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40多年间取得举世震惊的发展成绩，也让所谓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热门。以往的中国研究，早先把中国当做某种惊奇，或者某种异域，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后来在冷战格局下把中国当做敌人，成为某种知己知彼的国际政治对策研究。今天不断兴起的中国道路研究，以承认中国发展成绩为前提，试图解读中国不断崛起的“密码”，甚至以此作为对照，反观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状况。

虽然此种反观还有些扭扭捏捏，但是以承认成绩为基础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情况。即使成绩得来被解释为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威权主义，但承认的“基本盘”非常清楚明白。

比如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北京的雾霾在短短几年明显消退。一些外国学者比如夏竹丽（Judith Shapiro），在新书China Goes Green中以“威权环境主义”（authoritarianenvironmentalism）来总结中国环境治理的经验，并着力反驳有些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中国式的威权主义环境治理方式的羡慕和推崇。

在今年2月份加州伯克利的在线研讨会上，我跟夏竹丽说：以前保护环境不力，一些外国人批评中国为经济牺牲环境，中国人的健康权受到威胁；现在保护环境有力，一些外国人又批评中国用威权（authoritarian）方式治理环境，中国人的自由权受到威胁。那么，中国保护环境也不行，不保护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没有办法照搬美国，因为大家也看到：美式民主制很难为保护环境而采取集中措施，而这又是保护环境时常常必须的方法，而且上一届特朗普政府退出相关环保条约，反映出很多美国老百姓不支持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觉得这些政策牺牲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但是无论如何，就像以Mao’s War against Nature成名的夏竹丽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发展的成绩。后来，她单独给我来过邮件，说China Goes Green对中国环境治理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正面的。

大家知道，以前中国即使被西方褒扬，都是古代的东西，而且带有莫名其妙的曲解、美化甚至杜撰。今天，当代中国的发展成绩以及未来趋势，已经到了不承认都不行的状态。

在我所在科技哲学领域，以往在国际上中国元素是很少的，有也是某种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猎奇探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同行认真地借鉴中国的思想资源，来解决面对的现实问题。比如，在气候变化的热门研究中，有些人试图从儒家思想资源中，寻找开启新思路的办法。

在技术治理领域也是如此。最近我和合作者发表的英文论文“The rule of virtue: AConfucian response to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technocracy”，提出技治应该与德治可以互补，被主编认为非常重要的想法。此时，古代的思想资源不再是知识考古学研究，而是作为活的东西与当代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成功的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我将类似的想法统称为“技治中国论”。大致可以将技治中国论为分为两种：激进的一类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完全由技治专家掌权，温和的一类认为当代中国已转变为由党务干部和技治专共同掌权。技治中国论者均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已经从社会主义转向技治主义。显然，技治中国论的基本立场是错误的：当代中国并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

但是，技治中国论者对技术治理的强调似乎抓住中国改革开放某一个侧面的经验：运用好技术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治理研究可以视为一种技术哲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研究，主旨是借助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

我所谓的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显然，在人类文明史上，类似的想法源远流长。

举数据治理为例。中国古代就有掐指一算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阴阳术数和奇门遁甲传统，但是只有到信息革命、智能革命深入推进的数字时代，数据治理才可能真正落地。在西方，数据治理的梦想在16、17世纪催生了统计学的诞生，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就是其中标杆性的成果。

除了今日随处可见的智能治理，即将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活动中，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成果，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化后的社会科学成果，均被广泛运用于当代社会运行当中。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

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从这个侧面上看，我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技治社会。

而此次新冠疫情更是给技术治理的推进，提供了一波强大的动力。自然技术如者如病毒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化学等方法，来筛查和治疗病人，研制疫苗和对症药物，社会技术如公共卫生学、公共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方法，有章有法地隔离人群，共享信息，调拨物资，维持秩序。“集中力量办大事”，关键是社会技术的运用。

中国抗疫行动成绩有目共睹，政府对专家意见给予充分重视，但成功最关键的不是科技水平更高，而是社会隔离实施得好，即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配合，体现出中国更高的技术治理水平。当然，新冠疫情的技术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并非中国国情使然，而是技术治理本身存在缺陷，需要学界认真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和升级，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与40多年前相比，中国的治理水平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但是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在其中，提高中国社会和政府运用技术治理手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服务的能力，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因而中国国情之下的技术治理理论研究，使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中国治理现代化之推进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