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简称“老少边穷”)，是父亲下去视察的习惯。
他外出视察乘坐火车，每进入一省的地界，就请该省的领导上车汇报情况、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一起及时解决视察中发现的问题，直到下一个目的地。每次出发前，他都让秘书通知所要去的地方：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组织欢迎队伍，不准层层陪同，不准警车开道，更不准游山玩水。
根据回忆和部分资料，我简要整理了一下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后的视察行程——
1981年8月8日至21日，赴河南、山西、河北视察。
10月下旬至11月初，来到辽宁省的锦州、朝阳、阜新、本溪、丹东、沈阳等6个市地和16个基层单位进行经济调查。
1982年4月18日8点20分，利用星期天乘坐直升机飞往河北易县上空，察看太行山区绿化情况；9点30分降落在西陵附近，在驻军某部的接待室里与易县县委领导商谈植树造林问题；下午2点，飞抵安新县白洋淀湖区，在湖中的芦苇滩上降落，与县委领导研究湖区如何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下午飞往雄县视察；傍晚飞返北京。
7月下旬，视察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
8月13日至21日，先后考察了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大庆、克山县，吉林省的白城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等地。
9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18日中午飞抵成都，随即登上成昆线列车日夜兼程南下，在车上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铁路局的工作汇报；19日赶到群山环抱中的桐子林车站，换乘旅行车沿雅砻江察看正在勘测设计中的桐子林水电站和二滩水电站站址，与工地上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席地座谈；沿途还观看了龚嘴水力发电站，官村坝隧道和李子依达铁路大桥；当晚车停西昌，在火车上休息了四个小时，又继续前行，匆匆赶往凉山彝族自治州视察，与州委领导探讨解决彝族群众的住房问题；21日赶回成都，陪同金日成去西安参观访问，24日返回北京。
10月22日起，先后赴山东、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省视察。
11月6日，乘猎潜艇视察福建省宁德地区的三都港，接着实地考察了厦门经济特区。
12月3日傍晚，来到全国著名的小水电之乡福建永春县，听取县里同志汇报小水电建设情况，第二天，又亲自主持召开农村电气化座谈会。
1983年1月12日，在邓小平“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的谈话后，加快了对农业问题调查研究的步伐。
2月7日至9日，正是春节前夕，视察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随后到韶关、中山、梅州、肇庆、湛江、茂名等地农村考察。
2月11日，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在春节军民茶话会上，热情奔放地讲道：摆在同志们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人人争先，个个奋发，把我们祖国的这个宝岛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春节期间，我们中国人有写春联的习惯，我送大家一副春联：上联是“五湖四海一起来到了天涯海角”，下联是“男女老少同心干出个地覆天翻”。
5月16日，结束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的访问，回到乌鲁木齐，在新疆进行考察；17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五家渠垦区，当天下午乘飞机至边城伊宁市，看望各族干部和群众；18日下午飞往克拉玛依油田，看望和慰问石油职工；19日回到乌鲁木齐，接见乌鲁木齐部队干部；20日返回北京。
7月16日，来到甘肃，先后考察了陇南天水地区、陇东的庆阳地区和兰州市；21日视察定西地区；22日西行视察临夏县；23日乘飞机再向西进入青海省，在青海湖畔新兴的草原城镇恰卜恰听取海南自治州的工作汇报后，即驱车前往100多公里外，位于海拔2700多米的高原新城龙羊峡镇，视察大型水利枢纽黄河龙羊峡水电站；24日来到共和县倒淌河公社甲乙大队看望藏族牧民，并考察了青海湖；25日进入柴达木盆地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视察筹建中的我国最大的钾肥厂——青海钾肥厂，听取了我国有色金属重点工程青海锡铁山铅锌矿负责同志的汇报，当晚露宿戈壁小镇德令哈；26日听取海西州委的工作汇报；27日晨乘火车穿过察尔汗盐湖的“万丈盐桥”，抵达达布逊，再换乘旅行车沿敦煌至格尔木公路北驶200多公里，视察大柴达木湖畔的大柴旦镇；当天下午继续南行，视察昆仑山下的重镇格尔木；28日飞抵西宁；29日前往海东地区的湟中县考察；3l日在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上作了《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讲话；8月1日重又飞返甘肃，在兰州用一整天时间与省里领导研究脱贫致富的问题；6日，路过延安时，考察了该市的绿化，并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的讲话。
此次西北高原之行，行期22天，行程近万里。考察中，父亲对随行人员说：西汉时，长期在西北屯田的大将赵充国有句名言：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正是为一见大西北而来的，不然你坐在北京制定的政策、做出的决定怎么能切合实际、正确可行呢？
12月27日，参加完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活动的第二天，便飞往四川重庆，然后坐汽车经泸州至叙永；31日到贵州毕节；1984年元旦，在贵阳市与云、桂、川、黔四省领导谈话，建议云贵川三省加上重庆市，组成经济技术协作区，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引进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1月8日返京。
甲子逢春时，父亲再度启程南下。
1984年1月3l日，在余秋里、张廷发、郝建秀、王兆国等同志陪同下，从北京飞往广西宁明县，冒着蒙蒙细雨徒步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法卡山英雄营”的官兵；2月l日到南宁，当晚8点正是家家吃年夜饭的时候，一行人东行30余公里，连续走访了邕宁县蒲庙乡的龙岗村和良庆乡的玉洞村，子夜才返回南宁；年初三视察了广东汕头、梅县地区；7日赴江苏常州视察；8日一早乘旅行车返回南京时，绕道镇江北渡，视察仪征、六合两县，下午回到南京听取工作汇报，当晚与江苏省的老同志座谈；10日下午在江苏省党政军干部大会上讲话；11日赴上海，在锦江饭店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当晚飞赴山东东营市；12日考察胜利油田，挥笔为130万中国石油工人题词：“一部艰苦创业史，百万翻天覆地人——题赠石油战线的同志们”；13日上午在胜利油田和东营市党员干部17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父亲高兴地唱起了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并改动其中的几句，作为结束语送给大家：“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全靠你们打头阵。”当天下午返回北京。
胜利油田是父亲在近三年中继大港、大庆、中原、克拉玛依、长庆油田之后，考察的第六个油田。他深情地对石油工人们说：“我还有一个心愿，我现在68岁了，只要今后能够走得动，我准备看遍全国的石油基地。”4月3日上午，来到河南洛阳，约请洛阳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矿山机械厂、铜加工厂、玻璃厂、无线电厂、单晶硅厂等单位的负责人进行座淡；当天下午赴平顶山市，在纷飞细雨中考察了全国重点建设工程平顶山姚孟电厂；4日听取了河南省委领导的工作汇报；5日驱车南赴湖北，先后考察了襄樊、宜昌和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7日由恩施南下，经宣恩，越东门关，直抵鄂西南来风土家族自治县；8日下午复驱车北上，过咸丰，跨石板岭，盘旋登上湖北省海拔最高的利川县；继而东赴恩施大山顶，考察湖北省重要畜牧基地；9日北上巴东，当晚夜宿鄂西小镇野三关区招待所；10日走长阳、过宜都、出枝江；12日由当阳至武汉，听取湖北省委的整党工作汇报，当天下午看望了参加修筑东湖风景区环山公路的解放军指战员，傍晚飞返北京。
此次考察历时11天，行程1000多公里，踏遍峰峦如林、沟谷深深的鄂西山地。
5月12日，访朝归来，顺路考察了吉林、辽宁两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通化地区、吉林市、长春市、白山水电站和沈阳市，六天时间里先后与当地领导探讨粮食销路、发展林业、开发矿藏、开展边境贸易、加快水电建设的新途径等多项问题；17日晚在返京列车上，与河北唐山市负责人研究唐山恢复建设和煤电开发问题。
5月22日至27日，南下广东，考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蛇口工业区、赤水港深水码头、珠海直升机场、拱北海关、石景山旅游中心等，并听取了佛山和中山市委的工作汇报；路经顺德县时，又了解了该县的工农业生产情况。
8月10日，北上黑龙江，考察嫩江、黑河、伊春、密山、同江、虎林、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就边界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边境贸易、原料生产基地、发展各种加工业等问题，与当地领导进行座谈；16日返回北京。
一星期之后的8月23日，驱车驶进燕山山脉深处，用四天时间考察了河北抚宁、乐亭、滦县、迁安、迁西、遵化、宽城、兴隆等八个县。
9月中旬，前往内蒙古北部高原二连浩特边境地区和集二铁路沿线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苏尼特右旗、察哈尔右翼后旗、集宁市和二连浩特市，就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牧区经济发展、二连盆地石油开发等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
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第二天，10月2l日，便在万里的陪同下，又开始了为期16天的赴山东、江苏的实地考察。当天晚上乘船赴山东烟台，听取市委工作汇报；22日起，先后视察牟平宁海镇、威海市郊区、文登县张家埠港和荣成石岛镇等13个县(市、区)、3个村庄、8个港口和一些农家、渔家；27日上午抵达鲁东南的日照县，与临沂地区的地、县负责人座谈；当天下午沿黄海南进，视察江苏赣榆县；28日沿运河堤西行，考察涟水县；29日视察古城淮安；30日绕洪泽湖而行，接连三天环湖视察了淮阴、洪泽、盱眙、泗洪等县；11月1日，在徐州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吴山友；3日，邀请徐州7个企业的13位厂长、经理和党委书记座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4日，召开苏、豫、皖三省负责人座谈会，当天由徐州踏上归途。至此，父亲先后视察了苏鲁两省的9个地区20个县市，行程数千里。
12月北方已是寒冬，父亲返京后一个月，4日复南下鄂赣视察。5日，由京广铁路边的温泉镇南行，接连两天实地考察了鄂东北通山、崇阳、通城等县的林区；6日晚到江西修水县视察；7日奔波于赣西山区，一连视察了铜鼓、宜丰、上高三县；8日视察锦江畔的高安县；9日开始，又先后视察了奉新、安义、南昌、九江等地；12日，来到共青城，看望了1955年来此落户的老垦荒队员们，当天下午北渡长江，视察鄂东南的黄梅、广济、蕲春、浠水等地；14日由黄石返京。
12月30日至31日，乘车来到华北油田，向广大石油工人致以新年的祝贺，并在有1700多人参加的油田干部大会上讲话。
在这一年里，父亲13次深入基层，视察了14个省、市、自治区的102个县市。
牛年将至，父亲再度远行云南。
1985年2月10日下午，飞抵昆明后，当即换乘直升机飞往滇南文山视察边防部队，看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子弟兵，随后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领导座谈。第二天，车出文山，在滇东盘山公路上行驶五个多小时，到达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听取州委的工作汇报；12日飞往滇东北昭通考察，然后飞往滇西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13日乘车视察金沙江环绕的高原小城中甸；14日，穿越著名的滇西纵谷区，抵达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15日沿苍山洱海南行，继而西行翻横断山脉，越碧罗雪山，七个多小时后到达怒江峡谷的新兴城市六库；16日过怒江，沿西岸行驶，盘旋三个多小时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腾冲坝区进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到盈江县时已是夜幕降临；17日去章凤，走瑞丽，过畹町，抵芒市；18日听取德宏州委领导的工作汇报后，来到芒市镇边的东里村小学，与十多位傣族和汉族教师座谈，并向他们拜年。
至此，父亲跑遍了地处南亚热带的德宏全州，足迹一直延伸到清宣统二年被英国侵占，直至1961年才交还中国的中缅边境小镇片马、古浪。
19日大年除夕这天，乘坐的旅行车在滇西崇山峻岭间长驱200多公里。途经禄丰县山区一个偏远小村寨时，下车看望村里的彝族群众，在村头的打谷场上，与载歌载舞的彝族群众亲切交谈；随后又走进彝族农民普发友家拜年。普家五口人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六七个菜，其中还有一大碗喷香的腊肉，父亲高兴地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吃得不差嘛!看到群众生活提高了，父亲心情特别愉快，直到上车离开这个小村寨时，他脸上还泛着抹不去的欣慰和笑意。
当天下午3点多钟，来到安宁县，与正在值班的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座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赶往昆明，披一路风尘，在昆明东风体育馆参加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与各族人民一起欢度除夕夜。
20日上午，出席昆明市各界春节团拜会，向到会的3000多名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各界代表、党政军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祝贺节日。体育馆内的电子大屏幕上始终显示着“耀邦同志好”的问候。
24日上午，在云南省委干部会上作报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是用不着怀疑的，只要下去看一看，甚至，只要看看表面现象，就清楚了嘛!也还有部分地方群众生活有困难，穿的、住的条件较差，全国如此，云南也如此。我希望各省的领导同志到自己省内最穷的地方去看一看，研究一下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非是交通不方便嘛，或者还有政策不落实和干部作风的问题。我们要下决心，从今年起，用三年时间，使全国有几千万人口的最困难地区改变面貌。
之后，在地理条件十分复杂的云南视察半个月，走遍滇东南、滇东北、滇西北、滇西南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区的11个地区、8个自治州的20个县市，行程达5000余公里。
6月11日至16日，沿山西、陕阿两省接壤地区，先后几次横渡黄河，视察了黄河两岸8个地区22个县、市，以及山西平朔煤矿和陕西神木、府谷煤矿，还顺便视察了内蒙古的准格尔煤田，与这些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地区的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大计。
7月上旬，飞抵南京，随后换乘旅行车长驱苏北，用两天半时间视察了江苏省淮阴地区六县的经济状况。
7月1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第二天便踏上西行之旅，视察新疆戈壁深处的火箭卫星发射试验基地，并看望核试验基地官兵。
21日，飞越积雪皑皑的天山，穿过准噶尔盆地的风云，抵达视察新疆第一站——北疆重镇塔城；接下来三天，先后视察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和阿勒泰地区；24日傍晚再越天山，飞抵祖国最西端，视察了南疆边城阿克苏和喀什；27日，顶着烈日，冒着摄氏40度的高温，乘汽车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古丝绸之路南道，依次实地考察了莎车、泽普、叶城、皮山、墨玉、和田、策勒、于田、民丰、且末等10个县，行程1200多公里；31日北飞东疆库尔勒市和哈密市视察；8月2日结束为期15天的新疆之行。
这是父亲任总书记后，第三次视察大西北，连外国记者都注意到了，中共总书记连年多次到中国西部考察。
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总编辑米·杰基奇和国内版主编斯·尼克希奇，客人们提出：“您经常到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视察，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十分关心。在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方面，中国现在有什么计划？”
父亲回答说：“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比较发达，西部多山，比较落后。但是，西部的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是幅员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我们对西部的方针，一是放宽政策，让那里的人民群众放开手脚开发资源，发挥优势；二是鼓励他们同比较发达的地区建立横向联系，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进行协作；三是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给予财力、物力和技术的适当支援。由于国力的限制，若干年内我们不可能把更多的资金投到西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是可以肯定，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家对西部的支持将逐渐增强。”
父亲十分坚定地说：“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大规模地开发西部就会提到日程上来。”
9月25日，主持召开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傍晚6点40分结束，26日上午11点lO分已穿越3000里风云，出现在偏僻的四川小城邛崃，当天下午赶到雅安视察；27日沿川藏公路西去，过大渡河，翻二郎山，盘旋直上海拔2400多米的川西北高原；28日访问康定县的塔公草原，风雨兼程地对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陇南山区的1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察。
这条视察路线，恰恰是父亲50年前的长征之路。一路上，雪山、泸定桥、懋功、草地……几乎复活了他所有的历史记忆。这个当年的红小鬼甚至清楚地记得，夹金山麓原来有一座小庙，另一座雪山梦笔山的北坡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但是，当年与战友们一起走过的羊肠小道，只是蜿蜒在他的记忆里。如今的川西北条条大道平坦宽敞，车辆飞驰；过去连个打马掌的小铁炉都没有的藏族牧区，如今城镇星罗棋布，到处是小工厂、水电站和采矿点。改革开放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使父亲更加坚信，我们党必须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10月19日，回京仅13天，便从河南省西部驱车南行，视察伏牛山区的伊川、栾川、淅川和西峡四县之后，又折向西北，直奔秦岭深处，对陕西南部的商南、丹凤进行考察；22日下午来到商县，听取商洛地委的工作汇报；23日到洛南县考察；24日由潼关调头向东，视察豫西的灵宝、卢氏和洛宁三县。8天里，在沟壑纵横的秦岭山地颠簸了1700多公里，调查探索中国中部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12月28日，飞到浙江宁波，随即驱车南行，视察溪口镇，调查对台人员政策落实情况；29日视察奉化、象山两县后，由石埔港乘海军护卫舰，前往位于东海的大陈岛，途中舰艇在风浪里颠簸剧烈，父亲有些晕船，但仍打起精神与水兵照相，并挥笔题词：“风浪越大越精神”。30日，看望了1956年志愿来到岛上垦荒的青年垦荒队员们；31日，飞往海南岛视察。
虎年伊始，已满70岁的父亲步履犹健地开始了新一年的奔波。
1986年元旦前一天，在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等人陪同下，乘直升机飞临西沙群岛的珊瑚岛，在风浪喧嚣中走遍岛上每一处营房、哨所，看望守备部队官兵，并与官兵们共进午餐；下午登机东飞，到西沙群岛的主岛永兴岛视察。
2月4日，春节前夕，率中央机关27个部门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慰问组飞往大西南，分5路前往黔西北、滇东南、桂西北贫困地区考察。7日，来到3省交界处的罗平县视察，参加当地400多名苗族、彝族、布依族和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在铺满松针的广场上，与各族群众手拉手，跳起欢乐的《民族大团结舞》；联欢会后便赶往贵州省西南的布依族苗族自治区首府兴义，当晚与自治区各族各界群众见面，代表党中央亲切问候黔西南人民；8日上午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给师生们拜年，并进行座谈，随后来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群众，并到贵州省劳动模范、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与其家人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下午驱车100多公里，来到正在兴建的重点工程——天生桥水电站工地，看望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工人和武警部队的官兵。大年初一抵达贵州，父亲已感冒发烧，但仍坚持深入到少数民族家中，与群众欢度新春佳节。
4月17日至20日，翻山越岭，第三次视察太行山区，先后实地考察了河北阜平、曲阳、完县、唐县和易县五县，听取了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十个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
5月16日，与田纪云一同乘旅行车，对甘肃的定西、静宁、平凉、庄浪、天水等地进行为期五天的视察。
10月25日至28日，冒着江南绵绵秋雨，考察无锡、苏州两市的城市建设，以及无锡、江阴、张家港、常熟、吴县等地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
11月14日至16日，重返江苏，视察苏北正在开发的黄海滩涂，考察盐城和南通两市。
11月17日至27日，登海岛，上工地，访农户，视察了上海市和郊区十个县。
在总书记任上，父亲实可谓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奔走在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许多人都曾劝过父亲：你都是70岁的人了，还去西藏、上新疆干吗？这样的工作强度，又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跑，年轻人都受不了，你可要保重啊!
父亲说：“别的常委都年事已高，只有我和紫阳比较年轻一些。我想趁着走得动，多跑一些地方，把全国所有的贫困县跑遍，多了解一些第一手材料，便于讨论研究工作，也便于制定政策时参考。”
可是，也有人说父亲一天跑几个县，是“走马观花”，那“不叫调查研究”。
父亲却大度地笑笑说：“中国这么大，这么穷，要办的事这么多，这么急，不多走多看，怎么来得及呢!”他依然风雨无阻地到基层走访考察。
他坚持认为：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知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知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如果轻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要经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重视感性知识的积累。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政策才会符合实际，才能指导和推动工作。
1986年2月在南宁时，父亲就曾与中央机关赴滇黔桂春节考察慰问组和三省领导谈道：“这几年，对深入实际相对地说是讲得少了点。我们的党，几千万个干部，面临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缺什么……我们既缺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又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对我们国情的了解。这就是困难。这不是指哪一个人，不是说下面的同志才缺，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不缺，而是都缺，谁都在内，只是缺得多一点与缺得少一点而已。这是我们领导工作上的最大困难……对实际情况不了解，决策很难不发生错误。”
这年4月，父亲在河北省易县与部分省地县领导同志谈话时又指出：这几年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政策对了头，能够从实际出发，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我们的实际。他还风趣地说：“新鲜经验只能够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父亲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那些很少有领导去的地方，群众见到我们有多高兴啊!这既是联系群众，也是政治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有利于推动那里的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