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些让我们看到了立志不只是要阐释世界而还要改变世界的思想家那昂扬的斗争激情,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生命意义的独到理解。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系统论述生命意义,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发现他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论图景。
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双重维度
虽然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自由因素给予肯定,但在理解生命意义问题上,他们却是迥然不同的两条理论路径。以伊壁鸠鲁为代表的静穆派思想家,试图通过对生命本身的静观去体悟生命的意义,而马克思则深刻洞悉了实践的伟大意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不能理解人的感性活动和人的实践。亦如,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都没有理解,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世界和人本身,而一旦脱离了物质资料生产,整个人类历史都将变成纯粹的理论虚无。费尔巴哈的直观性还会导致孤立地从生物学意义上去理解所谓人的本质,从而将人的本质和生命意义片面化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进而掉入抽象的理论教条。
黑格尔的辩证法深刻地超越了静穆派的直观性和抽象性,他能够在历史性展开的过程里和普遍性关联的意义关系中把握人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所组成的连续的单个实体是永恒的、自我发展的普遍精神,作为它的组成元素间的个人精神不过是在历史展开中的观念体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这种“精神主体”不过是神秘化的唯心主义概念。马克思强调,要在现实历史中观照现实个人,所以当马克思将“人的现实性”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其实构造了以劳动实践与社会性共同构成人的本质与意义的双重维度。同时,马克思扬弃了静穆派的直观性、抽象性和黑格尔的神秘性。人们是在劳动实践中,通过对于他们本质力量的自由实践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人类的劳动实践,不是一个抽象和孤立的过程。人类劳动是社会化的生产,并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展开,据此构成现实性本质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生命意义不是一个抽象和孤立的哲学理论问题,而是在现实历史中围绕劳动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维度展开的革命问题。
资本主义对生命意义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力量是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人类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的意义。劳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正是这种生命活动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人才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只有自觉的生命活动,才可谓有意义。作为“普遍的”和“自由的”存在物,人的意义是 “自由的”和“自觉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和实现。同时马克思强调,人的这种自由和自觉的本质力量,不是呈现为“个人生活”,而是“类生活”。生产不是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社会化生产,所以马克思指出人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会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并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双重维度,展开关于人的本质和意义的探寻,虽然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基础性意义,但马克思并没有将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或人的意义的核心。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实践仅是一种获取物质养分或者说无机身体的谋生手段,那是对人的类特性和生命活动的异化。而且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的历史现实。
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是工人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自由劳动,变成了服从劳动资料掌握者强制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因为劳动成果不属于自己反而控制着自己,因此劳动目的和劳动过程也产生异化。工人失掉了从事生产的自由和快乐,只是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即出卖他们自身而得以生存。劳动的异化使得“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都被异化所扭曲。原本应该凝结自己本质力量和意义成就的劳动产品,变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本来应该体现人自由自觉的本质意义的生命过程,变成了被迫的强制和想不断逃离的过程,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即吃喝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运用人的机能即劳动时,却觉得自己是动物。并且应是协作者的同类——他人,此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彼此对立的异化关系。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性维度也发生了异化,因为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
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实中对人生命意义的异化和摧残,必然引申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及人的解放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必须通过工人的解放来实现。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救赎,要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中解放出来,而这必须通过工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整个人类奴役制是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的,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工人的受奴役的生产关系的变形和后果。因此追求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追求人的解放和生命意义救赎的必由之路。
共产主义实现生命的全面意义
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生命意义的异化是全面的和普遍的。不但工人承受着这种异化,而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承受着这种异化的扭曲。劳动实践在异化中丧失了本质性力量的维度,而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原则,所有人类活动都受到资本原则的宰制,于是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会呈现为普遍的“拜物教”。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人的尊严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一切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所有职业都失去了受人尊敬和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医生、律师、教士、学者都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甚至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家也并不是“拜物教”之上的统治者,本身也仅是资本不断繁殖的工具,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不断面临着破产而被抛入无产者队伍的焦虑。
共产主义实现对现实境遇中人的生命意义的救赎,正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扬弃私有制之后,将改变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产业工人的普遍贫穷。并且共产主义将消灭普遍而显见的阶级性的压迫、剥削和贫困,人的生命活动将从阶级压迫的统治以及对其反抗中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而压迫着人,统治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共产主义不但要扬弃私有制,更重要的还要扬弃“强制分工”,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任何人都不会被局限在特定的劳动分工领域内,而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这才是人的本质性力量: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的真正实现。所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消灭“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劳动不再仅是谋生手段,而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到此时,人的生命意义才获得了最终的救赎。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生命意义不是静观玄览的固有内容,或思辨把握的抽象概念。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及其实现,才是人生命意义得以呈现的现实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