尚属少数。除了提高对历史信息的解读能力等基本能力训练外，史学家们自觉、理性地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得以不断改进的基本动力。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因其能促进学者对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现状的理性思考与批判，因此有特殊的意义，为学界所重视。笔者效颦，试图对近三十年来——大致上相当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略做回顾，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与专题讨论“理论”问题的高头讲章以及锐意推介域外新科利器的深瞻宏文不同，下文所述只是本人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一些粗浅想法，借用数十年前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亦即只是一些“朴素”的思想。本文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而只是为了与像本人一样持“朴素”立场的同行们交流思想，以求识者指正。也因此，本文的讨论，试图尽量以浅近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一些理解；所谓的回顾，也不欲做广征博引式的归纳，只是在梳理学术史发展趋势时，略举在笔者看来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以为例证，予以说明。
一、学术史
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对理论方法认识的演进，主要与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首次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当时史坛学术队伍的组成，领军者多为成熟于1949年之前、复经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则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当时中外学术交流不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承续着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主流观念，宋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也就是，在史观方面，坚持此前学界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著所得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五个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宋代社会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理论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前期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等等。
例如，1980年中国大陆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两年后，提交这次年会的论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论文集中，仅专题讨论宋代阶级结构与土地制度的论文就有8篇，占全书31篇论文的四成，比例可谓高矣。邓广铭在论文集《前言》中指出：“论文所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占比重较大的，是论述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或专就宋代封建生产关系中的某个侧面进行了考察。”①
由周宝珠、陈振主编、出版于1985年的宋史领域的第一部断代史《简明宋史》，全书关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以及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的结构安排，就相当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立场②。
又如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谓那个时期宋史领域最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的漆侠《宋代经济史》，作者在他的“代绪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全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也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以封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阶段。”接下来，在征引了一段马克思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的论述后，指出：“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又具有它自己的民族的特点，而不同于其他各国。”③因此，作者关于宋代经济史的讨论，就是集中在它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呈现封建经济制度共同特征以及我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不同于其他各国的民族特点这样两条主线展开。分析《宋代经济史》全书的叙述，作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以及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肌体中的异己性等等，这些在当时主流观点看来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本立场的内容，是一目了然的。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归因于1949年后三十年持续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更多的学者，尽管当他们在偶尔对历史现象做抽象分析时，受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有表现，但是在主观上则开始更倾向于回避宏观理论分析的传统实证性研究，最为典型的就表现在对宋朝国家典章制度的研究中。分析这一时期关于宋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就可以发现，举凡涉及赵宋国家职官、科举、行政、法律、军事、赋役、货币制度等相关方面，都有大量实证性论著刊出④。前引邓广铭为1980年年会论文集所写前言中，就又提到论文集中有“论述宋王朝所制订的典章制度”以及“少数关于史事考证和史籍校勘”的内容。
出版于1983年的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可谓这一时期典章制度实证研究的典型⑤。虽然作者在书前《说明》中有“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而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点题，说明了他以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立场，全书的章节编排与史事叙述，上编五章讨论兵种、编制与指挥系统，下编五章讨论募兵制、装备、通信、后勤、军费、军法与军政，则完全围绕着典章制度的实证阐释来展开，一无空言，基本不延伸做抽象分析。此外，这一时期所出版的宋史研究论著，不少是老一辈学者的旧作，如聂崇歧的《宋史丛考》⑥、陈乐素的《求是集》⑦等，更增强了求实学风的氛围。从80年代末起，当时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在徐规教授的推动下，开始执行《宋史》各志的补正计划，先后完成《职官志》、《选举志》与《食货志》的补正工作⑧，可以说是实证研究学风的集中体现。1989年，文科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在第5期刊出程溯洛考据专文《〈宋史·回鹘传〉补正》，可被视为当时学界氛围的导向标。
大体上讲，上世纪80年代可谓近三十年学术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接着，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海外文化影响扩大以及人们对传统理论方法的不满足感日甚等原因，史学领域也慢慢开始出现努力寻求新颖解释工具的热潮，构成了当时所谓“文化热”的一个侧面。这一文化热大致在80年代中期发轫，后来渐次影响到史学界，一些学者热衷于尝试用一些新颖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历史⑨。在宋史研究领域，“文革”后招生的研究生已陆续毕业，加入了学术研究队伍。不过，可能主要是受师辈的影响，大多追随求实学风，由“文化热”所带来的对史学新方法的探求，在宋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并不明显。
进入90年代中期后，主要是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中国大陆宋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更新。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代表性学者都撰文讨论相关领域的成就与现状，对这种新格局已做了不少梳理⑩。归纳而言，学术史的新格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理论思考，另一则是新的研究议题。
所谓新的理论思考，指学者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思考：研究中国传统时期的历史，究竟采取哪些研究方法更为合适，更为契合中国历史实际？或者通俗地说，更“有用”？除少数学者外，多数研究者都更倾向于在传统的理论方法之外，尝试着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去寻找新的分析工具。正如李华瑞所指出的，“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11)。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近十几年来宋史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可以发现，几乎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借用到本领域的研究中来了，至少从那些学位论文作者关于各自研究方法的陈述看是如此。以致某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学科”，也受到了年轻宋史学者的青睐，例如据称作为“中国特有的学科”“治安学”就是如此(12)。相对而言，当代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最受宋史学者的关注。邓小南就曾指出：“举例而言，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崛起，极大地拓宽了制度史的研究领域。目前大陆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界都对此有积极的反应，对于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或许也不无启发。”(13)笔者此前就曾在一篇综述性小文中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在宋史研究中推波助澜的例证(14)。李立也认为：“至于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对权力的分配和实际行使等进行动态方面的考察，直到近些年才真正得到学者们的关注。”(15)不过总体看，不那么刻意于理论方法的考证式史实阐述，仍在刊出的论著中占有最大的比例。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灌输、传播，传统理论范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常常在一些论著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证不少。
相对而言，形成近年来学术史新格局的主要表现，还在于学者们对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上面。正如李华瑞所归纳的，“建国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宋代经济史、典章制度和人物评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文化史，渐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或增长点，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6)。邓小南曾逐项举例，说明“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的态势。例如她谈到社会史：“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17)此外，她还以宋代思想史等为例，说明了“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当然，前述两个侧面是相辅相成的。新理论方法的应用，主要是在学者们对这些新研究领域的探索中体现出来。当前中国大陆宋代历史研究领域仍然持续着这种态势。
二、“饥渴症”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学术史新格局渐次展开的同时，学界对探寻新理论方法的呼声仍一直不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理论饥渴症”。这种“理论饥渴症”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原因，本文不欲讨论。关于它的表现与影响，倒是试图一述。
在宋史领域，一些领军学者历来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即便在传统理论方法占主流地位时期也是如此。邓广铭强调史学研究中的宏观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前代人已经作出了研究成果的一些问题，在今天，我们也应当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去一一重新给予估价和考察，用武之地就更为无限了。”(18)点明了正确的理论方法是研究工作能否深入的关键。王曾瑜则将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中所说的“史才”，理解为“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史学不可无理论……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用今天的话，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新理论方法的渴求与探索更加迫切了。
李华瑞将20世纪80年代宋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在传统基础上一直没有新发展的现象，称做“理论危机”(20)。他认为，“理论的缺失”，是近年来宋史领域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有待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部分青年学子尝试改变这种现状，试图用新方法、新视角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很感兴趣，并以此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素。如用欧美社会学中的精英理论解释宋代的士人社会，就是一个显例。”(21)他还指出：“对于缺少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来说，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显得尤为重要。”(22)张其凡反思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学术史，也认为其中的一个不足就是“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23)。近年来，宋史研究领域一些代表性学者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差不多都有一些类似的表述。有些老一辈学者在认识到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更对中青年学者冷落甚至厌弃传统理论的现象，深表叹惜(24)。
也有学者关心中国大陆宋代历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认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取径、方向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未能以‘新议题’建设者的形象，在国际学术界建立有影响的、属于自己的学术流派；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相当有限。”(25)虽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关于议题，但核心问题实际上还是在于引导议题的“研究取径”——理论方法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三、“理论”
什么是“理论”呢？
目前，学者们经常使用的类似概念，还有研究方法、分析工具、范式、取向等等，相互间确切含义可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综观之，“理论”一词最能代表它们的共性。
《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所下定义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26)这个定义精辟地归纳了“理论”三个最为基本的特性：其一，它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二，它有系统性；其三，它是一种“结论”。
通俗地讲，所谓史学研究的理论，就是人们经过分析与归纳，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规律性现象的一些结论。由于并不存在抽象的“人类社会”，人们分析归纳的对象，必然是某一特定时期与特定民族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可是由于人们认为这些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也就是经分析归纳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对其他一些社会也可能是正确的，于是就将它借用到了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分析讨论之中。例如，马克思分析西欧经济史，发现自11、12世纪以后，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侵蚀欧洲传统的经济结构，促进了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他因此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7)“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28)这一论述就包含了前述关于“理论”的三大要素：概括、系统性与结论。后来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将它视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按照这一思路，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线索，从中国传统经济体中寻找新型社会要素——资本主义萌芽，以致形成了某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万能论。
可以想象，对人类社会种种现象的这种分析与归纳，它所可能涉及的不同层面，相互间的差别是巨大的。有一些可能局限于具体的侧面，另一些则可能相当宏观，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有具体与宏观之别。中国大陆学术界一些专门讨论史学理论的学者，就大致对它们给出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样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所谓“历史理论”指宏观层面，就是前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一些总体性的结论，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经过五个前后相继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结论就是。现在看来，这些结论大多带有信仰的意味，因此它也被称做“史观”(29)。所谓“史学理论”，则多指中观或微观层面，也就是一些相对具体的结论，例如前面所引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之类的论述即是。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些认识，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创建后人类社会由不同的阶级所构成、阶级之间的相互对立与斗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规律以及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论等等都是。不过，综观起来，这些“理论”都是从某些具体研究对象分析、归纳中所得出的结论。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结论(理论)借用？这是因为：其一，不同民族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往往具有某些共性，可以相互参照；其二，人类社会太过复杂，研究者往往一时难以由表及里，从极其繁杂的表象中发现本质性的内容，前人从其他研究对象所得出的已经梳理成具有系统性的一些结论，可以启发、帮助学者的分析与归纳；其三，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存世历史信息零星残缺的现实，史实的复原既已大成问题，史实之间的联系分析更是不易，理论在分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就更不可或缺了。
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理论——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具体的——就都可以被视做研究的工具或方法。吴承明就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30)一语中的。换言之，就其对社会规律性现象的归纳之系统性而言，人们誉之为“理论”，但当研究者将这些归纳出来的结论借用到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分析之中时，它就只不过是引导研究者着手分析的一种方法。
四、“范式”
有时分析讨论同一民族、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一些具体侧面的结论，常常也可以被借用来比照研究同一对象的其他侧面。宋史研究领域的典型案例，非“唐宋变革论”莫属。近一个世纪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从几个特定的侧面入手讨论，其所得出的关于经过唐宋之间的历史变迁、两宋时期已经进入“近世”社会的结论，被后人归纳为“唐宋变革论”，广泛借用，以致出现了概念泛化的现象——凡属唐宋之间的历史演变，不管性质如何，都被纳入“变革”的范畴，背离了内藤氏原初的定义(31)。近年来，约略相近的是美国宾州学派提出的所谓南宋士大夫“地方化”论，也存在被广泛借用的现象。
也许是认为类似“唐宋变革”这样的结论还不够经典，学者们更多地将它们称做“范式”(paradigm)而非“理论”。这与现代社会科学一些“理论”的待遇差不多。
既然分析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结论可以相互借用，人们研究现代社会规律性现象的一些结论之被借用到历史研究领域，也十分自然——历史的与现代的人类社会相互间也存在着共性，可以相互参照。这就是已被史学界充分认识并广泛实践的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或范式的问题。在宋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数量可观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借鉴的努力。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都会在绪论中阐明自己之所借用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内容相当广泛。例如一篇讨论唐宋礼制的博士学位论文，声明“本文将借鉴和使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诠释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使之与历史学相结合，解决有关唐宋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32)。另有一篇讨论宋代畜牧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则声明自己的研究“涉及畜牧学、草地学、家畜生态学、气候学、现代经济学、地理学的一些理论”(33)。这种对研究方法有意识的追求，无疑是近年来宋史研究领域的新气象。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理论的追求，其不足也是很显然的。关键在于：社会现象相互间虽有一定的共性，却也必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性。毋宁说共性是相对的，差异性则是绝对的。因此任何理论方法的借用，都存在一个是否适合的问题。近年来传统理论方法之受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种被称为“教条主义”的现象的后遗症。长期以来，学术界不顾中西之间历史的明显差异，将源自异域经验的那些结论，不加分析地套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之中，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失真的，最终使得学术界离弃这些理论。然而，尽管学术界对“教条主义”已有了充分的警惕，类似的弊病却并未根除。只不过迷信的对象从传统的经典理论变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而已——它们的主要内容同样源于异域。正因如此，近年来学术界呼吁史学研究的“本土意识”尤其有意义(34)。
所谓“本土意识”，不仅仅指在借用那些源自异域的理论方法时，清醒地分辨研究对象的异同，做出必要的修正，更重要的在于强调在本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强化思辨抽象，分析归纳源自本土的理论范式，从而使我们的历史学最终摆脱主要借助异域理论从事研究的局面。就宋史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在这方面的成果虽然仍相当有限，但上述认识显然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不足的另一方面表现，还在于对各种“理论”——不管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些新观点，还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不少还处在一知半解的水平，真正能融会贯通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尚属少数。就如前文所举近年来宋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概况而言，声称应用了某某学科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贴上一个标签而已。常常通读全文，茫然不知作者声称应用的“理论”究竟体现在何处？为了刻意追求“理论”，生造概念的也不在少数。如有一篇讨论宋丽间海上贸易的博士学位论文，声称他在研究中应用了考据法、历史比较法、统计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等等众多的“方法”(35)，这就使人更不知所云了。至于一些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倾向，以为凡来自西方的都是“先进”的，并未读懂，就胡乱套用，就近乎“信仰”的问题，自可置而不论。
五、“问题意识”
另一个与理论方法相关的概念，就是近年来在宋史研究领域常被强调的所谓“问题意识”。
邓小南曾指出：“相对而言，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这就是所谓‘问题意识’，即如何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对研究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36)
什么是对“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历史，“问题”是史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说生死与爱情之于文学为永恒的话题，那么因果关系就是史学的永恒话题——它要回答历史为什么如此发展，某件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等等，这就是“问题”。因此所谓“问题”，其实就是史学研究中的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有不同的问题。古人有古人的问题，今人有今人的问题。传统史实汇编式的叙史方法，在今人看来，没什么“问题”在里面。因为它只是叙述史事，而非讨论历史。实际上，高明的历史叙述也有问题在里面。更何况当今的史学研究，基本是论述式，而非叙述式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占据宋史研究领域主流的问题，如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等等，都是从当时为史学家们所信奉的理论体系中引发出来的。这就是当年史学家们的“问题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要点。例如：既然农业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而土地又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关乎人们如何管理、经营土地的土地制度，当然也就成了我们理解传统社会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又牵扯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主与农民(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阶级)、赋税财政、经济生活等等。因此，这就是在当时的史家看来具有“牵动性”的问题，反映了当时的“问题意识”。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关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旧的问题不再被学者所关注，许多新的问题又萌生了出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史家理解历史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例如此前不那么被关注的社会史，现在就被赋予了理解历史的核心地位。以前的一些小问题，现在具有了“牵动性”的地位。
大体来说，目前关于宋代史研究的论题有三类不同情况：一是基本按传统史学叙述的路径，以“讲清楚”史实为主要目的，如各种国家制度的阐释、人物生平介绍与评介、事件过程铺叙等等；二是延续前人——包括两宋时期——观察这一段历史的一些归纳性议论来展开讨论，如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先南后北、积贫积弱、国用理财、田制不立、士风人心、忠奸清浊等等；三是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提出来的一些议题，如较早形成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经济重心南移”，此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商品经济等等。近年来因受时势以及海外学术的影响，有一些时新的议题越来越流行，如基层社会、经济开发、城乡关系、士大夫(精英)政治等等。
实际研究时，这三类论题当然不可能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融，只是每一项具体研究各有侧重而已。如前所述，第三类论题在当前学界占有主导地位，今后宋代史研究的拓展，也必然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不过，由于宋代历史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存在着显著差异，后者的理论方法不可能不加修正地套用到前者上面，至少在笔者看来，目前学术界的困境倒并不在于学者们对借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认识不足，而在于一知半解地生搬硬套。例如，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专文与专书常将一些相当时髦的概念应用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之中，如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却未能分辨这些概念内涵的特殊规定性与宋代社会之间的落差，不仅显露了历史学研究的思想贫乏，更有“趋炎附势”的嫌疑(37)。
笔者十分同意邓小南所指出的，“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也就是从怎样的视角来分析与讨论问题。一方面，史学探究的对象永恒不变，不同时代的人们却能从中得到不断更新的智慧，读史的魅力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之恒定性，“传统”的观察往往总能够抓住特定历史时期某些比较显著的特征，在多数情形下，这些特征理应为历代读史者所关注。换言之，史学研究论题的拓展，有时并不一定非得采用以新议题扬弃旧议题的形式，完全另起炉灶。更常见的是以新的取向不断探讨“旧”的议题，史家见识之高低也就尽见其中。从这一角度讲，视角之“高下”——即能否透过表象观察到历史的真相——有时要比议题之“新旧”更为重要。宋代史中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突显的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民变之相对平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以及随之带来的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地域格局的变化、城市新面貌的形成等等，是任何观察者都不能忽视的。论题虽旧，其命弥新，要之在于论者的眼光之独到与深邃。而这种视角的转换与眼光的深化，就蕴涵着学者所依凭的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例如“祖宗之法”作为赵宋朝廷政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新”问题。从北宋中期起，就一直为士大夫们所关注。邓小南借用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的方法，从观念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入手，来讨论“祖宗之法”，不仅涉及了宋代制度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内容，而且与社会史也有着密切关联(38)。因此，关于“祖宗之法”的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理解。这大概就是所谓“牵动”作用的很好例证了。其他一些议题如果从新的视角观察起来，也未尝不能得到类似的效果。例如，关于重文轻武，哪里是仅仅讨论军事制度所能理解的？它所牵扯到的问题，同样十分广泛(39)。
总之，所谓“问题意识”，借助于新理论来提出新议题固然重要，更有意义的，还在于着眼于宋代历史中那些古今共识的特征，从更为综合、更为深入的视角去讨论它们。
六、“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有一篇宋史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样归纳他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本文)研究过程中，将综合运用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本文仍将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40)这位作者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视为与社会学、民俗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对应物，可见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当属历史学所特有。这个提法比较有意思，不妨借来一用。
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广义说来，前文所讨论的都可以被纳入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范畴。不过本文所指，当然是狭义的，也就是仅为历史学所独有的一些研究方法。笔者曾有谬论，以为历史学所研究的，为以前的人类社会，与现代人类社会本质相同，因此它应用社会科学各不同门类的研究方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唯一的不同，在于历史学无法像现代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在研究中充分获得所需要的数据，历史学不得不面对存世历史信息残缺不全的现实。因此解读历史资料的种种方法，就成了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独门功夫。
所谓解读历史资料的功夫，大体可有两个层面：其一指如何在关联不清、背景欠明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掘出某一相对孤立的历史信息片断(文本的或非文本的)之所有内涵；其二指如何利用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最大程度地复原史事原貌。这是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独有的困难。
前辈学者无不重视这种狭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往往称之为“史学基本功”。邓广铭曾精辟地将历史学研究方法归纳为宏观与微观两方面。所谓宏观的研究方法，就是指史学理论；微观的研究方法，即指史学基本功。他并且将它归纳为目录、职官、年代、地理四个方面，称其为“治史的四把钥匙”(41)。据笔者粗浅的理解，这四把钥匙的主要功能，正在于能帮助治史者准确地解读历史文献——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
准确解读历史文献的能力首先应建立在上乘的史识、广博的知识与严谨的治史态度之上。王曾瑜曾撰文，列举自己以前解读史料中的一些小疏误，说明史学基本训练的重要性(42)，典范地显示了前辈学者的识见与胸襟。梁庚尧也特别强调：“牵涉到史料处理的问题则似乎较应予以正视。”(43)
与此同时，近年来学界对于历史资料解读问题的认识，有一些新的进展。表现之一，就是对历史文本越来越持小心存疑的态度，越来越注意从各不同历史文本之所形成的独特语境去理解它们。在这里，近年海外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被视为对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文献考证传统的一种提高。
举例来说，曾瑞龙、赵雨乐在分析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个案时曾指出，今人对宋代佣兵制的批判，很可能受到了文献记载的误导：“一个社会对国防力量的评估通常受到军事信念(Military Doctrine)的过滤，而这种过滤可能在史料的文本形成时已经发生。儒家的民本论认为一个政权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便很容易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这种信念会否成为宋代士大夫对‘寓兵于农’抱有较大期望的文化根源？宋代士大夫对募兵的批评当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观乎‘浮浪’、‘游手’之类字眼常被加诸构成士兵的社会成员身上，是否可能同样反映了农业社会对新兴城市人口的偏见？在研究宋代的个案时似乎也要充分预计到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分析道：史家本身所生活的时代，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影响。“清末民初军阀的军队良莠不齐，品流复杂，会否成为近代史家对募兵制度的负面印象得以进一步加强的背景因素”(44)？这就是在传统的主要利用版本、训诂以及相关制度等知识来解读文本的基础之上，更从文本形成的语境以及后世史家解读这些文本时可能受客观与主观因素影响以致造成理解偏差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传世文本所传递的真实信息。它的角度虽然与前辈学者所强调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但从如何真正深入理解文本原意的层面讲，本质相同，也可以被纳入史学基本功——扩充了的——范畴之内。近年的不少论著，在文本解读方面所表现的类似的努力比较明显。
推而广之，学者们在讨论宋史领域的一些流传已久的核心概念时，多注意从观念传播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在研究方法上也与此相似。例如，李裕民经过分析宋代的史实，指出赵宋国家并非“积贫积弱”。在此基础之上，邓小南更从“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这种状况与心境出发，来讨论“积贫积弱”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45)。又如，有学者从不同时期社会背景差异造成的人们对前代历史认识变化的视角，分析近代以来岳飞作为尽忠报国的民族精神象征之形成(46)，也是如此。
在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具体讨论史学研究方法的论著不多。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有李伯重的一篇专文。他认为，目前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认同的关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假说，其实只是一个虚像。这是因为论者采用了“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的论证方法，他称之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样论证的结果是使结论“丧失了真实性”(47)。这无疑反映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个无法避免的困难：由于存世历史信息不足，学者的论证，往往无法依靠广征博引的统计归纳，而不得不采用“举例子”的方法，依靠少数例证来演绎推论(48)。但对所举例证是否具有典型性，往往无法顾及，甚或无法验证。存世历史信息的这种现状虽然无法超越，但是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例证非典型性的推论陷阱，的确更为警惕了。例如在针对前后期历史比较时，由于后期存世文献相对丰富可能造成的论据不对称现象的关注，就是一例(49)。要知某一则存世历史信息是否具有必要的典型性，也必须依靠上乘的史识、广博的知识与严谨的治史态度，审慎分辨，小心判断。
在此之外，学者们关注存世数据性记载分析方法的，似略多见一些。例如郭正忠讨论宋代财政、盐业等相关记载的论著，细心分辨，条梳摭实，不少相当精彩(50)。去年笔者讨论宋代城市人口，强调存世的不少人口数据仅具意象而非实象的意义，正是受前辈学者启迪的结果(51)。
总之，目前具体讨论的专文虽然很少，但对于如何在前辈学者所强调的史学基本功的基础之上，改进“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期更深入、更准确地解读存世历史信息，无疑已经为学者们之所用心。
史学研究的对象永恒不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则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深化。因此，人们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必然会随着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进。近三十年宋史学界在理论方法领域进步的主要体现，既不在于有哪些旧貌换新颜般的弃旧扬新，也没有太多令人惊异的创见，而是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思考研究方法问题。理论方法服务于研究工作，而不是相反，抽象的理论研究意义不大。从实际的研究工作出发来体会、归纳理论方法的要义，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主要途径。每一位理性地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都必然会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史学研究理论方法得以不断改进的基本动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从更为综合的视域与更加多样化的取向以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是改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这正是学术史给予我们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