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下场景:
你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他把你的大脑从身体上切下来放到一个充满液体的缸中以维持生命。同时,邪恶的科学家把你的大脑神经末梢和一台超强计算机相连,如果你想抬起自己的手,计算机的反馈就会让你“看到”并“感到”你抬起了自己的手。持续传输的电信号让你感觉一切如常:暮色苍茫、远眺群山,依然是行远天还远、年深惑愈深的感悟。实际上一切不过是计算机传递给你的感觉而已,你已不能行到天涯海角、体味世间百态。你的大脑在缸中,身体早已毁灭。
若缸中之脑的设想是可能的,我们就无法回避怀疑论的古老诘问:“你怎么知道世间的一切不是虚幻的?”据称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中的The Matric的设计也受到了此思想实验启发,这一绝妙构想出自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的名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毫无疑问,普特南是一个充满奇思异想的哲学家。
1926年7月31日普氏出生在芝加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中产家庭,他的父母曾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普特南从小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直到晚年才皈依犹太教。1934年,普特南赴宾夕法尼亚州中央中学读书,遇到了晚他一级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乔姆斯基,从此他们成为终身的挚友和思想上的对手。直到2015年9月,普特南还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批评乔姆斯基的内在语言说。
中学毕业后,普特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数学和哲学的本科学位,先后到哈佛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哲学。1951年,普特南师从科学哲学大家莱辛巴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他在美国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有过相当长的从教经历,1965年移师哈佛执教直到2000年退休。
普特南在哲学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早期以数学和计算机研究起家,对希尔伯特的“第十个问题”做出了实质的贡献,他和马汀·戴维斯一起为布尔满足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斯-普特南算法。在心灵哲学领域他提出了基于计算机模型的功能主义理论,几度成为心灵哲学的正统理论。在知识论领域他提出了广为人知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该实验甚至成为大众文化的热议话题。在语言哲学领域他和克里普克先后提出了语义外在论,有力地拒斥了笛卡尔-弗雷格已降的内在论传统。因其突出的哲学成就,普特南1965年入选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1976年受邀在牛津大学做洛克讲座,同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他的另外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是孪生地球,旨在说明语言的意义不在大脑之中。人们可能会认为,大脑中的思想决定了我们所想到的某种东西。比如“水”这个词的意义就是我们大脑中想到的关于水的一切特征。笛卡尔式内在论者刻画了人们的这种直觉:大脑中所发生的一切思想确定了语言的意义。普特南让我们想象:孪生地球上的水在外观特征上和我们所看到的水毫无区别,都是流淌在江河湖海中、盛放在锅碗瓢盆里、无色透明可饮用的液体。因此我和孪生地球上的我在看到这种水的时候,处于同样的心理状态。如果意义在大脑之中,那么我在地球上说出“水”的意思和另一个我在孪生地球上说出“水”的意思就完全等同,两个词都指称同一种物质。然而真相却是: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H2O,孪生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XYZ,这种不同是我和孪生的我在掌握“水”这个词的意思时没有把握到的。我和孪生的我虽然具有相同的心理状态,指称的却是不同的物质,即具有分子结构H2O的水和具有分子结构XYZ的孪生水。由此可知,意义不在大脑之中,由外部世界确定,这就是普特南所倡导的外部论。认知科学家杰瑞·福多对这个备受学界青睐的外在论腹诽甚多,他曾选用了“水在哪儿都是水”这个吸引眼球的题目撰写过一篇对外在论的批评。
除此之外,普特南最重要的贡献大概要算在心灵哲学领域中提出的功能主义,他一反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和心灵-大脑的类型同一论(何谓心脑同一论,详见逝者阿姆斯特朗篇)。类型同一论主张:心灵状态就是某类特定的大脑状态。而这就意味着只有像我们这样具有特定类型大脑的人类才会具有意识经验。普特南认为像疼痛和信念这样的状态完全可以“多重实现”在老鼠、海星、蜥蜴甚至外星人身上。疼痛这样的心理状态并非一类具体的大脑状态,而是一种功能状态,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物理构造上。类似计算机的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环境里运行,不用考虑硬件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明眼人可以看出,普特南的灵感源于计算机原理。
不过普特南更广为人知甚至遭人诟病的是他多变的学术风格。一开始他坚持形而上学实在论,面临达米特等诸多批评转而接受内在实在论,最后又转向直接实在论。
有人批评普特南善变,他自己的总结发人深省:“我总是不断批判自己的立场,这是我得以进步的原因。”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纳斯鲍姆教授在纪念文章中,也盛赞普氏的自我转变。在她看来大部分哲学家都是立场大过论证,普特南则是例外的例外。她回忆说,1970代中期,普特南在哈佛开设形而上学课程,邀请奎因和古德曼一同参与课堂讨论,奎因和古德曼和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多有不同,时常一起辩论。某日系里午餐时间召开行政会议,普特南竟然忘记了开会,一直和古德曼在食堂大厅讨论哲学问题。是年底,普特南发表就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演讲,他将古德曼的立场完美地整合到自己的思想之中。至于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实际上是他对自己早期功能主义立场的批评。经学家廖平一生六变,普特南庶几近之。一个追随他的哲学家戏称:“希拉里是一个量子哲学家,我不能同时理解他这个人和他的观点。”
普特南堪称美国哲学的活化石:1953年到普林斯顿执教,1961年到麻省理工,1965年到哈佛,2000年荣休。他在美国几大哲学重镇执教长达半个世纪,见证了美国哲学的风起云涌。在《从内部看哲学半个世纪》和《影响我的十二个哲学家》两篇思想传记中,普特南勾勒出了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哲学图景。有趣的是,像普特南这种完全接受逻辑、科学训练的分析哲学家,从一开始对非分析传统的哲学思想便尤为重视:犹太哲学、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他还是继承了奎因的分析传统,在他后期学术生涯中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就是致力摧毁经验论的最后一个教条——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除了学术方面的成就,普特南还热衷于政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反对美国参加越战。1963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反对越战的学生组织。1965年他加入进步劳工党,该组织跟当时的中国和越南一样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反帝斗争,拒绝承认苏联。普特南不仅投身政治实践,还在哈佛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因为过于积极的介入政治,普特南屡次和校方产生争执。有一次普特南的学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身为导师的普特南竟因为参加学生游行迟到了。据称此举引得奎因大为不满。奎因和普特南都是当时分析哲学执牛耳者,但政治立场相左。普特南和乔姆斯基都属于左派,奎因是右派。也许是这个原因,奎因心中的不满情绪后或许更为复杂。据黄近兴教授在《哈佛琐记》中回忆,普特南推崇罗尔斯,而对诺齐克评价甚低:“我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看不起他”。诺齐克属于自由右派,罗尔斯属于自由左派,不知道是不是政治立场的缘故,才让普特南有如此尖刻之论。也曾访学于陈亚军教授在近期访谈中质疑了黄进兴教授的回忆:他认为普特南高度认同诺齐克的学问。二人皆与普氏有过交流,何者更近真实,大概只能存疑了。也许是普特南对诺齐克的评价发生了变化罢。普氏多变,不足为奇。平心而论,普氏治学更近诺齐克,两人都偏好在文章中提出思想实验、构造反例来推动论证。
后来对于加入劳工进步党这件事儿,普氏坦陈这是早年犯下的一个错误。话说当年,普特南在哈佛大学是明星教师,其左派风格于讲课时展露无遗。他不愿高居讲台,而是站在课堂中间,学生只好围成一圈听他论道。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向学生推荐远播海外的袖珍版红宝书。更让人瞠目的是他带领学生冲击过畅销书《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的作者之一理查得·赫恩斯坦的课堂。该书要论证:人的智商主要是天生的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虽然此书在赫恩斯坦去世后才出版(1994),但作者的观点由来已久。难怪左派普特南大动肝火。据闻哈佛管理层对普氏各种惊人言行,束手无策,绝望之至。与普特南多有交流的人都觉得普氏谦和随意、热情开朗,少有人见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1972年,普特南退出了进步劳工党。迟至68岁他才洗礼加入犹太教(犹太人一般13岁就施行成年礼,皈依犹太教),晚年的他进入宗教领域,他的学术也从注重逻辑和科学的哲学转向了关注价值和信仰的哲学。抛开具体立场不论,普特南学术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早期专注逻辑形式化的工作,获得了2011年 Rock Schock大奖。晚年越来越关注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从哲学到文化、从科学到信仰都是普特南心之所系,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中的话:“当哲学不再是处理哲学家难题的工具,而是成为由哲学家培育出来的一种方法,用来处理人的难题,哲学就恢复其本色了。” 哲学家不处理哲学家的问题,哲学家处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个意义上,似乎可以理解他早年的政治活动和晚年的宗教思考。
2015 年10月普特南荣获了尼古拉斯·瑞切系统哲学奖,这是匹兹堡大学哲学系尼古拉斯·瑞切教授设立的一个奖项,用于奖励在哲学思想领域内做出系统性贡献的哲学家,普特南可谓实至名归。普特南的系统性哲学贡献从他出版的著作中可见一斑:《逻辑哲学》(1971)、《数学、物质与方法》(1975)、《心灵、语言与实在》(1975)、《意义和道德科学》(1978)、《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实在论与真理》(1983)、《实在论的多幅面孔》(1987)、《表征与实在》(1988)、《重建哲学》(1992)、《语词和生活》(1994)、《实用主义:一个开放问题》(1995)、《三重奏:心灵、身体与世界》(1999)、《启蒙与实用主义》(2001)、《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崩溃及其他》(2002)、《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2002)、《作为生活指南的犹太哲学》(2008)、《科学时代的哲学》(2012)。
去年秋天我在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访问,恭逢盛会。讲座前几分钟普特南和瑞切坐在前排低头私语,瑞切正当米寿,普特南望九之龄,二人惺惺相惜。一个小时的报告,主题仍然是普特南欲说还休的实在论。当时,普特南西装革履,精神矍铄,毫无衰态。我在信中和社科院哲学所陈德中研究员述及此事,德中兄邀我有机会访谈普特南教授,我一拖再拖。谁成想,2016年3月13日上午,希拉里·普特南教授病逝于芝加哥家中,据闻他受癌症尖皮瘤之困久矣。此时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争未见分晓;围棋新世纪之战,谷歌阿尔法狗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已成定局。政治和人工智能都是普特南曾经关注的领域,只是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普特南学术思想、政治立场一生多变,这变中的不变大概就是所谓追求真理之真诚吧。妄自揣度,多依善意,是耶非耶,以待来君。
2016.3.15匹兹堡梅剑华
《财新周刊》2016.3.19刊发了精简版,这里的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