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假设是你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输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
——《理性、历史和真理》
我们眼前的世界是真实的吗？谁能证明它不是一场梦呢？《庄子》中讲述了著名的故事“庄周梦蝶”——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蝴蝶觉得非常快活，悠然自得忘记了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梦醒了，突然发现自己是躺在床上的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庄子讲得很文艺，而普特南很科学，他问：谁能证明世界不是一套电脑程序？一个放在营养液中存活的大脑，接上计算机，各种程序可以使之产生仍然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幻觉。这就是著名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谁能证明自己不是一颗“缸中之脑”？从理论上说，随着脑神经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的发展，要实现普特南所设想的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科幻电影《源代码》就是一个应用“缸中之脑”拯救芝加哥免于核灾难的故事。主角柯尔特上尉是被列车爆炸案炸得只剩下胸部以上的植物人，被政府放在营养箱中，接上电脑寻找爆炸案的凶手，凶手宣称6小时后在芝加哥市中心制造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核恐怖行动。最终，凶手被绳之以法，而柯尔特得到的奖励是能真正死去，而不必永远处于半死不活之中，做“源代码”计划的实验品。在电影中，“缸中之脑”不仅能接受信号，还能输出信号，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传送给接受设备。实际上，如果柯尔特愿意，他可以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奇怪地活着，永远年轻，甚至长生不老，或者起码比人类长寿多了。
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的美好世界，就是超级电脑“矩阵”（Matrix）编写的程序。所有人都在营养液中沉睡，接受着“矩阵”传来的信息，以为自己生活在20世纪末年的真实世界中。真实的情形是：21世纪，人工智能（AI）大发展，机器人与人类爆发战争并取胜，开始利用基因工程人工制造人类，并将人们囚禁在营养液和虚拟的世界中。主角尼奥知道真相后，加入了真实世界的人类反抗组织，历经艰难之后最终与机器达成和平协议。影片结尾留下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下，先知暗示救世主还会回来。也许，尼奥以为的真实世界并非真实世界，而是机器的另一层更强大的程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尼奥，他不过就是一个程序，一个电子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就像电影《盗梦空间》中，梦可能有很多层，也就是说，你可能梦见自己在做梦。于是，你从一个梦中醒来，还在另一个梦中。那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醒来？主角柯布的办法是转动一个陀螺——如果你还在梦中，陀螺会一直旋转不休。
我们的“真实陀螺”在哪里？普特南之所以提出“缸中之脑”，就是要从反面刺激大家寻找世界的“陀螺”，即有无办法证明世界真实存在、证明“我”真正存在。很多人对“缸中之脑”产生了兴趣。重要的不是一劳永逸地回答“缸中之脑”究竟可不可能，而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促进了认识论、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
实际上，类似的反思源远流长，在哲学史上从未间断。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对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都怀疑，不仅眼前的世界是可疑的，连自己的感觉也是可以的。于是，他产生了庄子式的想法：“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眠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如果一切都是可疑，就谈不上研究了，因为感觉到的可能都是假的，那研究感觉如何会有正确的结论呢？所以，笛卡尔必须要找到无需怀疑的东西，以其为基础开始研究。想来想去，他想到：有一点确定无疑，即我在怀疑在思考，所以“我思故我在”。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等的发展，“我”也开始被人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缸中之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想象一下，如果能把这台计算机中所有程序和信息复制下来，并上传到“云”或网络上，“缸中之脑”是否就实现了某种“永生”？当然，这里的问题是，人脑是不是能够等同于程序和信息之和。如果机器可以复制、模拟人脑，不同的机器可以运行同一个“我”，“我”就不再是确定的。
从目前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水平看，“缸中之脑”问题还没有答案。不过，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终极答案呢？从古至今，西方哲学主流一直苦苦追求确定的东西，清除所有可怀疑的东西。这可能是人类固有的安全感缺乏造成的。从西方文明史来看，“确定性之思”对西方哲学、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当人类知道得越多，感到的无知就越多。我们能不能与不确定的世界和平共处呢？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可道，非常道”，在似与不似之间把握世界。这一点正好和西方思想互补。
（刘永谋等：《哲人疯语——当代哲学思想中的奇谈怪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其余作者均曾为人大科哲点上硕士生博士生：郭朦、王玮、李曈、赵俊海、李慕航、李佩、乔宇和仇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