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引用信息：刘永谋：《行为科学与社会工程：斯金纳的技术治理思想》，《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编辑之后正式发表的版本略有文字方面的差别，并略去了摘要、注释等。
自冯特创立以来，实验心理学就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以此来证明学科的合法性。之后华生提出心理学行为主义进路，强调“行为心理学的事业是去预测和控制人类的活动”[1]12，可以说他已经看出心理学用于建构乌托邦的力量。显然，如果心理学能够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就可以用它来改造个体行为，使之符合社会总体目标，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效率，朝着“完美社会”的方向前进。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蕴含一种以心理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治理路径。
作为华生之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应该是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显赫声明最初来自他的行为主义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1948）。维基兰德认为，开始心理学研究之初，斯金纳就坚信他的工作的社会价值，但只是自认为获得人类行为的科学理解之后，才将行为科学（即行为主义心理学）用于改造社会的人类事务中。[2]83在另外两部名著《科学与人类行为》（1953）、《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中，斯金纳提出一套如何用行为科学来构建更好社会的社会工程理论。
在斯金纳看来，心理学应当是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包括人在内的有机体行为的一门科学：有机体的行为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函数关系，心理学研究这类函数关系的具体内容。在内外环境中寻找与人类行为有关变量，然后通过操纵各种变量，可以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进而使人类行为研究成为科学。因此，行为科学包括了一套改造人的行为的行为技术，可以运用于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此即斯金纳所谓的“行为工程”。他主张行为工程不应该是零散的，而应该对社会文化进行总体化的文化设计，但设计方案实施应该逐步推进。他设想了名为“瓦尔登湖第二”的行为工程社区，描绘出行为技术治理的理想社会——它之所以是理想社会，不在于社会成员是否喜欢，而在于最可能在进化长河中生存下来，因为“考虑自身生存的文化是最可能幸存的”[3]60。
和其他技术治理路径相比，行为主义技术治理别具特色：它实现社会运行目标的方式是改造和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种技治路径可以称之为“个体改造路径”，斯金纳的理论是其中一种。对斯金纳的技术治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加深对“个体改造路径”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技治基础的行为科学原理
技术治理将自然科学技术的成果运用于治理活动之中，斯金纳技治方案运用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以行为科学是技术治理的基础和出发点。行为科学区别于其他心理学流派的根本特点是坚持行为主义，这也决定了斯金纳社会工程理论的特色。
1.行为主义科学观
在斯金纳看来，传统心理学仍然包含诸多形而上学的因素。他主张对人的研究要科学化，反对认为人类行为具有独特性而将其排出在科学之外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均属于有机体，行为模式具有相同的规律。他将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称为行为科学或人性科学，即通常所称的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是行为科学的哲学基础。[4]6在认识论上，行为主义坚持操作主义科学观，将科学定律视为操作规则，把科学目标设为获得一系列可以实验操作的有效程序，并不关心是否通向真理，或者说，真理在操作主义者眼中等于可操作。于是，科学属于操作行动，对客观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
在方法论上，行为主义主张科学的任务是建立和验证函数关系——“通过验证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来证明函数关系的有效性，是实验科学的实质。”[5]217所以，行为科学方法第一步是观察有机体及其所处的环境，第二步是发现有机体行为与环境变量的一致性，第三步是明确相关操作规则，提出行为定律。行为定律不一定多么严格，却是有用的操作关联假设，比如学习理论就是如此[6]。
在实践论上，行为定律通向对有机体行为的预测和控制，斯金纳虽然早期有些犹豫[1]，最终将预测和控制认定为行为科学的重要目标，并且认为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将使社会获益良多。不过斯金纳所称的控制，不是随心所欲的控制，而是要在遵循行为定律预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自变量来求得相应的行为结果。
根据行为主义科学观，行为主义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是：人是所处环境的产物，特定的环境变量引发人的特定行为，因此对变量的观测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人的行为，而对环境变量的调节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人的行为。行为科学通过实验研究环境变量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用函数关系描述人类行为，环境参数是自变量，而人的行为是因变量。这种函数关系代替之前行为的因果关系解释：只寻找环境-行为之间的函数关系，而不追究其中是否有因果关系。由于行为科学中的函数关系是概率性的，而非绝对的，因此行为科学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或降低行为发生的概率。因此，统计学是心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7]
2.破除心灵主义
斯金纳指出，要坚持行为主义科学观，必须要破除传统心理学的心灵主义和内省法。行为主义主张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或制约（可称之为环境主义），而传统观点主张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心灵或内部状况驱动的（可称之为心灵主义）。斯金纳认为，内部状态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外部自变量，尽管“意义”和“含义”这种说法表面上指行为的特征，但却暗指自变量。诸如“友爱”、“混乱”、“聪颖”等词同样是表面上描述了行为的特征，而实际上却是指行为的控制关系。”[5]33因此，行为科学取消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区分，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种完全的物理语言的描述。
在斯金纳看来，心灵主义无法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于是杜撰“内在人（inner man）”的观点，作为人类行为的内在原因。人就分裂为内在人和外在人，内在人象司机驾驶汽车一样驾驶着外在人。“‘内在人’的功能的确是提供了某种解释，但这一解释本身不能得到解释，由此，解释便中止在内在人这里。内在人不是过去历史与现实行为的中介，而是产生行为的中心。它的作用是发端、产生、创造。如此一来，就象在希腊人心目中一样，它成为了神圣莫测的东西。”[8]12内在人是神秘莫测的形而上学概念，阻碍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可能，行为科学第一步就要破除内在人概念。破除了内在人观念，不用试图寻找自主人的心灵、人格、心理状态、情感、个性、目的、意图、自由意志等等，才能扫除行为科学研究的障碍。[9]3
斯金纳还指出，“内在人”观念不光存在于心理学中，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当中。比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属于某种内在人解释方式，必须要破除，走向行为主义经济学。[10]
与破除心灵主义相应，行为科学要彻底抛弃内省法。心灵主义讨论有机体行为的过程，假定在刺激到反应之间，存在中间状态即心灵。如何研究心灵？传统理论依赖于研究者的自我反省即内省法，内省结论无法科学检验。斯金纳否定心灵的存在，举了个例子：如果机器人与人一样行动，对刺激反应一样，就无法区分机器人和人，即使机器人没有感觉或想法，这样的机器能造出来，就证明心灵主义是不需要的。[4]15当心灵不存在，内省对象也就不存在。华生都保留了内省法，说明斯金纳比他更激进。
2.坚持环境主义
与心灵主义相对，环境主义主张有机体行为受环境制约。为什么呢？因为有机体行为具有相倚性（contigency）。这是行为科学的重要概念。所谓相倚性，指的是有机体对外界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之后，反应的结果或经验将使得有机体今后在相似环境中可能产生相似的反应，换言之，有机体行为相倚于之前导致该行为产生的刺激和该行为的后果。所以，有机体行为是后果选择（selection by consequences）的：某个刺激导致某个行为，产生某种后果，该后果反过来会决定在该刺激再次发生时候该行为是否会再次发生。人的某种行为如果得到奖励，就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反之如果被惩罚，出现频率就会以越来越少。因此，人的行为变化取决于所处的环境与之互动的结果。
斯金纳认为，进化论用后果选择替代了目的概念，即进化方向是环境选择出来的，而非朝着某个目的前进的。他归纳了3种后果选择，即自然选择、操作选择和文化进化，指出人类行为便是这三种后果选择的结果。[11]51-58有机体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复制自身，包括复制基因控制的行为模式。环境类似时，行为模式才能运行良好，环境变化后则需要新的行为模式，这便是繁殖过程中出现基因突变的功能。最终环境对基因突变进行自然选择。操作选择是相倚性联系的建立和变化过程，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新行为的发生频率根据后果增加或减少。而文化进化选择的是社会行为，此时其他社会成员构成社会环境，行为的后果不光是自然后果，更重要的是社会后果或文化后果。上述三种后果选择催生三种人类行为进化方式，即应答性条件反射（respondent conditioning，即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和文化实践进化（evolu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s）。斯金纳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后两种选择方式上。
按照斯金纳的术语，引起有机体行为的外部诱因即刺激，而由它引起的行为即反应；刺激与反应结合为反射，即刺激产生的干扰传到中枢神经再“返回”到肌肉。反射分为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全部条件反射均以非（无）条件反射为基础，反射反应只是有机体行为的一小部分。非条件反射如膝跳反射，是先天遗传的结果。条件反射只是增加了控制刺激，没有增加新的反应，而人们可以实际上一直利用条件反射过程控制人的行为，比如升国旗时的情绪反应便属于条件反射。
人的行为多数是条件反射行为，包括应答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后者由于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随时发生，数量更多，也更为重要。应答性条件反射由刺激直接诱发，与已有的非条件反射成对出现。“虽然刺激在不断地影响着有机体，但是它们和操作性行为的关系却不同于和应答性反射的关系。简言之，操作性行为是自发性的而不是诱发性的。” [5]102
操作性条件反射包含刺激、反应和强化三个方面。刺激是反应伴随着强化的诱因，既触发反应，也导致后果，而有机体要分辨刺激和后果。分辨行为体现了有机体的自主性，尤其在分辨的抽象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用某一红色亮点刺激鸽子反应，到它对其他颜色亮点没有反应，到鸽子对红色做出反应，这就从分辨前进到抽象了。
在斯金纳看来，人类行为之所以走向文化进化，是因为人具有独特的语言行为。按照他的理解，语言行为是通过他人中介的强化行为，通过进化的语言环境强化才能型塑。[11]89也就是说，语言不是说出来的语词，而是说话者在语言共同体中的语言行为，语言共同体塑造和维系说话者的行为。语言行为涉及另一个人，另外的人是环境因素，语言相倚性和其他相倚性是一样的。“由此，语言产生了文化，文化也是相倚性行为的集合。”[3]31换言之，文化进行是社会中操作选择的总体。
4.反思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与彼时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工具主义化的操作主义紧密相连。斯金纳承认实证主义对他的影响，专门回顾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分析它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重要影响。[12]107-109他将实证主义大体分为3种，即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属于第三类。行为主义明显受到布里奇曼操作主义的影响，甚至可以视为操作主义从物理学扩展到心理学的结果。[13]行为主义反对“内在人”概念，反对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区分，要求对人的行为用物理语言进行描述，符合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和统一科学的基本立场。实际上，纽拉特等人已经提出了“行为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在纽拉特的术语中，社会学不是今日理解的狭义社会学，而是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等所有对人的社会学维度研究的学问。
在《关于行为主义》一书中，斯金纳概括了20种对行为主义的批评意见，并在最后一章中进行了逐个反驳。[4]第14章“总结”一些人批评他的还原主义立场，坚持人的行为不能与动物完全等同。一些人批评他走向了机械主义，把人当成自动机器。一些人批评他否定艺术、科学等创造性活动，不能研究深层次的心灵问题。一些人指责他过于简化，把实验室研究扩大到社会当中。甚至还有人认为行为科学形式上像科学，实际不是科学。对于后果选择，也有人提出一个没有“最初能动者”的批评，类似牛顿思考的“第一推动者”。[14]而一般认为，加西亚效应（Garcia effect）质疑相倚性强化概念——有的操作反射很容易形成，有的则形成不了，这与生物遗传有关——撼动了行为主义的科学地位。[11]174
无论如何，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主张很有积极意义。科学方法或许不能解决人类行为的所有问题，但是缺乏科学向度的人类研究必定不充分。还原主义有问题，但没有一定程度的还原不会有科学。而行为主义一定程度上是还原论的，同时又是一定程度整体论的。他们对人类行为的还原，停留在行为单位即刺激-反应层面。理论上说，华生认为肌肉运动和腺体分泌可以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但他的研究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向行为单元复合的方向前进。他认为，刺激-反应行为主要是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人的简单动作往往涉及许多条件化的行为单元，一系列后天习得的条件反射形成人的习惯，而所谓人格就是习惯的集合。也就是说，华生看重的是条件反射→习惯→人格的研究路线，而斯金纳看重的是强化→设计→文化的研究路线。两条路线都反映了新旧行为主义对人的预测和控制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是行为科学最高的目标。
二、控制人类行为的行为技术
在强化相倚关系中，控制刺激和后果可以引导反应。这对于人类行为同样有效，即根据行为原理和行为定律，对环境加以改造，可以改变特定行为发生的频率，进而改造人的行为模式。将行为科学运用于人类行为控制领域所得的技术，斯金纳称之为行为技术。行为技术的关键是通过操纵强化（即行为频率变化的现象）实现对有机体行为的控制。
1.设计强化改变行为
强化意味着改变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提高或减少反应的频率。斯金纳用实验方法，仔细研究各种强化现象。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对强化进行设计，在一定时间内作用于有机体，可以解释和预测有机体的反应及其频率。当强化停止，反应发生频率降低，斯金纳称之为操作的消退。
斯金纳划分了两类强化物：“一类是给予一些东西，叫正强化物。一类是剥夺或消除东西，叫负强化物。我们把由于呈现负强化物而产生的结果叫做惩罚。” [5]69-70正强化让人感到愉快，如金钱、赞誉等，负强化反之，如责骂、劳累等。惩罚给行为者带来不快的东西，或者取消令行为者愉快的东西，受到惩罚后行为者倾向于终止或避免该行为。有时，斯金纳也将惩罚列为单独一类强化现象。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具有强化作用的事物可能存在极大差异。在斯金纳看来，文学艺术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强化物，而“人格”、“自我”实际上是早期经验强化形成的行为模式，能持续很长时间。它是可以调节的，并非什么本质的东西。
在行为的实验分析方面，斯金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了强化操作表（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操作表包括类强化物、迁移、差别强化、间歇强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强化可以分为连续性强化和间歇性强化，后者又分为固定间歇强化、变动间歇强化、固定比率强化、变动比率强化，它们各自有其特点。根据上述发现，斯金纳提出，既然人的行为取决于环境和强化，那么完全可能通过改变环境和运用各种强化手段来改造和控制人的行为。斯金纳的强化操作表被广泛用于教育、宗教、工业、商业等广泛领域。[15]16
2.行为控制不可避免
人无时不刻不处于环境制约之下，人的相倚性行为完全由环境所决定，而遗传基因决定人的非条件反射行为。因此行为科学认为，人并非自主的，也不存在所谓“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类行为永远被环境所控制，人不可能摆脱所有控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人也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社会控制不可能完全消除，除了完全脱离社会环境。总之，人不可能摆脱环境依赖性，因而控制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存在脱离一切控制的绝对自由。
在斯金纳看来，改变人类行为主要有4种方式，行为技术是其中之一，其他三种传统方式包括：（1）纵欲或享乐的方式，（2）清教徒式惩罚方式，（3）药物改变身体状态的方式。传统方式也与改变相倚性联系有关，但只有行为技术才是明确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行为改造方式。[3]64-66行为技术对人类行为的改造，并非随心所欲的操控，必须遵循规律安排环境，引出所期望的行为结果。
斯金纳区分了两类行为控制：有害控制和有利控制。他赞同趋利避害的享乐主义，认为人可以努力摆脱有害事物或不利控制，通常所说的自由实际指的是躲避了有害控制的状态。在负强化和惩罚控制当中，很多都是令人厌恶的控制行为，要尽力避免。趋利避害的自由行为并非源于人对自由的热爱，而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倚性联系作用的结果。所以，追求自由的关键在于：（1）避免和改变环境中的有害控制因素，（2）促进并完善有利控制。“自由意志”是虚假的形而上学概念，自由是一种争取自由的行为方式：“一切生物的所作所为，都是要使自己从与有害事物的接触中解脱出来，通过一种被称为反应的相对简单的行为来获得某种自由。” [8]25因此，“这下一步行动，不是将人类从控制中解脱出来，而是去分析和改变他们置身于其间的种种控制” [8]41，即自由行动应该对各种控制形式加以仔细研究，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而不是对所有控制形式一概加以否定。据此，斯金纳批评传统自由观将自由视为摆脱一切控制，这既是错误的，也完全不可能实现。更重要的是，虽然传统自由文献洋洋大观，在反对专制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因为错误观念而遮蔽与自由有关的真正问题，把人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引向错误的方向。
3.自我控制、控制他人和机构控制
斯金纳仔细研究了行为控制的机制，将行为技术分为三类，即自我控制技术、控制他人技术和机构控制技术。运用它们控制人的行为，即他所谓的行为工程。
包括人在内的有机体能够直接改变影响行为的因素，减少惩罚性反应的发生概率，成功躲避惩罚会强化该行为，这就是自我控制。自我控制包括控制反应和受控反应两部分，控制反应可以作用于受控反应的变量，改变后者的发生概率。由于自我控制的外部结果和刺激有些是自然界提供的，但多数是社会提供的，社会应该对大部分自我控制行为负有责任。因此，自我控制是社会性的。斯金纳并不认为自我控制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自由负责。实际上，他倾向于减弱对个人创造性的强调，将创造性视为人类群体对环境的适应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控制与控制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实施的行为技术也类似。斯金纳归纳的个体控制技术主要包括：（1）物理限制和辅助的技术，如紧身衣、手铐等；（2）改变刺激的技术，如糖衣胶囊；（3）剥夺与餍足；（4）操纵情绪条件；（5）使用厌恶刺激，即激发逃避行为；（6）通过操作性调节强化自己的行为；（7）自我惩罚；（8）转向别的事情，等等。斯金纳归纳的控制他人技术包括：（1）物理控制技术，这是最有效的；（2）非强力控制技术，主要包括操纵刺激（如在买衣服的地方装镜子），强化控制（如工资和行贿），厌恶刺激技术，惩罚，剥夺和餍足，利用情绪，药物使用等等。
在社会中，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社会行为，或一群人适应环境的社会行为。社会环境对社会行为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因素：（1）社会强化，即涉及到其他人的强化；（2）社会刺激；（3）社会事件，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领导和服从，语言事件等；（4）群体行为，即通过群体产生的强化，效果大大增加。群体的重要特征就是对每个成员施加控制，而被控制者在群体中也是控制其他个体的群体的一部分，导致自私行为在群体中会被压制。
和机构控制相比，个人控制的力量很微弱。即使是群体对他人的控制，也属于伦理上的控制，将行为分为正确或错误两类，而机构控制则带有强制性，把行为划分合法（合规）或非法（违规）两类。斯金纳归纳的机构控制主要包括：（1）政府控制，包括各种强制控制（主要有警察组织和军队来执行）、伦理控制、经济控制、教育控制和宣传控制的技术措施。在斯金纳看来，法律是将事实控制编撰为文书，政府控制不能过于偏重于强制的惩罚力量。（2）宗教机构控制，主要方法是扩大团体和群体控制。（3）心理机构控制，主要是讨论心理学、心理诊所、精神病医生等对社会的控制。斯金纳认为，社会控制导致副作用，导致个体和群体的伤害以及反控制，心理疗法可以缓和社会控制的副作用。（3）经济组织的控制，主要靠金钱来强化行为。（4）教育机构的控制，“教育强调的是行为的获得而不是行为的保持” [5]378。机构控制同样运行许多可操作性和程序性的行为技术来实施控制。
斯金纳主张对行为控制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各种控制的效率，造福社会。比如他努力将行为科学原理运用于教育活动中，形成独特的行为教学技术，尤其设计一种教学机器，来教学生学习拼写和数学，基本原理是通过教学环境的改变，或者说有关教学的刺激的变化，来强化学习行为，提高学习效果。[16]30在他看来，人的学习和鸽子学习是一样的，同样符合强化相倚性的行为定律。
4.行为控制的限度
华生和斯金纳都是说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但是就他们认为“心灵”概念是形而上学而言，控制人的行为等于控制人的全部。按照福柯的术语，行为科学属于规训知识，目标是改造人的行为。比较起来，斯金纳比华生的控制欲更强，因为华生的学习理论重在描述，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重在改造。
斯金纳公开主张用科学方法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将自由视为控制形式的问题，即“自由是可接受的控制形式” [4]180。这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对此，他曾进行过辩解：“一切控制都是由环境实施的，因此，我们要为之努力的是设计更好的环境而非更好的人” [8]81。这种辩解很无力，因为改造环境与改造人在行为科学中是一致性函数关系，人类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环境改变，两者根本无法分开。
如果人类行为都是环境控制的结果，就根本谈不上自主和创造。改造环境也好，改造社会也好，包括控制他人也好，都是受控行为。换言之，完全没有什么控制行为，有的只有受控行为。人类完全陷入宿命论的罗网中，根本没有一点松动的可能。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改变了环境，同时肩负控制者和受控者双重角色：改变环境意味着实施控制，改变了的环境又会对人进行控制。但是，人实施控制是不是“命定”的？斯金纳提出行为工程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也是复杂的相倚性强化的结果。
斯金纳区分有害控制和有利控制，想以此解决自由问题。按照他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目标，比如教唆人杀人，只要强化形式能让人接受，均属于自由的范围。这导致他坦然接受思想操纵，将之划归于思想改造法，属于行为技术的一种。重要的不是人的思想应不应该被改造，而是应该采取令人愉悦的改造方式。当思想改造法采用惩罚的办法来进行，比如饥饿或体罚，或者偷偷摸摸进行，或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明显权力不平等时，虽然改造效果明显，会被人斥之为“洗脑”。换言之，洗脑如果令人愉悦，斯金纳是接受的，比如赫胥黎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设想的服用致幻剂“苏摩”来消除反社会情绪。按照斯金纳的观念，人并没有稳定的人格、思想、自由意志、信仰、目的和观点，因此就没有什么“思想”让人改变，或“脑”让人去“洗”。显然，他对思想自由的观点太过惊骇世俗。
人类无法逃避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和控制，在这一点上斯金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行为控制不能仅仅区别形式上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行为控制的限度：在合理的限度内，控制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超过限度控制就变成操控，侵害人的自由。我认为，控制与操控的界限起码要考虑：（1）改造行为的目的，（2）改造技术实施的强度。无论是诱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精确到某个人行为的技术改造均非常危险。社会控制目标必须是统计学性质的，而不能是机械确定性的，两者之间的缝隙便是多样性的空间。
进化论对斯金纳的影响很明显。行为科学对人的控制，要借助对环境的改变或控制来实现，因为人的行为终极目标是适应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主张环境——它称之为社会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他更多是从阶级来讨论的，而行为主义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个体的人。这是行为主义最大的问题，统计学意义的东西不能变成机械决定的东西。就算自由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种技术问题，自由技术在哪里实现、在哪里锚定，斯金纳的观点太过激进，精确到个体的控制，在技术上是不科学的，以宗教、教育和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群体的、统计学意义的控制是技术治理的界限。从技术上讲，精确到单个人的控制必然面临巨大的反治理压力，非常容易崩溃。
人们接受的教育和宗教的行为改造工程，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个体，坚持有教无类和博爱。第二，改造主要在群体层面来进行，而不是精确某一人某一事。第三，强调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所谓内化来保证一定程度的自由。自由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界限内的技术事务，既不是如斯金纳所说的根本不存在，也不是一句人生而自由能简单概括的。
三、总体而渐进的文化社会工程
既然人的行为可以用行为技术来改造，那么可以用行为控制的办法努力促成一个更好的社会，此即斯金纳文化设计理论的主旨。文化设计的对象是社会环境，即通过控制环境诱导有益于社会的人类行为。文化设计试图将社会统合起来考虑，但斯金纳承认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是一种总体设计而渐进实施的社会工程战略。
1.文化设计的原理
在斯金纳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在各种相倚性联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习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行为模式的集合体，构成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社会个体行为受到环境制约，文化-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的作用更大。换言之，一个社会通过文化自变量调节对成员行为实施环境控制。
斯金纳认为，文化可以被总体设计，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可以有意识地规划，此即为文化设计，社会立法、社会计划均属于文化设计的例子。文化设计思想明显包含乌托邦的倾向。“简言之，一种特定的文化是对行为的一种实验。”[5]402文化设计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实施行为工程来控制个体行为，努力实现社会目标，属于总体化的文化社会工程。
为什么要设计文化呢？斯金纳认为，社会文化和生物一样处于进化选择之中：任何文化都处于不断演化中，既可能生存，也可能灭亡。文化是由成员承载和传递的，成员越多，文化生存下去的机会越大。如果一种文化对环境适应能力不行，成员得不到帮助他们生存的东西，就可能消亡。文化传递是拉马克式的，即它发生的改变可以传递。文化也可以向其他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竞争和选择。要想使文化长存，必须运用行为科学原理和技术，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即考虑哪些行为需要修正、保持或取消，据此安排相倚联系，从而改造既有文化。
因此，好的文化便是能更好生存的文化：“生存是我们据以评判任何文化的唯一价值，任何可促进生存的习俗行为从定义上讲都具有生存价值。” [8]124而好的文化设计便是设计出好的文化：“一种设计很好的文化是一套相倚性强化，生活于其中的成员以维系文化的方式行动，还能应付突发情况，以未来会更有效地做事的方式发生改变。”[3]55显然，文化要长存，一是要设计出最有利生存的相倚性联系，二是有效实现自身对成员的行为控制，即将文化设计真正能落实下去。注意：文化设计的目标是更好，而非最好。显然，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文化，而且内外环境不断变化，更好、最好都不可能确定，文化必须不断变化才能生存。
斯金纳主张全面对既有的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理由主要包括：（1）西方文化太过依赖于消极控制形式，运用太多负强化和惩罚，因而社会成员在行为科学意义上并不自由。惩罚可以消除或保持某种行为，也可以形成厌恶让有机体躲避。斯金纳认为，从长远看，惩罚对于被惩罚者和执行惩罚的机构都不利，降低了团体的工作效率和满意感，因此“用其它方式减弱操作就可以不使用惩罚” [5]179。（2）既有文化设计不自然。他认为，设计自己的文化是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虽然设计得并不好。[11]18当代西方文化设计的重要问题是：自然相倚性腐蚀、被破坏，这是西方生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自然环境选择出来的相倚性有利于生存，但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的逻辑，强化出许多非自然的行为模式，比如太多感官刺激等等。[11]20-24（3）外星文明压力。斯金纳认为，在外星文明和地球文明碰撞之前，人类文化发展面临尽快发展的压力。[11]17
2.如何设计文化
斯金纳详细讨论文化设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观点如下。
（1）个人、集体和文化三层次价值目标平衡。显然，在文化设计中，存在3种不同层次的目标价值，即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就是说究竟以个人的生存，还是以社会生存、文化生存为设计目标的问题，因为这三种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斯金纳的观点是，文化设计要充分考虑三方面的诉求，努力达到平衡和统一。
（2）面向未来进行设计。后果选择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工程期待未来的满意后果，新文化要在未来环境中生存，因此“问题不是设计一种现在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而是未来身处其中的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3]56文化设计包含着纠正过去错误的意味，而当代人生活在过去设计的结果中，所以当代人对今天的文化设计不满意很正常。
（3）文化设计要渐进实施。文化工程是运用实验室知识来进行文化设计，社会环境远比实验室复杂，因此文化设计必须逐步前进，防止简单化和齐一化。就渐进式主张而言，斯金纳与波普尔关于社会工程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波普尔反对总体化社会工程，只容许小规模社会工程。[17]
（4）社会控制要温和。首先，要减少有害控制，鼓励有利控制。其次，更多地鼓励自我控制，减少他人控制和机构控制，更多地使用非物理的强制。斯金纳认为，“社会所巩固的好行为都是通过自我控制的练习。” [5]306这类似福柯所讲的主体化过程或自我技术。最后，慎重使用政府控制。社会惩罚主要由政府实施，减少政府控制，实际上将控制交给其他机构以更温和方式来实施。
（5）文化设计的反控制。行为技术是一种工具，文化设计者可能出于私利而恶意使用之，因此必须考虑对文化设计的控制。其一，安排有效的反控制，使得两者保持平衡，比如不同目标的机构控制相互制衡，其二，保证设计者或控制者必须生活于他所设计的文化中，控制者同时也是被控制者，防止文化设计者成为超越于社会控制之外的独裁者[4]187。
3.文化设计的缺陷
技术治理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社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和趋势。斯金纳运用行为科学和行为技术来设计社会环境，帮助提升社会运行状况，不失为一种有启发的意义的思路。但是，他的文化设计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
首先，个体、集体和文化目标冲突在实践中很难达到完全平衡和统一。斯金纳认为，文化要生存，就要尽可能地帮助成员生存，成员不能生存，文化就会灭亡，因此两者目标可以达成一致。但是，少数人与集体目标不相符的情况总是存在，有利于个体生存，可能威胁集体和文化的生存，而且文化设计考虑的又是未来人的生存，更会加剧不一致的情况。当目标冲突发生，斯金纳明确地强调集体和文化，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压制个体主义。这无疑埋下极权主义的隐患。控制令人厌恶与否取决于个体感受，如果对于文化生存有利，实在不能消除的令人厌恶的控制，斯金纳坚决要保留，所以他才容忍“洗脑”。
其次，文化设计理论没有完全解决设计者问题。社会设计需要总体设计者，具体落实到各处需要控制者。按照斯金纳的理论，设计者应该由熟悉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家来担任。显然，大家会担忧科学家会不会成为随心所欲的“科学王”。斯金纳认为不必担忧，因为“科学也不是自由的。它不能干预事件的过程；它仅仅是事件的过程的一部分” [5]420。这种辩解说无力的，设计者当然可以专门设计有利于自己的控制，比如不得干涉科学家的工作。斯金纳还提出一种预防措施，即设计者不能控制[3]58-59，这也不能完全消除疑虑。实际上，他在内心中把行为科学家当成毫无私利的圣人，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表明这不切实际。
再次，政府可能干预文化设计，以扩大自身权力。斯金纳提出，文化设计政府时，要以促进人类更好生存为目标，尽量缩小政府，减少政府强制力，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当前实际状况下，大规模的文化设计和实施，必然是政府来进行组织，否则行为科学家只能纸上空谈。因此，政府在文化设计中地位举足轻重，让它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过于理想化。
第四，文化设计理论无视人类尊严和人类权利。这两个概念均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即人有自由意志，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皆为人主观创造，人类尊严和人类权利便是对自由意志的肯定。斯金纳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人的任何举动包括美德都是环境控制的结果，这否定人类尊严和人类权利。于是，行为科学以科学为名，实际却站在人类的对立面。斯金纳以人类更好地生存为文化设计更高目标，失去尊严和权力的人类生活不会令人满意。
第五，文化设计否定所有价值标准。与尊严和权利类似，行为科学也否定价值观念。斯金纳认为，任何价值判断实质上是关于事实的判断，道德规范不过是客观相倚性联系的反映。所谓行为的好坏，不过是它可能受到正强化或受负强化和惩罚，而这是行为科学事实，好坏不过是对该事实的虚幻感受。在现实社会中，人类行为大部分要考道德规范来调控，可以想象完全否定道德规范会导致何种社会失范状况。
第六，文化设计理论存在不少矛盾。从基本思想来看，文化设计中许多想法都是常识，只是用行为科学进行论证。从行为单元到人的复杂行为，行为科学并没有说清楚，用于实际控制并没有清晰的操作价值，迄今为止的行为科学控制理想更多停留于理论层次。斯金纳承认反控制的必要性，说明社会控制的矛盾之处，这也决定控制不能精确实现，精心设计的文化注定会走样，甚至可能完全失效。如果文化设计没有科学的精确性，而只是某种哲学或文化学的理念。
最后，文化设计理论与技术设计理论一样都存在根本性的循环论证困难。芬伯格提出过技术设计理论：技术代码中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技术因素，在技术代码中可以通过引入不同社会因素来实现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而当代社会是技术决定的，不同的技术发展道路就可以改变现代性的路径，不同路径将提供不一样的技术因素来参与技术代码的确定。斯金纳提出文化设计理论：文化即社会环境，是可以被主动设计的，主动设计的文化将改变人的行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包括引起人们行为改变的社会环境。究竟是社会环境改变人，还是社会环境改变人呢？按照环境主义，人的一切都是受控的，怎么可能主动设计文化呢？
四、斯金纳的技治乌托邦构想
斯金纳指出，行为科学提供的行为技术，最终指向一种高效文化的乌托邦目标。[3]39详细讨论了文化设计的原理、方法和注意事项，他能设计出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对此，斯金纳主要在《瓦尔登湖第二》（1948）中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加以勾勒，1976年该书再版时增加的题为《重访瓦尔登湖第二》的序言，以及1984年的小说《乌有乡消息，1984》[11]第3章，对名为“瓦尔登湖第二”的行为主义社区进行补充说明。《乌有乡消息，1984》非常有趣，设想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1950年并没有死，而是化名布莱尔住进“瓦尔登湖第二”，并与它创建者弗雷泽有过交往和讨论，最后死在那里。显然，斯金纳是以这种形式来与奥威尔进行思想交锋，在小说中奥威尔最后赞同弗雷泽的想法。
1.“瓦尔登湖第二”
“瓦尔登湖第二”组织和运行的目标是实现美好生活，包括4个方面：（1）好的健康状况，（2）不快乐的劳动最小化，（3）锻炼、发展天分和能力，（4）放松和休息。行为工程的设计目标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18]165-168据此，它坚持最小消费和非竞争性两条原则。最小消费原则指的是经济上要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就可以减少不愉快的劳动时间。这继承了梭罗《瓦尔登湖》中的思想，故名之谓“瓦尔登湖第二”。非竞争性原则指的是既有的社会竞争性太强，要代之以人际和谐合作的小社区，反对个人竞争，提倡人与人之间的高效配合。换言之，斯金纳理解的社会运行效率主要是不浪费和不因争斗而损耗，如此高效社会同时也是美好社会。
在政治领域，用小规模社区取代大规模的社会，这可以减少和避免传统意义的政治活动，无需选择新型政治领袖或创建新型政府，因为“小社区是采用新类型的指令，不受政府官员、政客和教师组织干涉的理想场所。” [18]8“瓦尔登湖第二”没有建制化的政府、宗教和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斯金纳认为，行为工程社区可以不断扩大和扩散，甚至可能在全世界实现永久和平。
社区成员在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是平等的，不存在攫取更大权力的情况。行为科学家是社区的设计者，但在其中并没有特殊权力，没有干预社会的权力，更不会是独裁者。社区决策机构是规划师董事会，6名规划师，3男3女，任职10年，不连任。规划师责任是保证社区成功，制定政策，审查经理们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司法职能。但是，规划师同样必须参与体力劳动。
董事会成员从经理提供的人选中选择，社员不投票选举董事会成员。社区在各个方面如食品、艺术、牙科等都有自己的专家，出任经理，经理分配工作任务，也要参与体力劳动。经理必须有能力，真正关注社区福利，不是通过选举，而是以能力不断升迁。专业培训的费用由社区支付，基本没有个人私有财产。
在经济方面，“瓦尔登湖第二” 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和工业。社区采用工分制，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避免工作性质不同而导致的阶层差别。社区成员经济地位人人平等，没有阶层差别，没有炫耀性消费，主要生产必要生活消费品，回收一切物资，尽量少工作。没有有闲阶级，人人参与体力劳动。人人适度工作，孩子在很小年龄参加工作。每天8小时工作制，提倡每个人快乐而创造地工作。社区商品和服务免费，没有货币，实行工分制。个人财富基本没有，社员创造的财富属于整个社区，实行经济上的准公有制。
在社会生活方面，“瓦尔登湖第二”营造人人平等合作的和谐文化，反对给某些人比别人更大的名气和社会声望。社区成员用餐时段分开，机械化方式洗碗，实现效率最大化。发展家政技术，减少家务浪费时间，尤其要解放妇女。每个人到了16、17岁结婚，18岁的女性生第一个孩子，22、23岁结束生育投入工作。
行为工程认为，家庭是古老的社会形势，必须要改造。在社区的指导下，男女凭个人感情结合在一起，双方保持独立性，分房居住。出现问题，接受社区心理学家的辅导，孩子由社区的公共机构抚养。
将行为科学运用于教育过程，对不同年龄段孩子，采取不同的强化安排，让学生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教学侧重于学习和思考的技巧，具体课程学生自学。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自然融入社会生活。一种情绪对于社区不再有用，就用行为工程技术加以消除，反过来要强化好的情绪。一岁以内的婴儿住在社区中的育婴设备中，1-3岁幼儿住在集体宿舍中。运用行为技术，让小孩子在群体中接受积极情感，避免父母的消极情绪，因而没有嫉妒等消极情绪，培养快乐等积极情绪。
“瓦尔登湖第二”只区分规划师、经理、工人和科学家四类职业。但是，没有纯科学，只有应用科学，纯科学有兴趣可以业余时间搞。但是，科技目标只是必要地节约劳动，不“制造”不劳动的有闲阶级，因而科技对于社区并不多么重要。社区中没有宗教，个别成员的信仰问题，可以通过心理学家进行干预。社区成员制作的所有电台节目都可以播出，但节目受到监控，没有广告。
“瓦尔登湖第二”制定有法典，向所有成员解释，让所有成员熟悉。但是，社区基本不对成员实施惩罚，没有警察局。传统社会往往通过惩罚来消除个体不良行为，而“瓦尔登湖第二”则运用正强化技术，引导成员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行为主义社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社区，但却是基本上没有惩罚的社会。社会成员遵守社区规则，每个人过着“自由”（或者说“感到自由的”）而和平的幸福生活。
2.情绪控制的梭罗主义
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出版后非常畅销，不久就有一些参考该书的行为主义社区在美国各州进行尝试性实验。当然，这些社区如今基本上关门，幸存的比较有名的是弗吉尼亚的双橡树（Twin Oaks）社区，2019年底还有不到100人的社员。
某种意义上说，“瓦尔登湖第二”是梭罗主义与行为工程的结合体。各种资料显示，现实中以行为主义为名的实验社区与其说是行为主义的，不如说是梭罗主义的。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提出一种克制欲望、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个体伦理学，在经济上以尽量少消费为特点。梭罗主义者发展出一小群人互助式的生态乌托邦社区，颇有中国道风小国寡民的味道。再加上内部公有制、计划经济、完全或半完全与世隔绝以及宗教或准宗教的生态信仰，在现实中可以实施。“瓦尔登湖第二”在这些方面并无不同，它突出之处是以情绪工程为核心行为工程在社区中的普遍运用，但现实社区中并不突出。
再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行为主义社区的规模问题，斯金纳的设计是小规模的，社员数百人，再大就要分裂。那么，行为主义乌托邦能否大规模实现呢？人类世界应该回到以几百上千人为单位的零散状态中吗？这有些类似史前的原始部落时代，准确地说是行为控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很难说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瓦尔登湖第二》明确地宣称社区维持一种扩大的家族秩序，内部家庭结构弱化乃至消解，而整个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准公有制在规模和框架上，和中国传统血缘聚集群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区别在于细节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斯金纳采取对社员的行为主义控制，中国传统是对成员进行道德教化控制。斯金纳把思想控制视为行为控制的一种方法，而道德教化是把所有的行为控制都建基于思想控制之上。按照斯金纳的观念，道德教化属于较少强制性的控制方式，属于应该提倡的范围。
就技术治理而言，除了行为控制尤其是情绪管理，“瓦尔登湖第二”的设计创建不太多。斯金纳设想的职业等级制、非民主提拔以及行业管理，将国家视为经济体而非政治体，取消货币等，与技术统治论者斯科特设想的乌托邦相同。[19]“瓦尔登湖第二”公然提倡个体精神层面的情绪控制，称之为伦理训练或情绪训练，希望把社员改造成平和情绪的人，进而实现整个社区的非竞争文化。首先，诸多研究表明用技术方法洗脑，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但做不到完全改变人的情绪状态。其次，用技术方法实现情绪控制，同样可能走向专制。斯金纳的意思是，科学原理如此就不是专制。但是，以科学为名以的专制仍然是专制，否则“优生学”造成的种族隔离和屠杀不会臭名昭著。最后，当行为主义社区林立，它们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竞争关系，会影响社区内部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中，行为主义社区要与现实社会进行物资交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瓦尔登湖第二》出版于1948年，纳粹的极权主义国家倒台才3年，可以想象它的出版引起多么大的争议。很多人直接痛骂斯金纳是纳粹余孽，如罗杰斯声称：“行为科学也成了当代世界的恶魔之一。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中，对行为科学应用于社会后的发展趋势最真实、最直白的描述已经或正在引起大量令人最担心的关注。”[20]226。还有人指出，“瓦尔登湖第二”社员完全没有自由，有的只是类似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中狗的“自由”，自名为“瓦尔登湖”，实际背离了梭罗的自由精神。[21]154-155如前对自由、控制和文化设计的分析，《瓦尔登湖第二》很难洗脱极权主义倾向的嫌疑，如废除选举、四职业划分以及情绪控制等。对此，斯金纳回应道，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可能导致类似《美丽新世界》的极权主义乌托邦，但行为科学不会，因为它所依据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强调有机体的主动性，尽量避免令人不快的控制技术。[3]50-51可是，令人愉快的专制仍然是专制，仍然不应该接受。
有人指责《瓦尔登湖第二》威胁当代民主制。实际上，这本书将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意愿，视之为“善意的骗局”、“愚昧的专制”，行为主义社区“有民主的优点，却没有它的缺陷”。[18]70-74斯金纳用科学否定民主完全错误，科学应该为民主服务，而不是相反。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技术治理并不一定与民主相冲突，而是可以在民主制下发挥自己的力量。
然而，《瓦尔登湖第二》的流行，说明它抓住当代西方社会运行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1）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被欲望扭曲，（2）恶性竞争，为了发财致富无所不用其极，（3）情绪失控，人们普遍心态扭曲，极端情绪泛滥，（4）个人主义严重，威胁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最终表现为社会个体行为失控，而斯金纳主张从调节个体行为入手来改善社会运行。这非常有见地。并且，他一改传统调节个体行为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方法，力主用科学方法来调节人类行为，即使行为科学有各种瑕疵，仍不失为极富启发的社会改良办法。
五、个体改造、社会工程与美国传统
1.“个体改造路径”
技术治理主张将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运用于治理活动之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坚持科学运行社会和专家治理社会2条基本原则。圣西门以下，技治主义纷繁复杂，被技治主义者用于运行社会的各门自然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颇多，比如泰勒主义主要应用物理学、机械力学和管理学，凡勃伦和斯科特主要应用物理学、能量哲学和统计学，纽拉特主要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加尔布雷思主要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布热津斯基主要应用计算机技术和地缘政治学，丹尼尔.贝尔主要应用他所谓的“智能技术”……而斯金纳运用的是心理学，与他类似的是H.G.威尔斯主要运用生物学和心理学来构想技术治理乌托邦“世界国（World State）”。两人运用生物学和心理学成果治理社会，都属于技术治理的“个体改造路径”，即通过提升每个社会个体的行为，来实现技术治理的目标，即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社会可以从治理人入手，或者说治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治理人，包括治理人的行为、道德、劳动技能等等。从治理人的角度，可以规划诸多不同的技术治理方法。反过来，反技治主义者反对的正是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到对人的治理活动中——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文化、宗教和教育的治理手段是人性的，而科学技术方法太过于严苛。从人的角度来设计技术治理路径，更容易想到的是“专家遴选路径”，也就是挑选某些科学技术专家来领导社会改良，来实现技术治理的目标，比如凡勃伦主张“工程师”来领导，加尔布雷思主张“科技专家阶层”来领导，泰勒实际上两条路径都重视，即既要由管理工程师领导劳动，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技能的科学培训。[22]
进一步而言，威尔斯与斯金纳的个体改造论实施方案不同。威尔斯希望用科技方法来改善的是人类的道德水平，可称之为“人性进步法”。他认为，未来技治社会中的人不仅在身体素质上，而且在智商和道德水平上远远超过今人。而斯金纳否认有什么人性、善恶和道德，实施的是用科技方法来控制个体行为，使之合乎社会整体目标，可称之为“行为控制法”。
并且，威尔斯与斯金纳的技治目标也不同。实际上，斯金纳与威尔斯都相信自然进化与道德进化无关（人类进化不一定会通向更高的道德水平）。威尔斯用科技手段来弥补道德进化，而斯金纳直接用行为科学取消所有的人类价值，或者说将道德问题完全转变为科学问题。在技术治理的效率目标上，威尔斯与许多技治主义者一样，主要将效率局限于经济效率上，相信技术治理最强大的功能是用科学技术实现社会物资极大丰富，而斯金纳的效率目标主要集中于不浪费、非竞争和幸福：富裕和消费并非效率，平静和谐的幸福生活才是高校生活。因此，斯金纳的技治理想不一定富裕社会，也可能是贫穷社会，这种想法让斯金纳在技治主义者中独树一帜。
2.心理学社会工程
二战以来的心理学主要有三大流派：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21世纪之交则出现认知革命，行为研究逐渐转向认知研究。但是，决定论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社会工程观念一直居于现代心理学的主线位置。决定论指的是心理学坚持人的心理状态被既有的东西所塑造，无论这种东西是先天的心理结构或基因，还是说是过去的事件，总之人心理状态是有规律，而不是偶发的、无规律可循的。有了这一预设，心理学才成为，摆脱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羁绊而独立。比如，“过去”在精神分析中指的是幼年的经历，特别是某些创伤性的经验，而在行为主义中指的是过去积累刺激-反应模式。
如果决定论成立，很容易让心理学家想到，决定论意味着人的行为或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因而可以运用心理学知识来改善人性，进而改善社会，这便走上社会工程的路子。只是在如何改善人性的问题上，大家看法不一样，比如，行为主义主张通过强化调整反射活动而改变个体行为，精神分析则主张通过调整心理平衡而达到自我理解和自我改善，两种方法都指向对环境的适应。无论如何，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自信心理学可以给社会带来福祉。
斯金纳对自己主张的行为工程亦是如此自信。他发展了桑代克的学习效果律，即在几种情境反应中，能带来满足的反应模式将被习得，这与斯金纳强化理论的原理一致。强化理论用实验方法对强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得到了斯金纳强化表。如果希望社会个体均按照某种推荐方式行事，则可以通过环境-条件的调整对此进行强化，而“某种推荐方式”在斯金纳看来是可以实现人类群体的和谐和平，应当进行推荐。
当代心理学社会工程的观念，承接达尔文主义者如高尔顿的想法。和高尔顿相比，斯金纳没有抛下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高尔顿的社会工程也进化论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在他看来，人的心理特质是遗传并进化的，可以通过社会工程促进优胜劣汰的进程。如果社会由有德的人组成的社会更适应环境，就应当让有德男女婚配，一代一代筛选而改进人类的天赋和德性。反过来，对德性低劣的社会成员如罪犯、精神病和醉鬼，应该采取限制生育等方式来实现“优生”。
两类心理学社会工程主张都招致了强烈的反对，而优生学最后在纳粹的犹太人清除计划后声名狼藉。20世纪之交，很多人精英主张人性改造计划，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人性改造计划的危险到底在哪里呢？从技术上看，优生学臭名昭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主张正面的提升，而且主张负面的铲除。优生学意味着有些人必须消失，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过于残酷。斯金纳采取是正面提升的方法，众人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1）自由问题。很多人认为，精确到个体的行为塑成就是剥夺自由。（2）推荐问题。良好行为模式由谁推荐呢？行为主义者将人性改造的手段和目标统一起来，这极其危险。
值得指出的是，斯金纳和高尔顿的心理学社会工程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即忽视了意义在社会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社会工程中，必须要考虑意义工程，也就是通过“虚构”来匹配社会工程的意义系统，不存在没有意义系统的治理系统。
2.斯金纳与美国传统
技治主义最强的说服力恰恰在于能许诺更富裕的社会和更先进的科技，斯金纳理想中“贫穷的技治乌托邦”既没有“富裕的技治乌托邦”之长处，却共有它的被人诟病的短处，因而合理性要大打折扣。可是，20世纪美国心理学经常被描述为行为主义的世纪，无疑斯金纳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23]20为什么不少美国人却趋之若鹜？这与美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有关。换言之，放在美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斯金纳并非异类，而毋宁说是某种主流。
很容易察觉到，“瓦尔登湖第二”中有着强烈的清教主义情绪。实际上，斯金纳不反对自由，不过是认为美国人推崇的自由，不过是一系列被称为消费主义的条件反射。[24]275他对消费主义的反对，对社会环境设计的强调，对集体主义最终高于个体主义的主张，都隐隐反映出美国文化中清教主义的影响。比约克（Daniel W. Bjork）认为，《瓦尔登湖第二》建议回到北美殖民地时期强调社会责任的清教主义旧传统中。[2]38斯金纳主张情绪控制和思想改造放在美国初期虔诚信仰的氛围下不难理解，对异端的警惕和敌视才制造了1692年马塞诸塞州的“萨勒姆女巫案”。斯金纳思想并非美国文化的异类，他与主张言论自由第一的其他美国人都是美国文化矛盾的产物。
美国文化还带有强烈的乌托邦传统，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者逃离家乡高压传统，试图用理性在全新土地上建立前所未有的社会。因此，设计理想社会对于美国人并没有显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推崇，坚信理性和科学技术能给社会带来好处。19世纪下半叶进步主义思潮在美国兴起，用科学技术来运行社会的想法日益流行，因而科学管理运用、技术统治论运动才在美国率先开始。实际上，技治主义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虽然21世纪之交，反智主义在美国越来越兴盛，但民主与科技同行的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更为长久。斯金纳不过是美国科技乌托邦传统最新的代表而已，美国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从不为自己的研究用于改良社会而疑惑。斯金纳强烈感到自己工作具有社会义务，他发明过教学机器、婴儿抚育箱等，还尝试将之进行商业推广。在自传中，他自称承接培根的传统，即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进步论传统。[13]
毫无疑问，斯金纳的技术治理思想出现，也与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思有关。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经济突飞猛进，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可是，接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紧接着是1929-1933年“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根本性的危机之中。各种理论反思纷纷出现，比如社会批判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经理人革命论”、“东方主义”等等，而斯金纳是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方式入手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他认定资本主义控制方式正在失败，从根本上违背文化进化的方向，正在危及人类的生存。总之，人们往往看到斯金纳的反对自由、民主和过于理性的里面，却忽视他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一面。
然而总的来说，“瓦尔登湖第二”并非典型意义技术治理乌托邦，因为说它关心的高效运行社会，毋宁说它关心的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为此，斯金纳不惜接受思想改造和洗脑就是佐证。行为控制的最大秘密在于隔断个体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使每个人彻底原子化，进而制造行为和心理两方面的齐一化状态。在当代文化环境下，公开谈论对人的情绪和行为同时实施控制需要极大地勇气，虽然人类自诞生以来，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就是统治者私下思考的问题。斯金纳之所以敢于公开讨论，是他打着科学的名义，让科学为自己的理论背书。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斯金纳直接将价值并归于事实，直接避开了休谟难题，同时也说明所谓行为科学是事实与价值不分的理论，这一点在本质上违背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瓦尔登湖第二”并不推崇科技进步，因为科技进步的目标于不浪费、非竞争和幸福并不一致。斯金纳认定科学应该个人爱好，应该由个人在完成工分之余来进行。换言之，“瓦尔登湖第二”除了行为控制技术，对其他科学技术发展是排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斯金纳的理想并非典型意义的技术治理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