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纪念希拉里·普特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0 次 更新时间:2016-03-18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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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努斯鲍姆  

哲学家不如焊工的时代

在当今的美国,哲学绝不能被称之为显学。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译者注)不无打趣地说道,“我们需要更多的焊工而非哲学家。”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麦柯瑞(Pat McCrory)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教给人们一些无用的课程,却对找工作毫无帮助!”

在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大受欢迎,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此类学科有利可图。尽管所有的人文学科都遭人白眼,但哲学所受的贬损尤甚——原因不仅在于哲学本身显得无用,还在于哲学对传统的价值观所表现出的威胁。

哲学并非总是如此受人唾弃。纵观欧洲哲学史,哲学始终无法逃脱来自传统和权威力量的伤害。

然而,美国的建立改变了哲学在历史中的遭遇:美国的缔造者们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从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特别是西塞罗和斯多葛学派那里汲取思想养分。作为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代人,美国的缔造者们以服从理性和论证而不是以未经审视的传统为荣。理智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审慎教会了他们很多,这些思想经由他们之手而被融铸到一个新国家的建制之中。

希拉里·普特南死了,唤醒了谁?

3月13日,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是这个国家自建立以来所出现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希拉里·普特南在这一天因癌症而溘然长逝,享年89岁。有幸结识普特南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都会心怀感激和爱去缅怀这位离开了我们的哲人。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希拉里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人性中非凡的慷慨,他真心希望人们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他的追随者。

内心悲伤之余,让我们回顾希拉里的哲学生涯,看看从其中能够获得何种启示:哲学是什么,哲学能为我们的人性做什么?希拉里拥有异乎常人的禀赋,但他坚定地认为哲学不仅是少数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才拥有的奢侈品。和他最喜爱的两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杜威(我个人还要补充那些美国的缔造者们)一样,希拉里认为哲学属于所有的人,它旨在唤醒你我都有的人性。

希拉里的哲学视阈非常宽阔。如他自己所言,“归根结底,任何哲学终将汇集于一种哲学。”他丰富的哲学著述体现了上述思想,普特南在极其宽广的哲学领域详尽阐述了他对核心问题的原创性解释。

实际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鲜有人能够在以下所有领域中都做出原创性和基础性的贡献:逻辑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思想、经济哲学和文学哲学。

如果细究起来,在普特南涉猎的所有哲学领域中,至少有两项是亚里士多德不曾触及的,即“语言哲学和宗教哲学”。(就宗教哲学而言,普特南信仰犹太教,他认为犹太教要求对生命的永久批判)。

在所有这些领域,普特南和亚里士多德有着共同的看法,人类生命的无序状态不能被曲解为一个过度简单的理论,人类生命无法满足简单理论的要求。也即是说,普特南所说的“人类行动的集体混乱”才是哲学理论处理问题的语境和背景。

对人类生命自身状态的承诺使得普特南反对他所处时代的许多流行观点:因为哲学容易受到简单性和还原性等流行思想的影响,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后来风靡一时的用计算机模型理解哲学问题。普特南比任何人都了解物理学,他深知把哲学还原为物理学的危害: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我记得他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过一门名为“非科学的知识”的课程,这门课程非常好,对传统的主流观点持有坚定的批判态度,此时正值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势微。这门课涵盖伦理学、美学和宗教知识,普特南力图证明,设想物理学还原论可以取代这些规范性学科是愚蠢的)他并没有在流行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这一点使得他能够对古希腊哲学充满真诚的热情,逻辑实证主义则对古希腊哲学嗤之以鼻,但普特南认为古希腊哲学有着真正的哲学洞见。

为了认真研究亚里士多德,他学习了古希腊语,并且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心身问题上有重要的洞见,当代哲人应该接着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继续讲下去。

不向非理性主义低下头颅

在与逻辑实证主义保持距离的同时,普特南也跟亚里士多德一样,从来不向非理性主义低头让步,从来不怀疑也不轻视哲学的理论化(philosophical theorizing)。因为,正如他所强调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发明去规范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人类生活的混乱特性中最为深切、最为普遍的方面之一。”他相信我们并不仅仅趋向无序和凌乱,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习惯屈服于权威和压制,而哲学的工作可以抵制这些有害的自然趋向。

大多数哲学家会以论证的方式夸夸其谈,但他们最终难免陷入教条之中,不管新的论证说了什么,大多数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为陈词滥调辩护。普特南的荣耀恰恰在于他从来不死守自己哲学思考的方式。因为他从来都是跟着论证走,常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做出改变并非是受制于外界的压力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兴趣,谦卑的态度使他完全无愧于理性的尊荣。

在197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事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奎因(W.V.O.Quine)在哈佛合开了一门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古德曼和奎因在观点上与普特南差异甚多,于是他们多有争论。在辩论中普特南兴致日增,以至于在某一天中午忘记了哲学系的会议,而跟古德曼在哲学系的大楼中反复辩难。在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普特南在美国哲学协会上发表了主席报告,他用一个精致的论证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观点。——这个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有古德曼的思想,尽管严格而言并非古德曼的。

理性生活实属不易,过去如此,现在依旧。无论你是哲学的门外汉,还是哲学教授,所有人都觉得服从教条要比思考容易得多。我认为,希拉里·普特南的一生给我们这个麻烦重重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高贵的典范:以理性批判反省主体自我的永恒意志。我们的国家——由那些崇尚论证的缔造者们所创建的国家,已成了巧言令色、玩世不恭的人们(柏拉图洞悉此类人有)的玩物。在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巨人的今天,我们对此该有所省识。

(王雪石\译 卢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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