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我在匹兹堡遇到卡耐基梅隆大学哲学系的张坤老师，尽管我当时已经博士二年级，但对于自己要研究什么还是满目茫然，申请去美国，除了“睁眼看世界”，更多的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研究方向。之前本打算以哥德尔做博士论文，但是叶老师觉得十年前用它做博士论文还可以，现在再做没有“意义”。何去何从？仿徨无路。很幸运张坤老师告诉我 Judea Pearl的工作，鼓励我做因果研究，并给我画了一个大大的饼。当时剑华也在匹兹堡大学访学，他也觉得因果模型的研究很有前途，一番说道，并给我划了第二个大饼。说完他就在亚马逊定了一本 Pearl的“Causality: Models，reasoning and Inference”，我当时觉得也过于“率性”，兹事体大，从严从慎，且一本书也几十美元，不便宜。他也斜了我一眼，“那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还在乎钱”，我悚然惊寤，“备下乌牛白马祭礼”，誓学因果。

那时候国内哲学界对于因果的反事实理论和因果模型研究还很少，值得参考的资料也有限。我贸然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又好巧不巧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那学期又没有因果的入门课，所以命运全凭自己掌控，看得那叫一个痛苦。概念和术语理解起来磕磕绊绊，花费了很久的时间，经常一天学完满眼皆是无助的萧然感，几欲撂挑子。

这几篇翻译实在是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感觉非一字一句雕琢不能掌握和理解作者的意思， 所以才拉开架势，一点一点边读边翻译而成。当时翻译也不为发表，纯粹为了理解的需要。感谢蒋运鹏老师，李超瑞师弟和我谈及在“清华西方哲学评论”上搞一个“因果和条件句”的专栏，我才重拾旧简，摩挲整理一番，呈现于众方家之前，至诚恳请批评和指正。

这个专栏有五篇文章，前两篇是大卫刘易斯的“Causation”和“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 and Time’s Arrow”，刘易斯在前一篇文章里给出了因果的反事实定义，并论证了这个定义相较于传统的律则性理论的优点。当然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在于给出了因果分析的一种方法，而在于他所提出的用以探索因果和反事实关系的概念框架(Gerstenberg, N. Goodman, et al. 2014; Gerstenberg, N. D. Goodman, et al. 2015; Imbens and Rubin 2015; Morgan and Winship 2015)，以及当面对批评者的质疑和诘难，他所发展出来的这样一套用来捍卫所提出的分析和构建新分析的概念工具。这些贡献早已经超越了哲学的领域，对于人工智能、统计学、流行病学、法学、心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裘江杰老师校对全文，给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他认真的态度让我动容。

刘易斯的第二篇文章也同样是一篇经典之作，给出了关于时间和因果方向性问题的一个精彩回答，并给出了可能世界的总体的可比相似性的一个加权系统，以回应Kit Fine等人对他所提出的反事实的可能世界的语义分析的质疑。这篇文章在以后的反事实研究中不断被提及和批评，我来来回回有三次试图努力搞懂它皆无功而返，感谢我的老师叶峰耐心和我讨论了很多次，解答了我很多疑惑，并校对了译文。

第三篇文章是Stalnaker 1968年的一篇经典。我们要通过反事实来理解因果，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反事实并用它来未理解因果奠定坚实基础呢？Stalnaker率先提出在克里普克可能世界的语义框架下来分析反事实条件句，刻画我们判定一个反事实条件句的直觉，这种可能世界的方法和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构方程模型加干预的方法有很多共同和有启发之处。

第四篇文章是 Judea Pearl的革命性文章。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人的语言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Boroditsky 2011)。有了因果的语言才能提出因果的问题，提出了问题才有回答问题的可能。“如果我们缺乏确切地表达某个概念的语言， 我们就不能发展出围绕着这个概念的科学的行为。”统计的语言是概率，但是概率却不足以成为因果的语言，而没有一个语言来表达相应的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相应的科学理论的产生。他引入了do-算子作为因果的语言，让这个语言和概率的语言耦合在一起，使得它科学上透明、数学上严格，最终使得因果的研究真正成为可能。这是 Pearl 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

第五篇文章实际上是 Pearl因果模型的小试牛刀，解决困扰统计学和哲学的辛普森悖论问题。是否辛普森悖论像Pearl所宣称的那样，在他的新语言新方法之下已经“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要留待有兴趣的读者去穷研深索，但是以如此轻松利落的方式就澄清了一些困扰良久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一撇因果模型的力量所在。

希望这这五篇翻译对于有志于因果研究的读者而言会起到帮助和导引的作用，省去一些摸索和彷徨的时间。当然它们只是初阶，如果你看完并搞清楚了，恭喜你，你已经站在了一条无尽路途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