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解决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林教授您好。您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过，未来我国经济还将保持8%的增速20年。这一数据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潜力。不过，充分挖掘这种潜力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您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都有哪些，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林毅夫：我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有很多，比如，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利益调整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此次温家宝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根据不同问题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比如环境问题的出现就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都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先是发展农业，继而发展制造业，然后发展服务业。在发展制造业的时期，是能源使用最密集的阶段，也就是污染物排放最多的阶段；同时，发展制造业对交通运输的需求量也会加大，这些都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我国又处于城镇化进程当中，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论是住房建设还是工厂建设，都无法避免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发展所造成的，可以说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处于跟我们同样发展阶段时所存在的问题。

既然是发展所造成的问题，就要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要通过不断地发展和调整，将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由制造业为主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当进入到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时，我们的能源、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需求量自然都会减少，环境问题就会随之缓解。比如东京、汉城、伦敦、慕尼黑，这些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污染很严重的阶段，但当他们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时，环境问题就得到了有效缓解。也就是说，虽然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但发展本身可以创造很多解决问题的机遇：一方面发展有利于结构转移；另一方面发展也提供了资金和能力，让我们可以采用更好的技术、更先进的设备和更高的标准。

环境问题的出现，还与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与环境相关的规定和执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常常不能被很好地执行，甚至一些部门在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源于企业的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是相关的，会故意“减刑”。因此在政府管理上要特别加以重视。

目前，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确实越来越两极分化。而收入分配又与腐败问题高度相关，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问题严重，就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不满。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转型方式所遗留下来的。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并未采用前苏联似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用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这种改革方式一方面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身竞争力、资本比较密集的大型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性补贴，使其维持稳定，避免出现东欧似的崩溃，确保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放开了符合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使这一类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如此便保证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后果却是为了保护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产业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真正有优势的中型企业、微型企业资金不足，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这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资源税费。按照宪法规定，资源的所有权在国家。但是目前我国的资源税费标准非常低，能够拿到资源开采权的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和有“门路”的私企，过低的资源税费造就了一批一夜暴富的人群。这当中当然还夹杂着权力寻租的问题。这也是造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同时，要强调的是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什么呢？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对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补贴是必要的和实事求是的，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资金非常短缺的国家，如果没有那些保护补贴，我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就缺乏竞争力，会倒闭，并造成大量失业。如今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6000美元，不再是一个资金极端短缺的国家，当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多现在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如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根本没有竞争力，如今如“三一重工”这样的装备制造业，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与德国企业竞争的实力。汽车制造业，年出口100多万辆，也已具有了比较优势。这时候就不应该再采取补贴的方式扭曲市场价格，而是应放开市场竞争，让我们的市场真正挖掘8%的潜力。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没有了价格扭曲所造成的财富转移，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劳动力会逐渐从相对多变成相对少，资本会从相对少变成相对多，在这种状况下，劳动报酬会上涨得非常快，资本回报却会逐渐下降。中等收入以下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劳动收入，而高收入人群大多靠资本收益。就会逐渐实现十八大所说的初次分配公平兼顾公平和效率，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完善。

当然，在我们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问题。我觉得，既得利益问题应该靠顶层设计的方式解决。是否保护既得利益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我们要稳定但是也需要发展。如果说过去对一些大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那么现在如果不取消掉这些补贴就既不利于我们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的稳定。因此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是十八大报告的开局之年，也是新一届政府规划未来五年、十年的一年。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将会有更大的平台。

政治的目的就是让为政者为老百姓服务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今社会上有很多学者将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归结于20多年前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并认为目前这种制度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如果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对此，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制度红利的因素，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双轨制经济，再从双轨制方式回到市场经济当中，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休克疗法，维持了稳定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政治改革。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有很多问题不敢讨论，至少不敢拿到桌面上讨论，而现在都可以讨论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没有微博，没有互联网，下情上达很困难，群众监督很困难，现在却不同了，这些应该都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当然我想还应该分清楚我们所谈的政治改革究竟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内容。在形式上我们确实没有采取西方的多党轮替制度，直接民选制度；但是实质上，政治的目的就是让为政者为老百姓服务、给老百姓创造更好的未来，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定有他过去的扭曲所带来的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觉得政治改革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停步，但一定要从实质的改革入手。从实质来看，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行政执行就很落后。

对于改革红利，我觉得依然有很大空间：双轨制改革还有很多扭曲的问题没有纠正，收入分配不均、贪污腐败的根源还没有消除，如果如上所说，我们能够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真正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们的改革红利就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

而同时，我们也要扬汤止沸，要加强监督和执法。这就既包括了经济手段又包括了政治手段，不能把经济和政治截然分开。所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比较愿意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来解决，同时要结合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找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

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非洲去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今年“两会”，您带来了两个提案，其中一个是建议在推动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把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去，尤其是转移到非洲去，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虽然我国目前劳动力成本有所增长，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不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呢？

林毅夫：将企业转移到内地，确实也需要，但是由于交通的改善，目前国内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内地不少劳动者已经转移到沿海就业，留在内地的实际劳动力数量已经不是很多。而且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沿海地区跟内地的工资差距并不大，以不同的调查研究方式计算下来，两地的差距大概只有30%。现在我国沿海地区初级劳动力的月工资一般在2000多人民币，约350美元。如果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的时候，这些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至少会达到每个月1000美元。这种工资水平必然造成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在沿海地区失掉很多优势，即使将这些企业转移到内地，根据前面所讲的两地30%的差距，内地的劳动力工资也有700美元，也是会亏失掉我们比较有水平的竞争。

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还有韩国、新加坡“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像。当劳动力失去比较优势的时候，向外转移就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环节能够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才有利于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升级。伴随着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我们国内的产业可以进行转型和升级，也可以节省出有限的土地资源跟劳动力资源从事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要过程。

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移到非洲去，除了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之外，我觉得对国家还有几方面的好处。

首先它有利于减少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与欧洲的贸易顺差。目前，我国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70、80年代，美国与东亚经济的大部分贸易顺差分布在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当这些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大陆来之后，从大陆出口数不断增多，就将东亚的贸易顺差集中到了内地。如果我们将这些加工环节转移到非洲去，就会减少我们与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顺差，缓解我们外部所面临的压力。

其次，这可以争取到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支持。非洲大约有10亿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他们目前的收入水平却非常低，就业问题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我们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非洲去，可以为当地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进行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让这些国家找到快速解决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方式。

再次，可以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非洲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追求国家的独立发展，但是在发展理念上一直受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如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们学习西方国家追求进口替代战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追求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强调的先进的市场制度。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始终没有解决，反而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洲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按照西方主流理论给他们设计的道路发展非常不成功。而我们中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也很穷，在1979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持续33年以平均每年9.9%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所以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向往。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那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态度怎么样？

林毅夫：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态度确实是需要考虑的。在中非关系当中，我们确实也曾经听过有一些纠纷，对中国有一些指责。我想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长期被殖民，在殖民期间也深受其害，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非常害怕历史重演。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企业转移与欧洲的殖民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欧洲是用洋枪大炮殖民了非洲国家，然后对当地的资源无偿掠夺，而我们的企业转移是以市场经济的行为进行，靠双方平等的交易。我们按照市场价格获得资源，是非常公平的。同时，由于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快，对资源需求非常高，带动了资源价格的上涨，这些拥有资源的非洲国家，实际上从资源上涨中获益非常大。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声明中国是公平的市场交易，给非洲带来非常巨大的好处，不是新殖民主义。

用好的政策框架鼓励企业技术升级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现在广东沿海一些地方确实有部分企业转移出去了，但转移出去之后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您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林毅夫：产业空心化问题，（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也很担心。但现在发展这么多年后再回头看，如果他们不把这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当地的经济就会停止在当时的水平。广东也一样，因为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所能产生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像广东目前的资源水平，如果不把资源释放出来，产业要转型升级就会受到劳动力的制约，而将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转移出去，缓解制约，集中资源来做研发、技术、设计以及市场开拓的部分，就可以为把微笑曲线的两端保留在国内创造条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要过程，只要我们有比较好的政策框架，有利于产业走出去，也有利于国内生产发展，我们就不用太多担心。

最大感受是道路自信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您在世行工作四年，再回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感受还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知识分子，我确实把祖国振兴作为自己最大的职责。在我读书的时候，总看到自己国家衰落，我在台湾长大，也是国家衰落民族不幸的受害者。我从台湾回到大陆工作就像是一个夏威夷的美国人回到美国工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悲剧，我被采取特殊的方式，导致我到现在还不能回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在探索、思考中国怎么样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时，曾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可以帮助我的祖国实现她的富强。但是，我在世行工作期间，慢慢发现西方也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也会出现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经济危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有参考价值，但绝不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准则。实现我们国家复兴的唯一方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也才是求真务实，而这些归结起来就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者：史小今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年4期