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阴谋论”将阴谋视为历史事件背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认为一小部分有权势的人或团体在秘密中试图控制世界。从历史上来看，阴谋论在重大疫情发生时普遍流行，其中有些阴谋论影响甚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力量令普通人震惊，阴谋论也日益与科技专家联系在一起，其基本叙事框架为：“一小撮失去良知的专家秘密组成小集团，与巨富资本家、顶级政客勾结起来，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密谋并秘密实施奴役普通民众的计划。”在抗击各类疫情时，“专家”（医学家或药学家）和“资本家”（制药公司）往往发挥很大作用，阴谋论者常常认为，制药公司为了推销药品、推广疫苗，不惜制造、散播病毒或编造出不存在的病毒恐吓民众；医药专家则被制药公司收买，为 后者的产品背书。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的阴谋论正是这样，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阻碍。因此，虽然在疫病流行期间发生阴谋论司空见惯，但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实现对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一、疫情中阴谋论的普遍性
阴谋论由来已久，在人类早期信仰中便已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便是奥林匹斯山上神祗的阴谋。波普尔认为，“阴谋社会理论，不过是这种有神论的翻版，对神（神的念头和意志主宰一切）的信仰的翻版。”
古代瘟疫中流行的阴谋论自然也不乏神灵的身影，疾病往往被认为是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背后发挥作用。在安东尼瘟疫期间，罗马人认为瘟疫与战争中发生的不敬神的行为密不可分；黑死病时期，“鞭笞者”用带着铁钉的皮鞭不断抽打自己，试图用苦修洗清自己的罪恶。也有阴谋论将疾病归罪于社会边缘群体或其他国家。如黑死病期间，人们认为瘟疫是犹太人在井水中投毒导致的，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对犹太人的迫害；在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期间，美国有阴谋论认为流感是德国特工乘坐潜艇散播到美国的。近代以来，科学家、政客、资本家成了阴谋论的主角。１９１８年大流感时期，阴谋论者还认为，德国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中被放入了病原体，“头痛时吃一片阿斯匹林，细菌就会爬进你的身体。那你的命运就注定了”。
艾滋病刚刚被发现时，有阴谋论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了 ＨＩＶ 病毒，又将其注射入疫苗中，全世界各地的人因接种疫苗而感染 ＨＩＶ，其目的是实现针对特定人群（如非洲人和男同性恋）的计划清除Ｐ１０７，Ｐ１１１）。 甚 至 还 有 “艾 滋 病 否 定 论”（ＡＩＤＳｄｅｎｉａｌｉｓｍ）称，ＨＩＶ 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无害的，虽然有人表现出了医学家称之为“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症状，但那与病毒感染毫无关系， 而是由于营养不良或健康不佳等其他原因造成的（Ｐ１０８－１０９）。
在２００９年 Ｈ１Ｎ１流感疫情中，阴谋论者认为，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的生物武器，或者是当局为了转移人们对当时金融危机的注意力而刻意散播的。在２０１５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中，阴谋论者则将矛头指向了转基因蚊子。可见阴谋论在重大疫情中堪称“常客”。
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阴谋论更是五花八门。“武汉病毒所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改造的生物武器，或者是从动物体内分离后，由于实验室安全性不佳而泄漏出来的。“比尔· 盖茨阴谋论”认为，比尔· 盖茨制造并散播了新冠病毒，媒体不遗余力地夸大病毒危害，在人们因恐慌而大规模接种疫苗后，比尔·盖茨便可利用疫苗实施其“人类清除计划”，或在疫苗中加入芯片注射进人体，实现对全人类的控制。“５Ｇ 阴谋论”认为，５Ｇ 信号辐射降低了人的免疫功能，有利于新冠病毒传播，甚至有人干脆说新冠肺炎的所有症状都是５Ｇ 的副作用，根本就不存在新冠病毒。还有臭名昭著的极右翼阴谋论团体“匿名者 Ｑ”（Ｑ－Ａｎｏｎ）认为，新冠肺炎症状的严重性及其感染人数都被严重夸大了，这是民主党无良政客试图引发人们恐慌、摧 毁特朗普政绩、剑 指２０２０选情的阴谋。
二、疫情中阴谋论产生的原因
阴谋论虽然属于无法否证的理论，任何对阴谋论的反驳都会被阴谋论者视为更大阴谋的一部分，但对于许多阴谋论而言，只要对其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它们是多么牵强附会、逻辑混乱，甚至匪夷所思。为何阴谋论仍然能够在疫情期间大行其道呢？阴谋论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从认识论角度、社会环境角度以及疾病本身的隐喻特征来解释。
（一）阴谋论产生自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
阴谋论的发生首先是认识论问题。阴谋论属于普遍存在的“确认偏误”思维模式。即如果一个人形成了某种信念，便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信念说服力的信息，甚至断章取义或对反对信息视而不见。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中，国外相信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阴谋论者常常引用乔希· 罗金（Ｊｏｓｈ Ｒｏｇｉｎ）的文章：《观点：国务院电文曾警告武汉实验室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安全问题》。罗金称有美国国务院电文显示， “在与该实验室的科学家的互动中，他们注意到该实验室严重缺少能够安全操作这种高度密封的实验室的技术和研究人员。”但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８日，《华盛顿邮报》公开了罗金所谓的电文，原文写道：“由于缺少安全运行 ＢＳＬ－４ 实验室所需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和指导方针不明确，该实验室目前的生产力受到了限制。”显然科学家们的意思是缺少这些专业人员将不能完全发挥实验室潜力，而不是会导致病毒泄露等不良后果，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但即便电文被公之于世之后，相关阴谋论也并未消停，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并未义正辞严发布辟谣声明，而阴谋论者即便知道了这条信息也会选择忽视。
疫情中的阴谋论往往会提出一些所谓“科学依据”，好让自己看上去像模像样。但这往往是经过信众挑选的、过时的，或者是随意联想、无视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证据，这也是“确认偏误”的体现。在“比尔·盖茨阴谋论”中，有人认为盖茨想要在人体内植入“微芯片”，“证据”是一篇得到了比尔·盖茨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可溶性微针”的文章，理论上，这种微针在体内溶解后可以在皮肤上形成特定图案，标记出婴儿的免疫情况，待红外光靠近皮肤后加以识别，从而破解发展中国家婴儿缺乏可靠的免疫记录的难题。阴谋论者随意将“微针”联想成“微芯片”，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反疫苗传统，猜测比尔· 盖茨在疫苗中注入了微芯片， 待人们全部接种之后可实现对全球人类的监控。但是，实际上该研究在２０１９ 年年底才取得理论成功，根本无法在短短数月内获得实际应用。
有学者认为，阴谋论的认识论属于一种“残缺的认识论”（ｃｒｉｐｐｌｅ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即阴谋论者“知道的东西很少，而且是错误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需在互联网上不停浏览信息，便可掌握大量“证据”，不能说“知道的东西很少”。然而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互联网信息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阴谋论者的认识更为完善，反而为阴谋论推波助澜。在互联网上，彼此相似的意见可以迅速汇集成“回音室”，让阴谋论者相互串联、罔顾事实、信念愈坚。另外，网络上的大量信息还相互矛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往往对如何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各执一词，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从中挑选出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其余一概不闻不问。可见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虽然知道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都是全面的甚至科学的。
（二）社会环境因素促进了阴谋论的传播
在社会面临危机时往往阴谋论会泛滥，因为此时人们需要一定的手段缓解自身焦虑，增加对外部环境的确定感、控制感。在疫情暴发初期，人们面对病毒威胁往往十分恐慌，并且对病毒传播性、致死率、甚至是否“人传人”等多方面信息的了解尚不深入，这为阴谋论的兴起提供了土壤。疫情中的阴谋论大多针对病毒的起源问题而展开，如黑死病的起源（犹太人投毒）、艾滋病的起源（非洲或由 ＣＩＡ 制造）、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的“武汉病毒所阴谋论”与“比尔· 盖茨阴谋论”的叙事中也包括了病毒的起源问题。阴谋论可以通过这种较为完整的叙事增强人们心中对病毒的确定感与控制感。
阴谋论在美国的泛滥与美国社会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平等而产生的反智主义氛围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阴谋论有时有助于民众的反抗、增加自主权，因为它们让人怀疑警察、军队和情 报 机 构 所 采 取 行 动 的 透 明 度 和 合 法性。”也就是说，阴谋论被认为是反抗公权力的方式之一。对权威的反抗自然也使得专家遭殃。人们认为自己和专家具有同等地位，既然专家也会犯错，科学知识也在不断发展，那么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严谨的科学观点并不比阴谋论更高一筹。
让－布鲁诺· 勒纳尔认为，“丧失信任”是人们奉行阴谋论的一般文化原因。他赞同尼克拉斯·卢曼“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的观点，认为人在面对无法充分掌握其复杂性的社会时，信任能够让我们承受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信任丧失之后，人们仍然需要一种简化机制， 因此使用阴谋论对种种复杂事件提出一种简单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成为了选择。阴谋论在医学领域之所以泛滥，也正是因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阴谋论助长了人们对医学体系的不信任。如 臭 名昭 著 的 “塔 斯 基 吉 梅 毒 研 究”（Ｔｕｓｋｅｇｅ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ｔｕｄｙ）：１９３２ 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组织招募了６００ 名非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梅毒患者，研究人员佯作治疗，但其真实目的是观察梅毒致人死亡的全过程，甚至当青霉素被普遍用以治疗梅毒时，这些人也并未得到真正的治疗（Ｐ１０６－１０７）。该研究为非裔美国人不相信公共医疗体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也为“病毒是实施种族灭绝的生物武器”这类阴谋论提供了叙事的类比。
（三）隐喻性是阴谋论和疾病之间的粘合剂
疾病的界定从来不处于单纯的病理性范畴，还体现道德隐喻的性质。“疾病隐喻…… 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疾病首先可以被解释为针对某些特定族群的惩罚，比如认为黑死病是对中世纪普遍道德堕落的人的惩罚、艾滋病是对同性恋性倒错行为的惩罚、猪流感是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的基督徒的惩罚、ＣＯＶＩＤ－１９ 是部分中国人因“爱吃野味”而遭到的惩罚等。如果疾病是 “惩罚”，那么被惩罚者必然是在道德上有“亏欠” 的，而当瘟疫肆虐，事实上每个人都很难抵御病毒侵袭时，为了不使自己处于道德上的劣势，人们往往一致同意病原体来自他处，如社会边缘群体或其他国家，并尽可能搜集或编造证据。
另一种隐喻是“军事入侵”隐喻，它与社会的“有机体隐喻”有所联系。在这种观点下，社会被比作有机体，公民被比作细胞，而疾病对有机体、细胞的侵犯，则被比喻为外来者对社会的入侵、对公民的奴役。人们因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潜伏期较长而认为它“狡猾”，这并不是指病毒具有了相当的智慧懂得如何尽可能地扩大传染， 而是暗含着一种比喻化的意味：病毒的潜伏就是敌特分子的秘密渗透，它的潜伏期更长意味着渗透更为成功。将病原体视为敌人可以起到提振士气、同仇敌忾的作用，这样做本没有问题，但不幸的是，人们对“敌人”的定义最后总是过于宽泛，往往也波及病人本身———既然病毒是敌人，那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我们的病人，则病人也是敌人。人们忘记了病人也是受害者， 为了避免病人传染，于是远离他们，甚至像对待敌人一般迫害他们、消灭他们，病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同时由于每个被感染的人也在感染别人，健康者到患者的转变则意味着从“被入侵者”到“入侵者”的身份转变。面临威胁的健康者要想在感染后不被视为敌人，就必须想出办法归咎于外在的、不能为自己所控制的强大原因，如专家团体的操控，或说服他人相信病原体的传染率、死亡率被夸大了，这样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可见，疾病的隐喻视角为阴谋论污名化患者、专家以及其他“异己”群体提供了便利，它是阴谋论和疫病之间的粘合剂，使疫病流行期间阴谋论从不缺席。
三、疫情中阴谋论的危害与价值
（一）疫情中的阴谋论会导致部分群体被污名化
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影响下，部分在阴谋论中被污名化的群体可能会受到伤害。２００９ 年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疫情期间，穆斯林当局认为，猪是导致疾病传播的罪魁祸首，因此计划于４ 月３０日扑杀全国的４０ 万头猪来阻断传播。猪是约占埃及人口１０％ 的科普特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杀猪运动引起了科普特人的大规模抗议，转而演变为群体冲突；也有生病的科普特人被拒诊，医生说他们被感染是因为养猪。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阴谋论也助长了种族主义与仇外心理。自２０２０ 年２月以来，世界各地的亚洲人遭受到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 大流行有关的攻击、殴打、欺凌、威胁等种族歧视行为的新闻层出不穷。另外，阴谋论对患者与患病过程的污名化也会导致一些人患病后羞于就诊，从而延误病情、加剧病毒扩散。这就会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使他们即便在痊愈后也可能受到民众歧视。
（二）疫情中阴谋论的盛行会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
疫情中的阴谋论否认科学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具有强烈的反科学倾向，使得民众难以相信医学专家与医学技术。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国外民众因５Ｇ 阴谋论而破坏信号塔，给公共财产造成损失，也严重阻碍了高新科技的全球推广使用；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 ＣＯ－ ＶＩＤ－１９的威胁被夸大了，无视防疫要求随意出行；坚持抗疫的科学家，如安东尼· 福奇还遭到了死亡威胁等。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可见阴谋论为抗击疫情增添了巨大阻力。反疫苗阴谋论的泛滥曾使得疫苗这一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失灵”。１９９８ 年许多家长因为听信反疫苗阴谋论而放弃给孩子接种 ＭＭＲ 疫苗，导致麻疹卷土重来：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冬，都柏林麻疹大流行，有１１１ 名儿童因此住院，其中１２ 人重症，３人死亡。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反疫苗阴谋论也导致大量民众不信任疫苗。据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Ｇａｌｌｕｐ）２０２０ 年７ 月２０ 日至８月２日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３５％ 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苗。在这么多人不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下，疫苗的出现就能意味着疫情的结束吗？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疫情中的阴谋论会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
阴谋论误导民众，阻碍疫情防控和应对真正关键的问题，会把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在此，尤其要警惕以寻找病毒源头为名义的阴谋论。病毒的追根溯源需要科学研究获得客观证据，绝不是国家之间相互捏造阴谋论的 “甩锅”。这曾经导致艾滋病毒的溯源困难重重。在１９８５年亚特兰大召开的首届艾滋病国际会议中，有学者提出艾滋病起源于非洲的猴子，人们便立刻将这种疾病视为非洲带给世界的不祥礼物，并引发了非洲国家的抗议。在非洲、美洲、欧洲众多国家的相互攻击中，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妥协说：艾滋病至少在三个大陆同时出现。至今艾滋病的起源仍不得而知。然而，为了预防下一场瘟疫，对流行病起源的调查本就至关重要。在查明ＳＡＲＳ病毒的传播途径中有果子狸等野味之后，我们有必要改变吃野味的恶习；在查明 ＣＯＶＩＤ－１９ 夏季在北京再次出现的源头是海外冷链运输来的海鲜沾染了病毒之后，对进口海鲜冷链运输的检查成了防疫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追根溯源在阴谋论的相互攻击中被“冷处理”，人类无疑将再次失去应对下一场疫情的先机。
（四）阴谋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公共情绪与反映社会问题
客观地说，阴谋论也并非一无是处。当社会面临传染病威胁，人们感到焦虑、迷茫、无助之时，阴谋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情绪宣泄的内在需求。在新的病毒面前，民众容易困惑、慌张和恐惧，对危险和不确定性感到深深的无力，此时信奉阴谋论可以缓解公众负面情绪。另外，阴谋论的流行也往往可以反映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如常常出现的科学家基因编辑病毒的阴谋论桥段，可以体现民众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伦理的担忧；大型企业往往被怀疑和政府有不可告人的交易，可以反映民众较为担忧资本影响政府决策的问题；民众往往将外来移民视为病毒携带者，这启示政府要关注非法移民问题等。
四、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治理
虽然阴谋论无法彻底清除，但考虑到它可能造成的恶果，我们必须实现对阴谋论的科学治理，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考虑到阴谋论的产生原因，对其治理依然可以从民众的认识活动、社会环境影响以及疾病的隐喻特征入手。而对疫情的科学认识必须要通过可靠的科学信息辅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对认识活动的治理又包括科学信息治理和思维方式治理两个方面。
（一）确保重要科学信息的可靠性、及时性
科学信息的获取是民众进行认识活动的第一步，可靠、及时的信息有助于民众面对疫情形成正确观点并采取合理行动。首先，发病人数、药物疗效和医疗物资状况等信息不仅对专家、政府抗疫十分重要，而且也是普通民众形成正确观点、采取合理行动的基础。这类信息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为民众增添心理的确定性，否则容易在民众中形成恐慌，助长阴谋论的发生。其次，面对阴谋论中常常出现的谣言，要及时组织专家进行澄清。这不仅仅需要专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媒体改变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报道策略，以公正、客观传达信息有利于疫情控制为第一要务，避免出现对哗众取宠的阴谋论大肆报道，对辟谣真相无人问津的情况。最后，还要进行科学普及工作。不仅要向民众普及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还要针对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的阴谋论及时传达最新的、全面的科学信息，以便民众在科学理论与阴谋论之间作出正确判断。
（二）培养公民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科学信息产生后，民众需要对其提炼、归纳，此时思维方式在发生作用。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中阴谋论长盛不衰，说明民众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还有待加强。首先，民众应养成对证据权威性、准确性、相关性进行评估的习惯。如支持“武汉病毒所阴谋论”的吕克· 蒙塔尼耶虽然为诺贝尔奖得主，但实际上却长期从事伪科学，在科学界早已名声扫地，因此不能因其曾经的荣誉便认可其言论的权威性；印度科研人员比什瓦吉特· 昆都等人在研究中暗示 ＣＯＶＩＤ－ １９经过了人为编辑，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严谨，其结果并不准确；被罗金断章取义的美国国务院电文虽然确实指出了武汉病毒所专业人员人数较少的问题，但却和实验室是否安全并不相关，等等。其次，面对不同的解释，民众应考虑多种可能，不能走进阴谋论的死胡同。
阴谋论最多只是对同样事实的一种假设，且往往不是最好的假设。虽然起源于自然界的病毒突然在人类社会中传播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与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制造或者泄露病毒， 同时还瞒天过海或收买了全世界科学家这样的阴谋论相比，使用前者解释病毒的出现显然更为可信。
（三）重视可能会产生阴谋论的社会土壤
首先，关心阴谋论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病毒的威胁是人们信奉阴谋论的一大原因，无疑也是疫情期间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因此， 政府应当以抗击疫情为第一要务，尽最大可能消除病毒威胁。对于阴谋论所反映出的其他社会问题，如高科技伦理问题、资本影响政府决策问题、移民问题等，政府也应当予以关注。社会信任的崩塌也是阴谋论所警示我们的社会问题之一，只有不同国家与不同群体之间的人们相互信任，阴谋论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其次，要改正民众对专家的成见，清除反智主义流毒。这需要专家与民众相向而行。专家应承认自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并努力避免，严格遵循学术流程与规范、少在缺乏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发表跨专业言论；民众也应当认可专家在其专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白科学家并不是热衷于操纵一切的阴谋家，在政治决策中往往是提供建议者，并不是最终决策者，更不能控制其实施。
（四）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阴谋论利用疾病的隐喻性将疾病的治疗从科学性问题扩展为社会性问题，由此产生了污名化行为，掩盖了疾病的本来面目，因此应当杜绝。首先，病毒是社会的敌人，但病人不是。将病人隔离出健康社区只是因为他们身患生理性疾病，而非社会性疾病。病人的尽快康复不仅需要医学专家的努力，还需要民众抛弃歧视与偏见，明白病人也是疾病的受害者，而不是社会的加害者，这样才能避免对病人的“二次伤害”，实现病人在生理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早日回归。其次，在疾病的隐喻特征彰显之下，人人都可能变为“受惩罚者”或“加害者”，为了不陷入如此窘境，人们不得不相互推诿，或竭力淡化病毒威胁。因此还需要塑造负责任的公民道德， 疫情当前人人有责，尽快控制住疫情才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让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人们共同携手，保护人类与病毒的边界。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