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引用信息：刘永谋：《智能治理社会的蓝图：丹尼尔.贝尔的技术治理思想》，《晋阳学刊》2021年第3期。编辑之后正式发表的版本略有文字方面的差别，并略去了摘要、注释等。
丹尼尔.贝尔是20世纪末名噪一时的未来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他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实质上是以他所称之“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技治社会，可以称之为智能治理社会：一方面，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运行和治理当中，另一方面掌握智能技术的专家和机构拥有更大的权力，因而使得后工业社会将完全成为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信息-知识社会。今天回过头来对照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他的大部分观点尤其是关于智能技术与技术治理的观点，还是相当准确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智能革命方兴未艾，极大地推进技治社会全面深入地发展，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基本特征。因此，回顾性地研究贝尔的技术治理思想，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发展趋势非常有帮助。
一、智能预测的技治原理
贝尔研究当代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有两个：一是社会预测方法，核心理念是运用智能技术预测技术以及奠基于其上整个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方法他称之为“概念图式2方法”，核心理念是将社会分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平行结构，进而通过分析三大结构的变迁来判断整个社会的变迁。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是社会预测和结构变迁分析两种方法结合的产物，即通过预测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提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开始进入智能治理社会。
1.技治社会的动力系统
贝尔不断强调，后工业社会理论并非局限于对技术-经济基础的分析，而是对新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分析。他认为，社会的三大结构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变化节奏也不同，而是按照不同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来运转的。所以，中轴原理是某一社会领域运行的基本动力和首要逻辑，中轴结构是其中基本组织结构，对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剖析是研究社会最好的方法。
在贝尔看来，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不同。社会结构即生产性的技术-经济系统，它的中轴原理是功能理性，即最小成本最大产出的效用化和经济化原则，而它的轴心构造是官僚等级制度，同时满足社会分工和协作统一的要求。政治结构主要调整权力的分配，它的中轴原理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表现为民众授权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它的轴心构造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而文化结构主要指的是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它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轴心构造是各种以想象形式开掘、表达人类生存意义的活动。
贝尔预测的后工业社会是技术治理社会。首先，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理论知识的集中与具体化推动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他所指的知识以可以编码的技术性知识为主，因此理论知识中轴原理大致意味着以科学技术的原理、方法和知识来推动社会运转，这符合技术治理的科学运行社会原则。其次，贝尔进一步指出，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研究部门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机构，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或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科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问题，社会等级是以专业技术能力来划定，而提升社会等级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显然，这些新趋势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尤其是其经济结构中，专家阶层处于领导地位，这就符合技术治理的专家运行社会原则。总之，科学运行社会和专家运行社会是技术治理核心立场，故而后工业社会本质上是技治社会。
2.智能技术的基础作用
贝尔所谓的“智能技术”主要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随机过程，线性规划，统计决策链，马科夫链式应依法，蒙特卡洛随机过程，极大极小解，概率论，集合论，决策论，博弈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之所以将它们称为智能技术，原因有两个：（1）智能技术是一种“社会技术，”以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律）代替直观判断；（2）智能技术用于社会预测和实践应用，是因为出现了计算机这个技术工具，否则上述数学理论只有学术价值。因此，智能技术以计算机为基础，研究复杂技术-社会问题的技术，尤其是进行社会测量和预测，不同于纯粹的工程技术。
智能技术在技治社会中扮演关键性和基础性角色。贝尔认为，对社会变化的自觉以及努力控制变化，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但是这只是在智能技术兴起后才真正可能实现。一方面，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战略中心，知识部门成为社会核心结构，国家不能再忽视技术发展，开始大规模地预测、规划和控制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快速发展导致社会不确定性，技治社会希望运用技术方法来对社会发展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智能治理社会运行依赖于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这必须运用智能技术才能实现。这也导致技治社会在智能技术的研发上投入大量人财物的力量，将使之迅速勃兴。显然，当代技术发展支持这一预测。
将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活动，可以称之为智能治理，是当代技术治理最新的技术手段。[1]智能技术如今主要指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一些最新进展，因此贝尔的智能技术概念更宽泛，以社会测量和预测角度来界定“智能”，类似于整个社会获得某种“自觉”，而智能治理属于贝尔主张的技术治理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智能治理只是技术治理的战术新工具，可以在技术治理各个战略措施运用，但智能治理就是技术治理本身，技治社会等于智能治理社会。他的论证逻辑是：现代社会依靠不断创新以及创新管理来运转，必须对创新持有必要自觉，即要预测和控制创新，才能计划整个社会活动，因此：（1）理论知识变得重要，因为普遍抽象理论可以预测未来，（2）技术预测变得很重要，因为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3）社会预测不可避免，预测技术是社会预测尤其是对社会结构进行预测的基础，（4）智能技术必然性兴起，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自觉”的技术。总之，智能治理社会之所以是“智能的”，是因为它能“自觉”自身状态。
3.反思“智能”与预测
智能治理社会必然是预测主义社会。贝尔所指的社会预测，包括对社会现有状况测量、未来状况预测和发展过程的控制3个方面。他投身于社会预测研究，长期主持美国“2000年委员会”。他研究了技术预测、认可预测、经济预测和政治预测等各种不同预测形式的问题，指出智能技术的兴起改变了社会预测的根本面貌，还归纳出12种社会预测的模式。[2]不过他认为，不存在绝对可靠的社会预测方法，各种惊人的预言往往是为了吸引注意和资源。[3]
当前热议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未来学相关的议题如人类未来、大历史、后人类、新技术预测等，再一次吸引学界关注，但在方法上并没有本质创新，主要突破在于可资利用的运算能力和数据库容量的提高。智能技术运用于技术预测和社会预测，并没在本质上改变预测效力。首先，智能技术尤其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理论上可以达到对物理学可测量物的完全测量，但对社会中如思想和情绪等不可物理学测量物仍无能为力。其次，社会预测必须以社会规则运行为前提，不规则运行的社会因极其偶然而无法顺势预测。再次，社会预测亦是社会运行的一部分，社会预测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实现性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最后，对社会进行总体控制，更是被哈耶克等人嗤之以鼻。[4]但是，局部、小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不仅可能，而且人类社会一直在实践。
贝尔认为，智能技术既用于制定社会运行的目标，又用于来实现和控制这一目标。他给作为工具的智能技术赋予强大的意义，甚至说：“后工业的转变意味着工具力量的加强，超越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越人的力量”[5]。如果工具超越自然和人还是工具吗？显然，他对如何定位智能技术矛盾而迷惑，但仍认为智能治理给人类提供新希望。他过于拔高智能技术作为新工具的力量，智能技术的“智能”归根结底源自人，因此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工具是否“翻身”做主人，而是人类如何更好地运用智能技术，更具体地说，人类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意为控制智能技术运用付出努力和代价。
二、智能治理的公正理想
贝尔认为，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等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ct），将会在智能治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他指出，技治社会的特点在于对事的管理替代为政治而作出理性判断，但技治社会的权力并不完全由技术统治论者掌握，尤其在政治领域，权力仍然集中于政客手中，政客与专家、平民与专家时有斗争和冲突。因此，因此，他主张所谓“公正的精英政治”，以平衡技治社会各方政治诉求。
1.专家的领导地位
在智能治理社会中，人们的权力、财富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成长最快的社会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层，快速成长的社会集团试图谋求相应的社会权力。其次，强调行动领域的技术决策，要求专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强调用技术精神或技术理性来治国，而非将治理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最后，技术决策在权力斗争中的关键地位，导致社会权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专家手中。或者更精确地说，技治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是某种知识-权力。
在贝尔看来，权力向知识转移，意味着：（1）人们获得权力的手段转向知识，即声望、地位最终以知识为基础，教育是获得权力的方式，最杰出的人物是科学家，人才培养、教育问题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成就原则取代归属承袭原则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2）知识成为权力的源泉，同时意味着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中轴，成为社会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经验知识退居其次，所以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改变传统的经验论式的政治决策，而转向政治的技术决策。简言之，知识及其促成的计划包括军事计划、经济计划、社会计划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
因此，在智能治理社会中，技术问题很难与政治问题分开，踏上政策舞台的专家既是政治家，也是技术顾问。贝尔认为，此时统治权的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包括专家、公司经理和政治领导人）手中。知识促成政治决策向技术决策转变，技治社会的政治必须考虑科学阶层的意见，科学的精神气会影响科学的行动方式，从而改变政治形态。对此种精英主义（meritocarcy）政治，贝尔十分赞成他指出，“我感到，才能、成就和普遍性的原则是一个有成效的、有教养的社会的必要基础。”[6]他区别了精英主义（meritocracy）和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1）前者所谓“精英“不仅是专家，而后者主张的是科技专家和经管专家掌权；（2）后者的专家认定以证书为基础，即取得高级文凭和专业资质就成为专家，而后者的精英认定以同行认可的成就和能力为实质性认证标准。但是，两者都反对权力的血缘世袭、暴力占据、金钱购买或神授，而是依据某种专业能力而获得，均属于专家政治。
2.专家与政治家、平民
专家掌握技治社会的领导权，贝尔认为主要是在社会结构中，但在政治结构中，专家地位虽高但并未掌握领导权，原因在于专业阶层是分裂的，没有凝聚力。他受到D.K.普赖斯的影响，将专家阶层划分为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4个组成部分，它们并无共同的经济利益基础，共享专业能力至上的精神气质。并且，他还区分了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认为技术统治论理论混乱就是没有做此区分，技术官员属于政治家而非技术人员。在智能治理社会中，技术官员大量出现，是技术官员而非技术人员在掌权，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
在技治社会的科学界中，科层化、官僚化和政治冲突日益明显。贝尔指出，科学的大规模和集中化发展，科技人员和科研经费剧增，导致科学的官僚科层化。并且，四大专业阶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野和争论。科学界急需解决自身的政治问题，即建立科学界的代表制度。但是，科技发展一直要求中立性，要求摆脱政治势力的束缚，保持科学的活力和健康发展。但是，中立性在智能治理社会中造成科学家内部的紧张关系，因为它反对科学界的官僚科层化、政治屈从和极权主义。
除了内部权力斗争，技治专家还面对更严重的外部政治斗争。其一是对技术治理存在敌意的平民与精英专家之间的冲突。贝尔认为，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是技治社会最主要的冲突，民主参与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抗技治主义者。其二是政治家、政府与精英专家之间的冲突。技治政府不断加强对学术制度的控制，学术制度表现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原因有三：一是教育传统上属于公共活动，二是今日美国大学生更多是在公立大学受教育，三是高等教育越来越依靠联邦资助。在技治社会中，大学成为统治集团的文化中心，学术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治考量与学术考量存在差距。
总之，在技治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最终掌握政治权力的不是专家阶层，而是政治家。贝尔认为，技术决策重要性增加，没有减少政治的重要性，相反使技治社会需要更多的政治，并且技治政治更多是有意识选择，而不是盲目投票，主要依靠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他甚至认为，专家必须屈服于政治家的情况，以及平民对专家阶层的攻击，破坏政治领域的理性，最终可能导致技治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衰落。
3.公正精英政治的困惑
与其他的技治主义者相比，贝尔的专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1）泛专家的观点，即专家包含科学专家、技术专家，还包括社会技术专家、行政专家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等；（2）专家分裂的观点，即专家内部有矛盾、分裂和斗争；（3）限制专家领导权的观点，即专家领导权主要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则要被制衡，而文化领域专家权力更要被限制甚至反对；（4）政治领域中政治家、民众通过斗争制衡专家权力；（5）专家认证要从形式上的证书判定走向实质的专业能力认证；（6）专家政治必须要处理好平等问题，否则会走向衰亡。这些观点对于专家政治的合理建构是非常有启发性，切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
然而，贝尔的想法也存在根本性问题。他认为，技治社会肯定走向精英主义政治，而精英主义政治需要规范，因而主张“公正的能者统治”的观点。他区分公正的精英政治和不公正的精英政治：不公正的精英政治导致人们鄙视下层民众，其中的不平等令人反感，而公正的精英政治并非完全拉平社会等级，而是（1）主张平等尊重所有人，同时对精英给予不同程度的赞扬，（2）承认社会地位低下者享有优惠政策，同时接受社会优秀成员通过工作和努力而晋升到更高地位，即认可才能和成就的晋升原则，（3）保持社会开放性，不排除其他途径如通过政治能力登上社会高层地位。总之，公正的精英政治承认人人平等的同时承认人与人之间成就的差异。
在贝尔看来，智能治理社会即使不平等，但仍然是公正社会。他认为平等是技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以往平等观在技治社会中已不能保证社会公正，比如以专业证书作为职务晋升的条件，实质上危害了机会均等，因此追求平等要从机会均等转向实质平等，尽量减少实际的不平等。并且，他强调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对实现平等的基础作用，认为过去200年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
贝尔把公正的精英社会视为最为接近古希腊城邦的理想蓝图，这种城邦是由一个共同探索真理而团结起来的自由人组成的真理共和国，是反对魔法、宗教、形而上学导致的社会混乱的理想设计。他甚至批评了圣西门为代表的早期技术统治论者，因为他们仍然把知识作为权力的从属性因素，没有看到政治决策与技术决策的同一性。显然，这是典型的乐观主义的科学政治乌托邦想法。实际上，所谓公正精英政治不过是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调和形式，带有资本主义公正观的虚伪性：公正的精英社会中权力和社会财富归根结蒂由精英掌握，但是表面上，精英给予民众形式上的“尊重”，以及经济上的“优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这些“优惠”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如何能保证贝尔的“公正”真正得以实施呢？难道靠精英的道德自觉吗？显然，公正的精英主义在现实中难以落实。
三、知识经济的智能运行
关于技治社会的经济生活，贝尔论述了2个最重要的特点：（1）知识本身是很大的生意，（2）经济生活由智能技术的应用而计划化。他的知识观是实用主义的，认为知识就是系统化的有用信息之汇编，而技治社会是知识-信息社会，要对知识生产和流通以及整个经济活动进行计划。
1.信息匮乏催生知识社会
很多人认为，技治社会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最终解决商品稀缺性问题而消除经济斗争。但贝尔认为，技治社会并不意味着匮乏终结，而是出现的新的匮乏，即信息、协作和时间的匮乏，原因在于要处理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竞争。这并未否认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的论断，只是指出非物质性需求在智能治理社会变得更突出。
新的匮乏决定了技治社会新经济的特点：信息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商品。换言之，围绕信息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信息经济在技治社会迅速崛起，技治社会因而成为信息经济社会。在贝尔看来，“信息”与“知识”并没有明确区分，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个概念基本等同。他从传播学、经济学和信息学的角度来界定知识：知识不是某种真理，而是某种“合理”，知识合理性首先在于它能得到社会认可，因而得以传播；被传播的知识具有经济价值，能获得货币补偿，被视为社会资源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制约和管理；在形式上，知识应该服从信息传播的要求，即编码化、程序化、条理化。总之，贝尔所称的知识基本上等同于所有出版形式下文本所包含的信息，就是系统整理之后的有用信息的集合，因此他并不区分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贝尔的知识观切合了当代社会知识爆炸情境下的真实情形。一方面，技治社会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导源于研发活动，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另一方面，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知识领域，科技决定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
2.知识经济的计划性
从经济结构看，智能治理社会是知识社会，技治主义经济主要是知识经济。首先，知识经济的生产对象从农作物、矿石和能源转向了信息，最主要的经济问题是信息的组织、规划以及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知识经济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第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尤其是科研、教育和咨询等信息产业，信息和知识在其中扮演着关键作用。第三，在知识经济活动中，知识劳动者如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第四，知识社会中的主导技术从原料技术、能源技术转向信息技术或知识技术，而生产方法越来越依赖于新兴的智能技术。第五，知识经济的工业生产以科学为基础，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科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第六，知识经济首要经济资源是是人力资本（即专业技术能力），科技人员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如何培育出更多的专业人才成为技治社会经济运行的关键问题。第七，在各种知识形式中，技术知识最为重要，术成为区分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技术发展扩大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关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今天看来，贝尔对当代知识社会的论断，的确反映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的趋势。
技治社会所有的知识经济活动，带有很强的计划性，主要表现在它通过智能技术，用模型、模拟、系统分析和决策分析等办法，为经济问题寻找更为有效和合理的解决办法。贝尔认为，除了经济活动之外，技治社会试图在各个领域都施行计划，因而是更加有意识地制定决策的计划社会。概括起来说，贝尔关于计划社会的主要观点包括：（1）社会计划与社会预测紧密相连，重视社会预测必然会重视社会计划；（2）技治计划活动以智能技术为基础，智能社会预测提供可供选择的未来，计划意味着社会选择和社会决策；（3）社会计划是整个社会而非个人通过某种公共机制来选择和实施的；（4）社会计划重视社会指标的制定，以测算经济进步的方向、程度和目标；（5）社会计划让复杂经济活动变成了某种新型社会工程，但计划问题的本质仍是价值观问题，而非纯粹的技术问题；（6）经济活动计划性增强导致政治日益参与经济决策，也导致政治决策的技术性越来越强；（7）计划活动不仅预测变化、控制变化，甚至根据预定的目标来制造变化。必须要指出，贝尔对社会计划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主张计划经济，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的实际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贝尔特别强调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计划和控制。首先，在技治社会中，知识问题同时是社会问题，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当代知识不仅在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分化，即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和专业。分化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发展的固有逻辑，而是根源于科学本身的社会组织之分化。所以，控制知识实际上是控制知识生产和流通的社会组织。其次，在各种知识机构中，大学扮演着科学家基地的作用，因此技治社会必须重视对大学的控制，重视科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最后，要注意知识部门与军事部门、政治部门之间的一体化关系，防止利益和权力的共谋。
3.智能技术-经济决定论
贝尔在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才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他认为，《资本论》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图式。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图式1”，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图式。“图式2”则详细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变化，即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三大结构变化。贝尔认为，图式1是简化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图景，图式2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图式1。在贝尔看来，图式1、图式2是平行的，图式1并不更为根本，虽然马克思认为图式1更为根本。贝尔的观点否定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关系，将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活动至于平行的位置，显然曲了马克思的理论。
按照概念图式2描绘的图景，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观点。也就是说，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划分依据的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三大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如图式1所要求的所有制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因此苏联、美国虽然在图式1中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在图式2中都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出现了相似、共通的转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更加广泛的社会进程即工业体制的变种，有可能在后工业社会中汇合成某种新型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兼而有之的市场计划体制。这种观点根本上有悖于唯物史观，试图抹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属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趋同论”的错误观点。
在社会发展方面，贝尔主张知识（技术）形态论，即知识（技术）发展从本质上决定社会形态，属于技术决定论的一种，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形态论即生产力水平从本质上决定社会形态是不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形态论似乎可以作为生产力标准的某个侧面补充。对于贝尔而言，工业社会转变为技治社会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其中智能技术扮演关键角色，因为智能技术使得技术预测和经济控制成为可能。
虽然贝尔多次强调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他起码在经济领域是彻底技术决定论者。概括起来说，他辩解的理由是：（1）后工业社会是技术决定是合乎，但之前其他社会不是，（2）技术-经济轴线只是一种分析社会的轴线，还可以从其他轴线分析，（3）文化领域技术决定论不起作用，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激烈冲突。显然，他将技术决定论同于坚持“科学技术决定社会发展”。实际上，技术决定论有很多变种、很多形式，不一定完全坚持“科学技术决定社会发展”的逻辑及其演绎展开之结论。在两个意义上，贝尔是技术决定论者：（1）第七可以从不同的轴线透视社会，但他选择从技术发展角度透视，说明他认为技术轴线最突出或最有价值，（2）后工业社会是知识-技术为中轴的社会，意味着后工业社会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决定论的。
四、技治社会的文化批判
技术决定论者又分为乐观的悲观的，贝尔属于比较乐观的决定论者。也就是说，他对智能治理社会的总体评价不错，也承认它可能有些问题。除了对平等问题的担忧之外，贝尔对技治社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他主要从两方面探讨智能治理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即（1）技治社会的意识形态状况，（2）技治社会的文化冲突，他的文化批评主要是在后者即文化冲突方面。
1.技治社会的意识形态
贝尔对技治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描述，一言以蔽之，结论是技治社会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此即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换言之，在技治社会的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终结论”占据压倒性位置。但是，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与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有关。
贝尔归纳了“意识形态”一词4种常见用法：（1）意识形态是能动的，思想可以型塑或决定现实；（2）所有思想都是意识形态，是有条件、有阶级性、有局限和社会决定的；（3）意识形态是对某种特殊利益的合法化说明；（4）意识形态是社会规则，是一套用来动员人民行动的信仰系统。而意识形态主要有3大功能：（1）社会向其成员说明自身的合法性，（2）将社会普遍价值内在化和清晰化，（3）进行社会动员，苏联是典型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7]而他“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信念体系’，而是把它看作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8]，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断定其世界观是真理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不是但宣称自己是真理，但到了技治社会，意识形态的非真理性被认清而必然衰亡。
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在智能治理社会中，19世纪以来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叶已走向衰落，新的地方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丧失意义，因为两种社会体制出现趋同的趋势，相互之间可以进行相互借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终结论”主要观点包括：（1）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人类思想最终去魅，激进乌托邦理想被抛弃，更意味着持续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2）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革命终结，以往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争论失去意义，技治社会中不再有以乌托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3）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技术决策而不是对理想的追求，成为技治社会最重要的任务；（4）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科学技术是技治社会判别真假的惟一标准，因为贝尔认为科学是反意识形态的；（5）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以意识形态为业，由宣称掌握普遍真理，而转变为熟悉某些问题的专家；（6）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西方知识分子接受分权、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的“政治共识”；（7）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战失去意义；（8）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以真理为名为不道德的行为和奴役人民的现象做辩护的现象必须终结；（9）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19世纪那种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由知识分子提倡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在亚洲、非洲兴起了地区性的、工具性的、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新意识形态，而“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9]
贝尔把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技治社会思想领域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他认为技治社会是去意识形态的社会。在贝尔看来，“技术性决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前者是计算性的、工具性的；后者是感性的，表现性的。”[10]然而，意识形态终结论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意识形态是建基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系化、理论化社会意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某种阶级统治进行辩护。由此来看，意识形态终结论主张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汇合为技治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率先迈进技治社会，所以这意味着全世界走向美国、走向资本主义。从阶级立场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为专家阶层争取更大社会权力的思想体系，即使一再以知识和智能技术的逻辑来论证，仍然摆脱不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实际上，贝尔从实用主义立场看待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因此他以知识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主张不能获得客观的非意识形态性之证明。进一步而言，意识形态终结论可以弱化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性，抹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实质上起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总之，意识形态终结论是技治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今天看来，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但没有终结，而且经常可能会激化。
2.技治社会的文化冲突
贝尔认为，传统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结构虽然中轴原理不同，但由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但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三大结构日趋分裂，成为技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其中最尖锐的是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难以遏制的根本性冲突。在技治社会中，文化的中轴方向是反体制、反传统、反道德遵从的，社会结构则是按照经济化模式和技术统治论模式而确立的。技治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利益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化中轴对当代文化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兴起，冲击了传统资本主义清教主义和精英文化，而经济结构目标是获取效益，文化结构目标是自我表现和满足，这必然会导致激烈冲突，造成严重的文化问题。清教伦理在技治社会衰落，享乐主义盛行，资本主义精神新生阶段并生的“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现在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宗教冲动力基本丧失。因此，文化体制与技术－经济体制的紧张关系最终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最严重的问题，文化反抗是技治社会的最重要的冲突形式。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的学生造反运动，就是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的文化造反运动的突出例子。
在贝尔看来，现代主义是经济冲动一支独大的产物，有三大特征：[11]（1）现代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轻视集体秩序；（2）现代主义追求即时的反应、冲撞的效果和同步的煽动性，摒弃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宇宙观；（3）现代主义重视传播媒介的运用，以传播效果评价文化。而现代主义催生大众文化兴起，在20世纪中期逐渐取得了文化领域的霸权，导致了如下文化问题：（1）现代主义干扰了文化的统一，瓦解了传统清教主义世界观，整个技治社会出现信仰危机；（2）“现代文艺的贬值，是由于它突出‘自我表现’，并抹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别”[12]；（3）现代文化是对大众趣味的让步，并因此而堕落；（4）现代文艺不是严肃艺术家的创作，而是大众的文化共有财产，是新式时尚的变化，“与其说这类玩意儿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counterfeit culture）”[13]；（5）现代主义催生的大众文化看似火热，实际上是庸俗、粗鄙和无聊的东西，导致中产阶级享乐主义盛行，民众沉溺于色情。总之，贝尔对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是极为不满的。
技治社会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贝尔寄希望于政治结构和政治家的协调。他认为，“假如当今世界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话，那么最有可能行使控制权的便是政治机构。”[14]经济职能从属于社会目标是20世纪下半叶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最要历史转折，这促成政治秩序成为社会的支配体系，只有政治结构才能解决技治社会中包括控制技术变革在内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在技治社会中，社会组织的首创力主要来自政治制度。因此贝尔主张，在技治社会中，社会三大结构中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转变带来的问题，比如现代文化出现导致的与传统对立的问题，知识阶级崛起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问题，最终都依靠政治制度的创新加以解决，政治是最终控制和管理的力量。
如贝尔承认的，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技治社会文化状况的批判有启发性，但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大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贝尔对文化的革命力量抱有很大的信心，视之为反抗资本主义经济压迫的主要途径，但是将大众文化看作文化对经济利益的投降产物，因而对大众文化大加鞭挞。大众文化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但是它的诞生打破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这本身是一种文化革命。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文化，而不是将它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实际上，传统文化、精英文化中也有很多糟粕。其次，不能认为大众文化盛行的技治社会是没有文化的社会，而技治主义是文化的最大威胁。不能否认，当代技术发展尤其是最新的传媒技术和信息与通信（ICT）技术的兴起，支撑起大众文化的兴盛，给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带来挑战。但是，技术发展并不决定文化发展道路，不同的文化形式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发展自身。并且，技术与文化并非对抗的关系，相反技术发展给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多新手段和更大的平台。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尔描述的文化冲突背后实际是专业阶层之间争夺文化权力的斗争，即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争夺文化领导权。他支持精英文化意味着要赋予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更大的权力，而技术专家可以在技术性的大众文化中大有所为。他理解的“知识分子”类似于哈贝马斯，主要由记者、编辑和媒体人等等组成，而不包括教授、学者，更不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按照他的想法，知识分子将专业文化、高深文化通俗化传播给普通大众。现在社会文化领域大众文化一支独大，文化领导权被技术专家、普通民主所分有，贝尔对此不满。并且，意识形态的衰落意味着以意识形态为业的知识分子大为受挫，让贝尔更感技治主义对思想文化的威胁。显然，贝尔思想过于保守，他不能想象一种劳动人民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化。
五、结语
以智能技术的社会预测和控制为基础，贝尔从社会、政治和文化三大结构的变迁描绘智能治理社会的蓝图，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问题，敏锐地观察到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技术治理趋势，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出一些补充。尤其是智能技术在当代治理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很好地把握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的特点。但是，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存在着许多错误，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他对技术理性与民主政治、人的解放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考虑得还不够深入，虽然考虑了智能治理的一些问题，但基本上赞同技术治理的总体主义推进，即将整个社会按照技术治理的逻辑来安排，这种看法过于乐观。智能治理社会将是高效社会，但同时是高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因而对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的后果，必须要做研究、预测和防范，谨慎推进，妥善处理，引导智能治理向造福社会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