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可以泛指事物和认识运动变化发展的途径。其中的“路”可以理解为运动变化之轨迹，如鲁迅所说“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道”则主要指运动变化之客观规律，“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经用语）。“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用语），人类在依道择路的过程中应该敬畏客观规律。“有的放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和“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等常识性成语，则都是强调在复杂艰难的依道择路过程中明确终极目标具有逻辑在先的重要地位。人们的事先选路和事中在路上的试错、找错、纠错，都应该服从于对终极目标不断深化的认识，事情越复杂重大就越需要明确并且不断确认和修正其终极目标。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与通常意义上的道路比较，有着二个重大差别：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永远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当下人类为几百年后更加睿智的未来人类决定社会具体发展目标，只能是既无此能力也无此必要的越俎代庖。在人类既无法确定终极目标又无法完全彻底认知当今世界的情况下，引领社会发展的总体导向就只能是宗教的终极信仰或哲学的终极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由于无法确定终极目标而所特有的终极信仰或终极追求导向性。二是人类社会发展虽然有着若干共同客观规律，但是社会活动的边界及社会与外部相互作用的时空边界条件根本不可能重现或复制，这决定了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无法从头再来的一次性过程。社会发展如高速公路行车，在岔路口驶入某一路径后即使发现路走错了也不能回头，只能在继续行驶下去的过程中择机改错。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

不妨用登山运动和建筑施工为例说明终极目标对选择道路的重要性，进而对比与之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作为登山运动终点的拟登顶山峰和作为建筑施工终点的完工构筑物都经过论证设计事先确定，进而以此作为确定攀登路线、施工程序和验收标准的前设依据。如果上述终极目标层面的前设依据错误，则道路层面的攀登路线和施工程序的所有抉择就都谈不上正确，将其付诸实施只能导致时间和人力物力的浪费。随着理性思维的深化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越来越重视对重大事项的终极目标进行预先研究论证，所持的态度也从人定胜天之无所畏惧，逐渐转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谦虚谨慎。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挽回规划设计的败局，建成后用二十多年进行始料不及、耗资巨大的工程改建，对工程目标的认识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再到“蓄清排浑”，总算使防洪、供水和发电的综合效益得以发挥。规模更大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终极目标历经百年预先论证，建成后仍然需要继续观察研究其各种长期影响。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模太大、时间太长、影响因素太复杂，人类不可能跳出社会的时空边界看社会，因此无法彻底改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用语）的困境。人类社会如果仅仅依据对遥远将来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模糊认识，来抉择发展道路和检验发展成果，必然导致认识和实践中的混乱。《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进行了鞭辟入里、气吞山河的详尽批判，这是基于在大量社会实践中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共产党宣言》对与私有制彻底决裂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语焉不详，则是因为详尽预料这些未实践过的将来之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仓促强行消灭私有制经济的国家，只要没有如红色高棉那样迅速崩溃大多会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改弦易辙，允许并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及包容私人持股的股份制经济。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后发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则说明即使认识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目标也绝非易事。邓小平为此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总设计师的重担。然而对于全世界的社会发展，邓小平则坚决主张“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不仅仅是鉴于力量不够，历史上起初力量弱小者后来居上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要在世界上当头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全世界推行一元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对人类社会绝无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可以用汉字的发展过程为例来说明。文字是语言跨越时空传承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载体，语言有发音和表意两个要素，文字只能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构形的基本依据。汉字发展走上了表意路径，组词灵活、表达明快、联想丰富而且超越了各地方言发音不同的障碍，为国家统一和中华文明数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文献检索和打字输入越来越广泛应用，汉字难学、难读、难检索、难输入的缺点突显出来。中外知识界一度盛行汉字发展必须走拼音文字之路的主张。然而汉字发展对于既有路径的依赖，使汉字拼音化的努力始终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只能长期停留在用拼音字母为汉字注音的辅助阶段。后来随着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汉字输入技术不断完善，汉字单词总量少、信息容量大、联想路径多等固有优点不断被发掘利用，汉字又走到了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的发展前沿。路径依赖影响下汉字发展的曲折过程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虽然不能从头来过但是并不排除可以柳暗花明再创辉煌。

没有明确终极目标却具有严重道路依赖的人类社会发展，只能是曲折向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永恒摸索攀登。在不断克服贫困、歧视、压迫和战乱的同时，不断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物质精神享受。社会发展道路直接决定着国家是兴旺发达还是落后挨打、民众是享受和谐幸福还是深陷内忧外患、人类生存环境是得到保护还是不断恶化。社会发展道路如此复杂而重要，对此人类社会有差别巨大的三种对策：一是将社会发展之完善放到天国和来世，许诺只要人们在今生虔诚地服从于全知全能的神的启示，来世就能在天堂与神一同享受欢乐幸福；二是给出模糊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并将其神圣化，再反过来用于论证当下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三是用大道至简且内涵可以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终极追求作为指引，并且依靠大众参与对当下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持续不断的试错、找错、纠错和优化。

第一种对策其实是原始人类听天由命模式的改进版，只是把“天”设定为全知全能拟人化的神，把“命”的改善寄望于逆来顺受的一生结束后来世能够进入天堂，把现实世界中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检验之事交由神在人世间的代表操作。这种对策集大成之结果就是形成了几种世界性宗教，宗教引导信众在自我救赎之反思和普度众生之修行中成为“觉悟之人”，超越人间困惑而获得精神解脱。宗教不主张人们探索客观世界复杂深邃的真相真理，甚至设立宗教裁判所压制对神的怀疑，残酷迫害敢于探索和传播真相真理的人。虽然近代以来宗教在心理调节、社会整合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仍然将长期发挥作用，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宗教逐渐失去了引导民众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说服力和凝聚力，在政教合一的地区则滋生出极端主义的暴力倾向。

第二种对策其实是将发展道路与发展终极目标打包成一体，借助于神圣化的终极目标捍卫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社会发展道路直接面对各种现实利益矛盾，往往不容易被民众一致接受。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则越是完美、高大、遥远和模糊，就越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和崇拜。近现代以来各种意识形态理论越来越突显服务于社会再造的工具性，以高大上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为旗帜，其核心诉求则是保护和扩大特定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其基本内容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内容庞杂的方针政策阐述。目标和道路二者合为一体后，反对发展道路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反对神圣的发展终极目标，就在本质上属于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这种对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思想认识的模式，可以见效极快地使不同意见鸦雀无声，形成了各级最高指示的雷霆万钧之势。但是由于经不起最高指示本身的必然变化，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和逻辑思维的推敲，因而其实践效果必定不能令人满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被当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把人民公社当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竞相虚报的粮食产量和土法炼出的劣质钢铁产量被当作大跃进成果。在遍及全国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借助于共产主义的神圣性，大量明显非理性的行动竟然具有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压倒性优势。这个“三面红旗”的模式实质上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失误，然而长期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被提升到与共产主义理想和伟大领袖同样神圣的地位，凡是质疑三面红旗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推翻党的领导和改变国家的颜色。这大大增加了纠正社会发展道路重大失误的难度。导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禁止对于发展道路重大错误的反思，反而用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和不断革命的政治运动来转移社会关注、掩盖这些重大错误。然而这些都无法改变反右运动先是号召鸣放旋即以言治罪的手段之卑劣，更无法掩盖大跃进导致了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和十年文革所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面对社会发展无法依据终极目标选择发展道路，同时社会发展又具有显著路径依赖性的困境，第三种对策主张用大道至简的社会发展终极追求代替模糊多变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引导和检验社会发展道路使之在找错纠错中不断优化。社会发展终极追求是指在合理的天人关系认知基础上，为了人类的个体、集体和社会的幸福而提出的根本理念。合理的天人关系认知其实很简单：“天”是指世上万物变化发展背后存在的本质统一的客观规律，人类可以借助于理性思维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客观规律，进而改造自然、再造社会，但是永远无法全知全能。基于这种被人类文明史反复验证了的天人关系认知，人类社会才能控制人定胜天之激情和听天由命之悲情的泛滥。才能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层面，提出内涵可以与时俱进的终极追求根本理念，例如仁爱、博爱、公正、诚信、自由、民主、平等、共富等。任何人和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可以实践这些终极追求，而且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无法达到最好。与遥远而模糊的就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而言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比较，终极追求更加易于受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直接关注思考，进而用于判断是非和引导实践。

人类社会的许多重大认知问题，在意识形态理论之间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从终极追求层面进行判断往往一针见血和云开雾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起步艰难，有人向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汇报小岗村农民在偷偷走资本主义道路。万里回答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与此同时，有人责问当时起草有关中共中央文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你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杜润生对此的回答是：“我要农民”。更加经典的例子是革命斗争年代毛泽东对共产党内部主义之争的认识。延安整风期间他在笔记中指出：“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骗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没有钻到共产主义理论中引经据典地查找办法。而是直接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在革命斗争年代把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落实到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这就与马克思指出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初衷论断一样，回到马克思主义以人和人类的幸福为核心的终极追求层面，使主义之争得到正本清源。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了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主大旗、有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经历长期内忧外患后浴火重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国防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步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道路也留下了许多方向性、全局性错误的深刻印记，例如强行快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的中苏论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这些错误使中国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发展过程中也难免走一些弯路，例如投资的大跃进造成严重产能过剩、大批先富起来的人携资移民去了外国、唯GDP增长速度的考核掩盖了严重的官员腐化和环境恶化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大跃进冲动甚至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也挥之不去。前些年共享单车涌向全国的数量之大和潮起潮落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潮退之后留下的不仅仅是各地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坟场，还有自行车制造产业链上众多工厂产能大跃进后的突然破产和工人的失业。

面对如此多的成就与错误交织的历程，把强化道路自信当做提升对内对外说服力和凝聚力的核心，必然导致把成就归功于道路正确，把错误归罪于一次次错误路线的头子。当同一伟大领袖先有巨大成就、后有重大错误时，则将其错误归咎于其错误思想违背了自己原来的正确思想，从而进一步证明其正确思想之伟大。这种自信充满着豪情却缺乏担当、问责和追责，因而也就缺乏说服力。

以大道至简的社会发展终极追求作为提升说服力和凝聚力的核心，才有可能使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的反思、争辩和探索，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创造历史。各种鼓舞斗志和增强凝聚力的社会自信，必须先有全社会自觉找错纠错的深刻社会自省，才能避免盲目性和极端性的坐大。全世界各种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促进着各国人民对于终极追求的认知在相互影响中不断深化和趋同。这个大趋势的本质是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客观世界具有统一的客观规律。执政党将终极追求置于最根本的地位，则可以更坦然地面对辉煌成就与惨痛失败同在，热情赞颂与尖锐批判并存。执政党与民众共同探讨在现实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具体落实终极追求，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一系列称为基本原则的重要共识。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加政府治理两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全盘照搬本身也矛盾和错误百出的西方民主制度等等。还完全可以说清楚由于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可以而且应该选择不同的的发展道路。进而解说中国道理时也不需要使用国内国外不同的两种版本。这样的中国道理才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号召力的根基。

基于人类社会终极追求趋同、发展道路却因时因地各异的基础性认识，中国政府在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和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发展道路，这决不是统战策略或权宜之计，也不会因为近年来香港反对一国两制的暴乱而改变。在国际上也有一国两制值得参考的实例。例如总体实行资本主义的以色列，其内部就一直有着二百多个实行取消私有财产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分配制度的基布兹集体社区。基布兹的内部管理及部分私有化改革都严格遵循自愿和民主决策。社区外面的以色列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不干涉各个基布兹内部的民主决策活动。以色列有许多精英人物来自“基布兹”，建国后前8位总理中有包括开国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内的4位总理就来自基布兹。以色列国内数十年来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并没有妨碍其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